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后一株苦楝树顶端有个圆圆的鸟窝。通过掰手腕的方式，我取得了上树掏鸟窝的权力。
我爬上树顶，小心地在鸟窝下面的一个枝丫上站定，惊走了守着小鸟的大鸟后，慢慢伸出手，抓住一只全身光溜溜慌乱挣扎着的小鸟，自豪地向底下的小伙伴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谁知，胜利的手势还没有完成，脚下突然一沉，身子跟着手里那只小鸟，急速地朝地上坠去，死田鸡样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挣扎了半天才站起来，突然发觉左手臂变成了放在门后的翘头扁担。看了弯曲的手臂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骨头断了，我要死了。这个想法刚出，手臂立马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对死亡恐惧的潜意识在此刻被突然激发，早就忘记手上还紧紧抓着的小鸟，只顾托着断臂，大哭着往家里跑。刚才和我玩得好好的伙伴们，现在都像苦楝树上护着小鸟的鸟儿，瞬间飞散，不见踪影。
等父亲陶招贵领着手臂上夹着夹板，贴着膏药，缠着纱布，用一条纱布悬挂在脖子上的我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那天陶招贵带着我上了城里的医院，一位脸上长满老年斑的医生，不顾我哭天喊地、苦苦哀求，只管抿着嘴一脸严肃地抓着我的手臂，拉扯握捏了半天，才把弯曲的手臂重新变直。
陶招贵领着我去了一趟医院后，接下来每星期一次的换药，就要我自己去了。好在陶招娣的家就在城里，离车站也不是太远，走路不用半个钟头就能到。所以，每次我坐头班车到城里，陶招娣肯定已经等在车站的出口了。
陶招娣是我的姑姑，排行老大，我父亲陶招贵最小，两人年纪相差十多岁，所以，从小陶招娣就护着陶招贵。爱屋及乌，我借了陶招贵的光，加上我又是陶招贵连生四个女儿后才盼到的儿子，更赢得了陶招娣的喜欢。所以，只要她回来，一定会偷偷塞给我几块动物饼干，一把上海奶糖。
我的受伤，让陶招娣重新找回了照顾陶招贵的感觉。因此，她毫无怨言地包揽下带着我去医院的任务。每次医生给我换好膏药纱布，夹上夹板后，她都会带我到医院边上的一家小吃部，买上两个烧饼一根油条。
平时在家里，一年吃不到一次的烧饼油条，现在一星期就能吃到一次，这让我很享受和期盼，每次还未坐上回家的汽车，就眼巴巴等着下一个星期快点到。可惜，好景不长，过了两个月，医生拎着我瘦弱的手臂，耍猴似的嬉耍了一阵，说，“过十来天，直接把纱布膏药扯掉，不用再来医院了。”
刚刚耷拉着一张脸的陶招娣，瞬间笑成了一朵花，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我看着笑逐颜开的陶招娣，忽然想到，吃惯了的烧饼油条，今天是最后一次了，眼睛顿时变得涩涩的。
走出医院，路过小吃部的时候，我扯着陶招娣的手，放慢了前进的脚步。陶招娣没有像以往那样站住身，从裤袋里掏出手绢包，细心地找出几枚硬币或者一张毛票，再加二两半的粮票，给我买烧饼油条。她轻轻打了下我的头，“小馋嘴，跟我回家去，今天特意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到家了我才知道，陶招娣所说的好吃的，其实就是一小碗红烧肉和一大碗油条汤。这两个菜虽然简单，但我还是感觉很丰盛。家里从来没有吃过浇了麻油和放了葱丝的油条汤，更不要说红烧肉了。
吃好中饭，陶招娣从窗口的写字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小小的纸片递给我，“这是你大伯要的自行车票，千万别丢了。”那张纸片比我折洋片纸的纸要小，要单薄，似乎稍一用力就会破掉。我看了下，上面有三排字，底下还有一个圆圆的印章。
我翻来覆去看了会儿，陶招娣紧张地说，“小心别弄破了。”我不由得想笑，真是乱紧张，这样一张扔在地上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纸片，怎么比得上口袋里那厚实的洋片纸金贵。但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洋片纸，一脸认真地说，“不会，我口袋里的洋片纸放了好多天都没破。”陶招娣笑着接过洋片纸，看了看，说，“原来是香烟壳啊，以后让你姑父都给你留着。”
陶招娣又从一只泛着暗红色油漆的樟木箱子里，拿出一件有着四个口袋、仿解放军军装做的草绿色衣服。能有一件军装，几乎是我那个时候的全部梦想。我当即激动得腿都发抖了，结结巴巴地问陶招娣，“姑姑，这衣服是给我的吗？”陶招娣笑着说，“当然是给你的啊，你是姑姑最喜欢的侄子，不给你给谁？”
我咧着嘴，在陶招娣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把军装穿上。陶招娣细心地把所有扣子都扣好，又在衣襟上扯了几下，让我围着她转了两圈，说，“舒服吗？”我扭着被风纪扣紧卡着差点透不过气的脖子说，“很舒服。”“别骗我，要是穿着不舒服，就别穿了。”我赶紧说，“真的很舒服。”陶招娣笑了，这衣服我要下半年上学的时候穿，读书了，该穿新衣服。
陶招娣把衣服重新叠好，放在床上，然后又从黑不溜秋的大衣柜里翻出几件已经穿过了的衣服，连带着刚才的绿军装，一起塞进一个起皱开裂的蓝色人造革旅行包，让我背在身上，然后小心地帮我系好带子。
陶招娣把我送到巷口，指着汽车站的方向说，“姑姑要去上班了，没时间送，你一直往前走，别走错了。”我豪气地向陶招娣挥挥手，喊了声“不会走错的”，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车站方向走去。陶招娣一直盯着我走了很远，才转身。
走着走着，刚才还显轻巧的旅行包，很快就像有人在往下扯一样，越来越重。我想放下来歇歇，可陶招娣把它放上我的肩膀后，就没想过让我放下。
我蜗牛似的背着包，一步一步挪到汽车站，看了眼空荡荡的售票处后，很快走到了排着长长队伍的检票口前面。我看了几眼排队的人群，想了许久后，就紧紧地贴在一个拎着网兜袋的女人屁股后面。
汽车老黄牛似的叫了两声，慢慢地出站了。我开心地从女人的屁股后面钻出来，望着窗外不住移动的房子和树木，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刚吸进去的空气还没从肺里兜转，心已经慌了起来。窗外陌生的房屋，陌生的行道树，陌生的烟囱……无不在显示，我坐错车了。
我从没有过这样经历，顿时慌得手脚都软了。当时能做的，只能是边哭边叫，“停车，停车，我要下车。”驾驶员停下车站起身，指着我说，“你把车票拿出来，我看看你坐到哪里？”驾驶员肯定已经觉察到了我的逃票行为，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处置。这样一想，心里更慌了，哭声也更响了。熙熙攘攘的一车人，被我响亮的哭声搞得心烦意乱，叫嚷着让驾驶员打开车门。
我连滚带爬地挤下车，孤单，害怕，无助，闪电一样冲撞着我，让我的眼窝成了屋后山脚边的那泓泉水，源源不断地涌出泪水来。
肩上的包越来越重，压得我只能让身子弯成九十度，才能蹒跚着往前走。去往车站的路似乎很漫长，不知走了多久，依然看不到车站的影子，我不由得怀疑是不是走错了，但仔细想了想客车行驶的方向后，觉得应该不会错。
于是，我抹掉不停涌现的眼泪和汗水，迈着坚实的脚步，往车站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地上一个戴着帽子、围着围巾、拿着铁棍子的“工人叔叔”严肃而亲切地望着我，一动不动。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喉咙口忽然像燃起了一盆炭火，刚刚咽下去的口水，很快变成了滚烫的蒸汽，冲出嘴巴后，烤干了顺着脸颊慢慢下爬的汗珠。本来扑通、扑通有节奏地跳动的心脏，也变得疯狂，似乎不用力按住，就会从胸口跳出。
我哆哆嗦嗦地伸出脚，用力把“工人叔叔”踩在脚下，然后快速用颤抖的手，把这位严肃的“工人叔叔”紧紧地攥在手心。慢慢伸了伸脖子，我心虚地望了下四周，宽敞的马路上，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急匆匆地走着，似乎都没有发觉我的存在。尽管这样，我依旧蹲着身子，装模作样地擦了下本来就脏兮兮的鞋面，快速把攥在手里的“工人叔叔”又仔细看了一遍，不错，是钱，五块钱。发财了。我的心又是一阵狂跳。五块钱，能买多少面包油条，水果糖茴香豆，我无法算清，只有脚和手跟着心在不住颤抖。
我把钱往身上的每一个口袋里都藏了一遍。可是，无论放在哪个口袋，都不能让我安心。最后，我下定决心，把钱藏进了上衣的表袋，因为表袋上有一个扣子，扣上扣子就等于给五块钱上了道严严实实的锁。
车站就在前面。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我不敢再像以前一样逃票，想老老实实地买车票，可是翻遍口袋，才想起，陶招娣没有送我到车站，也就没有给我买车票，因此，除了表袋里的五块钱，我身上再无多余的钱了。
我挤在检票口前的队伍里，叔叔伯伯大妈叫了一通，终于被夹在一个驼背老头后面混上客车。汽车出站，我悬着心看车窗外，直到看到了熟悉的烟囱，树木、房子，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像以前一样安心地坐在地板上。胸口的五块钱似乎怕我忘记它，一直硬硬地顶着我，顶得我胸口滚烫滚烫。
那天的汽车似乎走得特别慢，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屋后的山头，已经被山背后的太阳烧成了熊熊的炭火。正在门口忙碌的大姐远远看到我，对着屋里喊了声，“娘，弟弟回来了。”我娘张金凤拍着手上的灰尘，急忙地跑出门，看到我要饭似的背着一个破包，一步三歇地回家，急忙小心地解下压了我半天的旅行包，拉过我还上着夹板、缠着绑带的手臂问，“疼吗？”我喘着大气说，“不疼了，医生说再过十来天，膏药、夹板就能拿掉了。”
大姐给我打了盆洗脸水，拧好毛巾，然后伸手想给我解开衣扣，给我擦脸擦身。她的手刚挨近我胸口，我的手被火咬了似的快速按住胸口。大姐笑着拉开我的手，“哟，去了趟城里，怕难为情了。”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站在边上的张金凤不知是看我的神色不对，还是看到了我藏在表袋里的钱，总之我还没反应过来，表袋里那位变得软塌塌、而且透着一股难闻汗臭味的“工人叔叔”，已经在张金凤手上了。我霎时后悔得要死，要是我不按表袋，这钱至少可以在我身上多待几天，说不定我还能偷偷地买几颗糖吃。现在钱在张金凤手上，就好比泉水流进刷了桐油的畚箕，要再漏出来就难了。
张金凤拿着纸币问，“你姑姑给的？”看着一脸紧张的张金凤，我突然觉得做了小偷一样，显得毫无底气，低声说，“不是，我捡的。”张金凤盯着我追问了一句，“哪里捡的？”我低着头，做错事似的把坐错车，捡了钱的过程说了一遍。
此时，去井头擦澡的陶招贵回来了，张金凤把钱递给陶招贵，陶招贵笑着说，“我正在愁下半年读书的学费呢，这倒好，不用愁了。”我眼巴巴地盯着陶招贵手上的纸币，“爹，这钱让我自己放吧，我保证不用掉。”陶招贵拍拍我的头，“小孩子放钱，半夜要被老鼠偷走的，还是你娘帮你放，老鼠怕大人。”我想想也对，每年年三十晚上爹给的压岁钱，无论我藏得再好，第二天早上醒来，肯定都杳无踪影。该死的老鼠，偷钱的同时，有时候还会咬破我的口袋，偷吃里面的瓜子花生。
后来，我曾做过好几次捡钱的梦，但我醒来之后，手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好几次闭上眼睛，想继续做梦捡钱，可是，却无法再继续。
九月一日早上，兴奋了好几天的我早早地背着陶招娣给我的旧书包，缠着张金凤要钱。张金凤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摸索了半天，凑了五毛钱让我去交学费。我说，“我要那张五块的。”张金凤说，“笨小孩，五块钱我给你存着，永远是五块，要是拿去换开了，就不是五块了。”我想想也对，就让这五块钱永远存着吧。
一天晚上，我听张金凤和陶招贵在说陶金宝结婚的事。陶金宝是大伯陶招福的儿子，我的大堂哥。我早就盼着陶金宝结婚了，这样，我就能端新娘嫁妆中马桶。端马桶，也就意味着我将能拥有马桶里面一毛钱的红包，两个红鸡蛋，一把红花生。张金凤说，“本来说好年底结婚的姑娘，现在吵闹着要悔婚。”陶招贵问张金凤，“为什么闹？”张金凤说，“还不是自行车的事。”原来，去年陶金宝相亲订婚的时候，女方提出要自行车，陶招福满口答应，两家人也就喜气洋洋地订婚结亲。今年春天，陶招福准备挑结婚的日子，就把陶金宝的庚帖发到女方家换庚帖。本来以为是很顺当的事，谁知，女方说要陶招福先兑现自行车才换庚帖。陶招福让介绍人说了好多好话，许了很多愿，但女方依然不为所动。陶招福连夜赶到城里，找到姑父，姑父当即和陶招福赶到女方家中，拍着胸部说，结婚的时候，一定让陶金宝用自行车推着新娘子，风风光光进门。话说到这里，女方才答应交换庚帖，定下结婚的日期。张金凤接着叹了口气说，“现在倒好，老虎追到屁股后了，他姑父的自行车票影子也没有，写信过去问，好几天了，也没回音，他大伯他们愁都愁死了。”
我一听自行车票，忽然想起陶招娣给我看过的纸片，赶紧说，“自行车票姑姑给我看过的，那天她还让我带回来。”陶招贵和张金凤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急切地问，“那自行车票呢？”我说，“不知道。”陶招贵生气地说，“怎么不知道？姑姑不是让你带回来了？”我细细想了半天，根本想不起这自行车票最后的结局。于是结结巴巴地说，“姑姑当时给我看过，后来有没有给我，忘记了。”“让你没有记性，再好好想想。”张金凤狠狠地在我头上凿了一个煨栗子，疼得我捧着头哇哇直叫。
陶招贵愤愤地说，“叫什么叫，你祸闯大了知不知道？”说完，他问张金凤，“上次背回来的包看了没？”张金凤说，“我看了一下，都是衣服。”陶招贵说，“再好好找找，说不定裹在衣服里面了。”张金凤把陶招娣让我背回来的衣服一件一件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又把人造革包翻了个底朝天，哪有什么自行车票的影子。气急的张金凤又要打我，陶招贵拦了她一下，对我说，“你再想想，到底有没有拿？”我哭丧着脸说，“我真的不记得了。”陶招贵长叹一声，“我写封信去问问你姑姑，是不是忘在家没拿来。”
陶招贵的信还没写，陶招娣却找上门了。正在上班的她收到了陶招福的信，知道自行车票还没有到陶招福的手里，急得来不及请假就从城里赶来。她没有先去陶招福家，而是先到了我家。张金凤把还在教室上课的我拉回家，让我和陶招娣对质，搞清这个自行车票到底有没有给我。我说，“你给我看了，但又拿回去了。”陶招娣说，“我给你了啊，还叮嘱让你放好，你不是和洋片纸放一起吗？”
我一听，头刹那间大了，脑袋里一片空白，洋片纸，那些洋片纸早就在游戏中输输赢赢地分散了，要是真的夹在里面，也不知道在谁手上了。不过，很快我又踏实了，手上的洋片纸，对我来说就是财富，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拿一张就给人家的，一定会翻来覆去地看几遍，才肯出手，要是自行车票真的夹在这洋片纸里面，肯定能发现。
陶招贵怒吼一声，“到底有没有？”我低着头轻声说，“没有。”张金凤在边上鼓励般地说了句，“声音响点。”我壮着胆大着声说，“真的没有。”陶招贵仰天长长地吸了口气，“做人要实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胆怯地看着陶招贵，低声说，“真的没有。”
陶招娣站在边上，冷眼盯着我看了好大一会儿，冷不丁地说，“你那天有没有在车站买烧饼油条吃？”我说没买。陶招娣说，“没买？谁信你，看到烧饼油条就走不动路的模样，你会没买？”我大声说，“没买就是没买。”陶招娣盯着我看了许久，突然冒出一句，“你的五块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转头看了眼陶招贵和张金凤，又毫无来由地心虚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在……在路……路上捡的。”陶招娣紧跟着又问了一句，“哪条路上捡的？”我说，“不知道，那条路和我回家的路不一样，我坐错车了。”“哼，”陶招娣冷笑一声，“我一直因为你聪明把你当宝贝，没想到，你的聪明用在了歪路上，把自行车票卖掉了，就说捡到钱了，我在城里生活了二十来年了，连五分钱都没捡到过，你怎么一捡就是五块？你知道一张自行车票有多宝贵吗？你姑父辛辛苦苦做牛做马干了两个月才搞到，你倒好，就这样一张票子，竟然卖了五块钱，我，我白疼你这只白眼狼了。”陶招娣狠狠地一蹬脚，差点把结实光滑的地面蹬出一个深坑。
陶招娣的话让站在边上、努力想淡定的陶招贵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一下拿起放在门后的扁担，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我往边上一躲，扁担带着一阵刺耳的呼啸声，擦着肩膀落下，砸在地上。我拼着命地往外跑，没逃出多远，就被陶招贵扯着耳朵拽回，跪在了灶前。
我以为陶招贵让我跪在灶前，只是应付陶招娣，谁知道陶招贵竟然拿着一把扫帚，对着我劈头盖脸地乱打起来。要不是张金凤在边上哭叫着拦住，站在边上的陶招娣看得心慌，拉住陶招贵的手给了他台阶，真不知道我会被掏招贵打成什么样子。
陶招贵和伤痕累累的我一样，成了一只受惊的老鼠，整天坐立不安。毕竟，一张自行车票，姑父做牛做马的干了两个月才搞到，同时还关系到陶金宝能否顺利结婚，陶招福能不能抱上孙子的大事。陶招贵苦思冥想了几天，提着一家人舍不得吃的笋干、茶叶，赶到城里，求了陶招娣、姑父，请他们再去想办法弄一张自行车票，还保证在一年之内一定还上。在陶招贵的信誓旦旦下，姑父只能同意。当然，陶招娣也把她弟弟、侄儿都骂了个狗血碰头，使得陶招贵回家的时候，依旧佝偻着和年龄完全不相符合的身子。
姑父在陶金宝结婚前的一个月，终于搞到了一张自行车票，让我那嫂子在结婚的当天，满脸幸福地坐在高头大马般的“凤凰”自行车后座上，由同样兴奋得合不拢嘴的陶金宝推着到了婆家，圆满地完成了庄严的结婚仪式。当然，我因为丢自行车票的错误，失去了端马桶的资格。
陶金宝结婚后不久，区食品站为了增加生猪的收购量，出台了一项政策，农民只要在一年内出售十头外贸猪，就奖励一张自行车票。这个消息对陶招贵、张金凤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卖到十头生猪，不但能省去一笔买自行车票的钱，还能有不少的收入。
激动不已的陶招贵和张金凤商量了一下后，就拿了生产队年底分红的四十多块钱，急匆匆地赶到邻村去抓了四只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猪回来。陶招贵把小猪安顿好，就对即将放寒假的我说，“以后你的任务就是读书和喂猪。”
我抬起头，努力用一副大人承担责任的样子，点点头。从此，我的眼睛开始盯在了村外的田间地头，翻洋片纸、打玻璃弹、放风筝的玩乐，都和我绝缘了。我的目标就是到年底，帮着爹娘养出十头大肥猪，得到一张自行车票奖励。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天也渐渐地暖和起来，猪也慢慢地大了起来，小小的猪舍再也无法关住这四头调皮的小猪，它们时常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集体出逃。好在猪舍后面是一大片的茶园，茶园里的野草，成了它们的零食，也给了我偷懒的机会。
小猪一点一点地长大，胃口也慢慢粗起来，茶园里的野草早被它们啃食得干干净净，我不得不开始去田间地头割草。好在天一热，田间地头的青草野菜也疯长起来，多得我恨不得多长两只手，把那肥肥嫩嫩的青草野菜割回家，让家里的那四头猪吃得肥肥的，壮壮的，然后卖给食品站，早点把自行车票拿到手。
一天早上，我割了满满一大篮的青草回家，无意中路过对面山脚的小溪时，发现这条不大的小溪两边，长满了嫩嫩的、密密的、像稻秧一样的青草。这个发现让我异常激动，连上课的时候都在想，都在担心，担心被别人发现后割了去。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放学，连饭也来不及吃，就急忙地背着一只比我个子还要高大的菜篮出门了。
草长长的，翠翠的，镰刀一刀一刀割下去，像咬过年时候的鲞冻肉，腻腻的，沙沙的，让人着迷，让人沉醉。割着割着，忽然感觉左手的小指一阵刺痛，似乎被镰刀割了一下，我猛地抽起手，随着我的手起来的竟然是一条黄黄的和镰刀把差不多大小的蛇，我惊恐地甩了几下，那蛇顺着我甩手的方向，很快就钻入水里，跑了。
我被蛇咬了，要死了。我把茶篮、镰刀一扔，捧着手，哭喊着向家里跑去。我的哭喊声，震掉了陶招贵和张金凤手中的饭碗，他们飞奔着出来，惊恐地看着我在院子里倒地打滚的样子，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叫道，“我被蛇咬了，我要死了。”陶招贵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一下把我的指头塞进嘴巴，用力吸吮着。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放开手，拿起我的手指细细地看了半天，忽然笑了起来，一下跌坐在地上，拍拍膝盖上刚才跪在地上沾上的泥土，“儿子，没事，起来，死不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条挂在我手上的是条没毒的水蛇。有了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直到现在，只要看到青草茂盛的地方，我都会绕着走。
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能种的地，都种上了马铃薯、南瓜、番薯。家里能吃的，除了人吃外，都进了猪的肚子。为了不让猪的成长脱节，陶招贵又借了点钱，买了两只小猪回来。就这样，猪舍成了猪的临时宿舍，屋后的茶园和柴山，成了猪的乐园。我依然每天利用清晨、中午和傍晚时间去割草，好在种在地上的马铃薯、南瓜、番薯的枝叶和果实开始有了收获，我割草的任务也就没有加重。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先前养的四头小猪已经成了大猪，可惜毛长长的，精瘦得像野猪，只有骨头，没有肉。我恨不得这些猪一天能长十斤肉，不，最好是等我睡一晚醒来，四处奔跑的猪仔全都成了大肥猪，这样，一张关系着我不用再割草喂猪的幸福生活的自行车票就到手了。
暑假了，生产队里的农忙也开始了，喂猪这事全部压在了我的肩上，好在喂猪对我而言，在辛苦的同时，也是看得到的希望。等到农忙结束，堂屋的小粮仓里又堆满了生产队刚刚分下来的稻谷。陶招贵借了钱，再次买了两只小猪回来。陶招贵的打算很好，等过几天，把大猪卖了，小猪接上，一环套一环，不会脱空。
就这样，在离区食品站收购外贸猪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四头大猪就受到了特殊待遇，不但被强制关在了猪栏里，而且每天晚上都能吃到张金凤特意烧的夜宵，只是盼着它们能快点长肉。
扳着指头，区食品站收购外贸猪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一夜我很激动，半夜和陶招贵一起挑了两头相对比较大的猪，给它们单独喂了南瓜粥。第二天，天还没亮，又和张金凤一起烧粥。粥烧好后，为了能让猪多吃点，增加点斤两，陶招贵特意在粥中放了点盐，还没有像往常一样放米糠和青草，让它们直接吃粥。
两头猪吃完张金凤喂的纯米粥，肚子已经鼓胀得像一面鼓。抬头看天，东方亮亮的启明星悬在半空，远处山头黑漆漆的天际，也渐渐地露出了点灰白，我的心也变得亮堂堂的。
陶招贵前天晚上请好帮忙的两个邻居也到了，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两头吃得饱饱的猪捆得结结实实。按照习惯，出售的猪都要用秤先称一下，做到心里有底，陶招贵也不例外。可是，两头猪秤下来，陶招贵的眉头皱了起来。
两头代表着自行车票一角的猪，在陶招贵的忐忑、我的无限期盼中，被抬上钢丝车。陶招贵对我说，“你再去睡一会儿，等下起来别忘记到地里把昨天割掉的芋艿叶子收回来喂猪。”我说，“我跟着你去，在路上可以帮你推推车。”陶招贵还想说，“张金凤说，让他去吧，到时候上下坡的时候，你也可以轻松些。”陶招贵这才答应让我跟着一起去。其实，我要跟着陶招贵去，只是想让自己为自行车票悬着的心踏实点。
区食品站在离家十多里地的镇上，等我跟着陶招贵拉着钢丝车，盯着刚刚初升的太阳，沿着陡峭的山路，磕磕碰碰赶到食品站时，食品站门口早排满了等着出售的肉猪。我忽然发觉，我家那两头精心挑选出来，挺着大肚子、偶尔哼哼两声的猪，和那些大呼小叫的猪相比，纯粹就是可怜的小不点。陶招贵背着手走了一圈，长长地叹息一声，无精打采地在食品站门口找了个空地坐下，掏出烟，递给坐他边上一位和他年龄相差不大的男人，两个从不熟悉的男人，因为卖猪，有了共同的话题。
一夜没睡的我，借着暖暖的朝阳，开始像一条吃饱了嫩叶的大青虫，懒懒地坐在钢丝车的前端，手臂靠在车栏上。靠着，靠着，手臂一滑，撑在了其中一头猪的脊背上，那被捆着的猪一惊，动了动，哼哼两声，也就不声不响了。我枕着暖暖的猪身，竟然睡着了。等我醒来，太阳已经离地很高了，原本排在食品站门口长龙似的一长溜肉猪，早溃不成军，东一头，西一头寂寞而无奈地散落着。我甩了甩有些麻木的手臂，走到依然坐在食品站门口台阶上的陶招贵身边，奇怪地问，“爹，我们的猪怎么还没卖掉？”
陶招贵站起身，用脚踢了下扔在地上的烟头，没有说话。正好，食品站里出来一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拎着一把剪刀，敞着怀，露出胸口一簇黑黑的胸毛，身上那件已经看不出底色的工作服下摆上，满是黄黄绿绿的猪粪。他伸脚碾了一下刚刚吐在地上的浓痰，摇摇摆摆地走到那几头孤零零躺在地上的肉猪前，伸手在这头猪的脖子上一摸，在那头猪的肚子上一抓，然后拿起剪刀，刷刷刷，在猪毛上剪出几道口子。
我问陶招贵，“他在干吗？”陶招贵盯着男人说，“他在给猪定等级。”我还想再问，男人已经走到钢丝车边，瞥了眼站在边上哆嗦着手掏烟的陶招贵说，“和你说过了，这猪不合格，怎么还待在这里，可以回去了。”陶招贵谄笑着把烟塞到他的手上，摸出火柴，给他点上。那人拎着剪刀，深深地吸了口，两道青色烟雾，像两根长长的蛔虫，从他的鼻孔里蜿蜒而出。等他再次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后，陶招贵低声说，“同志，家里急等钱用，求求你，开个口子，收了吧，等级低一点没有关系。”男人拿眼瞄了陶招贵一眼，陶招贵赶紧又递上一根烟，男人推辞了一下，顺手搁在左耳上，然后下定了决心似的说，“要是称重的人不收，我也没有办法。”陶招贵连连点头，“那当然，那当然。”男人没有伸手在两头猪的脖子肚子上摸索，而是直接拿起剪刀，似乎很随意地在猪毛上剪了几道口子。紧张地站在边上的陶招贵，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连声说，“谢谢，谢谢。”
又一阵猪凄厉的嚎叫声后，食品站门口只有我家的猪没有过磅了。陶招贵把钢丝车拉到磅秤前，让我撑稳钢丝车的把手，小心解开系在钢丝车上的绳子，用力把猪往磅秤边上拉。
过磅称重的是一个精瘦的女人，耷拉着一张脸，一副似醒非醒的模样，一头焦黄的头发乱乱的，顺着橄榄样的脑袋披散在肩膀上。洗白了的蓝大褂，看不到一丝猪粪。
陶招贵似乎没花多大力气，就把猪拖上了磅秤，两眼不敢乱眨地盯着秤砣和秤杆，完成了两头猪过磅称重的庄严仪式。过磅完成，还没等女人开口，陶招贵就急忙地拖过一头猪，用劲解捆住猪蹄的绳子，刚解了一半，还站在磅秤前面的女人尖厉地叫了起来，“喂，喂，谁让你解开绳子了，这两头猪都不合格。”陶招贵故意当作没听到，依旧低头解着绳子。这下女人生气了，她“噌噌”赶到陶招贵身边，一把拉起还在俯身解绳的陶招贵，“说你呢，两头猪都不合格，拉回去。”陶招贵弯着腰，可怜兮兮地说，“同志，你就收了吧，家里等着钱用。”女人厌恶地挥舞着手，挡开陶招贵的手，“去去去，赶紧把猪拉回去，就是放一年，我们依旧不收。”
陶招贵还想恳求，女人已经顾自走上高高的台子，嘭的一声关上连着柜台的小门，顾自拨拉着算盘，再也不理台子下面可怜兮兮仰着头的陶招贵。
陶招贵手里捏着一个绳头，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那头已经被解了一半绳子的猪，眼睛湿湿的，过了许久，才伸出手，扯住猪耳朵，想把猪往钢丝车上拉。可是，拉扯了半天，刚才还轻巧得一只手就能把它们扯上磅秤的猪，现在竟然像榫在地上，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法拉动。我赶紧上前帮忙，依然没能拉动。好在边上有几个卖掉了猪的男人帮忙，两头被食品站拒收的猪才回到了钢丝车上。
回去的路显得相当的漫长，太阳已经走到头顶，没吃早饭的肚子早饿得不行，而我和陶招贵依然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天越来越热，陶招贵身上那件发黄了的大布衬衫，背部湿得被水泼了一样，周边还洇出白白的一圈盐渍。
转过一道山梁，村子遥遥相望，土墙黑瓦被一阵淡淡的炊烟笼罩着，细听之下，还能听到一阵浅浅的鸡鸣犬吠声。再也没有力气走路的我，扯着钢丝车的车栏，想叫陶招贵停一下，歇一会儿。
还没等我开口，刚才那头被陶招贵解开了一半绳子、一路上不时挣扎一下的猪，终于顺利地挣脱捆了它半天的绳子，挣扎着从钢丝车上站起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像运动员跨栏似的跳下钢丝车，沿着路边的山梁狂奔。和猪的夺命狂奔相比，刚才还瘪缩缩没有一丝力气的陶招贵，现在突然像在脚上装了弹簧，也飞奔着追过去。
跳下钢丝车的猪一到地上，如逃出了樊笼的飞鸟，很快就找到了自由飞翔的感觉，沿着山梁，幸福地四处乱窜。陶招贵紧跟在猪的后面，企图找个机会抓住它，可是，在这杂草丛生的山梁上，陶招贵哪里是跑惯了山梁的猪的对手，很快，猪在陶招贵眼里失去了影子。站住身喘着气的陶招贵忽然醒悟过来，对我喊，“你赶紧唤一下试试。”我连忙在地上捡了块小石头，边敲车栏，边“妞妞……妞妞……”的呼喊。刚刚不见了踪影的猪大概也是饿急了，听了我的呼喊，以为有吃的了，很快从山梁上一人多高的杂草丛里钻了出来，“啪啪啪”地转回钢丝车边上。陶招贵心里一喜，悄悄地跟在猪屁股后面，慢慢俯下身，随时准备伸手抓住猪后腿。
在钢丝车边转了一圈的猪似乎看穿了我呼唤的把戏，对着钢丝车上偶尔叫喊一声的猪看了一眼，竟然不顾一切地往路基下面一跳。紧跟在猪屁股后面的陶招贵，想也没想，也跟着跳下路基。
我走到路边，趴着路基边的巨石，往下面看。深深的路基下面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陶招贵那件大布衬衫，在随风晃动的杂草竹林间，忽隐忽现。我大声呼喊着“爹，爹……”陶招贵根本就没有理我。我突然慌了起来，哭喊着跑回家，叫来了张金凤和几个邻居。
几个人，顺着路基边上下山崖的小路，找到了陶招贵。陶招贵侧着身子，斜躺在苦竹丛中的一块巨石上，一摊半干未干的血迹，花朵样铺展在陶招贵身下。那头率先跳下的猪，躺在巨石边上的一个草丛里痛苦地呻吟着。
陶招娣和姑父带着几位表哥表姐来奔丧了，陶招娣望着躺在灵床上没有了人形的陶招贵，绝望地号叫着。她怒睁着闪着杀猪刀样寒光的眼睛，死盯着害她弟弟丧命的混账侄子。我躲在张金凤的身后，惊恐地哭叫着。张金凤扯着陶招娣的衣袖，苦苦哀求道，“他姑姑，这事别怨恨孩子了，你就看在他死去的爹的面上，饶了他吧。”陶招娣指着张金凤身后的我说，“都是这个害人精、白眼儿狼害了我弟弟，从此以后，我和你们一刀两断，自行车票也不要了。”
此后，陶招娣再也没有来过我家，就连父亲的“五七”，“周年”，陶招娣也没出现。我一直想不明白，一张比洋片纸还要小的自行车票，为什么要用陶招贵的生命、陶招娣的亲情来交换。我也一直后悔儿时的好玩不懂事，所以，当我考上大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上陶招娣家，我要用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的喜讯，来给她脸上增光，来改善我们姑侄之间的关系。可是，当下班的她看到我坐在她家门口，一声不吭，转身就走。
我虽然已经想好了可能出现的情况，但却没有想到陶招娣会出此招，只能含着眼泪，起身回家。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城里。单位和陶招娣家不是太远，我想对在仇恨的圆圈里纠结着的亲情做一个了结，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陶招娣依然拒不接受。
去年下半年，表姐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陶招娣走了，希望我能送她最后一程。陶招娣的灵堂设在大表哥家，大表嫂给我戴上了黑纱，大表哥从陶招娣灵床的枕头边拿起一本题目为《红岩》的连环画递给我，我奇怪地接过连环画，连环画纸张已经泛黄，边角也被老鼠啃掉了一角。我拿着连环画问表哥，“这是怎么回事？”表哥说，“这是我妈留给你的，说你来了就交给你，没来，就和她一起烧掉。”我疑惑地拿过书，随手翻了一下，突然一张小小的纸片从书里飞出，蝴蝶样地飘舞了半天，最后摇摇摆摆地掉在了地上。
我俯身捡起纸片，上面写着“凭券购买‘凤凰牌’自行车一辆，有效期：1973年12月31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