张：八大家喜读何家？
陈：韩昌黎。
张：韩文最喜何篇？
陈：《原道》。
张之洞连声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举茶送客。
陈三立得到的反馈是，陈锐不佳。
《原道》是韩愈为了扬儒抑佛而作，虽被奉为经典，但主旨异常保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张之洞的思想显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进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识形态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比一般的洋务派更深。体用分离让他敢在教育上实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舆论相对宽容。但一涉及政治现实，立刻勒马回缰。
因此，把两边各打一棒的张之洞（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实需要的是完全能为己所用的良材。
72、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康有为看完《今古学考》，非常震惊，立刻跑回广州找到廖平，诉说自己如黄河泛滥延绵不绝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无表情地听他叨叨完，摸出两篇草稿，说自己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观点。
康有为狂晕，抢过稿纸一看，标题是《知圣篇》、《辟刘篇》。
治《公羊》的你伤不起。
在遥远的秦代，始皇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尽废六国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隶书。
焚书坑儒后，“挟书之禁”的法令规定，民间私自藏书可罪至“族诛”。这就造成了文化断层。
到了汉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古书”近乎绝迹—除非你扛着洛阳铲去盗墓。
就算真的挖出来两本，拿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晒，望着天书一般的六国古文，恐怕也没人敢买。
《公羊传》的情况比较特殊，虽被归在“今文经”里（用的隶书），但其思想渊源成形于战国时的齐国人公羊高。
此人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认为是孔子之后最早具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
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公羊高。
作为家学，公羊学一直口传心授。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将之付诸纸面，定稿出版，是为《公羊传》。
时至武帝，独尊儒术，释《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谷梁派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当。
当年华山论剑，谷梁派高手瑕丘江公败给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钦定下，公羊学从此成为官学。
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加之公孙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时间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养。
供养之所便是官办的太学，在里面混个“五经博士”当，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潜心学术者寡，征逐名利者众。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突围。
比如东汉最牛的学者郑玄，就因不满太学里的官僚主义和课题贫乏，四处求学，遍览群经，终成一代宗师。
早在郑玄之前，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对这帮学霸发起过猛烈的挑战。
刘歆是皇室宗亲，其父刘向乃著名学者。家学渊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汉成帝召见后，随刘向整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图书馆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尔赫斯就因常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写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西汉的国家图书馆保存了许多稀世的六国古书。刘歆皓首穷经，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经》。又将图书分门别类，撰写目录和简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称目录学始祖。
工作之余还研究一下数学，将圆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发现是《左传》。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确实很利。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生前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
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公羊传》杀气四溢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73、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音同“盖”）的一则事例：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榖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词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乘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在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儿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董仲舒还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74、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一脸循循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那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了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