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浙江世界文豪全集与名著翻译
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亦是浙江翻译工作者文学翻译的一大特色。根据1995年《出版广角》杂志第八期公布的世界十大文豪（其中一位是浙江绍兴人鲁迅）中，浙江翻译家毕生精力从事翻译的就有五位，他们是韩世钟的歌德小说翻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穆旦的拜伦诗歌翻译、郑振铎的泰戈尔诗歌翻译、草婴的托尔斯泰小说翻译。如果按照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豪书系”的25位世界级文学大师作品翻译，浙江翻译家则贡献更大。至于草婴、穆旦和朱生豪为何走上翻译托尔斯泰、拜伦、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将在下面分章论述。我们还会比较不同译者的译品，如梁实秋、曹未风、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比较。本节将从总体上把握浙江翻译家在世界文豪作品翻译中的显赫地位。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1834年发表处女作诗剧《斯捷诺》到临终前一年发表的《散文诗》止，半个世纪里，以诗歌、剧本、小说、特写、书信、评论等文学体裁写下了数十卷著作，描绘了俄罗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构成19世纪40至70年代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部独特的艺术编年史，为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鲁迅、茅盾、郁达夫、郑振铎等浙江大作家都对屠氏作品有所评论和分析。茅盾或许是我国最早论述屠氏的人。他在1920年说过：“俄国人认为，文学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用于人生。我们只要看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便可明白。他们两个都有绝强的社会意识。屠氏是诗意的写实家。”郑振铎在1923年指出：“讲起屠格涅夫的小说，其艺术的结构与文词的精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无一能及。”然而早年鲁迅曾慨叹过：“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集。”可喜的是，为系统积累和传播世界文学精华，河北教育出版社不惜投入巨资，作为第一浩大工程，至1994年推出12卷本、400余万字的《屠格涅夫全集》，叶水夫为全集写总序，其中第八、十卷中《散文诗》（83首）由资深出版人兼翻译家沈念驹先生所译。“虽然篇幅不大，却融汇了作家整个生命和创作的特点。”“它既是屠格涅夫的人格写照，又是屠格涅夫艺术的结晶；既是屠格涅夫思想情感的履历表，又是屠格涅夫全部创作的大纲。”（《屠格涅夫散文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沈先生在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繁荣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1981年进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1983年转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并主持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世界戏剧经典全集》《外国著名诗人诗全集书系》等多种大型丛书，主编出版《果戈理全集》（7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契诃夫全集》（10卷本）等作家文集及其他文学名著。值得重视的是，沈念驹的普希金情节始于他极冠年，甫进大学。普希金诙谐调侃的小诗《我的墓志铭》、爱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都给他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普希金浓丽的抒情气息，让他爱不释手。1998年春，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严谨的作风终于出版了迄今国内第一套八卷本中文版《普希金全集》。适逢俄罗斯版权协会代表团来杭，沈念驹得到了新版《普希金全集》书画卷。1999年，在诗人200周年诞辰之际，这套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编辑人员心血的《普希金全集》和它的补充卷出版了，用沈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对普希金情节的一个交代”【36】。
浙江大学的宋兆霖教授为翻译世界文豪著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首先，被文学界公认为石楠荒原上三朵奇葩的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家喻户晓，但是学术界对勃氏姐妹的介绍和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对艾米莉和夏洛蒂的诗歌，除了在读诗集和报刊上译载过一二十首外，绝大部分均未作过译介。1996年，宋兆霖主编并翻译的列入“世界文豪书系”《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给我国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勃朗特两姐妹生活和创作的全貌。其次，宋兆霖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当代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文集。《索尔·贝娄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包括《洪堡的故事》《赫索格》《雨王汉德森》，展现了作者的索求主题。这些主题涉及对人的自我本质的考验、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寻求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文学艺术的命运问题等，深刻地反映了当今西方的社会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索尔·贝娄文集》的翻译无疑为当今美国问题研究提供了便捷，也有利于更广泛的文学群体对更深入研究索尔·贝娄打开了方便之门。2007年索尔·贝娄美国小说奖颁发给作者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菲力普·罗斯。宋兆霖等浙江学者长期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主编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集。他2005年主持选编的6卷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传略/访谈录》到2006年3月已经是第4次印刷；他还主编过10卷本的《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它们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了20世纪以来世界文坛的概况和文学潮流的变迁，并从中得到启迪和裨益。除此之外，宋兆霖还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上、下）、《双城记》（译林出版社，2004）、美国小说家詹·费·库柏《最后的莫希干人》（译林出版社，2001）等。
董乐山（1924-1999）先生是我们不可不提的翻译世界的作家、翻译家。他是我国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杰出的翻译家、优秀的文化随笔专家，一生著译宏富。他主持翻译或独译的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东方出版社，2005），英国作家詹·格·巴拉德的《太阳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等译作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董乐山先生晚年翻译出版的名作有美国作家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8）与被列入20世纪经典的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译林出版社，2007）。学术界（汪子嵩）称赞捧读董乐山《苏格拉底的审判》明畅舒美的译文就像在闷热的天气里一副清凉剂令人忘暑。该书作者旁征博引，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腊的悲喜剧以及柏拉图的《对话》直到《圣经》中的一个个故事，都用来作为他分析论证的依据，使读者开了眼界，开了心窍，思想不由得跟着他自由飞翔起来。董先生还在《译序》中介绍了作者I.F.伊东和此书的写作背景。译序已登载在《读书》1992年第8期。沈昌文，《读书》杂志的主编说董先生的悬殊性在于其有思想性，不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董译有启蒙作用。作家王蒙说董乐山的翻译作品得风气之先、开国人眼界。资中筠先生更是美誉董乐山，说一个真正大翻译家首先是个学者，董先生作为翻译家名副其实。董乐山先生所译的美国作家拉莱·科林斯《巴黎烧了吗？》在《世界文学》1995年第2、3、4期连载。全书的汉译约27万字。它属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作品。作品文体发挥了新闻报道的特长，叙述故事生动活泼，扣人心弦，可称一部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2002年译林出版社再版。
董先生对英国文豪乔治·奥威尔的系列作品翻译更是他传播经典世界文学的实例。1997年主编《奥威尔文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第二辑出版，1998年翻译出版了《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和《动物农场》，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作者》。董先生的翻译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亦不是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画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他在1997年酷暑抱病写的《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是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20世纪政治预言经典无比精辟的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董先生坎坷的人生也可以说是他对奥威尔作品翻译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
1999年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召开董乐山先生学术研讨会。美国所、日本所、外文所、新华社、北京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等单位的资深学者、生前好友参加了会议。会上一致认为他的文字永存，他对美国学研究的贡献永存学术界、知识界。
《歌德文集—歌德戏剧三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的译者韩世钟（1928-），笔名叶文，亦为浙江著名的翻译家。1953年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编辑工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韩先生以研究德国文学见长，自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战后德语文学一瞥》，1981年发表在《外国文学报道》杂志第6期。他主要翻译世界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戏剧，译著包括《克拉维戈》（Clav igo）、《丝苔拉》（Stella）、《哀格蒙特》（Egmont），与叶逢植合译了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戏剧《斐哀斯柯》（Fiesko），1958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与章鹏高合译德国剧作家、诗人盖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的《霍普特曼戏剧两种》（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该书包括《织工》（1892）、《海狸皮大衣》（1893）两个剧本。前者是一部以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的剧作，是霍普特曼最著名的作品，也是德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后者是一部“窃贼喜剧”，剧本描写一个洗衣妇巧妙地骗过警察和密探，偷窃木材和海狸皮的故事。霍普特曼在剧里嘲讽了普鲁士官僚机构，倾注了对小人物的同情。另外，他还翻译了代表霍夫曼创作高峰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霍夫曼的小说创作都具有类似的神秘怪诞色彩，善于利用离奇荒诞的情节来表现幽灵般的神秘力量，揭露和批判黑暗势力，显得轻快、诙谐，发展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讽刺文学。霍夫曼是唯一产生了深远国际影响的德国浪漫派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受过他很大影响。从1958年开始，韩先生翻译出版德国文豪近30件作品，说明他对德语文学的热爱和翻译德语文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当然，在中国传播德语文学的另一位浙江翻译家是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的叶廷芳，他对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的小说、散文的翻译亦是呕心沥血。其译著包括《卡夫卡散文/经典印象》（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爱的险境》（卡夫卡小说经典）/外国文学名著文库（华夏出版社，2007）、《变形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等。《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以及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恐惧和迷惘。小说充分运用象征、梦幻、隐喻、夸张的手法，虽总体荒诞却细节真实，语言明晰、简练，又极其精确。这些反映现代社会力作的翻译说明中国当代翻译家对现实社会的焦虑和关怀。我们可以参阅叶先生《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一书，深入了解德语文学。该书荟萃了国内外关于歌德和席勒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为永远的歌德席勒、歌德作品解析、歌德席勒与中国等三个部分，着力探究在眼下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歌德席勒其人其作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如何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
浙江学者努力担负与实现传播世界文学到中国的使命。以上阐述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比如，吴笛教授翻译的《苔丝》译本重印多次，又如冯亦代（1913-2005）对美国文豪海明威《第五纵队》等作品的翻译。我们以冯亦代先生生前回答其好友提问时的一段话结束这一小节。他说：“搞文学翻译是个苦差事，不但要通晓另一国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十分熟练地掌握汉文字，还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修养。我虽然尽了努力，结果还是远远不能达到原著的水平。你想一次翻译成功是不行的，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是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推倒重来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经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我觉得既学了另一国文字，就有责任把他国的文学精华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的读者和作家有机会欣赏、借鉴。”在今后的译学道路上浙江翻译家会越走越好，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