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类型来看，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而所谓的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在这种社会分类的基础上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96]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正在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的巨大转型。社会转型期也是新旧体制磨合、利益分配不均、文化冲突碰撞、价值取向多元等各种矛盾在凸显期，是我国整个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时代。具体来看，中国社会转型表现为经济形态转型、价值观念转型、人口由定居性向流动性转变等。[97]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矛盾冲突高发并存，当前的农村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相互叠加，错综复杂。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不断开拓创新，以巨大的实践力量和理论勇气提出了诸多重大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这些都是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
第一节 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矛盾与挑战
农村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环节，也是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党对“三农”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建设面貌发生新变化，农民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农村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农民的利益诉求更加强烈与广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日益凸显，农村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这些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为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现实状况基础。
一、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社会治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农民民生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农村社会管理碎片化问题、农村社会有效管理问题。解决这些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意义重大，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富足安康。
（一）农民民生问题
农民的民生问题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农民的民生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加速，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农村养老、农民住房、农民就业等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二是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落后。目前，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公共产品供给明显不足，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机制缺乏等等。特别是欠发达农村地区，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不齐全，农村的卫生、教育和医疗水平长期落后于城市，农民看病难，学龄儿童上学难，农民的实际获取与现实需求难以平衡。在社会转型背景中，农民群众增收难、创收难，不能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资源。[98]三是农村脱贫任务艰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同方式与各种途径的扶贫开发，我国已有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地区脱贫攻坚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如中西部地区总体落后于东部地区，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成为扶贫开发难点。“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村贫困治理，加快农村扶贫开发，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农村空心化问题
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既是指村庄、土地的空心化，也指农村社会管理、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的空心化。[9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推动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农村出现“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空壳农村”等现象。这种农村地区空心化、农民家庭空巢化现象令人担忧。就其原因，农村青年留乡意愿强度减弱的趋势，是现有体制下农村青年为改善生存境遇而自发选择的结果，其出发点在于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结果却导致个体幸福感受损。[100]因地理状况以及土地的产量低下等原因导致大量农民外出打工。近几年农村的土地大量闲置，农民经常外出打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出去打工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现在的农村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村庄里也没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一派生机，即使村里有个红白喜事，也是简单方便的操办，尤其是喜事，在农村娶媳妇都要盖新房，高高兴兴娶个媳妇，热热闹闹几天后，年轻人就匆忙外出打工了，整个新家就空空荡荡了。[101]家庭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细胞，其深刻变化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与日俱增，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视。“三留守”问题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短板，使基层政权“空心化”、村级选举难以为继、村委会运行困难。“三留守”问题也使农村人口的管理和服务需要大力加强。如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村庄出现了“空村化”现象，人口流入的地区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在有的地方出现了外来农民多于当地人口的现象，这些都对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102]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鼓励和稳定新生代农民在乡创业，则农村社会管理的老幼留守、村庄凋敝、社会养老服务的提供短板等问题将日益突出。[103]
（三）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器”的农村，一直是国家加强社会稳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重点。近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出现断裂，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倾向，这使得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面临着极大挑战。[104]当前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利益调节不到位，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大量潜在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激化，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105]如土地纠纷、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农村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等问题时有出现，冲击农村稳定和谐；[106]又如近年来在贵州瓮安、海南东方、云南孟连、浙江海宁等地爆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无疑一次次证明了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巨大挑战。[107]随着农村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执行逻辑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挑战。[108]
农村的社会治安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力量薄弱，造成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力不从心。农村社会管理不到位，刑事犯罪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杀人、抢劫、偷盗、诈骗等侵财性刑事案件和打架斗殴、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近几年来在农村居高不下，呈上升之势。[109]二是农村人口的流动。随着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失地农民不断增多，农村社会治安管理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制假贩假、吸毒贩毒、贩卖人口、偷盗、传销、封建迷信、黑恶势力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侵蚀着农村的社会稳定。[110]三是治安问题向农村转移。城区警务加强的同时，一些治安问题则向农村进行转移，农村社会管理问题进一步凸显，农村治安工作如不能及时跟上，极易成为违法犯罪“洼地”。[111]
（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
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不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弊病。由于农村基层政府习惯于进行社会控制，因此农村社会的社会治理执法问题较为突出，如政府管理模式单一，社会治理依法行政理念缺失，社会组织发展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司法职能不能有效发挥，农村社会缺乏现代化法律文化支撑。当前在农村社会，环境保护、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方面产生了较多问题，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相应的限制和约束，相应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应当依法进行，不能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借口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社会矛盾的发生。[112]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观念普遍薄弱，因为农村社会运行遵循的主要不是法，而是“礼”，所以农村社会出现什么问题，一般不会诉诸法律，而是会依据当地传统，找有威望的人出来解决。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国家政策不好，而是国家对农村社会疏于管理，政府往往过于关注农民的经济困难问题，而对农民素质提升和净化农村社会环境等关注度相对较低。[113]
（五）农村社会治理碎片化问题
宏观上，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着整体的结构性碎片化问题。有学者研究了这种碎片化问题，他们从社会管理价值取向、公共文化塑造、共同体构建、动力提升、功能开发等五个角度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问题，提出当前存在的农民主体价值缺省、公共精神结构性缺失、社区认同渐行渐远、社会与国家间关系有待理顺、农村自主性成长有待加强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村的发展，并进一步提出，应当采取渐进策略，整合相关资源，以改变原来局部、断裂、破碎、分散的状态。[114]人们普遍认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组织体系的缺失。[115]
（六）合村带来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问题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合村运动已成现实，基本上是两村合并为一村。这使得每个行政村管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在一定的阶段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有学者指出，并村太快，并村的规模太大，威胁到农村的社会有效管理，导致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减少，产生了农村社会管理社情民意不明了、管理服务不到位、诉求渠道不畅通、矛盾化解不及时等新问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116]
二、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
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当前既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近年来，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政与村治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乡政村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推进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的复杂发展与变化，这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诸多矛盾与冲突，如村委会与乡镇政府、村党支部之间权责不清，造成农村社会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村委会与乡政府的冲突，存在着“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问题。[117]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其自治性，尤其是这种村民自治的发展遇到村级腐败、贿选、村庄黑恶势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断影响着政府对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判断，使得政府为了解决农村社会的自治问题而一步步加强了对农村社会的管理。[118]
（二）农村土地矛盾和纠纷
人多地少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状况，因此，人地矛盾也就一直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农村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不断扩大，土地矛盾和纠纷已经成为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上访、上告事件中的主要内容。据调查，土地纠纷在入户访问的70户人家的调研数据分析来看，土地纠纷占很大一部分。[119]一般说来，农村土地矛盾和纠纷主要包括土地征用矛盾、土地补偿矛盾、土地承包经营矛盾。这些矛盾的发生都有着不同的原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用带来的城市开发与建设，可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因征占引发的农地冲突日趋多发；[120]征地补偿导致的各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法规更新滞后、内容规定前后不统一、上下位法规相互矛盾造成的；[121]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分离，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有流转给经营大户的权利，农民与经营大户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也就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决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及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直面以农村土地纠纷为主要内容的涉农信访问题，分析农地纠纷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化解涉农信访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122]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
当前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就一定要抓好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然而，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负担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贫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123]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困境，不仅无法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农村、农业的发展，阻滞了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的步伐。[124]因此，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供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仍然任重道远。
（四）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我国农村社会中的利益主体进一步分化，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一些乡村干部等农村强势阶层群体，凭借其掌握的权力、信息与组织资源优势，通过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剥夺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不仅不能协调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及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导致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农村权势阶层与弱势农民群体的冲突与对抗加剧，俨然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权势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和对抗也是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原因。[125]
（五）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之间的矛盾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对农村社会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像祭祀祖先的活动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最开始祭祀祖先主要是指对祖先的崇拜，后来祭祀祖先多表示对祖先的思念。现在祭祀祖先多指成了百姓生活和心灵上的寄托，所以祭祀祖先就成为每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成为风俗中的主流。农村群众信仰基督教使得传统的祭祖等文化风俗趋于淡化，引起了众多的家庭矛盾。[126]
三、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思想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在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下，农民维权意识更加强烈、社会诉求不断提升，这促使农村成为主要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集中比较多的区域，农村社会管理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传统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法、手段、理念陈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总体性的”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固化、单一走向开放、流动、多元。一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威逐渐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传统的、高度集中的魅力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权威基础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维权意识、自我服务的能力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加。[127]二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方法与手段已失去管理作用。随着农村社会管理对象的变化以及管理内容的拓展，仅仅依靠几名村干部运用行政手段已很难适应，往往会出现“行政方法不能用、经济方法不好用、法律方法不会用、思想教育不顶用”的局面，农村社会管理的方法和手段面临重大挑战。[128]三是农村社会管理理念落后导致社会管理职能弱化。随着农村乡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社区组织的不断扩大，农村乡镇一些社区管理组织、管理人员的观念仍然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文化素质、法制观念、服务意识和管理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仍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且“行政化”色彩较浓，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做法、那套理念来管人、管事、管物，其管理方式、活动开展、服务实效等均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129]这种陈旧、落后的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已不能适应转型期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需求，迫切需要提出适合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管理理念。
（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全局。按照党的十八大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掀起深化土地改革序幕，提出了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重大举措。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村土地流转使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比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扩大了农民对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住房、集体资产股份的处置权，流转交易的对象突破了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范围。这给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严峻挑战。[130]又如，农村的社会管理者由于受到传统的威权统治的影响，习惯于保留对土地的全面控制，但是由于村集体、承包户与经营者分治土地的情况，使得原本的社会管理习惯受到了挑战，各种压力汇集于农村社会，加之农村社区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传统文化及习俗在家庭层面的影响，各种现象、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层出不穷并呈现复杂化的趋势。[131]
（三）农村社会分化加剧
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村社会分化是传统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农村社会分化主要包括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农民思想观念分化、农村管理权威与管理主体分化。比如，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方面，农民已不再是一个均质化的社会群体，出现了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形成新的挑战。[132]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还使得农村社会成员在城乡间、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强，给传统乡村秩序造成一定程度冲击。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于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阶层的分化，农村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被打破，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妥善协调和处理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一项艰巨任务。
（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国家对“三农”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农村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农村村庄的整治、村容村貌的改善、农村社会整体环境的提升、农民素质的提升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制约农村进一步发展，影响农村社会安定团结、和谐有序和农民美好生活与幸福指数，也给农村的有效管理带来了挑战和困难。比如，农民的经济地位越来越独立，而道德素质却在滑坡，不和谐、不文明的现象越来越多，传统美德在农村社会越来越难以立足，代之以赌博、年轻人吸毒、亲戚邻里关系僵化、游手好闲者增多等。在社会文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在考核政绩中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农村的社会建设和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有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因缺乏管理而破败不堪，有些好的民俗文化传承发展前景堪忧，乡镇政权面对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农村社会管理新挑战显得准备不足，难以应对。[133]有学者指出，现在农村社会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农村社会在变迁后，旧的约束机制丧失了，而新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农村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再加上党和国家针对农村的政策更多偏向于经济，忽略了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村社会的管理。[134]
（五）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信息化趋势的出现，对农村的社会管理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伴随新形势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与思维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正在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产业结构和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管理等各方面带来极为显著的影响，不仅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涌现、农业产业业态加快重塑，同时也为政府部门指导和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35]在当今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群众通过网络传媒平台了解知识、政策、信息，发表各种诉求，宣泄内心不满，甚至出现网络民间舆论催生农民集体行动的社会群体事件等，这些都对现实农村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构建信息化管理体系，是我们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六）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弱化
作为农村的执政基础、农村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先锋，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农村社会组织情况复杂，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偏少，两委（即村委、党委）对农民的组织能力下降，农村社会聚合力低。[136]乡村基层组织服务群众手段不多，一些地方基层民主管理不健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不强，有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对基层群众的凝聚力、号召力不强。农村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对农村党组织书记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提出了挑战。除此之外，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社会管理的工作方式、基层党组织建设、流动党员的管理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
（七）农村社区建设任务艰巨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建设，将我国最广大区域范围内的最广大人口—农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将农村社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纳入到社会管理目标中，这本身就是对现有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挑战。[137]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因此，完善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对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战。
第二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中国“十三五”农业农村发展可概括为“六期同至”，即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巩固农业农村好形势的关键期、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期、提升农业竞争力的爬坡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攻坚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深化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短板在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农村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现实目标基础。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目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基于对“温饱小康”“整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接续探索而提出的新目标，是“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时要完成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凝聚着中华民族近代100多年来的共同追求和期盼，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根本利益诉求。“全面建设”是进行时，“全面建成”则将是完成时。[138]“三大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谓“全面小康”，不仅包括城乡、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区民众的小康，而且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全面”小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全国各个地区都要迈入小康社会。[13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
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部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从整个国家的发展全局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农民加快实现小康目标方面，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不断缩小的。但这个好势头能否保持，现在来看挑战和压力都很大。一方面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在农业上的增收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下滑压力。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最基本来源，占80%，而这两块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41]
在社会转型与城镇化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从经济上看，当前的农村经济萎缩，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与城市居民相比，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仍在持续扩大，这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全面小康”整体性经济目标，则必须促进农村经济与农业产业发展，夯实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从社会建设上看，当前农村的教育、医疗等保障种类已经广泛覆盖到农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完善，从而提升农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从利益诉求表达上看，农村中的社会矛盾焦点多，特别是征地拆迁矛盾，必须健全和创新农村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能够通过公平的公共渠道合理地解决，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从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仍然是农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加大了农村地区财政投入的力度，加快了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的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到2020年农村居民与全国人民同步小康的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然而，目前农村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70%以上，农村还很不发达，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制约我国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在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指标实现程度差距较大。近年来，虽然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实现程度逐年提高，但各方面指标的实现程度相差悬殊。其中，经济发展指标进程最快，实现程度最高；人民生活指标进程较快，实现全面脱贫的任务较艰巨；社会发展指标的进程差距较大，农村教育是薄弱环节；政治民主指标仍需继续完善和提高；农村环境指标水平偏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任务艰巨。据测算，到2020年要实现农村同步小康目标，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和农村环境将是短板中的短板。尤其是，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参选村村民参选率、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农业源氨氮排放量、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化肥施用量、农田地力等级这7项指标差距很大，是实现农村同步小康的难点所在。[142]
区域发展差异过大。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还体现在区域发展差异过大方面。西部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低，家庭收入比例大，增收压力加大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小康建设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资金配备、技术创新、财富资源、人才汇聚、高附加值产业或产品方面比中西部地区更具优势，中部地区表现为流失或不足，西部地区多表现为流失或匮乏，加上西部地区农民在商品意识、竞争意识上都相对单薄，西部农村更成了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中的难点，尤其是青海、云南、甘肃、贵州和西藏，它们既是贫困地区集聚省份也是少数民族集聚省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将遇到比东、中部农村更多的困难。[143]
农村贫困人口减贫压力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在农村贫困人口。从现在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只剩下不到3年时间，要做到小康路上“一个不掉队”“一个不能少”，任务特别艰巨，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与老区，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素质较低，摆脱贫困的机会和能力有限。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高达65.1%，该地区农民文化素质一般较低，受教育程度低，导致难以从事第二、三产业，无法提高工资性收入。[144]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村尚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这就意味着每年至少1000万的减贫压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艰辛的努力。[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