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是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在最初实施的156个项目其中三分之一是军工企业。翻开这些项目清单，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红光电子管厂、国光电子管厂等这些名字不仅铭刻在人们心中，也镌刻在成都这座城市的史册上。
619厂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迫在眉睫的事情即将在这里诞生。“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就在这种状态下，还从军费中拨款四千多万让我们建厂，重要的原因是国防吃紧，军队急需设备。国务院周总理签署命令，一定要把厂建设好，尽快拿出我们自己的产品来。经过一年时间，我们按照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原则，生产出了第一批电子管设备。这当中经历了什么，不止是我们自己知道，国家也是知道的。现在，我们更要鼓足士气，在已有的成绩上更上一层楼。”佟帆启的这番话着实鼓舞着与会的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请潘景生副厂长讲话。”
“形势上的事情刚才佟厂长已经讲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我就这一批新机器的具体事情进行一个分工。”会场一片寂静，静得来能听见彼此的呼吸。“第一批二十台机器命名为乙号机，我们将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调试和改进，为国防服好务。为此，厂里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组长由我来担任，副组长由曲靖逸担任，组员一共十六人，稍后宣布名单。乙号机组的成立，对于我们厂事关重要，对于国家也是事关重要。万万不可忽视。”
“机器要求必须要在标准的野外环境中进行调试，基础参数才能一致。我们已经选好了几个地方，进行一次不同环境，不同季节的野外测试，马上要安排测试人员。另外，各车间各部门要精诚团结，相互协作，上下一条心，我相信，我们的任务一定会完成得好。”总工程师曲靖逸说。
接下来由潘景生宣布人员名单，选出了野外测试的人员，各路人马立即开始一路驰骋。初夏，曲靖逸带领一行五人，先后选择了凤凰机场，黄田机场，成都工作站等地方，顶着烈日酷暑进行了反复测试和试验。通过了这次野外试验，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乙号机成为了619厂竣工验收后的第一批合格军品。
经过试制和试验，机器的数据相对稳定，经厂务会研究决定，由主要设计师王祥书率队，根据试验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正改进。
刘安生是王祥书小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虽说是风华正茂，面对眼前的新生活，既充满希冀，又带着满腔热情。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启用年轻人即是大胆的尝试，也充满荆棘和风险。若不启用新生力量，人员年龄偏大，知识结构很有可能会逐渐走向老化，这会让新生的项目停滞不前，这是潘景生和曲靖逸考虑最多的事情。
刘安生的女友名叫齐延安，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根儿红苗儿正。齐延安的父亲经历过长征后到延安，她便在这里出生。新中国成立后，老人调到北京一机部工作。那个年代的人，名字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一看名字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齐延安是老人的小女儿，天资聪明，排行老五，家里人都叫她五儿。她长得算不上漂亮，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多少也有些英豪之气。论读书她远不及刘安生，尽管旧时婚姻观念讲究个门当户对，可齐延安偏偏看上了这个小地主家庭的穷小子，他们的恋情在毕业前期被公开以后，在同学们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还有人根本不看好。但是齐延安有她自己的打算，她认准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再加上她那极强的善辩能力和睿智的反应力无疑是搞外交的一把好手，这是刘安生所不能匹敌的。最最重要的是，齐延安放弃了回北京的优厚条件，跟着刘安生留在了成都，分配去了东郊的一家厂做了技术员，这是班上同学谁也没想到的，概是爱的力量吧。
厂里把刘安生调到设计所乙号机组，一向性格沉稳的他也有点按耐不住了，趁着休息日赶往成都，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一消息告诉给齐延安，给她一个惊喜。她听了以后自然也是高兴的不得了，随即，俩人决定到华兴街的盘餐市搓上一顿，以示庆贺。
说起成都盘飧市，是一家有名的卤菜馆，菜品满足着成都人尚滋味、好辛香的饮食习惯。说到这家卤菜馆，不得不说说与牟茂林、杨江汉、冷远峰三位先生了。一九二五年他们仨共同创办了盘餐市，店名可大有来头，得名于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卤菜的在华兴正街，正好与成都川戏窝子是邻居，戏间喝上一杯茶，戏后品上一些美味，一来二去，川戏迷们好多成了这家店的座上客。
移民文化让成都成了一座包容且创新的城市，不管什么菜品来到这里，都会在此落脚生根，并且被发扬光大。早在唐宋时期，阿拉伯人、印度人将灌汤食品传入广州，形成了广式烧腊卤制品的酱香、腊香、酒香，而后来到成都。有滋有味的腌卤开始风行，盘飧市也将广味引进，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每天在菜品出售时，店员会在菜品的表面刷上香油，这样一来，色香味就要比别家的卤味店高出许多滋味来。品着鲜香的卤菜，念叨着雅致的店名，吃得又何止是菜品呢？
相聚的时间总是愉快而短暂的，刘安生回厂以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机器的设计工作中。他心里一直在琢磨着，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军队装备更需要小型化和阵地化，这一课题越显突出。厂里现在生产的机器体积比较大，质量重、耗电多，尤其是电池笨重，续航时间短，这样会大大影响部队的参战能力和机动性。偶然一次听到参加过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军人说，“为了保证机器连续作战，还得用牦牛驮着电池爬山涉水，行军非常困难。”这句话在他的心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打那以后，除了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刘安生都在查阅资料中度过的，现有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尤其是国外的资料，更是无处可查。这时，他想到了两航人员中一个名叫樊启瑞的青年人，他英语好，又懂无线电，去过欧洲不少国家，有知识也有见识，何不如向他请教呢，说不定还能给自己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樊启瑞平日里沉默寡言，内心却是火热而单纯的。见来访者是新分配来不久的年轻学生，听了刘安生的想法，他很是感动，告诉刘安生说美国军人单兵作战时，每个人背负的装备都是比较轻的，尤其是电池，食品也多是压缩的，这样更便于作战。国外的变压器已经是缩小了体积的，不像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樊启瑞的一番话进一步印证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刘安生把自己的想法先是告诉了齐延安，得到了女友支持，考虑再三，又汇报给了潘景生，“厂长，我想把这机器进行改进。”
“哦，你想怎么改，有成熟的方案了？快说说看。”潘景生急切地问着。
“先从体积上改进，既然电池都要用牦牛来驮，不如就先从电池着手。”刘安生兴奋地说着。
“安生啊，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这些天来，我也是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呢。要从使用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才能更切合实际，也才是更有效。你好好干吧，我支持你。”潘景生的一番话激励着刘安生。
很快，厂里下达了研制小型化移动机器的任务，确定为改进机，设计成立了以蒋孝存作为线路设计，刘安生担任负责人的研发小组。想要改变体积，首先要从改变元器件入手，电子管虽然技术相对成熟，但体积确实太大，可否有更好的技术可以替代？刘安生陷入到了深深的沉思中。
在与樊启瑞的多次交流中，刘安生知道了早在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就发明了晶体管，这在元器件上就可以大大缩小了体积，这真是太好了。可是，又上哪儿去购买这些元器件呢？这事情还是要上报厂领导，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实现的。潘景生得到汇到便与佟帆启商议，决定上报上级领导，很快得到了上级的答复，通过香港购买元器件。潘景生在香港旧部的帮助下，总算是把事情解决了一部分。元器件运回来的时候，大家光顾着急忙拆箱，没想到当一大堆元器件摆在面前时，所有的标注全是英文，不知其性能，说明书也看不懂，这才全都傻了眼。情急之下，潘景生决定把樊启瑞调入攻关小组。
改进机终于全部使用的是晶体管，结构上采用了波段转换和可收缩三脚架，更加便于携带了。电池盒大大缩小，整机的尺寸和重量也随之减小减轻。设计雏形出来了以后，很快进入试制阶段。刘安生天天盯在车间，观察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事情还真是不出刘安生所料，在试制的过程中，发现机械式继电器工作不稳定，调试只得停止。继电器簧片的接点寿命是有限的，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使用当中会出现问题，频繁的使用会造成接触不良，甚至会延误战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安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电子转换器取代继电器。
提出设想也只是设想而已，还必须通过反复的试验，才能印证设想的正确。从那一刻起，设计所的灯光与试制车间的灯光交相辉映着，直到机器成功站在每一个人的眼前，大家才肯松一口气，此时，时间已经从冬天又悄然来到了夏天。
披肩的长发盖过了每一张喜悦的脸旁，第一批新型机器运出了厂，山沟里再次响起车床的轰鸣。
这天，刘安生及小组人员刚刚上班不多时，实验室的门被推开了，潘景生和曲靖逸带着几个军人走了进来。潘景生纷纷向研发小组人员们一一介绍，才知道他们来自东北，其中一个首长模样的人说，“我们使用了你们研制的新型设备，比原来的机器缩小了很多，也轻便了许多，更利于作战了。我们能感受到每一位工程设计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努力。我代表前线所有官兵谢谢大家。”他的话音激起一阵掌声。刘安生眼里擎着泪水，脸上却挂满了笑容。这些赞许，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其中的滋味。
“工程设计人员们，我想问问大家，愿意挑战自己吗？”掌声停歇，另一个军人站了起来，坚定地问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室内一下子静了下来，过了一会，潘景生说“面对苦和难，我们难道不敢应战吗？”
“没谁不敢。”刘安生说。
“虽然我们已经向小型化、轻便化上进了一大步，可否再往前走走？”军人又说。
“请首长说一下具体的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刘安生铿锵着，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每个人的眼神里也都充满信心。
“根据我们作战的实际情况来看，设备还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改进，除三脚架和电池盒可以单独以外，可否将其做成一体机，会更方便作战需要。”军人接着说。
他的话音刚落，场内唏嘘起来。潘景生小声的问刘安生，“小刘，你觉得这样可否实施？如果实施，困难有多大？”刘安生明白潘景生的担心，回到“困难倒也不是特别大，只是我担心又回到原点。”
“思路是可以拓展的，有把握试试吗？”潘景生说。
“好，那就试试。”刘安生说。
“我们能够改变之前的设计，也一定能完成这次的改进，大家有信心吗？”潘景生说。
“有。”在场的人居然齐声给出了回答。
“根据军代室的新战术要求，厂里很快下达研制任务，届时，新的任务还会落到各位的肩上，厂里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潘景生的话语无疑是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带来了信心，没有丝毫动摇。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往前走着，研发组的每一个成员谁也不甘落后，大家又从穿棉衣的时候干起，直到再次穿上了棉衣。大地开始融化冰雪，山坡上长出了一片毛茸茸地嫩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实验室的大玻璃窗上投了进来，仿佛又被窗棱切割成若干块，形成了一个十分好看的晨光玻璃画墙，透亮的色彩鲜明地挂在了东边。
“哦，又是一个暖阳天，好兆头啊！”有人说。刘安生放下手中的仪表，抬眼看到天已经大亮了，像这样的日子，他不知经历过多少个了。“请大家最后核对一下数据，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要求明天进行野外测试。”刘安生说。
早饭以后，实验室又重新恢复了忙碌，待每个数据得到最后核实并通过测试以后，刘安生径直地朝着潘景生的办公室走去。他走到门口站定后轻轻地在门上敲了敲，见门里并没有答应，他又敲了敲，轻声地嘀咕着“没在？”
“是刘安生吧？别敲了，这才七点啊”一个声音爽朗的在他身后响起。“哦，潘厂长好。”刘安生听潘景生说才七点，有些不好意思了，在他们看来，时间被忽略了，甚至没有了概念。
“是不是又一夜没睡啊？”潘景生说。
“啊，习惯了。潘厂长，试验完成了，我们想进行野外测试。”刘安生说。
“这么早就来敲门，我估计也是。”潘景生说着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刘安生进来坐，又敞开窗户透着气。“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待会我去看看，然后通知厂办去买火车票。”
“买火车票，我们去哪儿？”刘安生有点意外。
“对呀，这次我们这次直接进京，让首长们也参与测试。”
“太好了！”刘安生好半天才蹦出这三个字。
“安生，快回去准备一下吧。这次去北京，该去拜访一下你未来的岳父大人了，老人的心思你应该是明白的。”潘景生语重心长地说着，一只手在刘安生的肩头轻轻地拍了拍。
汽车穿过海淀区，在距离颐和园不到两千米的位置上开进了一条机场专用道，直到车缓缓地停在北京西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潘景生和刘安生等几个工程师从车上下来，搬下机器安装，待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远处的道路上又开过来几辆军用吉普。“瞧，他们来了。”潘景生说。
吉普在指定位置停了下来，几个军人朝他们快步走来，刘安生认出了其中的两个，上次到实验室来过的，其余的几个都不认识。简单地介绍之后，测试正式开始。工程师们测试一遍，军方的人也进行了一番测试，“潘厂长，机器的性能不错，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啊！祝贺你们。这台机器就留下吧，再发十五台过来。”其中一个对潘景生说。
“什么时间要？”潘景生问着。
“今天是二号，就下月底吧，有困难吗？”军人说。
“好，保证完成任务。”潘景生回答着，他没有想到事情真的如此顺利，但是，新的任务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北京西苑机场，地处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距离北京市区比较近，是解放军空军专用机场，也是专门接送国家党政军要员进出北京的地方。望着长长的跑道和宽广的停机坪，潘景生心里升起一种特殊的情感来，正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晨，两航起义北飞人员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中午抵达的正是这个机场，他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后他与佟帆启一同去了天津，一直都在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待遇虽与香港不能比，但也比一厂之长高出很多。时光荏苒，居然也把他这个青年人一下子列到了中年的行列。
车在回市区的路上奔驰着，在坐的人们都被成功后的喜悦包围着，唯有潘景生沉默着，眼前的这一切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居然选择了西苑机场作为野外测试地，意义格外不同，而过去的时光又如同电影一幕幕地回放着。想到在北京还要等上两天，他决定回天津去看看过去的老同事们，大家好好聚聚。现在虽然不是战争年代了，但是任务紧，见上一面也很不容易，还有蜀道确实很难啊！车一进北京市区，刘安生就去看望未来的岳父大人了，潘景生去了天津，还有几个可以在北京四处看看，两天以后坐火车返回成都。刘安生在成都停留了一天，看望一下齐延安，把老人家给女儿带的东西给了她，少不了说了这次北京测试的喜讯，也好让未婚妻高兴高兴。
“这下可以喘口气了，在成都多待几天，顺便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齐延安把头靠在刘安生的肩膀上。
“这次不行，我明天就得回去。”刘安生有些歉意。
“这可是老爷子说的啊，”齐延安摆动着父亲的亲笔信。
“我总感觉这事情没完，等事情完了再办婚事也不迟，你说是不是？”
“你的事啥时候是个完啊，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半年前了。”齐延安几乎要哭出来了。
“延安，我们很快就会团聚的，相信我。”刘安生一把将齐延安揽在怀里，贴在她耳边轻声地说。
“相信你，要是不相信你，我能等你怎么多年？”齐延安轻声抽泣起来。
“好了，别哭了，好男儿总是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的，这不正是你当初对我的要求吗？怎么，忘了？”刘安生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抚摸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瀑布一样散落了下来。“不哭了，再哭，再哭我也要哭啦。”
听刘安生这么一说，齐延安扬起脸破涕为笑了，泪珠在她长长的睫毛上闪动着。“你哭，你哭啊，我才不信呢。”齐延安撒娇的样子还是十分可爱的，一改往日“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严肃。
告别了齐延安，刘安生回到了厂里。北京一行，产品得到部里的表彰，不仅研发组的成员受到了鼓舞，全场职工得到这一消息也都受到了鼓舞。不久，上级又下达了第二次最新战术要求，进一步改进送京机器，将其小型化一体化，便于行军作战。工厂下达了研制任务书，新型机器又在研发组的实验室里展开，线路和结构的人员没变以外，又派来了容乐亦工程师对整机进行把关，他的业务能力也是两航人员当中较强的，为了解决前面两款机器的线路和结构方面的一些不足，加快了研制的进度，研制小组派出刘安生、容乐亦、蒋孝存等人员带上二代机器，到南京、上海取经学习。
就在大家学习新技术的时候，那场运动顿时席卷了全国，厂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他们四人辗转回到厂里的时，潘景生再一次靠边站了，他的问题看样子是很严重的，一时半会儿也是无法洗得清楚了。刘安生将机器装箱封存好，等待时机。入夜时分，刘安生合衣靠在床上想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十分不可思议，潘景生和容乐亦怎么了，樊启瑞怎么一下子成了特务了呢？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在楼道里响了起来，“刘安生，出来！”不知所措的刘安生开了门，几个人不由分说地将他押了出去，说他与特务活动有关，一定要说清楚不可。刘安生不服气地喊着“你们凭什么抓我？！”想到佟帆启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让他给评评这个理，“让厂长给评个理。”“你还评理呢，那老东西已经被打倒了，还有那个刘起山，已经遗臭万年了！”那人说着还在他身后猛地击了一掌。大字报栏里居然也出现了佟帆启的名字，说他是包庇历史反革命、特务樊启瑞，险些也被拉出去批斗。这让刘安生心灰意冷，他顿觉茫然了。他记得佟帆启告诉过自己，“不管遇上什么事，要相信自己，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黑夜里，他期待着天明的到来。
李牧烨几个校友分配来厂，靠边的刘安生常常与他们聚在一起，看他们画画，也跟着他们四处走走看看，只是对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好让身心在休息中等待着。不久，佟帆启恢复了工作，刘安生小组又重新组建，说是要革命生产两手抓。刘安生想，只要能生产就好，就可以把未完成的事情做完。他拿出当时整理的笔记，开箱拿出机器，恭恭敬敬地把机器摆放在操作台上，新的征程启航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刘安生的研制也接近了尾声，九月的一天，研制工作终于完成，潘景生也重新恢复了工作，不幸的是，容乐亦意外身亡。研究小组一行人为了让机器适应寒冷气候，他们带着机器去了大兴安岭和漠河，进行了更艰苦的试验，让设备更符合作战要求。
任务顺利完成，这让已过知命之年的佟帆启和潘景生欣喜不已，决定为研制小组的成员们庆功，还要让他们在全体技术干部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学习他们的精神，以此激励更多的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研制和建设上来。交流会上，刘安生发言让人耳目一新，“人只要被一种精神鼓舞着，就会成为一种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再好的技术也是完不成的。”
“缩小体积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问题，你是靠什么来实现的呢？”一个年轻人问到。
“很多事情只要换位思考就能做到。如果不是那位在西藏边防上的战士讲述他们使用机器的难处，我们是会忽略很多问题的。所以，换位思考很重要。”刘安生说完，又看了看在场的人，继续说“如果我们不到上海轴承研究所学习，就不会想到使用一齿差来减速，这不仅是我们的独创，更让我们开拓了视野，提高机器的稳定性。采用长效电池，这是市场上方便买到的，也减少了部队行军作战的辛苦。以上就是我们研制的过程，供大家参考。”刘安生的话音一落，全场沉静了良久才爆发出阵阵掌声来。
“现在，我们已经研发第四代、第五代机器了，整机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战术性能也有了质的飞跃，已经走在了同类产品的前列。目前，调试已经基本完成，批量投产指日可待！”潘景生的一番话，让全场亢奋了起来，人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们要实行奖勤罚懒的机制，在上调工资和奖金、分房子等福利中来体现，条件要向作出贡献的人倾斜，要在全厂掀起比干劲，比贡献的热潮，把耽搁的时间追回来。”佟帆启说。
群众的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无穷无尽的能力随之而起，创造力更是不可低估。想要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能力，那就给他一个舞台，让其有充分展示的机会，一切便知晓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清醒了。
一年以后，又一批援建人员从天津出发，人员与前次精锐队伍有所不同，新厂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考虑到生产情况与长远发展，在人员配置上，考虑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每个人的生活阅历不同，心理上的准备自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旧社会生活过的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经历过一些事情，年龄上也相对年长一些，遇到过的事情也多，对于环境的改变和生活的变迁，应对起来胸有成竹。还有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同志，他们对三线地区生活困难的态度始终是乐观的，再苦再难也比战争年代强。对于一些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刚进入社会，对于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环境，想象的空间大于实际承受力，不管是好还是坏，都会如此。女孩子们更甚之，对三线深山的生活环境想像的无比宽泛，甚至是浪漫的。
李健吾回想起离开天津来成都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这批人员中，他是算不上老也算不上年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加之刚从部队上下来，坚毅和果敢都在熔炉里炼就了。在他看来，开工没有回头箭，响应号召，牢记领袖说的“不搞好三线建设，我睡不好觉！”希望自己尽快投入到大三线建设当中去，那才是光荣的，生命才更有意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一个初春的晚上，从天津奔赴大西南的列车很快就要出发了，来送行的人们堆积在月台上，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相互鼓励，亲朋好友们相互惦记，老人们对初出远门的年轻人尤其不放心，而年轻人却大有挣脱家长管理的喜悦，“自由了，解放了”的想法比比皆是。临别赠言，希望祝福，送别话语，一遍遍地在黑夜的站台上被重复着，没完没了。而列车却显得有些无情无义，时间一到，它便拉着长音使劲吼叫，很快走动了起来，无情地把亲人们甩在了月台上，还有那些温暖的话语也随着车轮缓缓地挥动轮臂，朝着它奔赴的地方驶去。父母还在呼唤着儿女们，“放心家里，好好工作，常来信……”这声音从打开的车窗里钻了进来，又很快地消失在黑夜里。
这一行近百人，有拖儿带女的夫妻，有热恋中的情侣，还有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一个年轻女孩正在为别离而流泪不止，伙伴们围着逗她开心。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媳妇坐在李健吾的旁边，她是去追随丈夫的脚步准备在三线奋斗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再次重现。
火车不知疲倦地嘶吼着奔跑在华北平原上，车箱里的人们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鸣响与晃动，开始渐渐平复刚上车时的兴奋与伤感，有的沉默深思，有的凝视遐想，有的小声相互交谈，也有的趁着夜幕打起了瞌睡或新奇地望着窗外，任暮色急速的向后退去。有人在小声的交谈着，“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山有多高？”“有河吗，水深吗？”“有没有豺狼虎豹，会不会吃人？”“离城远吗，夜里有没有电灯？”……火车离开中原就要翻越秦岭了，穿过许多山洞和桥梁，发出别样的声响。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包裹在轻纱般的淡雾之中时，眼前的自然景色突然大变了起来。北方初春的残冰余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山川和金黄色的田野，风里还有一阵阵渐淡渐浓的花香，一片春色映入眼帘！
火车奔跑了两天两夜接近五十个小时，终于在午夜时分抵达大西南重镇——成都。619厂党委书记佟帆启带领一些人员早早地等候在月台上，这让所有人倍感温暖。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佟帆启的声音在月台上响亮着，“今晚，我们安排大家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国营大旅店内，是夫妻的我们安排单间，有特殊要求的请待会告诉我们厂办主任袁克明，他会为大家安排好的。明天上午大家可以在城里面看看，下午四点乘坐厂里的车回厂。”说完，袁克明就带大家提着行李去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旅店，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房间，很快入寝了。李健吾早已不像年轻人那么亢奋，上床倒头便很快进入了梦乡，连在车上打算好想去看看的地方也无暇顾及了。
成都的天气不同于北方，除了夏天，太阳还是很少的。第二天早晨早餐刚过，天公作美居然出了点太阳，这让大家喜出望外，冥冥之中是上天的特别安排。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以新鲜的目光去观看成都的古老而朴素的容颜。光是成都这个地名，也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盐市口是成都最为中心和繁华的地方了，百闻不如一见。想到这，李健吾按照事先问好的路线，拔腿就走。他喜欢单独行动，每个人想要看的不一样，这样要快些。他把服务员跟他说的线路用一张纸条记了下来，沿着最节约的时间和线路开始行进。
顺城街贯穿城市的南北，从火车站出来直往南走，一条直路很好找。顺城街的上中下西顺城街是后来的称呼，成都本地人都把它们叫做半济堂街、皮房街和西顺城街。原来，半济堂街上有一家很有名的药店，店主人是一名中医，也坐堂看病，顺便就在店里抓药。皮房街概是因为这条街上有多家加工出售皮货的店铺而得名，下西顺城街也叫西顺城街，是因为街的西边是蜀王府外城墙的东墙，顺着城墙而成的一条街，城墙虽然早已不见了踪影，但街名却保留了下来。街面好多还保留着清代形成的样子，街道相对宽一些，两边的房子多为青瓦砖木、竹子结构的平房，二层或三层的，店门口的遮阳布从二层的边缘拉向街面，遮阳避雨。
走过顺城大街，紧邻盐市口、西御街和东大街了。西御街紧挨着皇城，有一个很大的清真寺，周围是清真饭馆和卖清真食品的店，一个很大的新华书店屹立在宽敞的道路旁边，因为周围没有更高的建筑物做参照物，因此它显得特别高。老皇城从外表上看，还真有点北京天安门的架势，当地人管它叫小天安门，不管是石狮子、城门楼还是城门洞，都还有那么点皇城的意思，这里是过去的明远楼。都说成都的很多建筑多是不正南不正北的，唯独明远楼不同，这给李健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料几年后，皇城被当成“封建”的东西炸掉了，扔进了“遗臭万年”的垃圾堆，只有那瞬间轰轰隆隆的声响带着四处横飞的碎石，砸碎了人们对皇城的梦想。
盐市口地处市中心，商业相对发达。清时，当局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官盐店，生活在附近的老百姓都在此买盐。中心位置是一个花台式的大转盘，公共汽车围绕着花台转弯，花台中间高大的灯杆照亮夜间往来的车辆和行人。李健吾走着看着，看着走着，觉着盐市口还有点高楼，其余的街面是修补各式物品的小店，做小生意的，开小饭馆的，场面上根本没法跟劝业场相比。不由地自言自语着，“都解放十好几年了，建设还这么慢。”他抬手看看腕上的表，离集合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不如先找个地方吃点什么，想着便抬腿来到一家包子铺门口，一块不大的匾上写着“痣胡子包子”，他估摸着是卖包子的，便一脚迈了进去。“包子为嘛又叫痣胡子？”他正琢磨着呢，一个店小二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见李健吾愣在门口，忙殷勤地问到“请问客官，今天想吃点啥子？”
“……？”李健吾满脑子问号地看着小二，他没听懂，这似乎被小二看出来了，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才把李健吾迎进了屋里。他参照邻座的样子也来了一笼屉包子，小二冲着里面喊了一嗓子“包子一笼。”里面也相应地回应了一句，很快包子就上来了，还有一碗带丝汤。
“师傅，我没要汤。”李健吾朝小二指了指汤碗说。
“这是送的，不要钱。”小二一个字一个字地蹦着，这下李健吾听明白了。包子一屉八个，每个都包得十分精致，褶丝拿捏的很匀，中间留着一个小孔，形似龙眼，咬一口皮薄馅嫩，咸鲜味美，就一喝带丝汤，别提有多美了。“到底是南方，活儿做得细，与‘狗不理’各有一比喽。”包子和海带丝汤的味道在他的口腔里没怎么回味，就已经消失在体内了，那味道，直到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还馋得慌。
午后，厂里的大客车分两趟把百十号人接回了厂，从成都到厂的几十公里路上，人们始终处于对619厂的猜想中，越是接近目的地越是觉得忐忑。
车又行驶了一段时间以后，经过一片坡地，突然有人指着坡地下的那片厂房兴奋着，“是哪儿，应该是哪儿了。”这一喊惊住了所有的人，人们纷纷朝坡下望去。新式的厂房宽敞明亮，整整齐齐地座落在山边的一块平地上，烟囱高耸入云，这是一个工厂的外貌特征，与过去看到的工厂是无法比拟的。车很快从坡地上缓缓进入，在厂门口向东一拐，过了一条小河进了生活区，办公大楼坐落在这里，集体宿舍单独排列，有序地迎接着工厂的新主人，让大家有了意外收获。
每位职工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双职工住进了单独的住房，每户虽然也只是十四到二十平米不等，比起天津来，这已是职工的最大福利了。新婚小夫妻们再也不用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各回自己的集体宿舍，过年过节才能在招待所团聚；带孩子的母亲们告别母子室，家从此就像个家的样子了，解决了在大城市里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很快，一封封家书雪片样地飞回了亲人身边，我们在三线挺好的！
一九四三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根据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它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安顿一词，从字面上解释的意义是使人或事物有着落，得到妥当安排。当人们的居住和工作得到基本满足以后，对于更高的需求就会上升。
深处喧嚣的都市久了，人们渴望宁静的生活，而一旦人们的工余时光全部归于宁静，烦恼和愁绪就会很快爬了起来，沉寂的山村就会变得来更加死一般的寂静。
以前在城市里忙上一天或一周，总能在晚上或周末看上一场电影或听听戏，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看体育赛事或跳跳舞。这山沟里除了绿色的田野和新鲜的空气，就是转田坝，爬山赶场了。人们期盼着每周一次的坝坝电影，还有就是逢年过节时各单位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平时想要看光景成了奢侈。
居住的相对集中，走家串户就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乐趣，很多故事和话语，都从筒子楼里传了出来，精神的孤寂解决了，矛盾也随着碎语风一样地到处飞。
筒子楼，一种相当独特的建筑形式，它不仅有一定的时代感，也随着该时代的消失而消亡。伴随着时代消亡的是“单位”这个词，以及与这个词所包容着的更深层次的含义，这是让后来的很多人不可理解的事情，甚至无法想象。
“筒子楼”，也被叫做“赫鲁晓夫楼”，多么具有时代气势，连时间节点也是清清楚楚的。“筒子楼”，一个多么形象的名词啊，根据字面意思就能想象它的模样。首先，它是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面积狭小的单间，每个单间大约有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走廊的两头一边是盥洗间，说是盥洗间，也就是一排水龙头带一个水泥槽，可接水或盥洗使用。最不堪是在楼道一头的厕所，拥挤到排队的地步。倒痰盂刷马桶的，在盥洗间打水的，大人叫孩子闹，忙碌便从每个早晨开始了。时间差不多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闹哄哄的楼道瞬间安静了下来。这时，若是偶尔有一两家打开门去，原本黑咕隆咚的楼道显得尤其亮堂，探照灯样的晃眼。至于它是不是受到外来文化的什么影响不重要，至少它后来成了计划经济时代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住房样式，也是七八十年代中国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制度紧张的产物。
李健吾一家被分配在二楼靠近中间的一间，女儿李晓津刚刚上小学三年级，儿子启明也才刚刚上学，二十平米的房子让一家人很是满意。房门是两两相对开门的那种，夏天只要对门也把门打开，通透的凉爽直沁心脾。炉子锅灶得摆放在走廊与门错开一些的地方，炉子的旁边摆放着一个简易的小碗柜，或做个支架，碗柜可以放在墙上，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空间，使用起来也方便。炉子的旁边还得腾一块地方堆放蜂窝煤，将它们一摞摞地码放整齐，垃圾桶扫帚什么的也才有了摆放的地方。一天最拥挤的时候是早中晚三个饭点儿时间，揭开蜂窝煤小塞子，拔出炉子下方的风门，让炉膛里的煤能够很快燃烧，有时也在煤上撒点盐助燃，火苗上来才能做早饭。
住在李健吾家隔壁是一对从上海来的夫妇，男的叫王闵辙，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文质彬彬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很少说话。女的叫白珂，长得白净，是个医生。身边带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说是大的一个孩子留在上海外婆家了。这家人住在这里，似乎跟这个环境有点不协调。他们总是一尘不染，连门上挂的门帘和房间的地面陈设都是如此。
在这幢楼里居住的每一家都是要挂门帘的，只不过是有的挂一半，有的挂得稍长一些。有的有花纹，有的干脆就是一块花布，唯有白珂家的不同，门帘是一幅手绣的竹梅图。三两枝竹干铺撒着浓淡疏密的叶片，与绿萼这一梅花中最有君子气质的君子相呼应，让人不觉想起元末明初著名诗人的诗句来，“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整幅画面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各绣着一枚章，上为“低头”，下为“傲骨”，这似乎又出自板桥先生的对联——“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楼道里的另一头住着锅炉房的老师傅吴大华一家。吴大华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妻子苗素香比他小很多，属于老夫少妻那种。五个女儿一个挨着一个，密密的。看得出，一定是老吴头想生个儿子而又始终不得，已经是两吨半了，只好放弃，八成这辈子就命里无儿子。好在妻子还风姿卓越，在心里得到不少安慰的同时，也时常注意着老婆的一举一动，生怕有个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说来也怪，一家若都是儿子，总会有一个更像女儿，而吴大华家不同，他五个女儿起码有三个跟男孩子差不多，有些时候，简直是比男孩子还要男孩子，尤其是在打架的时候，同般大小的孩子是无人可比拟的。
戈培业夫妇算得上是楼道里最热情的一家人了，夫妇俩刚从部队上下来，带着一双儿女，还有一个丈母娘。转业的时候，戈培业已经是营职干部了，家属刚好可以随军，他把妻子从潍坊老家连同丈母娘一起带了出来。办完一切手续，干脆转业到西南，一家三代五口就落脚到了619厂，妻子刘淑芬顺理成章地安排在厂里上班了。
人们把戈培业的丈母娘亲切地称为戈妈或刘妈，这是工厂对长辈最盛行的尊敬称呼。自从戈妈的出现，这个楼道里蜂窝煤塞子从此就有人帮着揭了，楼道的卫生也干净了许多。谁家要中午回来做饭，戈妈总会提前帮助把炉子打开，有的干脆就把米淘好放在锅里，帮助加上水饭也就蒸上了，人们下班回来，米饭已经蒸好，炒了菜就吃饭，节约不少时间。
开始只有邻居一家这么做，很快，楼道里的很多家都纷纷效仿，请戈妈帮忙，日子长了，大家打趣的封戈妈为二幢二楼的楼长。尽管如此，楼长的称呼也仅限于背后称呼而已，当面还是要恭恭敬敬地称呼“戈妈”的。因此，戈妈成了这幢楼的骄傲。
筒子楼饭点儿的时候，家家都是敞着门的，来自东南西北的各地方的人都有，各路做菜的风格也趁此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孩子们可以端着一碗饭吃个遍，回来的时候，要么添饭要么吃饱撂筷了。
霍小绮端着一只竹子编的簸箕到水槽洗菜，苗素香热情地招呼着“霍姐，天津也吃牛皮菜呀？”
“北方没这菜，不是看到你们做得好，也想买来试试的。”霍小绮说。
“这菜洗好了不用刀切，在这就可以掰好，顺着菜生长的反方向一撕，筋丝都被扯出去了，吃起来很嫩。”苗素香说着又示范了一番，霍小绮也学着苗素香的样子做着。
“你这菜又咋吃？”霍小绮见苗素香盆里的青菜问着。
“这菜叫豌豆尖，不知道吧？”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旁边响亮起来。
“哟，是小刘啊，我没吃过这菜，总是觉得有股生豆子味儿。”霍小绮说。
“我家今中午吃面，待会煮好了你尝尝。”苗素香说着，端着洗好的菜走了。
“哎，我说霍姐，你会做牛皮菜吗？”小刘问着。
“不就是放上油炒熟，很难吗？”霍小绮有点纳闷了。
“当然不是了，得先用水煮熟才能炒的，这种菜碱性大。”小刘说着。
“怎么，还没弄好啊？”苗素香提着一个小铁桶来打水了，见霍小绮还在弄，伸手帮了起来。
“你们都洗好了？”刘淑芬端着盆来洗碗了。
“呀，你都吃完饭啦？”小刘有点惊讶地问着。“我们才洗菜，你都吃完饭了。对门住着，差距还是的很大啊，看来，家里有个老人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们吃得简单，再加上我们不会做个啥。”刘淑芬说。“我还要看看豌豆尖怎么做面条的呢？”她对苗素香说。
“哦，这个简单，没啥好学的。”苗素香一边提着水往回走，一边回着。
不多会，楼道里响起了豆瓣烩牛皮菜的味道，小刘在旁边帮助指点。苗素香端着一碗豌豆尖素面走来，让大家品尝着。“我们吃面是最简单的，把佐料在碗里兑好，面一撂到碗里一拌就可以吃了，面好不好吃关键在佐料上。”
整个中午，各家的菜在相互传递着，什么红白豆腐、烩牛皮菜、清炒莴笋，还有把藤藤菜叶和杆分开炒的，一下子就成了两个菜。凉拌罗卜丝、大头菜丝、洗澡泡菜等各类小菜，人们可以端着碗在各家品尝着东西南北了。时间长了，南方人也学会了包饺子、做面鱼鱼儿、煲汤一类汇聚南北的吃食。家家没有秘密地相依相伴地生活在了一起。遇上礼拜天，还要相互结伴赶个场，买上一点鸡鸭蛋，这可是那时候的奢侈品，即使有钱也驾不住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不管大家怎么热闹和相互的交流，王闵辙、白珂夫妇始终是不会参与的，他们中午多数从食堂打饭回来，最多做个汤，吃完就午休了。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傍晚时分，人们纷纷行走在麻柳村的田埂上，再远一点的就是往后山的坡地上走走，这里的每一块地，甚至每一个田埂有多长，要走多少步，人人都再熟悉不过了。有时，晚饭后也留在家里，各自坐在自己的门口，聊聊天儿，拉拉家常，女人们即使是拉家常，手上也是不停闲的，一只白沙线手套，很快就变成了用几根竹针编织的衣裳或裤子。人们会把织就的衣裤放上点染料染成淡蓝色或淡绿色，有的干脆就本色穿着，反正穿在里边倒也无妨。孩子们三五个的在一起玩着玩具，玩过家家的游戏。男人们很少参与这些，多数是躲在家里看看书或捣鼓点什么，可别小看这些人，手巧着哪。
“哎，三楼的单身汉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吧？”
“好像是。”
“嗯，那个个子高高的，说一口重庆话的那个还不错。”
“我看那个叫李牧烨有点意思，别看他个子不高，还画画写诗什么来着。”
“哎，我说，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随着话音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来。这笑声在楼道里荡漾了好一会，很快就从两头的穿了出去，在夜空中萦绕着。
“不是我看上了，是我们车间的大老毛看上了，说是想拉一个当上门女婿呢。”又是一阵阵笑。
“听说那人有对象了，还是个老师，可惜分到米易去了。”一个声音惋惜道。
“嘿，你还打听的很清楚嘛，看起来，看上的还大有人在啊！”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哟，白医生，下班啦？”一个人看见白珂从楼梯上来，连忙招呼着。
白珂轻轻地回了一声，撩开她家那副画一样的门帘进去了。“时间不早了，我要睡了。”一个声音从楼道的那头传了过来。听她这么一说，大家也都跟着散了。叫孩子的，呼唤着一家人洗漱的，不多会，楼道安静了。
楼下的路灯下面，住在一楼的薄仕钊和王闵辙总能凑在一块下好一阵子象棋。薄仕钊和王闵辙从外表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薄仕钊高高的个子，鼻梁高挺，绝对是一棵葱的那种，鼻尖处还微微有点上翘，眼窝深陷，眼白微微有点泛蓝，头发浓密而略带棕色，第一眼看上去，会让人想到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大卫，而且是一个穿着退了色的蓝卡基布中山装、操着地道中原口语的大卫。王闵辙则不同，清秀的一张脸上架着一幅金丝边眼镜，常常穿着中式长衣衫，脖子上总围着一条丝绸或者毛围巾，颇有民国学者的风范。他俩能在一块下棋，概是棋逢对手。一副中国象棋，愣是把两个看上去不那么搭界的人，却又和谐地放到了一块。尤其是在夏天，南方天黑的晚，晚饭后，俩人在楼栋门口下棋的样子，早已经成了人们眼中的正常事情，没谁专门关注或观看，直到有一天，楼洞口下棋的人突然一下子没了，而且是永远的没了，人们反倒不习惯起来。在楼道两头的厕所外面，常常看见一个身穿青色衣裤中年妇女双手抱着扫帚站在口等待人们方便完以后进行打扫，她就是薄仕钊的妻子卿青儿。她中等身材，个子不高也不低，落魄了，头总是低着，没谁能看清楚她的脸。其实，也没谁一定要去看。
说是厂里这段时间正在清理阶级队伍，隔几天就要开一次全厂大会，由群众专政组的几个头头在台上主持，他们讲话中只要一提到被清理对象的名字时，领呼口号的人就喊：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这时，随着台下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几个戴着红袖套的群专组人员就向被点名的这个人冲去，从坐位上把他（她）拖出来，反剪着双手，如狼似虎地跌跌撞撞住台上推，再使劲按来低下头，面向群众跪下，早准备好了的大牌子立刻被挂到了脖子上。牌子上写着这个人的身份和名字，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个大叉叉。每开一次大会，都要揪出好几个人来，这些人的身份中，有“假党员”、“走资派”、“黑干将”、“黑炮手”、“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的殘渣余孽”，还有“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薄仕钊和王闵辙就这样被一些二十多岁的小年轻扯着耳朵，扭着手臂拉上台的时候，会场鸦雀无声。子弟校的老师还把被揪上来的人的子女放在前排陪着观看，孩子们也像似自己被揪出来一样，从此以后，也觉得自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那时有个专门的称谓，父母是“牛鬼蛇神”，子女就是“黑五类”。尽管这些称谓在后来人听起来不知所云，可那时候还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
那时代，让很多人疯狂了。他们一夜之间就能串上舞台，整一整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人，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没过许久，薄仕钊和王闵辙去五七连劳动了。凭借他们俩的长相，再穿一个黑漆漆的沾满猪食猪粪的围裙，怎么看都觉着有点滑稽。可那时候，谁看见了也不敢笑，一笑保不齐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
“薄仕钊可是全厂有名的八级老钳工啊，怎么说打倒就打倒啦？”刘淑芬小声地嘀咕着。
“嘿，可不是嘛，还有那个‘五四先生’王闵辙。听说他老婆也被停医了，那要是有人病了怎么办？”苗素香依着门框嗑着瓜子。
“说是麻柳村来参加工作的工人也起来了，他们可是苦大仇深的啊！”刘淑芬说。
“谁说不是的哪。”她俩就这样嘀咕了还一会，突然看见楼梯边上白珂头发乱乱的，衣服好像也被墨水弄脏了，一只手还抓住领口的地方掩盖着，不让衣襟掉下来。刘淑芬看看苗素香，谁也没再说下去，只呆呆地站在原地没动。
白珂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重重地关上了门，一阵呼声撕心裂肺地从屋里传了出来。正在她俩不知所措的时候，楼道里又响起了脚步声，朝声音的地方望去，没看清是谁。“谁？”刘淑芬大声朝声响的地方问到，声音好像停止了。“谁，说话！不说话我要动手了。”刘淑芬说着又往声音发出的地方靠了过去。
“别打，别打啊。”一个稚嫩的声音哀求着。刘淑芬走到楼道中间一看，原来是白珂的儿子王楠铭，他一边走一边还在抹眼泪。刘淑芬身体往前一倾，很想上前去拉那孩子，被苗素香一把给拦住了。“妹妹，这年头，还是把自己顾着点吧。”
刘淑芬回头看看苗素香，没再往前，突然看到身后的那楼道口处，卿青儿刚打扫完男厕所出来，提着垃圾桶往楼下走，直到她的背影在楼梯处消失了，刘淑芬才唏嘘道“吓死人了，她走路能不能出点动静啊！”说罢，转身回屋了。很长一段时间，楼道里始终是沉寂的，热闹不见了。
人们越来越留意办公楼门前的大字报栏了，说是开会的头一天，只要看到有什么大标语出现，就知道第二天准会有人被揪出来，一些老职工从标语的内容就能估摸着是谁。开完批斗大会后，被揪出来的人就被关进了离养猪场不远处的一些空屋子，人们给它起了一个颇具民间色彩的名字——“牛棚”，而在这两个字前边还有一个限定词——“关”，意味深长啊。
这天，不少人挤在大字报栏在新张贴的大批判文章，“过梅笙也被揪出来了”有人在小声议论着。
“哦，为什么呀？他可是个老实人。”
“哟哟，老实人？现在的人可是不好说的啦，有些人看上去老实，谁晓得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从人群中发出，那音调那语气，一听就让人忍不住想上去揍他的冲动，人们朝那人投去鄙夷的目光，又悻悻散开了。
过梅笙是潘景生在香港的助手，虽然是个机械工程师，电器方面也是很精通的，空闲的时候也常常抱着一本外文资料阅读，英语的口语水平相当的不错，能说也能写，还翻译过一些国外技术资料，颇有建树。平时沉默寡言，与人交往很少，这么一个专心业务的人，居然一夜之间成为了疑似私设电台的特务被关押了起来。这世道真是不可思议，李牧烨思惆着，过梅笙是他崇拜的偶像，怎么会呢？想到这儿，他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自己还年轻，怎么敢……
李牧烨第一次参加厂里批斗大会，充满了好奇，坐在会场的中央，却在不断地东张西望。随着一阵口号声，群专组的人从离他坐位不远的地方拖出一个人来，他一看便大吃一惊，不是白珂嘛？两个男人不由分说地把她拖上台，一个木牌子猛然间挂在了脖子上，紧接着就是一个尖利的声音从挂在树上的大喇叭里传来出来，如同宣布她的罪行。“白珂出身在上海一个大资本家的家庭，从小就学会了剥削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思想是非常严重的。她还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军医，利用职务之便，给职工开抗生素一类的好药，故意让职工产生抗体，以后无药可医。真是居心叵测，不仅害了职工，还给国家带来浪费。”那人说的义愤填膺，突然有人领着高呼“打倒白珂！”紧接着，会场里顿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呼声“打倒白珂……”这声音足以淹没一切。
不多会儿功夫，二十几个人被揪上去，一字排开，舞台前排满了。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当权派或者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也有对立派的头头，站在最边上的一个个子高挑，身材瘦削，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申祈福，米白色的中山装的确扎眼。令李牧烨再也想不到的是，这人后来成了他在宣传科的同事。事后他告诉李牧烨，都是自己爱好写作惹得祸。那会儿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厂，业余时间写了一部反映革命斗争时期的电影剧本，没成想，运动来了，有人说是大毒草，被隔离审查了。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写检查，每一次写的都说不深刻，被迫重写。检查写多了，总有些前后互相不吻合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些破绽叫深刻交代。自己本来并没有认为有什么错，只得按照他们说的来编。再说了，思想上的东西是越交代问题越多，再把这些问题上纲上线进行罗织进行批评，到后来，就连自己也觉得是罪大恶极了。
全厂职工大会整整开了一下午。散会后，李牧烨跟着人流慢慢往外走，刚要走出礼堂门口，觉着自己的衣服像似被什么东西勾住了似的，他站下来找，好像又没有什么，猛然回头，只见张渝生站在他的身后朝着他使着眼色，示意他等等再走。人们很快散去，李牧烨跟着张渝生往后山坡走去，俩人在一块能看到厂房的地方坐了下来，有点落寞地望着远处跌宕起伏的山影和瞬间即逝余辉，不知该说什么，只有轻轻地叹了口气。
李牧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即将要发生什么，用手在张渝生的肩头拍了拍，说到“事情真是让人难以琢磨。”
“谁说不是。我们满腔热情想要干一番事业，没成想……哎”张渝生说着又叹了口气。
“快别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在五七连怎么样？”李牧烨想岔开话题，说点别的来消散他的悲观情绪，谁知，这一问不要紧，张渝生从兜里摸出一支烟了点上，好一会儿才说了句“过梅笙自杀了。”
“自杀了？”这是李牧烨没有想到的，真是太意外了。“怎么会自杀了呢？”他像是在追问张渝生，又像是在问自己。自己找过梅笙借书，有时也请教一些无线电方面的问题，过梅笙总是很耐心地一一解答。他的确不是一个会奉承的人，外表上看上去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清高，但是，搞学术的人可就是这样的啊！这么好的人才怎么就走上了绝路了呢？也许是他自尊心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些吧。想到这儿，李牧烨稍许冷静了一些，劝慰地对张渝生说“可能这就是他的命吧，你也不要太自责。”
“牧烨，我也说不好是什么，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了，刚好是在我当班的时候。”张渝生说到这，眼泪一下子蹦到了脸颊上。“他用敲碎的饭碗割破了股动脉，真是太惨了。”说着，他两只手捂在脸上呜咽起来。
李牧烨听到这也木然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这个自己大学几年的同窗，也就默不作声了。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缓慢而沉重地回到筒子楼。楼前一片静寂，昏暗的路灯把他俩的影子忽而拉得很长，忽而又很夸张。上了三楼进了房间，谁也没说什么，各自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昨天台上的二十几个人，已经列队在厂门口站着示众了。他们低着头，表情呆滞，每一个人胸前的牌子倒是很整齐。过往的人不多看，都很快进厂了。李牧烨突然发现人群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脸庞，低着头却是一脸铁青，宛如一个金色雕像，冷峻有质感，给人印象极其深刻。后来才知道，他是清华毕业的，有点本事，说话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这类人是极易被人揪的，妒忌啊！更想不到的是，三年后，这尊印象极其深刻的“雕塑”竟然成了李牧烨的直接领导，这才是世事难料。
新来的大学生下车间是最必要的一个环节，他们需要尽可能地熟悉更多的生产加工环节。冉良和李牧烨在贺师傅处刚学习了半个月，又一块被调到了表面处理车间的印制板组，张渝生也被调离五七连，去学习制作印刷电路板，和工人师傅一样三班倒。师傅要求在进入车间前先要戴好口罩。趁着大家都在换衣间换衣服和鞋子跟着师傅往车间里走当儿，李牧烨却不以为然，竟然想感受一下到底有多厉害，他把口罩取下来，似乎没闻见什么味道。前面的人掀开一道透明的厚帘子，一股强烈的气味一窜而入，呛得他一连串的咳嗽起来。他赶紧转身跑出了帘子外，顿时让新鲜的空气充斥全身，做了一个深呼吸戴上了口罩，跟上了队伍。师傅好像发现了什么，关切地对他们说，“三氯化铁腐蚀敷铜板时散发出的气味相当刺鼻，不一会儿就让人咽干气短，以后大家可要多注意。”制作电路板的过程，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它需要事先在敷铜箔板上用红粉印上线条，没红粉的地方用三氯化铁腐蚀掉，剩下的线条是可以导电的铜板线，在铜板线上焊上电子元器件就可以成为线路了。一般的焊元器件的印制板都是镀银，熔化的焊锡一接触银就融合在一块了。部件之间接插件才会采用镀金，它不仅接触良好，而且不易生锈，但成本也相对高些，一切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在制版过程中，有时溶液中要使用剧毒品氰化物，不仅需要人人都要戴口罩，还要求凡是患有呼吸道、皮肤、甲状腺、肾脏等慢性疾病及精神抑郁、嗅觉不灵敏的人，是不宜从事氰化氢及氢氰酸工作的。通过这次实习，不仅当了一回制板工，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从事有害作业工人的艰辛，了解到了制作印制板的全部工艺，为以后的设计电子线路，用手工制作印制板设计制作样机有了极大的帮助。随着生产的需要，晚上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三四个小时也不在话下，时间一长，盼望着能休息一下。车间管加班的是一个叫张卫红的党支部委员，天天晚上都要安排大家加班，在他看来，“谁加班得越多，谁就对主席越忠。”这话一出口，没谁再敢说什么了。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就是机器，也要停一下检修检修，何况人呢？
下了夜班，他仨跟往常一样，照样拿着碗到食堂打夜班饭。三人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食堂一看，居然打饭窗口的门还是关着的，已经有几个人在哪儿等着了，人也比往天少些。张渝生开始拿筷子敲开了碗，李牧烨却在一边唱到，“一颗颗啊，火热的心哪”唱到这儿，把碗往腋下一夹，一只手捏住鼻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筷子，横放在鼻子下面做了一个拉二胡的动作，接着配音就发来出来，“噔儿哩个愣格哩”，又啦呛做调式的唱出一句“暖我心房啊”，弄得几个等饭着的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哎，我说李牧烨，你小子还真行啊，京剧都能这样唱？”张渝生说着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不是我会唱，这不就不困了嘛，哎呀，都说又冷又饿，日子难过嘛。”李牧烨调侃着。
“我就说嘛，你娃儿就是把专业选错了。冉良，你说是不是？”张渝生又朝着旁边的冉良说着，要不是张渝生这一声喊，他似乎站着都能睡着了。
“我说吧，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乐观主义。”冉良似乎在半梦半醒之间，含混地回答着。
窗口终于打开了，各自打了饭菜，站在食堂里一股脑儿地干完了。“哈哈，俺就一股脑儿餐之，啊—啊—啊啊啊”李牧烨敲打着搪瓷碗，一个京剧的叫板往寝室走去。
第二天下午政治学习，每次在政治学习之前，都要先跳“忠字舞”，跳的时候，手上还要拿一本红宝书。直白地说，忠字舞就是中国一个时期的广场舞，带有极其广泛的民众性。《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和语录歌等歌曲多为伴唱伴奏音乐，流行于一个特殊的时代，风靡全国，涵盖所有年龄段。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为了通俗简易又给予简化。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感染力极强。
车间里选了一个跳得好的领舞，男男女女，摇头摆手，跷脚打腿，各种姿势都有。跳得好的，还算顺眼；跳得不好的，看着就想发笑，但是谁都不敢笑，尤其是一紧张还跳得同手同脚。有时上班忘了带“红宝书”，跳忠字舞时就把红色的工作证拿在手中代替，又怕领导发现，一边跳一边心里直打鼓。
按厂里规定，凡是新来的大中专学生必须到车间劳动锻炼一年。一个多月后，正式调令下来了，这批新分来的二十几个大学生，分别到车间去当车、钳、冲工，女生在总装车间当装配工或绕线工。报到那天，车间主任把李牧烨领到一个比他大不了两岁的年轻人面前，“章咎宁，我给你带来一个年轻人，他叫李牧烨。”
“你好，我叫章咎宁，早听主任说起过你了。”章咎宁停下机器，两只手在工作服上搽拭了一下，连忙伸出手去。
“李牧烨，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师傅了。”主任说着，开始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你师傅毕业于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别看只是个中专生，他可是个肯学习爱专研的人。好了，不多说了，你们年轻人都是好沟通的。”主任说完走了，李牧烨看着眼前的这个身材单薄，手脚麻利、眼睛炯炯有神的同龄人，开着一台大立式铣床，咋看都有点不相称。
“小章师傅人很聪明，技术又好，自己设计的夹具，在生产中既省时又省工。还可以把铣床的铣头移位后当车床用，深得车间好评。”旁边车床的师傅对李牧烨说，“好好跟着小章师傅学，保准能学到不少东西。”说罢，那人便忙去了。
李牧烨站在机床边呆呆地看着，“哦，我从未开过这么大的机床，要用一只手把它的工作台摇上来，起码得花好几十斤的力气吧？”章咎宁停了一下，走上前腼腆地笑了笑说“都是从这一关过来的，大家都是年轻人，好说。”
见章咎宁如此，李牧烨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在学校里学过制图，也使用过游标卡尺，很快就会熟悉铣床操作的。师傅，你还是要多帮助我哦。”到底还是年龄相仿，三两句话就搞定了。新的师傅，新的车间，又要学一门新的手艺，李牧烨真还是有些高兴。他回家时把自己在工厂的状况告诉母亲，母亲一听急了。“呀，你们工厂里还有洗工，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街上有喃。牧烨，你干的那个洗工是用热水洗还是冷水洗啊？要是天气冷，还是不要洗太多的冷水，到老了会做病的。”
“哎哟，妈，不是洗衣服的那个洗，而是机器开动机床铣的。”说完，李牧烨又把工厂里的简单的事说了，怎么说老人家都不懂，也只得作罢。后来，每每回想这次与母亲的谈话，总忍不住笑出声来。
因为靠近山边，这里的冬天显得尤其阴冷，站在后坡上往下看，草木上已经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坡上的蒿草干枯泛黄，霜花在叶片上泛着晶莹的光芒，尤其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多待一会，霜花就化了，毕竟是南方。
车间高大敞亮，夏天倒是很凉快，可一到冬天的确有点冷。李牧烨站在车床旁边，戴好袖套，正准备打开车床，师傅章咎宁在身后提醒着“李牧烨，不能穿着棉袄干活，不安全，也不好操作。”一边说着，一边在做着准备工作。“昨天，冲压车间的一个大学生把手指头冲掉了一个，你知道是谁不？安全可是重要了。”他像似想起了什么。
“啊，谁呢？”李牧烨惊讶到，“太可怕了，刚工作就把自己给弄残废了，还了得。”想到刚才师傅说他穿棉袄操作是不安全的，便问“师傅，不穿棉袄不行啊，穿一件毛衣会感冒的，这车床又在两道大门中间，穿堂风过着喃。”
“去库房领一间棉背心嘛”师傅说。
李牧烨听师傅这么一说喜出望外，“还可以领件棉背心？真是太好了。”说着就朝车间另一头的库房走去。“库房重地，闲人免进”赫然地写在门上，旁边是一扇打开着的窗户，几个人正在里面摆谈甚欢，他在窗口叫了几声都没人搭理。于是，他冲着窗户里面大喊了一声：“我要领东西！”或许正是这一声，窗内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原本的聊天嘎人而止，人们都把目光全都投向了他。窗户正好被一个背着身的高大男子遮挡住了，李牧烨的这一声，这人转过身来，笑容骤然收住，一脸不悦地甩了一句出来，“什么事情？”
“我要领一件棉背心，还要说几遍啊？”李牧烨变得十分不耐烦。
“棉背心？没有了。”那人见李牧烨一脸怒相，也把嗓门儿提了起来。
李牧烨见那人又把身子转过去不搭理他了，他转身就走。刚走了两步，看见一个年轻的女职工把刚领的棉背心打开翻看着尺码。“不是听说没有了吗，怎么别人就领到了，却不发给我，这不是明摆着欺生吗！不行，得找他理论去！”李牧烨想着再次走到窗口前，冲着那人大声地说道“你不是说没有了吗？怎么别人来领你就有了，你这是啥意思嘛？”
“没啥意思，知道吧。有，就是不想给你，听明白了吗？”这次可是故意的了。
“呵，你只发给女的，不发给男的，你这是何等居心？”
见李牧烨这么一说，那人的脸一下子胀红了，干脆不讲理了“怎么啦，就是不发给你，有本事你去告啊！”李牧烨也不服气，两个人便争吵了起来。上班时间在车间里吵架，都觉着不好，屋里的人拉住那人，劝解道“别吵了，他也是刚分来的大学生，不了解情况。”
“新来的怎么了，大学生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这些小年轻，根本就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架还真是不能拉，越拉越来劲了。
“这位同学，你先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背心的事情待会我负责帮你解决，上班的时候吵架真的不好，你说是不？”拉架的人正在劝解着李牧烨，还没等李牧烨说话，一只手从后面拉住了他。“师傅，……”李牧烨转身一看是师傅，便哑然了。他感到委屈，自己学成来这里是来施展抱负的，不是来受气的。他还想上前理论几句，被章咎宁阻止住了。“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会处理这些事的，走吧。”李牧烨闷闷不乐地跟着师傅来到工位，却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心想，这才下车间才几天啊，人家就这么欺负自己，生活的路怎么这么难啊。
初到一个新单位，过着一种新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也开始规划起自己的职业生涯来。然而，生活并不是按照人们的规划来行走的。
忘掉这些不愉快吧，明天正好是星期天，李牧烨和几个同学约好，花三毛钱，买张小火车票去县城去玩，一大早，几个就在厂门口集合出发了。
旗山小火车全长不到四十公里，比四川南部小县城——犍为县的嘉阳小火车长一倍。从县城出发，经八九个等站最后到达白水河。这条始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小火车，修建后两年才通车。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运行中，车的身影如同长龙，穿越在平原、山区、河谷之间，连接着跃进煤矿、铜矿、湔江水泥厂等，形成了一条沟通厂矿区的一条不可缺少的窄轨铁路，也将川西坝子的田园秀色和湔江河畔的绿水青山一览眼底，装载了无数的梦想和记忆。
小火车行驶几分钟后，列车上的流动“学习班”开始了。列车员先是组织大家学习主席语录，然后就要求大家结合自己的思想，谈谈心得体会。车廂里静场了好久，在列车员不断的督促下，有一位农村大妈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说着“世界啊，是你们的，嗯，也是我们的。但是，弄来弄去还是你们的。”说罢又指了指不远处的这几个年轻人，笑笑坐下了。李牧烨看着大妈，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仿佛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列车还在继续行驶着，他将头歪向窗外，任凭景色翻动书页似的快闪过去，他却一页也没看清楚。
以后的每一个休息日，都成了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四处郊游的日子，爬上旗山远眺阿坝州隐隐约约崇山峻岭，沿着旗水河溯流直上，到十里外的海窝子去赶集。一个尼姑庵，一座老石桥，临山靠水的农家院坝，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脚印。实在不想远走，攀登一下离厂不远的坡地，沿石阶而行，山高路陡，探问寻古，即使庙宇碑坊惨败，到底也留下只言片语，一切都成了他们必游的胜地。
周一一上班，李牧烨被叫到车间办公室，主任笑呵呵地对他说“小李，现在厂里要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精神，各个车间都要抽人去，这你可能都知道了。经我们商量决定，派你去。你不要有情绪哦。”
“主任，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李牧烨嘴上是这么说，心里还是能想到应该是自己去，谁让自己一来就跟老师傅吵架呢。
农业班种一些时令蔬菜，打蒜苔、担粪、插秧，这些活李牧烨都不陌生，凭借着年轻力壮，总是带头干重活。一天，下水道不通，影响了秧田排水，他二话不说就跳下窖井去疏通，不一会儿就觉得头昏脑涨，上来后恶心呕吐，好半天才缓过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一氧化碳中毒的滋味。
六月的一天，李牧烨写的诗歌《五七放歌》在《成都日报》上发表了，一下子在五七连引起了轰动。
“登上层层梯田，
踏碎粼波片片；
老农指点绣群山，
碧绿海中红旗卷。
手把手儿绘宏图，
绿剑刺破水中天；
滴滴汗珠浇嫩苗，
红心共创丰收年。”
厂里发动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这是五七生产队的政治任务，作为唯一一个在农业班劳动的大学生，写这类文章是有一定基础的，批一个问题既有论点，也有理论依据，还有实际的例子，一篇文章几百字，通俗易懂，然后再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到灯光球场边的大字报栏里。政工组组长辛埠生来看大字报，他一边看，一边指着那文章说“工厂里就是要这样的好文章。”
有时，事情的转机也许就在一瞬间。三个月后，五七生产队第一期劳动结束时，宋代表对李牧烨说“你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吧。”“不对啊，他这是话里有话啊，难不成自己的工作会有变动？”李牧烨揣度着。没过几天，车间主任通知李牧烨说“厂里借调你到政工组工作。”
“主任，政工组是什么个工作，不会是撵我吧？”李牧烨将信将疑。
“我倒是想留你啊，可是留得住吗？你也不想想。”听主任这么一说，反而还有点委屈似的。“主任，这个政工组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个学工的行吗？”
“行不行我不知道，这年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去吧去吧，反正比车间好。”
“比车间好？”李牧烨慢慢走出了车间，来到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敲门进入，才知道林时域和尚宜春也是一同被借调的。一个非编制机构的“大批判组”由这三人组成了，直接由辛埠生领导。尚宜春是表面处理车间的技术员，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一年多前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还被抓上台挂着牌子下过跪，没想到事情变化得快绝非仅仅是李牧烨一个人。尚宜春写得一手好字，李牧烨会画画，这三个人都会写文章。从那时开始，厂里主办的大批判专栏一期又一期地出版了，都是他们仨的作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批判各种错误思潮，表扬厂里的好人好事。
自从调到大批判组，李牧烨开始了刻苦锻炼写作基本功的时期。辛埠生对李牧烨的要求极严，总是要在写作之前，布置好文章的题目和要求，写好后送给他看，他看后用笔给划掉一半要求重写。待李牧烨第二次又把稿子交给他时，又被划掉一半再写，三次以后，还要逐字进行推敲，连标点符号也要一一订正。有时李牧烨也觉得委屈，看到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受到赞许的人也多了起来，李牧烨这才真正悟出了辛埠生的良苦用心。蓦然，铁人王进喜的话又出现在耳边“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此时的李牧烨对这句话理解得更加透彻了，而且受益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