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送温暖”如何升级换代
这个冬季苦寒，大江南北无所逃遁，持续时间也特别长。春节长假期间，我所在的广州一直阴沉湿冷。我住的报社宿舍所在的东兴南路，节日期间一直有摆地摊卖仿古器玩的人，夜晚在停业店铺门廊的水泥台阶上打地铺过夜。路过这样的地方，念及报上说，还有流浪汉在珠江的桥洞和马路天桥的底下栖身，不免心生凄恻，想起程派名剧《锁麟囊》里，富家女薛湘灵“此时却又明白了”的唱段：“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号啕……”
由此想到“送温暖”这个相沿已久的说法。这个词用得最早最多的自然是表现领导人爱民亲民的场合，广义的“送温暖”不仅指对“困难群众”嘘寒问暖送棉被，也泛指送米、送油、送现金等所有表现党和政府关怀的行动。对这种传统的做法，已有很多评论，平实的如说与其施恩个别对象不如建立健全普惠的社保制度，尖锐的如说不该为表演爱民而在传媒特别是电视上曝光受恩家庭和个人的窘境，都不无一定的道理。
除了官方，还有好心人的“送温暖”，比如前两年广州媒体报道一个“老外”，冬天给街头的流浪者分送了近百条棉被。无论官民，这种“送温暖”都是对个别对象的带随意性的行动，可以称为“送温暖”的初级模式或第一代版本。
“送温暖”的升级换代版，也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文本格式”。官方文本是公安部门施行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改为民政部门主办的人道性的“救助站 ”制度。由于遵循的是自愿申请原则，平常救助站是“守株待兔”，有些流浪者和落魄者宁肯栖身街头垃圾桶里觅食也不愿入住。广州市在橙色寒冷预警发布后，不仅在救助站增添棉衣棉被等候接待求助者，还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各区流动救助队增加人手和车辆，上街巡查流浪人群进行救助，给不愿意到救助站的人分发棉衣和方便面。一些民间慈善组织也出动志愿者，去帮助需要帮扶的人。
这种“送温暖”的升级版，比起第一种是很大的进步，带制度性和社会性，但是或覆盖面有限，仅止于流落街头者；或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而非刚性的可问责的救扶制度。因此，“送温暖”还需要进一步升级换代。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升级问题，是近日读了两则新闻。一是腾讯网上转载的《香港百岁老人街头冻死 民政总署开放12间避寒中心》。这个标题承袭长期以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手法，颠倒时序构造因果关系。报道实际内容是，寒潮来袭，“(香港政府)民政事务总署开放的12间避寒中心共有近570人入住。但有坚持自食其力的港人(即这个一贯拒绝救助的101岁的犟老头——作者注)，寒潮下仍露宿街头，不幸冻死”。尽管如此，警方仍到场验尸确定死因，“社会福利署发言人表示，该老人属油尖旺区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天伦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跟进个案，于2008年已转介到社署领取综合援助金，署方会向中心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就是说，冻死了百岁老人也是要究因问责的。而事实上，天冷涉危需要特别救助的并非只有流浪汉。港府“医院管理局发言人表示，由年初一至昨日(2月17日)下午6时，共有11宗因低温送院治疗个案，仅昨日已经有4名长者入院”。广州媒体报道说，记者走访各大医院发现，寒冷易让老年人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慢阻肺”病症发作。因此，我们必须把天寒需要关爱“送温暖”的人群范围扩大，将居家的人特别是老人病人都纳入视野。
全纳入和全覆盖的前提是什么？是严格的统计和问责。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二条新闻显示的内涵。据中新社台北2月19日电，记者耿军、闫晓虹报道，台湾春节期间连续降温降雨，仅17日以来3天内就有44人因为天冷引发心血管疾病猝死。这个数据是“据台湾各地消防局统计”，消防署网站发布，“这些患者是因天冷导致宿疾复发，有些最后不治身亡”。可是，大陆还未闻有这样严密的统计，也许是数据是机密由内部掌握？
今年1月6日，网上名家杨恒均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一篇评论，标题是《寒流肆虐中国，印度冻死四十多人……》，看后明白他说的是我们媒体报道的荒诞，觉得很震撼。只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装在手电筒里照别人”，总要带着“优越”感，证明“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习惯了对别人作“揭露”性解读；殊不知香港地区、美国和印度等地寒潮过后总要公布死亡人数(包括疑似因寒发病致命的)，这正是人家值得我们学习的社会管理制度。
去年末至今寒流期间，不少地方媒体有冻死人的报道。如《扬子晚报》载，南京安德门地铁站高架桥下有一民工可能是冻死的；中国法院网载，一个14岁的孩子在山东潍坊零下10摄氏度的寒夜里被活活冻死了，等等。但都是个案，也无从问责。
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说，要“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将救助困难人群的“送温暖”，参照“国际惯例”，尽快升级到全覆盖可问责的制度，应该是其中一项内容吧。
（《东方早报》 2010/02/24）
实现财富分配正义：公权力不抢钱
新浪网“两会”专题做“民生十议”，我写关于收入分配的热点话题作为“第二议”《怎样消除妨害分配公正的拦路虎？》；编者在新闻首页推出时另做题《收入分配：呼唤公开透明的博弈》。按照我的理解，常规的收入分配，可以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也可以从生产者、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角度讨论其在分配中各占的比例，也可以从初次、二次、三次分配角度来分析收入构成。回看发表出来的文章，限于篇幅，我谈的只是社会财富分配（广义的收入分配）的一部分，即公民和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捎带涉及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分配中占有的比例过高，公务员和垄断国企等特殊群体收入远超社会平均水平。
不论我们把税收归于第一次分配，还是第二次分配，不论税率高低，不论税收后的公共产品、社会保障支出多寡，我们谈论的都只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的社会。可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远未走上正轨，法治还只是一个正在奋斗的目标。所以，我要补充说，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最急切的是，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不许抢钱——当然，这个抢不是指大街上歹徒持凶器的明抢，而是各种势力倚恃公权力进行的或明或暗的掠夺。
谈到公权力抢钱的手段，略加归纳，人们熟悉的就有以下四大类：
一是狂印滥发钞票，通过货币贬值，将老百姓的积蓄变成废纸一堆，或将民众的财富缩水。这是津巴布韦和我们某个邻邦搞“币制改革”的做法。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民众也多少心存通胀恐慌；温家宝总理刚刚讲了要控制这种通胀预期；央行近日在季度报告中说“将逐渐回归到正常货币政策”，已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重新盯住了通胀。但愿在“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同时，控制住通货膨胀。
与搞货币贬值和通胀相同性质的“抢钱”，就是大家早已啧有怨言的“乱涨价”了。水电煤气油等垄断性产品，不论是假民主的“每听（证）必涨”，还是不走过场的“半夜鸡叫”断然涨价，都是掐着消费者的脖子掏钱，与抢钱无异。
第二种，当今中国最大宗的抢钱，无疑是与土地有关的，低价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市民住宅。上世纪搞阶级教育时，我们看过不少地主强夺农民土地的文艺故事，而如今出面强夺土地的却是地方政府，它们转手给开发商就卖了高价。3月4日的《南方周末》披露了一个近例，贵州修文县强夺农民土地给开发商建高尔夫球场，开发商在里面建高价别墅，圈地者无妨，失地农民捡几个被遗弃的球卖却要坐牢。这里的农民比杨白劳、杨立贝还冤。
第三种抢钱，类似于占山为王的绿林强盗，“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财”。不要以为这只是有车一族才遇到的问题。将风景名胜圈起来“抢钱”的地方多得很。寺观自古以来本是人们“随喜”的地方，穷书生张君瑞还借寺院读书呢，可是如今多被围起来收高价门票。报道说，今年春节，北京人赶传统的庙会，也被圈到陶然亭公园收钱。
第四种抢钱，就是“被自愿”捐助。小宗的有单位逼捐或从工资里扣捐的；大宗的逼捐如，孩子上幼儿园，农民工子女在外地上学，还有留招生指标人为制造的择校，等等。
上述“抢钱”种种，比国家机关明码实数收的税费名堂还多，数额可能更大，老百姓谁碰上了不难受？防止这种种“抢钱”，离开了规范和监督公权力，是不可能的。
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在明代就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了。可是，他们忘了这“市场”之上有皇权，有可以“灭门的知县”，哪怕你富如沈万三，只要权势者不高兴，就可以叫你倾家荡产，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不驯服权力，实现分配正义就是镜花水月。
（《东方早报》2010/03/05）
从“心灵抚慰”看“以人为本”
这一次遭受的汶川大地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抗灾过程展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却赢得了世人的尊重。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5月20日上午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地震遇难者时留言，称他对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慷慨互助精神和坚强品格表示钦佩。我想，他说这些话是真诚的。
抗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从当天赶赴重灾区的66岁的温总理，到冒死“盲投”“盲降”探查灾情的15名年轻的空降兵，从驱车万里的民间志愿者，到随时等待入境支援的日本国专业搜救队……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太多了。而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对遭灾严重者的“心灵抚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心理学专家叫“心理干预”；胡锦涛在5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题会议上提出要做好灾民的“心理安抚和思想疏导”；也有叫“心理辅导”和“心理救援”的；“心灵抚慰”则是深圳一个义工组织的叫法。不论叫什么名，共同的心愿是一个：从精神上帮助遭受严重灾害者走出困境，重建生活的心灵支柱。几天之间，一本《震后心理自助手册》就送到了灾区，一些心理专业人员提醒救援者哪些自以为是劝慰的话是不宜出口的，更有一些人走到了受害者中间帮助孩子们摆脱恐惧和不安……
从领导者到民间社会，这么重视心理抚慰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在我看来，这虽然与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大幅提高，因而更重视生活质量了有关，但更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比高楼大厦林立更深刻更巨大的社会进步。从前，我们的物质匮乏，“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免于啼饥号寒都不容易，哪管得了那么多？而且，我们从前的政治动员习惯于英雄主义的调子，“为有牺牲多壮志”，“人定胜天”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人“贪生怕死”的本性根本就不愿承认，对于人的脆弱和敏感不愿正视，一律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像电影《集结号》表现的我方新兵上阵尿裤子一定会被批为丑化我军形象。
现在我们把人当人，而不是当刀枪不入的神或当没有情感的机器，正视他们有血有肉，也承认了人的性格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模式一样的口号来对待。是的，岂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同样是人又是多么的不同！将心比心其实也很难对路。有些事你非亲身经历就不可能感受别人的痛苦，好比刀割破手指，割的是别人你知道会很痛,但毕竟和自己被割不一样。成都广播交通台的女主播孙静，地震发生后第一个向灾民报道地震相关新闻，连续坚持做了两天多，她够坚强了。她对记者说：“你说我怕不怕，怕，特别是做了四十多个小时，我第一天回到家去拿东西，我住在九楼，我也感觉到晃。我们整个电梯都停了，楼上都没有人。那个时候真的害怕……在这之前都还在说，我们要科学地面对地震，不会有事的，请大家回家住，不要住在街上。当然你是出于好意给大家一个提醒，但是那天回家后，我也有一种很真实的害怕。然后我就觉得我这种提醒很不对。因为我觉得人的恐惧和寻求自身的安全是一种权利，你不能剥夺他这种权利。他要在街上睡很正常。所以后来我就变成了你在大街上睡绝对可以，但是你不要把车乱停，不要堵上道路，这样你也不安全。而且你不要睡在桥底下，太危险了。就这样讲了。我也在调整。你不能跟别人讲你回家吧。这个是不对的。当灾难和恐惧来临的时候，有人采取的是惊慌失措，有人采取的是无比冷静，两种方式都不能以胆小或勇敢来评判，都是面对困难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那个时候的冷静叫做勇敢。不是。”这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细致地表述了一个有启迪意义的心理过程。有心理学者提醒我们，不要劝慰幸存者说，你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他这时可能沉浸在失亲的悲恸中，宁愿跟亲人一起死去。有一个女孩丢掉了一只腿，她说她不愿这样子活着，她的沮丧需要排解，但不是现在就给她讲英雄故事或人生意义的大道理……
心灵抚慰需要有相当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但首先需要的是同情性理解，是真挚的关切和温情的体贴。无疑，这是比重建房舍更细致的“活计”。关心人，尊重人，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
相信，今后中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业会有更快的发展，甚至我们的警察和军队里也会像发达国家一样，有心理医师。这不是难堪的事，相反值得自豪。
（《珠江晚报》2008/05/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