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现在舟快沉了，最要紧的是查缺补漏。袁老师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们呢都是舟上的乘客。个别坏学生（金玉均）贪图舟上的金币，故意摇晃，弄沉了舟好携金币以自利。小李熙，你说你作为班长应该怎么办？
第二课，建模法。亚洲是一座大院儿，正厅名叫中国，朝鲜是东偏房。
现在东偏房快塌了，里面一帮白痴还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东偏房一塌，正厅的承重墙就岌岌可危，塌方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师是东偏房的看门人，每天站在门外向里（反锁了？）呼叫：你的房子应该赶快修理！聪明的会立刻爬起，愚蠢的反问“关你屁事”，还骂骂咧咧地想把袁老师赶走。
同学们，袁老师可不是袁腾飞，光动动嘴皮子。袁老师是想救你们啊！
见李熙似有所动，袁世凯又挑灯夜战，编了本《朝鲜大局论》，详细分析了朝鲜严峻的现状，指出六条依附中国的好处，四条背离中国的下场，最后得出一个铿然有力的结论：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
亡清室而全中国。从这一点出发，在极力避免朝鲜被他国占有上，袁世凯做到了极致。
49、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还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争气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看也看会了。于是，人前天然呆，人后小算盘，就成了李熙对付袁世凯百用不爽的绝招。
见课堂上卖萌很成功，李熙进一步着手挑战袁世凯的底线，制造了一起外交风波。
1887年5月，朝鲜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任命闵泳骏（闵家人都喜欢游泳？）为驻日公使。过了三个月，见清廷没动静，自High了一下，赶紧让闵泳骏启程，同时又任命了两个公使，朴定阳（驻美）和赵臣熙（驻欧）。
结果就把窗户纸捅破了。
面对袁世凯和李鸿章的轮番责问，李熙狡辩说“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于清廷压力，只好走走形式，咨请礼部批准。
人先斩后奏已经走了一个了，只好现实些，同意以属国体制派使，不能使用“全权”字样。
李熙又开始唧唧歪歪，解释派全权公使的“苦衷”：不全权不足以壮观瞻，尤恐受到轻辱，玷污了天朝。全权表达的不仅是小邦的敦睦之谊，更宣扬了天朝的怀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东拉西扯搞晕了，同意其全权，但必须遵守三大纪律：
1.朝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
2.遇有公宴，朝使应跟随于中国使节之后；
3.交涉大事，必先密商于中国使节，请示核准。
李熙又大耍两面派，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扭头就不认账。
朴定阳到了美国，不仅不拜会清廷驻美公使张荫桓，还单独谒见美国总统，递交国书。
接到张荫桓的报告，李鸿章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耍无赖，说这是朴定阳的个人行为，并恳请俯准删去第一条，以顾全朝鲜国体。
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着袁世凯压李熙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外派使节。
李熙一脸无辜状，说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接到上宪（指李鸿章）的诘问时非常“惊怖”，马上发电叱问该使。结果朴定阳说他到了美国后打探国情，得知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则美国将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回国后再请罪。
转呈北洋的电报中，袁世凯点明李熙意在搪塞。
李鸿章大发雷霆，要求必须严办朴定阳。李熙借口朴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办，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将计就计，以静制动。朴定阳不回，此案不结，则清廷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着急的是李熙。
原本准备赴欧的赵臣熙已驻留香港观望了三个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凯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不教了。
这一年来，李熙同学给袁老师的感觉就是翅膀越来越硬，人越来越闷骚，成天一副你可以指点我，但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去做，袁老师不跟你那儿做恶人了。
家里三个新纳的朝鲜小妾需要联络感情，和其中一个皮肤很白，黑发坠地，唤作金月仙的还联络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妻于氏身在老家，眼不见心不烦，最闹心的还是大姨太沈玉英。
为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绑在桌子上毒打过，落下了腿疾，终生郁郁寡欢。
爱情如蜉蝣，转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只有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能咀嚼出其间的悲凉与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冲突，是厌倦。时间就像杀猪刀，把旷世之恋磨成了柴米油盐。
多少良辰美景，变成了断壁残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与了似水流年。玛琳·黛德丽、索菲亚·罗兰、凯瑟琳·德纳芙、格蕾丝·凯丽……哪个年轻时不是倾国倾城？
而今不在天堂便是垂垂老矣。望着这些天造尤物的往昔光影，你也只有徒叹余生也晚。
世人都会老。是人，也就没有什么“一世的爱情”。上帝将浓浓的爱意渐渐冷却为悠远的亲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稳的需要。孰知人类在求得安稳之后又想追求刺激。于是，安与不安，甘与不甘，拉锯了一生。
无论爱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还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最终只定格为瞬间的芳华。
那一帧或几帧，像演示PPT一样，将在余生里不断地被你忆起，直到有一天你卸载了OFFICE。
对袁世凯而言，理想远比爱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时，他和李鸿章身边的大红人，时任山东登莱青道（主管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的道台）的盛宣怀（1844—1916）结为异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垄断资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并发下宏愿：
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李鸿章）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留名不难，却未必是美名。盛宣怀的强势实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却也打开了国营垄断的潘多拉魔盒，以至于国企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的恶癖延绵至今。而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浅。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答应了吴大澂的提亲。
要知道袁克定此时还不满10岁，在家念书，吴大澂竟突发奇想要把女儿许给这个从没见过的“乘龙快婿”，可见他对袁世凯何等的青眼相加。
大头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始不敢应，说论辈分我们是叔侄；论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论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个道员衔的驻外领事，无论如何高攀不起。
吴大澂为表诚意，写信给袁保龄，让他说服侄儿。又请周馥当媒人，给足了他面子，大头也就不再推托。
50、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你若安息，便是欢天喜地
1889年，李熙终于召回了朴定阳。
鉴于赵臣熙还在香港东张西望，如何处置朴定阳具有标杆式的意义。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在美国顾问的教唆下，闵妃认为宣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她让李熙补授朴定阳职务以昭示各国，并打起车轮战，接连派大臣去袁府软磨硬泡。
袁世凯不为所动，声色俱厉地驳斥说：“包庇朴是故意放任大臣违章，尔等儿戏自欺，也想让中国的朝廷这样吗？”
再往后来的都吃了闭门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过袁世凯不能上达，大头索性以逸待劳，把不遂己愿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写。
李鸿章认为此招“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宁可拖着也不结案。并向他交底，说只要朝方恳求不办重罪，对朴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阶。
可惜算来算去，算漏了河东狮吼。在闵妃的干预下，李熙迎难而上，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书）。
如此公然挑战，肆无忌惮，袁世凯也只好祭出杀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体制下，不能称“后”只许称“妃”。
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样，也是亲华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继承的是她亡夫的，废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话语权。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责下，李熙又怂了。
老公不争气，闵妃只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笼络住袁世凯，再悄悄免去朴定阳的职务，但不予公开。
为此，闵妃派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受小人蒙蔽，误会了您，铸此大错，现已悔恨交加。但朴定阳案实难公开处分，愿私下秘密惩办，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了结此案。
闵妃意图保全自主体制的小算盘袁世凯如何不知？再说，拉拢本是我袁大头的特长，你非要班门弄斧，那我只好献丑陪练了。
他先是装出一副感动万分的样子，告诉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劳神的，还不是在为自己这个学生着急？洪在羲连说是是是。
又一副隔墙有耳的神秘状，俯到洪在羲耳边，说这次非常棘手，李鸿章已经怒了，不仅要严办此案，还准备让朝鲜召回闵泳骏和赵臣熙。
见洪在羲成功被唬住，袁世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跟他“交心”，说自己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朝鲜人了，为了维护中朝友谊，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把朴定阳革职，但处理此事的公文，暂不呈报，以免外界知晓。以此为台阶，他尽力跟上面周旋，传达国王的难处，争取从宽处理，不了了之。同时，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话绝不能外传。
诚恳合作的态度让洪在羲大喜过望，根本没发觉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
大头挖的坑是：先诱使朝鲜撤了朴定阳，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没有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没有结案新的使节就派不出去（国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动权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凯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俄使韦贝的话说就是“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对列强试图在朝鲜通商、开矿、租借土地、修建铁路等各种计划，袁世凯无不操纵王室和外署（朝鲜外交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地阻挠破坏。
正因如此，李熙几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换袁世凯，李鸿章都断然拒绝。坐镇总署的奕譞致函说袁世凯的长处是应酬和侦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鸿章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对大头所提建议李鸿章往往从善如流，转奏总署时也不忘说明其出自于袁世凯，绝不掠他人之美。
要知道，作为对朝政策的决策者，李鸿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毕竟出了事扛责任的是自己—这种不怕下属比自己能干甚至希望超过自己的领导，环顾中国，可谓比熊猫还稀有。
言传身教带给大头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亲信幕僚王锡彤这样评价袁世凯：
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本领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责备，对人也无分外的期望。办成一事，则奖励提掖唯恐不及；办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别人分谤。这就是各类人物所以归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乐于为之尽死力的缘故。
1889年，袁保龄因主持兴建旅顺港操劳过度去世，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精神教父，事事点拨、勉励训诫，二人往来书信，留存于世的就达百万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凯在朝鲜已干满了两个任期，但在仕途上只进了一小步，从正三品升到了从二品。在外交使臣这个位置上，已是特批钦定的最高官衔，升无可升。
为使袁世凯安心留任，李鸿章帮他谋到了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一俟三届干满，回国即能上任。温处道下辖温州、处州两府十几个县，经济发达，是官场中人无不眼红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干满三届了。
51、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日本埋头发展了十年，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俄国不足虑，中国却死死地控制着朝鲜，越看心态越失衡：怎么我的地盘你在做主？
几年前的“长崎互殴案”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长期对国民妖魔化中国的成果。
当时，针对俄国觊觎朝鲜，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远赴海参崴进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时因为需入坞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停泊长崎港。
结果，敏感的日本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众所周知，北洋水师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这不是铁血的傻愤在意淫强国，而是出自权威的世界军事年鉴。
定远（旗舰）、镇远两艘主力舰耗资均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吨位7500，代表着当时德国造船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另有济远、经远、来远、致远和靖远五艘两三千吨位的巡洋舰。
再加上福州造船厂自制的军舰和鱼雷快艇，总计二十五艘战船，可谓举全国之力倾情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话下。
对从无海防观念的农耕文明来说，北洋水师的出现就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最早买船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中，他向美国商人买了艘一千吨的“剑桥号”，装配三十四门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当水上炮台使。估计连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太平军闹事时，广西提督向荣收到上海道吴健彰送来的一艘“孔子号”—四百吨的小洋轮。结果向荣觉得孔子太胖了，目标大，又死皮，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整个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给扔了。
由此观之，这帮清军将领压根就不懂海战，打帝国铁定清一色的“箭塔流”。
日本的跳梁让李鸿章意识到中日迟早必有一战。在其力争下，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白银（赫德之功）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
筹建之初，议者纷纭，以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