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华文化绵历数千年而未曾中绝，显示了其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解读未尝没有道理，但据本人浅见，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乃是根植于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品格，在于其随着历史的演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汲取、熔铸新的理论学说，与时俱进，实现自我更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正是对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准确描述。汉代的经学，正如蒙文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是以儒家为主，对百家学说的一次去粗取精的整合。同样，唐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莫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学说。因与革、常与变、超越性与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面。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发掘与扬弃。我们在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需要深入挖掘其超越性——那些在悠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和在旧时代旧体制下未能成长发达的灵根善苗。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是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还是经济领域，古人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宝贵遗产。
在伦理道德领域，古圣先贤致力于铸造与追求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又是“外王”的基础。自孔子以来，历代优秀的儒者莫不把理想人格作为修身的首要追求。因而，理想人格也在他们的共同追求下不断完善。孔子提倡“刚”的品格，反对见利忘义；提倡“勇”的品格，主张杀身成仁。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至孟子光大之，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实质上是进一步弘扬了孔子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又提出“养吾浩然之气”说，这是对孔子提倡的理想人格的补充。这种大丈夫的品格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作为人格修养的几乎尽善尽美的境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过时，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这种精神和品格，在后来更多地表现为仁人志士在与恶势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如东汉张纲辞刺史不就，不顾个人安危弹劾跋扈将军梁冀；北宋包拯执法不阿权贵，被民间尊为“包青天”；林觉民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说，这些仁人志士以他们的躬行践履、高风亮节，又将这种完美的人格发扬光大，并丰富了其内涵。
在政治领域，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和谐理念至为可贵。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和”视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至晏子，又以烹饪为喻，对“和”的政治理念作了进一步阐发。孔子及其弟子们也认为“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综合古人的思想观点来看，“和”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相济相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与“和”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反的是“同”，就是容不得异己的力量、思想、意见，大搞高度统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和”的时代，都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而以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求“同”的时代，则大多万马齐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和”的时代少而“同”的时代多，这无疑是中国历史难以形成质的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的政治理念，虽经古人提出，但在旧时代并未能茁壮成长，是一株处于发育停滞状态的灵根善苗。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使“和”的理念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在社会政治建设中产生巨大影响。这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自我更新的典型代表。
在教育领域，中华文化有讲究师道尊严的优秀传统。师道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保证。“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真正的师道尊严，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师严”，即社会对于师的尊重，即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君主也不得臣，反映在社会层面，即是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二是“道尊”，也即对学术的真心信仰，学术不做政治、权力的奴婢。反映在政治层面，即是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及其对君权的制约。一面空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面以教育为政治的附庸，以权力奴役学术，而欲教育培养杰出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王朝堕落到行政严密控制教育之时，堕落到“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謇謇之辞”之时，也正是它的人才枯竭之时，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这个王朝的轰然倒塌。在大学日益行政化为衙门，教授沦为权力的包身工，中小学教师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今天，而我们的教改又歧路彷徨之时，重温古人有关师道尊严的理念，也许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在经济领域，古人很早就提出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认识到“恒产”是民“有恒心”的前提，因而提出“治民之产”的经济思想。经济建设如果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恒产，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保障，那么就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这样的经济建设也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注定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孟子把“治民之产”提到“王道之始”的高度。如何实现这一理想蓝图？《大学》中所引孟献子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段话所传达的理念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与民争利，应斩断权力垄断利益的黑手。做不到这一点，放任既得利益集团以权力自肥，所谓“治民之产”终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民无恒心的社会，也必将是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持续？古人这些闪光的理念，对我们走向改革深水区的当今社会，也不啻是一服清醒剂。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值得弘扬与发掘的，绝不止于以上这些。这里不过是以点带面，略加剖析。认真整理与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这些优秀的思想与理念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生命力，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古老的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了正面交锋，并很快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一败涂地。从此，从“天朝上国”美梦中醒来的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古老中华文化。与此同时，一种思想也在潜滋暗长：对中华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并将中国落后于西方一股脑地归咎于中华文化——这种思想现在也有一定的市场。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思想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有意无意地忽略其连续性与超越性；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把专制政治所结的恶果生硬地嫁接给文化。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进入到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理念的近现代时期，已与君主制下重等级、德治的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否认曾经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当然，随着近几年来国学热潮的风起云涌，也不乏个别人士对中华文化抱有盲目乐观的心态，甚至把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一些理念当做拯救工业文明弊端的灵丹妙药——这种思想我在这里不准备再作批评，甚至也不觉有值得批评的价值。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前提。那种对中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要不得的。随着中华民族渐渐地崛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必将复兴，以独特的方式和理念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我大胆断言，这种复兴，既不会像某些坐井观天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更不会像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是对中华文化的彻底革命，是根植于西方现代理念的重建，而必将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大环境中的一次自我更新、与时俱进。这次更新，是对自身的扬弃，是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纳与熔铸，是在专制集权政体下未能成长的灵根善苗的一次新生，让善的因素在新时代茁壮成长，成为中华文化自我更新的一部分。
这套丛书以弘扬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为理念，从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经济四个领域，精心挑选了一批经典文章，前有解题，后加注释。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限于编者水平，加之是一次尝试性的工作，缺憾与不足在所难免，其“择焉未精、语焉未详”之处，尚祈社会各界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