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在这历史里蕴含着古往今来的风俗。王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母亲告诉我说，端午节要吃麻糖，中秋节要吃面月饼，重阳节要摊煎饼，六月初六一定要晒衣物。而过年，更有说不尽的有趣节目。
端午节与麻糖
就像元宵节不吃汤圆，在王村，端午节也是不吃粽子的。
王村的元宵节不吃汤圆，吃饺子；王村的端午节不吃粽子，吃麻糖（音同烫）。乡下人不喜欢跟风逐潮，自己研发出一套经济实用的饮食风尚，流行于乡间村寨。正所谓：自行其是，自得其乐。
麻糖不是麻的糖，是油条。
河南人把油条叫作麻糖，似乎古已有之。清咸丰年间张林西所著《琐事闲录》就有记载：“油炸条面类如寒具，南北各省均食此点心，或呼果子，或呼为油胚，豫省又呼为麻糖，为油馍，即都中之油炸鬼也。”
书中所说“寒具”之类大约就是山东人爱吃的馓子，刘禹锡《寒具诗》有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褊佳人缠臂金。”而豫省呼油条为麻糖是对的，油馍却不是。河南人所说的油馍是指葱花油饼，二者不是同类。
至于油条又被称为油炸鬼、油炸桧，那应该是南宋以后其他地方的叫法，和河南人没多大关系。河南人只叫麻糖。
王村的端午节炸麻糖是一项很隆重的活动。因为炸麻糖属于技术工种，不是所有的主妇都擅长此道，要请来专门的炸麻糖的“老师儿”（河南人把“老师”儿化音之后当“师傅”叫）来家里制作。还要预约好了，以免到时候被别人捷足先登抢跑了老师儿自己干着急。
母亲做事周到利落，老师儿是早就请好了的。端午节当天要起个大早，洒扫庭院，准备物具，所谓物具大致包括：一大袋面粉，一大桶花生油，二三只大簸箩。
河南的麻糖长有尺余，厚而宽，长相敦实，外表焦黄，内里绵软。从小到大一直吃它，觉得这世界上的所有麻糖都该是这样的，吃起来绵里藏劲，像陈氏太极，回味悠长。后来吃到济南的油条，顿觉惊诧无比。济南的油条属于短小精悍型的，在油里炸得透透的，吃起来焦而脆，是适合做成煎饼果子的。而河南的麻糖，是适合配胡辣汤的。
端午节除了炸麻糖，顺便还炸些糖糕和焦叶（母亲叫焦焦）。焦叶是最简单的，用压面条机压出一些薄面片来，要提前放好芝麻和盐，切成大小近似的方块，丢进油锅里炸熟即可。
母亲最擅长的是炸糖糕。她炸的糖糕远近闻名，亲戚里有偏爱吃糖糕的，每年都要多炸些送人。炸糖糕需要用烫面，里面裹上黑糖，炸出来的糖糕一个个的圆鼓鼓的小胖饼，趁热咬上一口，黑糖汁会流出来，又香又甜。
父亲对母亲所做的一切都不以为意，却独爱吃她做的两种面食，一种是重阳节的摊煎饼，一种是端午节的炸糖糕。
过了小满之后十天左右就是端午节了，也差不多到了开镰割麦的时候。年景晚的话，可以吃了端午节的麻糖再干活；年景早的话，端午节就没法过了，只好放到“麦罢”一起过。
“麦罢”不是节气，也不是节日，是过了麦收大忙之后，只有家里有“新亲戚”的才走的一种乡间礼节。何谓“新亲戚”？即已经定了亲结了亲家的姻亲家庭。礼尚往来，每年的麦罢，新亲戚的家庭要分别派了代表提着热气腾腾的麻糖去看望彼此的长辈，顺便加深一下未婚男女之间的感情。美其名曰：瞧麦罢。
除了端午节和“瞧麦罢”需要炸麻糖，乡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更需要大量的麻糖来进行礼仪来往，那就是老庙会。三里五村，十里八村，隔三岔五的庙会日，成为乡间人们聚众热闹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由头。
在我小的时候，麻糖还是赶庙会走亲戚唯一的必需的礼物。所以时常会看见马路边、村庄口、街道上，星罗棋布般驻扎着临时搭建的炸麻糖摊位。
每到庙会日，无论是走路的、骑车的、赶车的，人手一份麻糖。有钱的多买几斤，没钱的少买几斤。来的都是客，多少都是礼，主人家都不会嫌弃。
收礼多的人家，大簸箩小簸箕，都盛着满满的麻糖。客人们吃了拿了之后还剩下好多，家里人以后日日吃麻糖，实在吃不完又怕坏的就想个妙法，把麻糖晒起来，晒成麻糖干。新鲜的软麻糖吃完以后就接着吃硬硬的麻糖干，竟然可以吃到中秋节。
到最后，那麻糖干硬得，简直可以砸死狗了。
过苦夏
入伏之后，渐入苦夏之境。
所谓“苦夏”，据说也是一种季节病，怪不得近日总是精神萎靡，不思进取。
不思进取却还要勉强做事，也是一种痛苦。倒不如学袁才子：“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眠。平生自想无官乐，第一骄人六月天。”
晒伏
农历六月初六，窗外骄阳似火，正是晒被服的好时候。从前在乡下，母亲年年固定在这一天大晒衣物。所有的被子，所有的棉服，统统翻找出来，院子里扯满了绳子当作临时的晾架。墙根也摆满了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棉鞋。一院子花花绿绿的风景，不明就里的看了还以为是在搞乡村风物展。
小时候最喜欢凑热闹，等母亲把被服搭满了绳架，我们便把晒场当作迷宫，掀开被子在里面钻来钻去地游戏。或者故意地去套上大人的棉服棉鞋作怪，手舞足蹈地耍一番小丑戏。于是从小便得了一个人生体验：夏天穿棉服一霎时是凉爽的。这大约跟走街串巷叫卖冰棍的用棉布和泡沫箱来包裹冰棍一个道理。只不过冰棍是凉的，人体是热的，一霎时之后便汗流浃背了。
六月初六晒衣物被称为“晒伏”，据说七月初七还有晒书之说。晒书比晒衣想来更有趣一些，晒书自然是真晒书，当然不能学不得志的郝隆纯粹为了耍意气晒肚皮。只是小时候白丁传家，无书可晒，小肚子也是瘪瘪的，连干粮都没有，更别说学问了。现在倒是有了几本书，怎奈城市蜗居，上不见天，下不着地，无地方可晒。
午后正热，廊下守着一堆旧书打瞌睡，或者还有几缕不识字的清风在胡乱翻动书页。院子里的大杨树上吱哇吱哇的有新蝉试鸣。这样臆想出来的情景可以作一幅文人画了。
吃伏
有朋友居湘地，每年六月初六日都要吃水鱼（甲鱼）炖羊肉，此风俗在古代被称为“吃伏羊”。古时的人们比现代人更懂得生活之道，除了有“晒伏”一说，还流行“吃伏”。他们不但吃伏羊，还吃伏鸡、伏狗。据说也是秉承了古朴的“以热制热”的养生理念。
此所谓“天人合一”是也。《黄帝内经》有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羊肉狗肉都是生发阳气之物，怪不得济南人爱在盛夏夜通宵达旦地光着膀子吃烤串喝扎啤，不亦乐乎，胡吃海喝的背后还是隐约遵循了一定“天理”的。
晋地则流行“伏姜茶”，用生姜、红糖、山楂、枸杞等物制成之后，在毒热的太阳底下足足晒够三伏后食用，可祛除体内湿寒之气，排毒健体。据说此法也流行于豫地，我却是不知道。大概是靠近山西的豫西才有吧。
在我生活的王村，我的母亲只知道六月初六大晒那些“破铺衬烂套”（母亲语），至于伏天要特别吃些什么是从来没有的。而济南人除了贯穿整个夏天的“撸串”，也只是在“夏至”当天吃一碗济南风味的凉面表达一下对夏天来临的敬意。
凉面我还是喜欢吃王村风味的。面条是母亲手擀的，切成一指宽。黄瓜是自家菜地里生长的，翠绿心，连刀切丝，拌上调制好的醋蒜汁。面条是一定要过了凉水的，不带一丝丝热气。这样的一碗凉面，于我来说，是三伏天里的消夏胜品，不亚于湘人的伏羊伏狗之类，所以我也可以把它称为“吃伏面”。——于是王村便也有了“吃伏”风俗了。
这样的一碗凉面，如果要打分，那是要评上九十九分的，最后的一分是要加上一种特别的调料：西番芥。
西番芥是王村的叫法，它的学名叫荆芥。荆芥是一种味道独特的调味品，说它味道独特是因为爱它的人赞它清香无比，厌恶它的人则说它奇臭难闻。我当然属于前者。
荆芥大约只有河南人爱吃，这么多年在济南鲜见它的身影。偶有河南籍学生“遵师命”寻觅一些送来聊以解馋。——这“一些”也是从居鲁地的河南人的私家菜地里采摘的。
以前在王村时，父亲爱种它，每年把种子撒在院子里辟出来的一块菜地里，到了夏天郁郁葱葱的一大片。荆芥繁衍能力很强，吃的时候要掐叶梢，过几日，枝杈间就会生发出新叶来。这样层出不穷的，一直吃到夏末秋初荆芥开花结籽长老了为止。
去年特意叮嘱家里人种上一些荆芥，说等放了暑假要回去吃。终究没能回去。
面月饼
从前生活在乡间，抬头即见天日。夜晚的月亮，从初月一直可以望到满月，中秋节的圆月也不知道望尽了几回。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年纪小，见识短浅，秋风冷月，莫名的愁思在胸中回还激荡，却找不到出口。
如今年纪不小了，见识却并不见多么精进。一到了秋天，总还有莫名的愁思在胸中回还激荡仍然找不到出口。人生于世，总是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左右着你的命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想起来有一年中秋夜我站在沙岗上的杨树林里，长久地凝望着中天之月，内心充满了惆怅与彷徨。不知道当年的苏子喝醉了，拍手而歌，“起舞徘徊风露下”，内心有没有如我这般的惆怅之感。
何以解惆怅，唯有吃月饼。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从距家三十里地远的学校骑着那辆被哥哥淘汰下来的破自行车踉踉跄跄回家去，一路上受尽了折磨，心情极度郁闷。终于到家，发现院子里只有父亲一人，母亲他们去地里收花生了。我怒气冲冲地把那破车扔给父亲让他修理，然后进屋，突然就发现了那馍筐里盛放着的面月饼。它们静静地躺在那儿，好像就是为了等候我的归来似的。于是我一霎时转怒为喜，左手右手各擎一枚，一路啃吃一路欢歌乐颠颠地去地里找母亲了。
面月饼是农历的八月十五这一天，王村家家户户的主妇们必定要做的一种乡间面食。等我长大后见识了各色面食，发觉小时候被我奉为圣物可以解忧的面月饼，其实就是一种糖烧饼的变种，只是做法和口味上更加的质朴和纯良。但是它已经被我附加了太多情感和记忆在里面，我仍然喜欢叫它面月饼。
月饼前加一个“面”字作前缀，自然是为了和那些花钱买来的五仁月饼区别开来。面月饼和五仁月饼一个白面庞，一个红面庞，可以比作乡间土戏台上的两个角色：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足可以支撑起一个朴素而不失礼仪的中秋大戏了。
在王村，中秋节也不叫“中秋节”的，叫“八月十五”。这也恰恰是和农耕时代人们过日子翻日历看“黄道”相匹配的。
八月十五“炕”月饼，八月十六走亲戚。这是王村每年的惯例。炕在王村词典上是一个典型的名词动用：炕油馍，炕月饼。都是它。
炕月饼的锅是平时做饭用的大地锅。锅里一次能炕上七八个月饼，还得有个坐在地锅前面负责添柴烧火的——未必是丫头，再加上面案上两三个揉面制作月饼坯子的。炕月饼是一个很能体现团队合作精神的工作，母亲每次召集来的也都是平时关系亲睦的女邻，她们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一边做事，一边聊天，仿佛在开“同好会”。
我年纪虽小，也愿意参与其中。炕月饼的工程里，我最喜欢做的是两件事：偷吃馅料和压花纹。
面月饼的馅料是用炒熟的芝麻和红糖搅拌而成，又甜又香的气味在空气中飘来飘去，惹得人流口水。我总是瞅准机会，趁大人不注意，用小勺子偷偷往嘴里运。压花纹是一个细致的活计，要准备好模具，酒瓶盖，麻梭（一种被王村人叫作“大麻”的麻属植物的果实），我是负责提供模具的，偶尔得母亲恩准还能拿个麻梭或瓶盖在光秃秃的月饼胚子上小试身手。实在找不到这两种最佳模具的时候，母亲干脆直接用碗口来压花纹，一只碗倒扣在月饼坯子上，来回循环交错，线条缭绕，压出来的图形也小有意趣。
小孩子重实用也重意趣，当彼此从家里拿着月饼出来开碰头会的时候，都要各自伸了眼睛过去，比对一下谁家月饼的花纹更好看一些。仿佛握在手掌里的香喷喷的月饼不是填饱肚腹的吃食，而是一件形而上的艺术品。
至于每年中秋节的走亲戚，包装精美的五仁月饼虽然是主角，但是凡是做了面月饼的家里，都要额外再放进去几枚自家的面月饼作为特别的馈赠。
我小的时候不爱吃有着青丝红丝的五仁月饼，现在也不爱吃。家里其他人似乎也不大爱吃。唯有母亲一个人爱吃——或者她也是不爱吃的，只是惜物怕浪费。每年的五仁月饼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辗转回还，圆满完成了走亲访友的仪式之后，家里总要留下来几斤，全被母亲承包下来，当作了一日三餐，一天一天地吃下去，直吃到五仁月饼越来越硬了，甚至长了绿毛，母亲就放进蒸锅里“馏一馏”，接着吃。
当我读了几年书，心里冒出来一些浪漫的想法，就想学那些文人雅士一样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而不是简单直白的“八月十五”。乡下庭院空阔，树木稀疏，于明月净土之上，摆上一张方桌，置几碟点心瓜果，便可合家团圆，过一个中秋佳节了。
——至今未曾如愿。每每念及不胜惆怅。
何以解惆怅，对月两相望。只是物非人非，望也是无尽之望了。
重阳节与摊煎饼
重阳宜登高。
登高以寄啸。赏菊。逛山会。
听说千佛山上有一处“赏菊岩”，这许多年里竟然懵懂不知，更别提登临了。每年的九九重阳节，千佛山必开山会，据说这也是自元代始沿袭下来的惯例。
记得初到济南，第一次去逛山会，正值国庆节与重阳节重合，自千佛山路路口便开始摩肩接踵，步步挪移了。放眼一望，乌压压人头攒动，千佛山已不是千佛山，变成了万人山。
那时的千佛山山会还好玩，除了山路两边卖各种山货的，还有搭戏台唱戏的，玩杂耍卖艺的。我们一路上山，一只眼睛看山货玩意，一只眼睛观摩石头罗汉。——如今的山会只是摆布在山上的喧闹集市，石头罗汉的大耳垂和长眉毛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老舍当年任教于齐鲁大学，逢了周末或者节假，也常常会踏着石头台阶上山闲逛，他钟情于山路边的旧书摊子——如今的旧书摊子也没有了。倒是有论斤叫卖的砖头厚的疑似盗版书籍夹杂于花花绿绿的山货中间。
第一次逛山会，还有新奇感，应景地买了几个小玩意：浸了水会自动撒尿的小泥人，一块彩色的泡在水里特别漂亮的石头，一只绣着“千佛山留念”的花里胡哨的小布包。三个人一鼓作气爬到了最高处。山顶上怪石嶙峋，也是站满了人。有人吹响马哨，有人喊山，有人拍照，有人吹山风，有人观风景，有人发呆。
据说重阳之时，千佛山上开满了菊花，我倒是印象不深，或者是我不曾登临“赏菊岩”，眼界不够阔远。只依稀记得卧佛身前环绕着一圈金黄灿灿的菊花。古代的济南人过重阳节，喜欢喝菊花酒，吃炸菊花。如今这两个风俗已经绝迹了。
趵突泉公园里每年的重阳节前后也都有菊花展。去年有友来济，趁着夜色陪她去赏菊，一个个姹紫嫣红，朦胧的灯光下更显妩媚妖娆。只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王村也有菊花。王村有八月菊，九月菊，臭金菊。九月菊和臭金菊我还记得它们的样子，八月菊长什么样，却是完全忘记了。
小时候读诗，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以为他忆的是山东兄弟，后来知道他的家不是在山东，而是在山西。山西茱萸的样貌似乎在王村也能找到，我们叫它“小秦椒”，秋天里它成熟的果实红得透明，在阳光下有着夺目的美丽。父亲把它当作枸杞来用，每年都吩咐我们摘一些回家给他泡酒喝。
重阳节要吃重阳糕，这是江南的风俗。从前的王村，每年的重阳节，母亲都要摊煎饼。摊煎饼过重阳，这是王村的风俗。
山东人也吃煎饼，煎饼卷大葱，是当年我在沂蒙山区所见的当地一大食俗特色。山东人摊煎饼用的是专门工具——鏊。鏊的造型正和锅反着来，锅的锅底是“凹”下去，鏊的锅底是微微“凸”上来。鏊的面积大约和大地锅锅口相当。
观看过当地人现场摊煎饼，舀一勺稀面汁倒到鏊上去，再用一种特殊的专业木制刷子，唰唰唰唰，一张大煎饼成型。山东的煎饼大约分几种：白面煎饼、玉米面煎饼、小米面煎饼、黄豆面煎饼。我当年在临沂吃的是白面煎饼，刚做出来的白面煎饼柔软而筋道，第一次吃煎饼的外地人互相交流吃煎饼经验，都暗暗表示“咬不动”，一张煎饼吃下来，咀嚼肌几乎能累伤。可是沂蒙山区人民喜爱它，甚至是老得掉光了牙齿的老人家，每每吃饭的时候，他们也非煎饼不吃，心甘情愿地用光秃秃的牙龈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磨着煎饼。
和沂蒙山区的老人家比起来，我奶奶是有福气的。她戴着假牙，一口一口地咬着我母亲摊的煎饼，一点也不费力气。母亲摊煎饼用的是大地锅，面汁是用白面和绿豆面按大约三比一的比例调和而成，绿豆是当年的新豆子磨出来的，有一股新鲜的豆腥气。王村的煎饼是咸香的，因为面汁里加了葱花、盐和花椒粉调味，摊煎饼的时候也要放点底油。
往年重阳节，我们家都要吃摊煎饼。一张一张出锅的煎饼摞在高粱秆纳制的“锅排”上，散放出一阵阵诱人的香气。下了晌的父亲胡乱洗把手，就卷起来一张，蘸一蘸醋蒜汁大口猛吃起来——父亲是最爱吃摊煎饼的。
小孩子嘴馋如我者，常常要趁人不注意，偷偷沿着锅排走一圈，撕掉煎饼的花边。花边薄脆焦香，是整个煎饼的精华部分。
等母亲发现要骂的时候，我已经撒腿跑远了。
豫北的年
豫北过年不叫过年，叫“年歇”。每年的年歇过程很长久，从进了腊月开始酝酿，一直到出了正月才算结束。
腊八粥腊八蒜
腊八祭灶，年歇来到。这是老话儿。王村人过年叫年歇。这个歇字用得极妙，有大彻大悟不管不顾的意思。
每年的腊八节，母亲都做腊八粥。母亲做的腊八粥，食材是简易的，大米，小米，绿豆，江豆，红薯。白糖做辅料。
父亲早早起床，洒扫庭院。用他那双还没有因酒精麻醉和岁月磨蚀变得更加苍老的眼睛往上望一望冬日干净的天空，再收回目光望一望萧瑟的院墙外。院墙是黄土麦秸砌成的，半人多高。靠着院墙码放着一排秋天里收回来的玉米秆，干枯的叶子被北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父亲望了一会儿要收回目光和扫帚回屋的时候，我们上完早课扑腾扑腾地回来了。我们走在被冻得生硬的黄土路上，使劲跺着脚。天气实在是太冷了，穿上厚厚的布棉鞋也挡不住的冷。腊八节是不放假的，虽然这一天异常寒冷。而且，还要吃腊八粥。
母亲说，去给枣树们喂一点粥吃吧。
父亲带着我们踱出温暖的堂屋，来到清冷的院子里，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腊八粥。据说把腊八粥抹到果树上，来年它们就会很卖力地生长，开花，结果。我们家院子里有枣树。两棵枣树。它们现在还是光秃秃的。我们用筷子挑出一些腊八粥抹到它们粗糙的树皮上，有的粘在树皮上，有的掉到地上。后来被出来觅食的老母鸡吃掉了。
不知道吃了腊八粥的老母鸡来年会不会很卖力地下很多蛋。
长大后自立门户，每年腊八节都要做腊八粥吃。仿佛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好日子就近在咫尺了。
有一年腊八节，特意买了一只新的造型别致的砂锅回来熬粥，结果在熬制的中途，下了一碗冷的食材进去，只听得“嘭”的一声巨响——新砂锅瞬间炸裂，粥汤流了一地。
面对着一片狼藉，想，若是我家的老母鸡在就好了。
腊八蒜在王村算不上流行事物。母亲不好此道，父亲也懒得制作，所以偶尔吃上一次也是非常稀奇的，就像去别人家拜年，竟然能被赏赐一两枚核桃或者一两颗酒枣，都是极其稀奇，令人记忆一辈子的美好之事。
及至长大，自己尝试腌制，便年年腊月初八日备了些许大蒜和陈醋，洗净了两三只空的罐头瓶子。装蒜，放醋，封口，然后放在一处显眼之地，每日里去膜拜一番，像进行一件极其庄严的圣事。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在红亮的醋汁里渐变了颜色，像是一日一日累积着对年的喜悦和憧憬。
到了大年三十，煮好了饺子，起身去看那几只瓶子，满瓶都是翠绿色了。用筷子夹几瓣出来放在白色的小碟子里，更好看了。翠绿色里泛着微微的蓝，晶莹剔透，一个个的，仿若可把玩的小翡翠玩意儿。所以，腊八蒜也有个别称，被唤作绿蒜。大蒜在醋水里经过了漫长的浸泡，等它们变成绿蒜的时候，已经减弱了许多辣味，却新增了醋的酸味。所以绿蒜吃在嘴里，是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酸，却仍是当初脆生生的口感。
王村过年吃的饺子馅最经典的是萝卜肉馅，青皮白萝卜，配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剁上大头葱，生姜末，淋上花生油，小磨香油，用老抽酱油上色，撒上用擀面杖碾碎的干锅焙的花椒八角面。这样的饺子馅离着几米远就闻得着香味。包饺子的面粉是进了腊月，母亲老早就拉去王村的小磨坊磨好了的，特意叮嘱磨坊主多脱一层皮，面粉比往常白细了许多，包出来的饺子白嫩，筋道，又不失麦香。
母亲包的饺子肚子鼓鼓的，边沿薄薄的，像月牙，又像小船。这样好看的饺子热腾腾盛在盘子里，如果旁边再配上一碟又好看又好吃的腊八蒜，该是怎样一幅让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图。
祭灶官祭灶糖
腊月二十三，王村人不叫“过小年”，叫“祭灶”。
一过了腊八，王村的大街小巷里突然就出现几个骑着老式洋车的老男人。“几个”的数量不等，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两个，出现三个的时候很少。
他们不会同时出现，一般会像接力赛一样，一个走了，又一个来了，又一个走了，又一个来了。他们的长相都很模糊，被岁月风干的黝黑脸庞，一身粗布的颜色灰暗的衣服，有时候会戴一顶破旧的火车头帽子，有时候什么也不戴，就这么在寒风中晾着头。
我不认识他们。可是王村的其他人都认识他们。他们一进村，就开始吆喝起来：“请灶爷喽！请灶爷喽！”
“呼啦”一下，从那些有院墙的没院墙的家里，跑出许多要请灶爷的人来。
——多少钱请一张？
——五毛。
——太贵啦，便宜点吧。
——一张老灶爷才五毛钱，还嫌贵呀？
……
搞来搞去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搞头。最终还是每家花五毛钱请了一张老灶爷像回去。也有的不愿意现在就请，想货比三家，觉得那个没来的会比这个更好更便宜些。或者去年此时就是请那一个人的，于是就空着手回家去，继续支着耳朵听更晚一些的时候另一个吆喝声在王村的街巷里响起来。
我家里请老灶爷是父亲愿意尽心去做的事情，就像我家里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也是父亲愿意尽心去做的事情。我母亲是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不喜欢烧香，不喜欢拜庙，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神。
老灶爷是用一张薄薄的白纸画的，纸的质量很差，颜料把纸浸得皱皱巴巴的，从背面也可以看出来画像的痕迹。画像大同小异，正中间画的都是老灶爷和老灶奶。这是最简单的，更复杂的要在主像的上方和下方画上其他神仙的像来衬托这幅灶爷画的神秘与威严。画的颜色都是用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鲜艳的颜料涂绘。
这幅灶爷画就像一幅缩小的中堂，横批、上联、下联齐全。最没有变化的也是这副对联，年复一年，老一套的说辞。
对联的用纸很严格，用的都是绿纸，为什么要用绿纸呢？我一直都没来得及问父亲。上联：上天言好事；下联：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或者还有一种写法也很流行及正统。上联：二十三日去；下联：初一五更来。横批：一家之主。总而言之，老灶爷是铁定的任谁也不能撼动的一家之主。
腊月二十三，有灶爷像的人家要记得把旧的灶爷像揭了去，送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去，等到腊月二十八当天，再把新的灶爷像贴上去，请他继续从天庭回来保佑一家人一年的平安和顺。这一系列的祭灶工作每年都是父亲主力完成的，打下手的是母亲和我们。
上第一炷香给老灶爷，敬奉过年时的第一碗饺子给老灶爷，这都是父亲的工作。上香的时候是要下跪磕头的，父亲让母亲去做，母亲不肯。母亲是很厌烦这种仪式的。父亲只好自己去履行职责。父亲只上香磕头，偶尔也会做做祷告，只是不像那些信念坚执的老妇人，一跪下来就半天再也不肯爬起来，家长里短前世今生，和老灶爷唠叨个没完没了，也不怕他老人家听得腻烦。
母亲对天地尊神的敬奉之情只体现在大年初五晚上那一顿饺子上，母亲叫“祭天苍儿”。我根本不懂，只是眼睁睁看着母亲在傍晚时分端出出锅的第一碗饺子，走到院子里向空里敬一敬，念叨几句悄悄话。后来偶尔母亲没空，会吩咐我替她做这件事。我不会念叨，只端了饺子碗往暮色苍茫的天空里举一举，心情忐忑地赶紧跑回堂屋里去了。
我对祭灶的态度和母亲不一样，我喜欢看那一张花花绿绿的灶爷画，也喜欢去别人家研究和我家不一样的灶爷画。喜欢看父亲烧香磕头的样子，一闻到那浓烈的劣质土香味，就知道年真的要来了。
而且，到了晚上，祭灶糖就可以吃到了。我后来才知道它的官名叫“麦芽糖”。祭灶糖黏牙，甚至会粘住上颚，逼得你不得不伸出手指去剔除它。可是它是那么甜，香，是我至今吃不厌的记忆中的甜食。
祭灶糖也是买来供奉老灶爷的，要不然它为什么这么黏牙呢，其实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巴，让他上了天庭之后不好说主家的坏话。可是我比灶王爷更盼望吃到这一年一次的祭灶糖。
我一拿到祭灶糖就立马跑出去，跑到大街上去，和小伙伴唱歌去了。傍晚时分的街巷里，家家户户都洒水清扫路面，黄土路上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清冷的冻土的气息，它象征着年的脚步正马不停蹄地向我们飞奔而来。我们一边撒欢，一边唱歌，唱的是——
二十三祭灶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拐豆腐，
二十六蒸馒头，
二十七杀公鸡，
二十八贴花花（画画），
二十九门上瞅，
三十儿褪皮儿（清洁身体），
初一撅墩儿（磕头拜年），
初二串亲戚儿……
春联与骨头
腊月二十八要贴春联。春联一贴过年的喜气便扑面而来，所以，除了三年内遇着白事的人家，家家户户都很在意这一项节目。
吃过了早饭，母亲紧催着父亲去打糨糊。糨糊是用白面制成的，锅里放少许冷水，放少许面粉，在灶火上烧着，不停地搅拌，等面粉熟透了，就成了糨糊。
父亲打糨糊的时候，我们几个要赶紧去清除掉去年门楣门框门板上的春联和年画，清除干净了好张贴新的上去。所谓“辞旧迎新”是也。
腊月二十五榆林有大集，春联和年画是在集市上买的。朴素点的有墨笔写的，奢华点的可以选购金粉写的。不过这都是后来了。从前我们家的春联都是买了红纸自己写。王村的人家，几乎也都是买了红纸回来自己写，自己不会写的便拿了红纸去请别人家会写的人写。
所以，腊月二十八那天写春联也是个特别的项目。有时候一大伙人聚集到一处写春联看春联也是一种过年前的气氛——也是寻常庄户人家能与文化有所沾染的极少机遇，所以每个人都很快乐。农户人家，虽然也能写字，肚子里却没有装多少诗词歌赋，只熟记着“爆竹声中一岁除”，也总不能只写这一句吧，所以便去借来一本类似“春联大全”之类的工具书。年年翻来覆去地抄上几对算应付了差事。
我家里以前是父亲主笔写春联，有时候还给别人写。后来哥哥长大了，便由哥哥代笔。哥哥的字自然不如父亲的，但也勉强可看。再后来我长大了，哥哥偷懒，写春联的工作就交由我来主持。我是菜鸟，也没有正经练过书法，横平竖直都把握不好，可是他们却说很好很好，我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写好的春联贴到正门上，院墙外，水缸上，灶头上，椿树上……自己歪着头看看，也不觉得丢人。
啃骨头却是大年三十的节目了。每年的大年三十上午煮肉，下午盘饺子馅，也是每年铁定的项目。——再穷的人家过年都要吃肉的。
煮肉是父亲的工作。给煮熟的骨头剔肉也是父亲的工作。我们也有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啃骨头。
对我们来说，啃骨头是过年之前最要紧的事。我们像嗅觉灵敏的几只小狼，老早就蹲守在肉锅附近，及至父亲把煮熟的肉骨头从锅里转移到盆里，我们立刻围了上去。
此时的父亲是笑呵呵的，说着“别急！别急！都有！都有！”。
此时的母亲也是笑呵呵的，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着父亲剔下来的碎肉。
从骨头上剔下来的肉叫作“剔骨肉”，是过年待客时的一道必备菜。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吃光所有的剔骨肉，父亲也只是让我们解下馋，就把我们赶走了。
除了骨头，大锅里还煮着大肉方。大肉方是肥瘦相间的，肥肉多，瘦肉少。用来炒大锅菜、蒸腐乳肉、炼制大油。肉方上的瘦肉可以切成薄片做凉拌菜。
母亲做的凉拌肉片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一道过年菜。
年歇与扁食
王村人说的“年歇”是单指大年初一以后到正月十五十六那段时间。大年初一叫“大年歇”，正月十五十六叫“小年歇”，神圣得不可混淆。
所谓“年歇”的含义，大约是一年当中只有这一段时间是可以大歇特歇的好时光吧。大年初一之前是忙着准备过年事宜，正月十六之后打工的要再次离开家奔赴异乡，务农的要开始进行春天田地里的事务。唯有这正月里的前半个月光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欢乐与挥霍的。喝酒、打牌、喷闲空是王村人民过年歇的三大娱乐活动。
王村人过年歇是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的，下午“捏扁食”。把饺子叫作扁食，是王村从前的传统，后来城市之风尚波及乡村，“饺子”开始流行，而“扁食”日渐没落。我原来以为“扁食”是方言土话，长大后学了知识才知道它也是“古已有之”。
大年三十下午捏扁食，是要把除夕夜的、大年初一早上的都要捏出来，为了初一以后不再干活。扁食馅更要多盘，足够吃到大年初五晚上那一顿。所以有些年温度偏高，到了大年初五“天苍节”吃，扁食馅就会有点酸味了。母亲仍旧舍不得扔，放点碱面中和一下酸味，照常包了扁食煮了吃。照常先煮了一碗端到院子里“供一供”天老爷——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会于苍穹深处皱一皱眉头，嫌弃地说一句：“咦——今年的扁食酸了。”
穷人家，除夕夜的团圆饭没别的，只有扁食。暝色入庭院，开火煮扁食。扁食馅自然是最传统最经典的萝卜肉馅，萝卜是青皮大萝卜，从院子里的萝卜窖里刨几个出来，切成片或条，放进沸水中“炸一炸”，过冷水后挤去水分，剁碎了，和剁好的五花肉拌成一大琉璃盆扁食馅，光看着就让人心满意足。
小时候我们坐在堂屋里，等待扁食出锅，看着父亲推扁食下锅，一边推，一边给我们猜谜语：一群白鹅，蹚水过河。
吃扁食要用扁食叉，这是我小时候认为的最经典的搭配，可是我家里只有两个扁食叉，竹制的，两个叉尖，正好叉起一只扁食来。——用扁食叉吃扁食比用筷子吃香，这是我一向认为的。有一年除夕夜吃扁食，我和弟弟争扁食叉，差点打起来。
大年初一早上按惯例也要吃扁食。四五点钟，天色还昏黑，母亲就起床开火准备下扁食了。下好了扁食，开始喊我们起床。
大年初一早上的扁食，除了自己家人吃，还要外送。送奶奶一碗，送大爷家一碗，送小婶家一碗，甚至还要送关系更远点的本族长辈，来回送。中午一般会吃熬大锅菜，也要送一碗给家族里的长辈。这是旧时过年的礼仪。
拾火鞭与磕大头
大年初一早上，从五点开始，村子里就开始隐约响起鞭炮声，起初是稀疏零星的，后来逐渐密集，声响也越来越大，慢慢逼近院子里来了。实在赖不了床了，只好从被窝里爬起来。这时候正好窗外有脚步声传来，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过来送扁食拜年了。
母亲开始催促我们赶紧起床洗漱吃扁食，好跟着他们一起去别人家拜年磕头。父亲已经在院子里放火鞭了。一挂火鞭噼里啪啦之后，会有一些半途熄火没爆炸的火鞭头，崩落四散于地，我们便猫腰低头在破晓前的院子里摸索着捡拾火鞭头。
拾火鞭是孩子们过年时的一大乐趣，是可以和拜年的糖果瓜子相提并论的乐趣。大年初一到初三都是不能打扫院子的，民间的说法是怕把一年的财运扫了出去，有些特别讲究的人家甚至拿了一根木棍横放在院子门口，以免财运悄悄流失掉。所以家家院子里放过鞭炮的碎屑都堆积着，我们是专门向着这些碎屑跑去的，在这些红色的碎屑里翻翻捡捡，找那些没有落了捻的没有被点着的火鞭头。一天下来，也能收获大半口袋，然后找个背风之地，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滋火”。“滋火”的玩法如下：把火鞭掰成两截，然后围成一个圆圈，点燃一根火柴扔进圆圈里，“吱啦”一声，火光四射，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小型烟花盛会。
偶有幸运，还能拾到几枚留有残捻的火鞭，点燃之后，一声急促的轻响，也能让小小的心坎乐开了花。
每年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都让我心有所惧。社交性的寒暄和客套是我不擅长的，而且还要跪下来磕头。
我小的时候，王村的拜年仪式感是很强的，无论到了哪里，给长辈们拜年都要行大礼，跪下来踏踏实实地磕一个响头——不磕是不行的，你一踏进门里，席子是已经铺好在地上的。长辈端坐在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笑眯眯地就等着受礼呢。八仙桌上摆放的糖果瓜子，只有磕了头的孩子才有份儿。
好在每次拜年都是集体行动，我只管跟着那些堂兄堂姐堂弟堂妹屁股后头行事就可以了。他们进哪家，我就进哪家，他们进门，我就进门，他们叫人，我躲在人后，他们磕头，我就闷头跟着磕——也可以分到一样分量的糖果瓜子。
可是有一年我落了单，他们都去给奶奶拜年磕头了，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跟去。自己的亲奶奶是必须要去磕头的，况且奶奶每年都要给压岁钱。我央求堂妹陪我去一趟完成今年的拜年仪式，堂妹很爽快，可是她已经磕过头了，不用再磕，所以只是我一个人去给奶奶磕头。我们去了，奶奶在小叔家堂屋里坐着，可是我不敢，傻呆呆地站在门口，试了几试也不敢，只好跑掉了。
等到下午的时候，我心有不甘，想再去试试。拖了堂妹过去，奶奶一看见我就生气了，说磕啥磕，晚了！
那一年我既没有给奶奶拜年，也没有得到压岁钱。
幸而还有大年初三。大年初三姑姑们都来走娘家，我不用给她们说过年的客套话，也不用趴下来给她们拜年磕头，她们就会主动从口袋里掏出压岁钱来给我。——多好的姑姑啊！
我有五个姑姑，大姑姑最疼我。其他姑姑都给我一毛两毛的压岁钱，唯有她，给我五毛。崭新的五毛钱的纸币，我看着心生喜悦。虽然每年的压岁钱我都上交母亲了，但是能得到压岁钱仍是让我开心。
最疼我的大姑姑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已经很老了。老得驼了背，弯了腰，她的腰一年比一年弯，到最后，甚至弯得超过了九十度。她走路的时候，只能看着地面，和人说话的时候，要费力地向上抬起她雪白的头来。母亲说，大姑姑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的。
大姑姑去世的时候，奶奶还活着。大姑姑好久不来看她，她也不问。母亲说，你奶奶肯定是知道的。可是奶奶就是不问。后来最孝顺奶奶的四姑父也去世了，四姑父也好久不来看她，奶奶仍是不问。
我想，人活到老了，可能就懂得了一些人生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