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辆草绿色的摩托车飞奔着从南面的那条大路上下来，然后又沿着那条连接着北边众多村落的既不算窄但也绝不宽阔的沙土路一直开来，正好走出一个标准的直角，之后又向斜里插去，仿佛平白无故地在大地上多画了一撇。几乎没有人看见，那看似多余的一撇越画越长，越画越重，越来越深入。但正在那些颜色纷乱的草垛前站着的邱亮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有些疑惑不解地注视着它，他觉得它有可能要凌空跃起，翻出三五个跟头，或者像一个旋转不止的陀螺一样，在转得失去方向和感觉之后狠狠地向某一个地方砸去。摩托车已经深入到村里面去了，它曾经停下来过两三次，找人，说话，询问。但是不久以后，它就又重新出现在邱亮的视线里。邱亮觉得，有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表明它好像正是冲着他来的。是的，随着距离的越来越近，那种近乎直白的表现也的确越来越明显了。邱亮觉得它有可能撞上自己，就往旁边闪了闪。离那些草垛越来越近了，那辆摩托车突然像一只绿色的蚂蚱一样又蹦又跳地叫唤了几声后，终于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从上面下来长得一黑一白的两个民警。
那个黑皮肤的民警看上去要老一些，他一边解着制服最上面的两道扣子，一边来到邱亮的面前，对邱亮说：
“是邱亮吧？”
邱亮没有想到这个黑民警一上来就叫出了他的名字，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点了点头。黑民警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那个年轻的脸和手都很白的同伴，白民警立即撩起自己的衣服，从裤带上解下一副手铐，咔嚓咔嚓，几下就把邱亮的手锁住了，还拿着那把小钥匙在邱亮的眼前晃了一下，吱吱地吹了两声口哨。
邱亮说：“这是怎么了？我又没犯法。”
“胡说什么！”黑民警对邱亮说，“没犯法逮你干什么？那么多人谁也不逮，为什么偏偏要逮你？”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邱亮说，“先调查清楚也不迟。”
“调查什么，早调查清楚了。”黑民警说，“快走吧，上车吧。”
“我知道你会说，但是要到县里去说，去和预审股的人说，别和我们说，我们只负责把那弄回去。”白民警说，“这儿的风这么大，不要在这里说。”
但是邱亮不愿意往那辆三轮摩托车上坐，黑民警和白民警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把邱亮弄上去。后来，他们意识到尽管他们是民警，但真要两个人对付一个人，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还相当棘手，相当困难，眼前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尤其是当对手十分难缠，又完全不配合的时候，还真是极其麻烦。此外，他们还发现，光靠简单的例行公事般的推推搡搡和掐脖子、扭胳膊是根本不行的，对方根本没有从意识深处生出恐惧，那他怎么能怕你，怎么能乖乖地听话。于是，黑民警和白民警两个人商量了一下，突然一起弯下腰，一人抱起邱亮的一条腿，一下就把邱亮举了起来。又怕他从后面仰面跌倒，闪出去，黑民警和白民警两个人齐声喊了声一二，一下就把邱亮塞进了摩托车的车斗里。
“这狗日的，看着挺瘦的一个人，没想到竟也这么难闹。”黑民警站在车旁，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又对白民警说：
“把他按住，别让他再翻起来。”
白民警于是将自己的一条腿像一根栏杆一样横放到了邱亮的胸前，接着又往上抬了抬，正好到了邱亮的脖子的那个位置，这样一来，邱亮就被完全卡住了，上面被卡得紧紧的，下半身又全部陷在车斗里。
“你这个鸟人！”白民警对邱亮说，“我们好心好意地对你，你竟然这么不识抬举，还想跟我们搏斗，跟我们斗争……”这时，他一抬头，看见黑民警正站在不远处，一边从兜里摸出一块和他本人的肤色差不多一样黑的手帕擦汗，一边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着。
“老周，别抽了，”白民警对黑民警说，“赶紧走吧。”
“不行，我得抽两口。”
黑民警说着，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转过身去看着远处。
白民警知道自己拗不过黑民警，知道自己得听黑民警的，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打开邱亮手上的一个铐子，把那个铐子和摩托车上的一个铁钩子锁在了一起。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需要用自己的腿压着邱亮卡着邱亮了，这样一来，他等于把自己彻底从摩托车上解放出来了，他为自己的智慧和灵机一动而感到高兴，又倍感轻松。这以后，年轻的白民警高高兴兴地一身轻松地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尽管那条在刚才起到了栏杆作用的腿刚一着地时有些麻，还有些酸痛，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如同一只出笼的小鸟一样快乐，他一瘸一拐地朝黑民警的身边走去。人，无论何时何地，能够把自己解放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都应该值得庆幸和高兴呢。
黑民警这时候已经开始抽第三支烟了，烟头也舍不得扔掉，小心地接在一起，长长地吸着。看见白民警走了过来，对年轻的白民警说：
“啊呀，闹了我一身汗。”
“我也是。”白民警说。说着，解开上面的两道扣子，把帽子拿在手里扇着风。
“你还年轻，还不到那种动不动就冒汗的时候。”黑民警对白民警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根本就不出汗，不知道出汗是怎么回事。”
黑民警嘴里叼着烟，朝那边瞥了一眼，看见邱亮还老老实实地蜷缩在摩托车的车斗里，一个小旋风正在那里忽上忽下地盘旋着，就对白民警说：“不会跑了吧？拴紧了吧？”
“跑不了。”白民警对黑民警说，“我把他和摩托车铐到一起了，他要想跑，还得先问问咱们的摩托车愿不愿意跟他跑。”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应该这么做，”黑民警对白民警说，“可是我又想，我不能说，应该让你自己想出办法来。我要是把什么都包办了，那咋能带出好徒弟来。”
看见黑民警这样说，白民警忽然在心里笑了一下。那时候，白民警觉得自己十分真切地听到了自己的那一声笑，尽管是在很深的地方，这让他觉得很奇怪。
“老了，不行了。”黑民警抽着烟，对白民警说，“我年轻的时候，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个人对付两三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绰绰有余。有一年在酸刺河那一带，我一个人抓住三个家伙，其中有一个还是个杀人犯。”
这时，他们听见邱亮在叫他们，黑民警和白民警两个人于是一起朝摩托车前走过去。邱亮像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一样只能活动脖子以上的部分，他的头转来转去，看着他们。“我不明白，我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明白。”黑民警对邱亮说，“临走前有两份材料让我看，说是让我先熟悉一下情况，心里有个底，结果我也没顾上看。”又问白民警：
“你看了么？”
“没有。”白民警说。
“都没看。”黑民警说。
“还是先走吧。”白民警说，“先回县里。等回到县里，就都清楚了，咱们都能闹清楚。”
说着，白民警先骑了上去，把钥匙插进去，狠狠地踩了几下油门，摩托车就发动起来了，浓稠的黑烟一股一股地从排气筒里往出蹿，往外冒。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雪白的手套，认真地戴上。想想县里那些主要的领导，年纪都一大把了，出门开会办事，也不过就是坐一辆到处都呼塌呼塌地乱响乱叫的吉普车。而他，年轻的白民警，中学毕业还没有几年，年纪轻轻就每天驾驶着摩托车，在这个世界上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白民警的眼前这时清晰地浮现出一幅凯旋的美丽画面；他戴着墨镜，戴着雪白的手套，驾驶着呼呼作响的摩托车，上面带着经验丰富的黑民警和一个刚刚从下面捕获不久的犯人，威风凛凛地行驶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的昔日的同学、亲戚、朋友和熟人们，特别是他过去的那些女同学们，要是看见了，一定会觉得他威武极了……是的，一定会是那样的。而那个坐在摩托车车斗里的蜷缩成一团的邱亮，无论谁看见了，都会认为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毫无疑问的犯人，刚刚被年轻的白民警逮到手不久……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深陷在摩托车车斗里的邱亮。年轻的白民警忽然觉得，邱亮的那种样子，在不经意之间给他帮了很大的忙，无形之中为他这个年轻的白民警增色不少。啊，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了给另一部分人的存在打底色、做掩护、做陪衬的，是为了烘托另一部分人的存在而才存在的？纵观人类的历史，好像是的。
黑民警掐灭了最后一个烟头，坐在摩托车的后面，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放在邱亮的肩膀上。
“你也不要不高兴，”黑民警对邱亮说，“你以为我们今天下来是和你胡闹的么？我哪有那闲工夫！我那个小女儿得了肺炎，在城关卫生院里住着，我都顾不上管她，顾不上去看一眼。等把你闹回去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我才能抽空过去看一下。”
邱亮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把我闹回去到底要干什么？我见过的奇怪的事情也不算少，可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老周，我知道你叫老周，你们不能挖到篮里的就是菜，我是一个教员，教书育人的，不是一个没户口没工作的黑人。”
“哎，看你说的，哪能这么说呢。”黑民警说，“肯定是有事哩，没事哪用费这么大的劲。”
这时，年轻的白民警回过头来，用戴着墨镜的一双眼睛黑洞洞地看了他们一下，然后突然一哈腰，像运动员起跑一样，驾驶着摩托车跑了起来。
摩托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等于把他们来时在大地上画出的那长长的一撇和那个标准的直角又重新描了一次，重新温习了一遍。
六
来的时候没人看见，但走的时候，有人注意到了那辆上面坐着三个人的摩托车。
不久以后，刘玉芝来找我，神色有些灰暗。不难看出，这个读过中学的女人，她是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眼泪。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肯定早就哭成一堆了，人也许还在路上，哭声就已经提前先进来了。我打心眼儿里害怕那样的女人，因为她们完全不讲理，更不想讲理，她们会让我变得手足无措，目瞪口呆，又感到烦躁不安，走投无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可又不能一跑了之。
但是，我很快就注意到刘玉芝的两条辫子的辫梢是用两根十分显眼的白绳子扎着的，这一发现让我的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望着她那看上去还算镇定却又凄楚楚的样子，我不禁在心里喊道，这个女人啊，原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呀，真是胡闹啊！为什么要用那么一截显眼的白绳子给自己扎辫子，为什么不用其他颜色的绳子？比如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她用白绳子扎辫子想说明什么？难道在她的心里邱亮已经变成一个鬼了么？已经被不知不觉地彻底消灭了么？没有啊，这不是才被抓走么，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呢，她这么着急干什么？女人们有时候自作主张，自以为是，是很令人头疼的。至少，我认为她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劝她、我让她、我命令她，刘玉芝同志，应该马上把她辫子上扎着的那根看上去非常不祥非常不吉利的白绳子解下来，越快越好。虽然我受唯物主义教育多年，但我还是想要让她明白一个道理，她辫子上的那根白绳子多扎一分钟，邱亮就会多一分危险，平白无故地多出一分危险。我不是在吓唬她，但也就是在吓唬她，女人们，有时候吓唬吓唬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她们的心或者脑子有时会被某些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给糊住，堵塞，然后就直接导致出一些简单的直线或弯弯曲曲，莫名其妙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来，让她们做出种种奇怪的事来。
可是，刘玉芝不听我的话，不仅不肯动手去解，反而有些奇怪地看着我。她告诉我说，从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她就一直用这样的白绳子扎辫子，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变过，也几乎没有用过其他别的颜色。
我说，是么，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她只是笑了笑，却没说什么。
但是，我却觉得她好像在说，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如果她真是这样想的，我倒认为她是对的。的确，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别人穿什么、戴什么，我连我自己每天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往往都不清楚，怎么可能注意到一个女人用什么颜色的绳子扎她的辫子呢？说心里话，就说我自己的女人吧，从她二十岁左右嫁给我以后，和我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为我生了五六个孩子，到今天，她究竟梳着一种什么样的头发，我都说不上来。不是谦虚，是真的说不上来，再说，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谦虚的？尽管谦虚使人进步，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谦虚，就是不能谦虚。至于她用什么样颜色的绳子扎她的头发，我更是一无所知。是不是也像眼前的刘玉芝一样用雪白的绳子扎着？应该不是，印象中她的头发上好像没有那样的显眼的颜色，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我从此记住这种白颜色了，记住这种系在头发梢上的白色的小绳子了。
看着眼前的刘玉芝，我第一次发现白颜色是一种与所有的一切都截然不同的东西，特别、非常，还有一种十分孤单的不合群的意味。就以眼前的刘玉芝为例，那两截又细又短的白绳子扎在她的辫子上，带给她的却是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灵秀之气，使她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清爽，洁净而又聪明。
踏着满地黄亮亮的草秸和烟叶般的树叶，我去榆树院工作组的驻地找毛组长。
想来想去，我觉得邱亮的事可能和毛组长有关，我想去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里的教员被带走了，我这个做校长的却一点儿不知道。
一路上，刘玉芝的那两条用雪白的细绳子扎着的辫子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摆来摆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啊呀，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啊。
天气并不算热，可是我感觉我的脸前弥漫着水蒙蒙的热气，手掌心里也湿漉漉的，好像始终有一团一团的火在一步一步地跟着我，一堆一堆的阳光趴在我的背上，罩在我的上面，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罩到哪里。从那座小桥下经过时，我心里首先轻松了一下，我想，有一座桥在上面遮挡着，这一回我能顺顺当当地摆脱它们了吧？可是，等从桥下走出来以后，我听见身上轰的一声，立马就明白它们并没有离去，一直就在桥上等着我呢，我一出来，很快就又跟上来了，暖洋洋地照耀着我。直到我后来走进毛组长住的房子里时，它们才不再跟我了。也许，它们也畏惧毛组长吧？工作组以及毛组长的威名可不是白吆喝的。
我松了一口气。接着，我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我悄悄地观察着毛组长的反应，他先是十分认真地听着，听完之后，我看见他的脸上布满了不胜惊愕的神情。
“有这样的事？”他说。
他想了一下后，又说，一定是又有了别的事，肯定是又出了什么新的事情。
毛组长告诉我说，这些天以来他正在做一些别的方面的工作，关于邱亮，他只是在心里有一种印象，还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更从来没有向上面汇报过。现在，公安局突然来人带走了邱亮，连他这位工作组组长本人也感到有些突然和迷惑不解呢。工作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少不了与公安局有联系，但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像他们这样的工作组全县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而公安局却只有一个。工作组的工作十分庞杂，头绪繁多，几乎什么事都管，而公安局却只做他们该做的事。毛组长又一次向我强调，这件事他事先的的确确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从未有人对他说过什么，而且，当事情发生以后，他知道得也要比好多人还要晚。
“你看，连你都比我知道得早。”毛组长对我说，“要不是你今天来告诉我，我到现在还什么也不知道呢。”
听见毛组长这样说，我不禁有些沮丧又无奈地看了他一眼，连他也不知道，那就只能等待了，再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刘玉芝如果再来找我，我就劝她安心等待，冷静等待。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嘴里的牙都完全变黑了，而眼睛里像是时常都有泪花在闪烁，尤其是在有风的天气里，有人要是看见我，常常会以为我是刚刚哭过。其实没有。
毛组长关切地问我：“老葛，你是不是病了？”
没有人在山上，可是我听见山上的梯田里人山人海，尘土在飞扬，铁锹在上下翻动，红旗在迎风招展，用好几种杂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窝头骨碌骨碌地滚得到处都是，马的鬃毛像女人们的长长的头发。
有人一瘸一拐又急功近利地来找我，要求把晚饭以后的半个钟头的学习时间增加到一个小时，还可以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排练一些文艺节目，被我断然拒绝了。
我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我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我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
我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还没等我转身从帆布挎包里取出我们大家共同的读本和指南，他们就被我吓跑了。他们不是不清楚，他们很清楚，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从北边的草地上吹来的风中，有时会夹带着浓重深长的药味，常见有些年老的人弯着腰，弓着背，手里拄着棍子，站在河边翘首期待，向远处、向河流的上游方向不时地眺望着。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十分爽快又毫不隐瞒地说，在等着吃药，等着接受免费的无拘无束的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治疗，风里送来的药味足够他们疗养一些年的。不需要花一分钱，不需要听谁的话，受谁的气，看谁的白眼，听谁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言语，只要自己能够经常走到河边站一站，看一看，等一等，闻一闻，就能把病看好。咳嗽，哮喘，偏头痛，普通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失眠，慢性胃炎，白内障，甚至脑膜炎，有的说没就忽然没了，比当初来的时候还要快，还要神不知鬼不觉。
我有时也会到河边那一带去，在那些柳树和杨树下面坐一会儿，但往往待不了多久，就又会被人叫走。那种时候，有的老人就会挽留我，劝我说，不要走，等着喝一碗药再走也不迟。我就对老人们说，不行了，这次就先不喝了，顾不上了，给我留着，下次来了一定喝。
我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尽管苦寒，尽管一出门就是在风沙里行走，可那又有什么呢。真要是让我有一天突然离开这个地方，永不再回来，我还不愿意呢，还有些舍不得呢。有一年，县里的红卫学校缺一个校长，原来的那个旧校长突然死了。教育局的聂局长对我说，老葛，你来吧。我说，不，我不去。聂局长说，你真是属狗肉的。我对他说，俺就是一块狗肉，血水泡，盐水浸，大火煮，小火煨，俺都认了，可就是不想到盘子里去，就是不想被装饰，被撒上绿叶，淋上明油，就是不想被隆重地欢天喜地地抬举上来。
一年一年地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人，已经通过日积月累认识了太多的人，或者也可以说，很多的人都认识了我。有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遇到一个想不起是谁又叫不出名字的人，但对方马上就会和我打起招呼，并攀谈一阵，说一些以为我能够一清二楚的事情。有时候还要就那些我根本一无所知的事情本身，极其认真地听取我的看法，征询我的意见，甚至在忽然之间又如同从地里牵牛一样牵扯出某一个人来，然后郑重其事地把绳子交到我的手里。我明白那是一种信赖和尊重，尽管有时候不免有些盲目，有些过于焦急。因此，每当有人忽然永远地离去之后，我都会默默地在心里感到难过，只是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我是真的不想看到某一个人走了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的那种情景，为什么不回来了呢？羊挤在门口，在耐心地等待，等着你给它们剪毛，理发，然后在背上涂两个明显的巴掌大的红印，或者染一个别的什么记号，以区别于隔壁院子里的那几只同样刚刚理过发不久的精神焕发的羊。必须得赶在炎热的夏季来临之前让它们如同脱胎换骨一样。因此，要是没有人管它们，它们就会随着天气的转暖而一天一天地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出去以后草也不好好吃，水也不好好喝，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谁家的羊是这样的？谁家的孩子是这样的？鼻涕，眼泪，脸黑得像小要饭的，手脏得像粪叉子似的，土豆一样到处滚来滚去，从这里被扔出去，又从那里被踢回来，要说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可能有点儿多，但也绝不算少。女人夜里做梦，梦见男人死而复生，走了几个月几年以后突然在天黑以前又悄悄地回来了，正在一声不响地为家里疏浚水道，疏通出水口，为的是日后不再让水到处流淌。男人背朝着她蹲在那里，却始终让她看不见他的正面，看不见他的脸。另外，别人家的豆子都已经磨成面了，谷子也去了皮，可你们家的葵花至今还站在地里。从早到晚，不管有没有人注意，那些金黄明亮的盘子，那些内心和外表都同样热烈的情切切意殷殷的面孔，一直都在使劲地转哪，转哪。
七
“十八年前你多大？”
黑民警慢慢地抽着一支烟，上半身靠在那堆上面蒙着一张满是灰尘的塑料布的行李上，两条腿顺着炕沿垂下来，离地面上还有一小段距离，满脸倦意地看着坐在靠近门口和墙根处的一只小板凳上的邱亮，脸前的烟雾有时会暂时遮住他的视线。
听着不像是在审讯，倒像是两个多年未见的人在饭后聊天。而且，从一开始，从前天下午天快黑的那时候，从外面一走进来以后，邱亮就发现这不像是一个审讯人的地方，而更像是一间男人的宿舍。事实上，邱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黑民警本人和另一个老民警的宿舍，眼下，那个人正好不在。黑民警领着年轻的白民警和邱亮从外面一进来，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扔东西。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扔了。皮带从腰上解下来，也胡乱地扔到一边。还有枪，连枪带枪套，还有枪套里的一块红绸子，也正要打算胡乱地扔时，似乎想到了什么，忽然停顿了一下，回头很注意地看了邱亮一眼，然后又迅速地想了一下，掀起炕上的那堆行李，连枪带枪套一起塞了进去。接着，又操起一根火钩子去捅炉子。炉子里没有火，死气沉沉的，噌噌地捅了半天，也没有捅出一丁点火星来，倒是把满屋子弄得灰尘滚滚。那些灰尘被他捅得像妖怪一样从炉子里歪歪扭扭地蹿出来，然后在屋子里越变越大，越分解越多，顷刻间就弥漫得到处都是。黑民警站在雾腾腾的屋子里愣了一会儿神，然后忽然自言自语地骂道，姥姥！我一不在，他连火也不生了。骂过之后，又从炉子旁拎起暖壶，拿在手里使劲地摇了摇，发现暖壶也是空的。
邱亮听到黑民警在不住地叹气，唉了一声又一声，又看到屋子里每个人的头上和身上都落满了灰尘。窗台上的灰尘是旧日的灰尘，不是刚才黑民警捅出来的，看情形至少有十个月没有清扫过。当看到窗户上的那道皱皱巴巴的窗帘时，邱亮差一点儿当着黑白两个民警的面笑出声来。那道窗帘，像一块廉价的遮羞布一样，在窗户上东拉西扯，七扭八歪，胡乱地纠结在一起，上面还有一片一片的黄色的污渍和一些像是血迹一样的印痕。
邱亮听到黑民警和白民警两个人在议论说，哪里也没有多余的空房子，仅有的两个审讯室这几天来都是一直有人占着，有更重要的人在那里被审讯，根本腾不出地方。因此，审讯邱亮，就只能临时挪到黑民警的宿舍里进行了。而且，最让他们两个人感到麻烦的是，预审股的人都是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根本抽不出人来，所以，审讯由他们两个人带回来的这个人，也只能还得由他们两个人来进行。邱亮听见黑民警有些丧气地说，我也不知道哪辈子倒了霉，原以为把他从下面闹回来就行了，就完成任务了……说着，又忽然问白民警：
“这是怎么安排的？”
“我也不知道，”白民警说，“好像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去找赵副局长，赵副局长不在。又去找老魏，老魏也含含糊糊的。老魏说，你们两个先在老周的宿舍里问一问。老周，他让我们先瞎胡问一问。”
“瞎胡问一问？”
这时，坐在靠墙的一只小板凳上的邱亮忽然对黑民警说：“老周，我也看出来了，我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你们还不如把我放了，让我回去算了，我还得给学生们上课呢。你不是还要去城关医院看你女儿么，你快去吧。”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黑民警显得烦躁不安而又有些心不在焉地对邱亮说道，“老老实实地给我坐着，一会儿我问你什么你再说什么。”
这以后，黑民警的两只手在自己的身上摸来摸去，摸了一会儿，摸出一块钱，他把它交给白民警，让白民警出去替他买两包烟。另外，又让白民警顺便准备笔和纸，准备记录。
审讯正式开始以后，黑民警首先打起精神，坐得笔直，正襟危坐，并要求坐在墙角那个小板凳上的邱亮也要挺起腰来，坐正，坐直，两只手要平放在腿上，两眼平视。后来，年轻的白民警对黑民警说，反正这个时候又没有外人，除了我们两个，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用手指指坐在小板凳上的邱亮）。白民警劝黑民警靠在行李上问话，反正都是询问，在哪问不一样，靠在行李上也一样问，姿势不姿势的实在不重要。听见年轻的白民警这样说，早已疲倦的黑民警不禁很感激地看了白民警一眼，心里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教养，有礼数，善解人意。于是，就半靠在那堆行李上，又点燃一支烟。
看见黑民警靠在了被子上，邱亮的身体也不禁向后仰了一下，也让自己靠住了身后的那面斑斑驳驳的墙。可是，刚一靠住，年轻的白民警眼睛很尖，马上就注意到了，并立即制止道：
“别听风就是雨，你不行，你得坐直喽。”
于是，邱亮的后背又离开了那面墙。
透过眼前的蓝色的烟雾，黑民警用一种听上去显得黑洞洞的声音问道：
“十八年前你多大？”
邱亮想了一会儿后说：
“你是说十八年前？”
“对——”
“那时候我可能多大？十六七岁？十七八岁？”
“到底是多少？”
“十七？不对，应该是十八。”
“多少就是多少，什么叫应该是？”
“就是十八，我想起来了，没错。”
“十八……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人了？”
“成了，都十八了还能不成人？那一年，我正在师范学校上学。那一年，我还入了团。第二年……”
“别扯远了，没问你第二年。”
“你还入过团？”年轻的白民警忽然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邱亮闭上嘴，看着年轻的白民警，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还要把眉头皱得那么厉害，非常愁苦地纠集在一起。难道自己真的不像是一个曾经入过团的人？自己目前的样子与一名共青团员的称号就有那么大的差距？
“不要停下来，接着说吧。”黑民警提醒道。
说什么呢？邱亮想。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感到身体有些麻。
“我给你提醒一下。”黑民警对邱亮说。
邱亮不断地走神，因而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黑民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脱了鞋，盘着腿坐到了炕上，鼻梁上还架起了一副老花镜，像是与人坐在炕上聊天一样。邱亮看到黑民警的手里拿着几页纸，纸的左上角那里用一个曲别针别着，估计是什么材料一类的东西。但从黑民警的那种认真的孜孜不倦的神态上来看，那几页纸更像是一份讲话或发言稿，更像是一份与黑民警本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发言稿或事迹材料。现在，他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试图更加接近它、熟悉它，以备到时候在需要它的时候照本宣读。想达到烂熟于心甚至倒背如流的程度看来已经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了，但至少也应该从那种极度陌生的概念中慢慢地走出来。
有好大一阵工夫，黑民警既不看坐在墙角里那只小板凳上的邱亮，也不向邱亮问话，而是像一名刻苦学习的学生一样认真地聚精会神地看着手里的那几页纸，老花镜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他轻轻地用手扶一扶，然后又继续沉浸在其中。
那时候，邱亮忽然注意到，那个年轻的白民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在屋里了，只剩下一支笔和几张白纸放在他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上。现在，只有黑民警和他两个人在这个屋里。黑民警盘着腿，戴着老花镜，正坐在炕上认真地学习，态度极其端正，极其严肃。邱亮一向对那些认真学习的人充满敬意，而一个戴着老花镜还要苦读的人，无疑会更加令人钦佩。年轻的白民警不在了，邱亮感到自由了很多，他的身体能够不时地倚到后面的墙上靠一会儿，只要那个年轻的白民警不在跟前，几乎就没有人再管他，再控制他，再对他吆五喝六了。黑民警老周只顾坐在炕上埋头学习，看样子根本顾不上说他。但是，那个年轻的白民警究竟是什么时候从这间屋子里出去的，邱亮竟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完全没有看见，没有注意到。
那段时间我在干什么？邱亮坐在小板凳上暗自想道。难道是我睡着了？不可能呀，那个年轻的小公鸡一样的白民警不会允许你那么干的。
这时，炕上忽然传来一阵簌簌作响的声音。邱亮抬起头，看见黑民警终于放下了此前一直拿在手里的那几页纸，转过脸来，透过老花镜的镜片，有些朦朦胧胧地看着他。
“我给你提醒一下，”黑民警对邱亮说，“十八年前的那个冬天，一共下过两场大雪，两场都是那种大得不得了的鹅毛大雪，小的不算。”
“我们小的时候那些年，一到冬天就经常下雪。”邱亮说，“我不记得了。”
“我不说别的年份，”黑民警说，“我指的就是你十八岁那年的那个冬天。”
“我十八岁那年？我十八岁那年怎么了？”
“我再给你提醒一下，那两场雪，都是在一个月以内下的，具体地说，也就是你十八岁那年冬天的腊月。前一场雪下得时间不长，只下了一个下午，到晚上就停了。但是，第二场雪下了两天两夜，还要加上第三天的一个早晨。”
“有这样的事？”
“什么‘有这样的事’！好像我在胡说似的。你好好想想。”
“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连想都没想，你怎么会想起来？好好想，仔细想。”
“老周同志，我真的想不起来。”
“那不行。”
“……”
“要不我和你一起想？咱们先把炉子生起来，炉子里有了火，就很像是一个冬天了。”
八
腊月里，第一场雪下过以后，有一天晚上，小四告诉我说，他要准备结婚了，让我给他张罗。小四实际上是我的第二个儿子，按理应该叫小二，但因为他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所以他一直都被叫作小四，这么多年都早已习惯了，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小二。
听到小四要结婚，我吃了一惊。我问小四，女方是哪里的，人怎么样，长得好不好？小四告诉我说，已经来过我们家好几次了，可是，每次人家来的时候你都不在。
我对小四说，其实我在不在都无所谓，因为那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好就行。不过，你要告诉她，我一定会认真地为你们张罗这件事的。
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
在乡间，类似结婚这样的事情，往往会不胫而走，有时候如同一桩绯闻，但远比绯闻要体面得多，因为它能让相关的人抬起头来。我的意思是说，它的传播途径和速度如同绯闻，但绝不意味着是一件让人感到没脸见人的事，而是恰好相反，光荣得让人脸上冒油，心里开花。
我也不知道那些消息是怎么传播出去的。
我常怀疑世上有这样一种人，不为别的，似乎专门就是为了传播各种消息，散布各种谣言而生的。但是，你要是认真起来，在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中间准确无误地找出这么一个人来，又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人。每逢这样的时候，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相当正派，忠厚老实，本分，律己，大家都会说，是呀，这事到底是谁干的？真不地道。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后，你就永远别想再找到那个人了。我想说的是，既然谁都不像，谁都不是那个人，那么，那些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消息和形形色色的谣言又是怎么出笼，怎么传播起来的呢？总不会是长期以来它们自己一直都在到处流窜吧？从来没有借助过任何人为的力量？多年以来，这样的一些事情常使我感到迷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一直在暗中乐此不疲地做着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假如有一天，我能够亲自确凿无疑地逮住这么一个人，当我再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会为自己没有完全碌碌无为地虚度年华而感到快慰。
有人找上门来，包括我们学校食堂的大师傅皇甫瑞和公社食堂的大师傅古大头，都是几个会做饭的有手艺的人。另外，还有县里的熟人为我推荐的一位真正的厨师，人虽然还没见着，但话已经捎来了。这些人，都主动地毛遂自荐地要求给小四的婚事当厨子，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都根据各自多年的经验，认真地准备了一份菜单，有的还不止一份。你要便宜的，花钱少的，他有；你要好的，讲排场的，他也有，马上又拿出一份。
我没有详细看他们的那些菜单，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我对他们说，已经有大师傅了。听见我这样说，他们又信又不信，就想知道是谁。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的那个大师傅谁也不是，就是我本人。是的，就是我本人。这一回，我要亲自扎上围裙，钻进厨房里不出来，给所有前来贺喜的客人们做饭，也是以最实际的行动祝贺孩子们的婚事。他们说，那么多人的饭，你一个人能做得过来么？我说，能，一定能。说俺行，俺就行，不行也行。不信你们到时候看，俺做的饭菜香万里，俺做的饭菜人人夸，俺要是不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香死，俺就不姓葛。古大头低声问皇甫瑞，这个人不是疯了吧？皇甫瑞说，没有，他没疯。是的，俺没疯，干吗要疯？俺的头脑明又亮，俺的耳朵聪又灵，俺的眼睛比针尖。要说疯了的，倒有可能是你们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们，为啥非要给俺来做饭？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想，俺是不愿意，俺是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俺这个人就是这么一根筋。后来，皇甫瑞悄悄地对我说，对得很，人就应该是一根筋，越是这种时候，就越应该是一根筋，越不能乱。其实我早就想说，这些人统统都不能用，一个也不能用。我说，俺不管，说一千，道一万，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一回，俺这个大师傅是当定了。皇甫瑞说，到时候，俺来帮你，俺在这些方面还是有点儿经验的。俺帮你磨刀烧水褪鸡毛，俺帮你剥葱捣蒜拉风箱。
月亮升上来以后，嘈杂声还在。
站在银色的月亮地里，有一种站在水里的感觉，会不断地往下看，怀疑自己的下半身是湿的。
看不清脸，只看见一个女人沿着通往南边的一条路走去，但走着走着，忽然又向东折去。
有风，有白天的记忆，还有人在唱：
毛主席的书啊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啊下功夫。
……
歌声渐渐远去，越走越远，似乎再也听不到了，但不久又返了回来。
……
只觉得心坎儿里面热乎乎
……
看不见唱歌的人，只觉得那声音里有一种银子般的东西，只觉得那声音正沿着一些沉默的墙头慢慢地下去，接着又慢慢地上来，所走的路线像是二月末三月初的柳丝，柔软、纤细，在银色的月亮地里缓缓地起落、舞动。
我又听见毛组长在说话，情景仿佛是在梦里，又像是在白天里。梁上的风把很多人都吹得团团乱转，又把站在下风头大声说话的人的声音全部瓦解，一点儿不剩地挡了回去，使他们看上去形同哑巴，只看见一张张嘴在徒劳地乱动，却没有任何声音，一个字都没有。
三面红旗插在我们的后面，它们猎猎飘动的时候，不时地从我们的脸前拂过，像是母亲的手在抚摸着我们的征战世界的风尘仆仆的脸。我看见毛组长的脸庞被映照得有些微微发红。他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对我说，对于广大的干部，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一向是持保护和爱护态度的，我不愿意看到那种情景，似乎所有的人都有问题，都不干净。
我看着毛组长，耳边却又听到民兵们嘀嘀嗒嗒地吹起了冲锋号，有人倒下了。
我对毛组长说，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我，每当想起这些……又听见毛组长说，人，如果都不干净了，都有了问题，一个比一个肮脏，一个赛一个恶心，那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希望？不管有多发达，不管有多富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座豪华的坟墓而已，一个热闹和繁华的人间地狱而已。
有风吹来，一直充当盖子和篷布，蒙着我们的干粮的一张白色的塑料布，突然离开我们，像一张神奇的飞毯一样腾空而起，向远处飘去。负责照看干粮和水的人及时地清醒，反应过来，紧跟在后面飞快地追赶了一段，却发现已经越来越远了，它早已飘过梁下一片小树林子的上空，又过了一座山头，消失了。
一番追赶以失败而告终，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回来后，这个负责照看大家干粮和水的人，马上对自己展开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和深刻的反省。先是犹犹豫豫、羞羞答答地不敢过来见毛组长，因为深感失职，深感辜负了组织对他的培养和希望，无颜见人。后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是福不用忙，是祸躲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阎王让你三更死，不敢留你到五更。万事开头难，敢为天下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躲着不见是不行的……而他本人，也迟早得见毛组长，得面对他。
毛组长此刻就站在红旗下。
天近晌午，毛组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一定感到饿了吧？这样想着，他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过来。
他愁容满面，又十分无奈地对毛组长说：
“都怨我，一把没按住，一下就刮到天上去了。”
“干粮和水没被刮走吧？”毛组长问道。
“那没有，干粮和水都好好的。”
“那就行。”
被卷走的东西到了西边的山里，那些绵延起伏的群山无论任何时候看上去都像是一种梦境。
毛组长看看我，欲言又止，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对我说，这样的一种忽明忽暗又时远时近的感觉像是来自于梦中的一种暗示。一棵草，一湾浅浅的水，一支刚刚削尖的红蓝铅笔，一台看上去如同老式抽屉一样的收音机，一条女式的裤子……事实上，这些年我已经不怎么做梦了，有时一躺下去就呼呼地睡着了，睡得沉沉的，像是死了一样。有时候，会睁着眼睛或者半闭着眼睛从天黑挨到天亮，究竟在那种时候纷纷扬扬地想了些什么，也完全说不大清楚。但无论是像死人一样沉沉地睡着，还是通宵达旦地清醒着，这两种情况都与做梦没有关系，绝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涂着姹紫嫣红的浪漫色彩的咿咿呀呀的所谓的梦。
老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老了。这种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无论说什么，都不过是应付你一下。有时候我会十分明显地感到我的心像是一座几百年前的庙，梁上结着蛛网——尽管在白天的时候也会发光，甚至看上去亮闪闪的，但再发光，再亮闪闪，那也毕竟是蛛网。几案上蒙着灰尘，院子里没有人，偶尔有几个小孩子一样的小鸟。空荡荡的院子，从早到晚都听不到一声脚步声，焚香炉冷清得如同一面没有人照看的镜子，没有人在它的面前轻理云鬓，顾影自怜，也没有人面对着它流连忘返，神采飞扬。河边的芦苇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也不见那庙里有人吱吱呀呀地开门出来提水。
……
看看身边没有人了，毛组长对我说，有人说你听过苏联的电台，有没有这回事？老葛，不是我吓唬你，光凭这个，你也有资格进县里的学习班了。
一只灰黄色的野兔突然慌慌张张地从我们的面前跑过。
很多人都在弯着腰干活儿，只有极个别的人偷偷地躲在山梁后面挖甘草，割麻黄，然后把挖出来的甘草和割好的麻黄藏到一些灌木丛里，等天黑以后再来取。这些人当中，不乏那种常常因为没有头脑而导致事情败露了的，连东西带人被十拿九稳地堵在灌木丛里，走投无路，插翅难飞。暗红色的灌木丛，棕黄色的灌木丛，葱绿色的灌木丛，无论灌木丛有多么的纷杂，多么的蓬松和茂密，也不能让他们得以逃脱。而且，一旦败露了，就会顺理成章地因小失大，不仅仅是在钱上，在其他别的很多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即使再埋头挖上十年甘草，割上二十年麻黄，也根本填补不起来。
我看见一些单耳和双耳的灰色的罐子像地雷一样被辛劳的人们从土里起出来。
供销社的门开着，几个土豆一样的孩子坐在外面。
一只公鸡被拴在拖拉机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一直处于黑暗中的我们有了一盏指路的明灯。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最需要安慰？当然应该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对毛组长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听听十月革命的声音。毛组长有些生气地说，现在哪里还能听到十月革命的声音，他们早已背叛了列宁同志，红场也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红场。长流水学校的王生，你也认识吧？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但是早就进去了。前不久我又听说，他的手续已经从学习班办到了看守所，这一回，是正式办过去了。以我的估计和看法，几年之内，他别想出来。
我心里一惊，看到梁上已经没有人了。傍晚时分的风像凉飕飕的黑绸子一样裹在人的身上。
我忽然想起了邱亮。
九
“邱亮，这样下去不行啊。”黑民警说。
邱亮低着头，坐在那只小板凳上，看着砖地上的几个小坑，有灰尘积累在那里。眼前的这几块方砖都算不上平，上面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坑坑点点，这让他想起了一些脸上有麻子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觉得，无论怎么看，那些人看上去都和正常的人有些不一样。有一次，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忽然来了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人，他不愿意看见那个人的那张脸，可是又忍不住，不时地抬起头看一眼，看过后马上又觉得后悔。就那么前后看了好几次，后来终于放下碗出去了。
顺着几块方砖再往前面看，他看到了两只脚，确切一点来说，应该是两只鞋，是那个年轻的白民警的鞋。邱亮的目光落到那双鞋上后终于停了下来，没有继续沿着那双鞋和鞋上面的那两条腿往上看。他知道，不管有没有理，不管对不对，他只要一看到白民警的脸，白民警就准会说他，准会百分之百地说他，而且口气非常不好，从来就没有好过。这样的情形常常迫使他去相当费劲地琢磨一个问题，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时，他听见白民警对黑民警说：
“我打听了一下，这一段时间以来，人家别的那几个组收获都很大，几乎每天都有新进展，每天都有新突破。只有咱们两人这个组，死水一潭，一点儿成绩也没有。”
黑民警先是没有说话，叹了一口气，后来说：
“那还不知道是怎么闹出来的呢，肯定又是打出来的。不打，他们能闹出成绩来？杨智他们那个组昨天又打了吧？我听见那个人一直在呜呜地哭，哭一会儿，叫唤一会儿。”
“我觉得，”白民警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撬开他的嘴，搞出成绩来就行。”
黑民警瞥了一眼白民警，没有再说什么。
“老周，”白民警对黑民警说，“咱们两个人是不是对这个家伙有点儿太客气了？客气没错，可是咱们跟他客气，他可不跟咱们客气呀！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儿面子也不给咱们。”
说着话，年轻的白民警忽然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走过来，用他的那双刚刚映入邱亮视线内的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在邱亮的一只脚上踩了一下。邱亮感到痛极了，不禁叫了一声，那只被踩过的脚马上缩了回去。
“你他妈的，你倒是说说，”白民警对邱亮说。“你这么死不死活不活的，究竟是要干什么？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成心要把我们都耗死，熬死？”
“我不是不想说，我也想说，”邱亮对白民警说。“可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天来，我把我能想到的，能想起来的，都说了，可你们又说那没用。”
“你说的那些废话当然没有用，那根本不是我们想要问的。”白民警对邱亮说。“你知道隔壁别的组是怎么审问的么？把你的狗头塞进灶膛里，然后一遍一遍地踢你，直到你说了为止。上铐子，上背铐，上飞机铐，另外垫空酒瓶子。一般人最多只能承受两个空酒瓶子，他们给他垫三个酒瓶子，四个酒瓶子，你要不要也来一下？”
黑民警对白民警说：“小孟。”
白民警看了黑民警一眼，终于又回到了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但坐了没一会儿，很快就又站起来了，又走到邱亮面前。邱亮以为又要用那双铁一样坚硬的皮鞋踩他，立即下意识地把自己的两只脚缩了回去，缩得整个人都快在那只不够一尺长仅有几寸高的小板凳上坐不稳了。但是这一回，白民警并没有出脚踩他，仅仅是对他说：
“我本来不愿意说，可是想来想去又觉得憋得难受。你知道么，就因为你，我最近这段时间误了好多事情，如果只是一些赖事，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也就算了，可偏偏都是一些好事……人生能有多少好事……”年轻的白民警忽然停下来不再说了，用力咬着牙，像是感到窒息般地向上扬了一下头。他的脸本来很白，没有一根胡子，但是邱亮忽然发现，在那个年轻的下巴和唇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然也不知不觉地拱出了一些看上去黑森森的东西。
邱亮吓了一跳：那些原本没有的黑森森的东西，是被我折磨出来的么？
接着他又想，他误了的那些好事，不会让我赔吧？
这时，又听见白民警对黑民警说：
“老周，自从把他抓回来以后，我们既没有像别人那样打他，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骂他，我觉得他够有福气的了，碰上我们两个，他也够命好的了。难道说他两句也不行么？”
黑民警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赶忙说：
“能行，那有啥不行的，你说吧。我还想说他呢。”
但是，年轻的白民警却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此后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一个字。邱亮想，这孩子是真生气了，生我的气那是肯定的，没准还生黑民警的气呢。
那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喊声；
“不要拉我，放开我！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他整整强奸了我八年，八年哪同志们！”
屋里的几个人都听到了，都抬起头，但谁也没有动。
后来，直到天黑以后，屋里的电灯亮了，年轻的白民警忽然站起来，对坐在炕上的黑民警说：
“我妈今天过生日，我先走一会儿。”
“怎么不早说，那你赶快回去吧。”黑民警说，“别忘了替我向她问好，也向你爸爸问好。”
年轻的白民警嘴里应了一声，推开门出去了。
邱亮看见白民警走了，身上顿时感到轻松了一下。他直起腰，看看外面，又回过头看看坐在炕上的黑民警。后来，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孟是干部子弟吧？”
黑民警抬起头望着他。
“看你戴个眼镜，瞎眉糊眼的，没想到眼力还不错。”黑民警说，“你说对了，他妈是局长，他爸爸是部长，一家子领导干部。”
“我早就看出来了。”邱亮说，“一看就和我们这些贫苦家庭出来的人不一样。”
“哪不一样？”
“我说不上来，反正是不一样。老周，我说一句话，你不要生气，不仅和我不一样，和你也不一样哩。”
“我们家也穷。我爹五二年就死了，因为一担谷子。”
听见黑民警老周这样说，邱亮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黑民警老周坐在炕上，头上没戴帽子，身上也没穿民警的外衣，而是穿着一件烟色的十分陈旧的粗线的背心，头发花白，完全是一个民间的老头的样子。
“你还是说说你能说得上来的吧。想得怎么样了？”
“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
“这不行啊，你觉得这样能交代过去么？”
“老周同志啊，我真的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能想起来的都想起来了。”
说完，他又低下头去。就在那时，他听见隔壁有人哎哟了一声，然后就再没有动静了。
他低着头，又等了一会儿，没有听见隔壁的声音再传过来，却忽然听见他自己的心里嗵地响了一声，似乎有一个大铁桶从高处滚落了下来，又像是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掉到了地上。这以后，有一根长长的软软的虫子一样的东西，从他的坐骨那里开始蠕动，出发，沿着他的脊梁一直往上走，走到肩胛那里以后，忽然停了下来，似乎向四周张望了一阵，然后，再没有通向任何地方，就消失了。
他看着脚下的那几块方砖，有两块他感到应该是新的，明显地和别的那些不一样，还保持着一种最初的灰蓝色，依稀还有一种烟火的气息遗留在上面。渐渐地，他发现上面的那些坑坑点点忽然变得多了起来，有一块上面竟然密密麻麻的，看上去拥挤极了，有的被挤出中心，又从边缘地带流到更远的地方。这以后，他听到有人在嘤嘤地哭，又有人在咝咝地吸溜，像是惋惜，又像是牙痛。又有眉头在紧紧地皱着，有嘴时张时闭，一侧的鼻翼在轻轻地几乎不易觉察地振动，眉毛弯弯曲曲地蜿蜒着过来，上面落满了灰尘。
他抬起头，有些心虚地看了看黑民警老周。他没敢告诉老周，在那些说不清的坑坑点点的中间，他看出来一张脸，那张脸，远在二三十年以前。
这以后，他面朝窗户，开始仔细地谛听，渐渐地，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神情。他觉得自己听到了那时候的雨声，粗大的雨点，正嘭嘭地打在外面的窗户上，窗户很快就被洇湿了。
有一天，黑民警老周带着他那个前一段时间得了肺炎的小女儿来了，邱亮看到小姑娘又蹦又跳的，就知道她的病已经好了，这从老周最近的脸色上也能看出一些来，说话也比过去温和多了。而且，在邱亮最近的印象里，也没有在所说的话里带过一个脏字。邱亮当时还感到很奇怪，但又想不出是为什么，无法说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风吹响了屋顶上的瓦片，像是有人正在上面轻轻地行走，每走一步，那些瓦片就会痛苦地叫一声。
有的叫过后就立即碎了。
邱亮用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的眼睛被飘扬起来的马尾打酸了，这样，就会为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天气有些温热，一些花草沉重地生长着，不能说不健康，但有的明显地流露出恹恹的病色。
有人一直在他的视线里匆匆地走着。
他看不清楚，有一种浓稠的又散发着青草气息的感觉告诉他，那应该是他的刘玉芝。但是，又明显地缺少必要的把握和证明，谁说那就是他的刘玉芝？他又这样反问自己，问过之后，果然感到哑口无言，甚至感到一丝淡淡的罪孽。可是，很快又有一个声音在明显地狡辩说，谁说那不是？就是，那就是刘玉芝。
这时，另一个声音说，你就耍赖吧，耍赖谁不会？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他也在心里承认，是有点儿耍赖，是有那么点儿蛮不讲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发现，事实上无论是谁，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和隐藏着那么一种很无赖的东西，叫潜能也许也不合适，反正就是那么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有的人不无赖，那只是没有碰上合适的机会把它表现出来罢了。而有的人环境不好，各方面也都糟得一塌糊涂，所以总有无数的机会把无赖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活生生地暴露给人们看，人们说，某某，那是个无赖。所以，有人一直受人称赞，有人一直遭人唾弃。说到底，还是命的问题，绝对与命有关。命不好，运不通，好的那些东西一直被锁着，永世不得见人，长期露在外面的让人看到的全都是那些不好的。
这样，直到后来，当他的刘玉芝忽然与他近在咫尺的时候，他仍然有些不敢相信，有些拿不准。
刘玉芝看着他，眼睛有些眯，像是被晃得无法睁大。这个眯着眼睛的女人啊。
他说，我都不敢认你了。
刘玉芝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不完还等啥。
他解释说，别怨我，我也是没办法。
刘玉芝说，我没有怨你。
他说，别生气，见一面不容易，好不容易见上了，为什么要生气呢？
刘玉芝说，我没有生气呀，谁告诉你说我生气了？
他说，我是一个顶顶认真的人，甚至还包括古板，有时候认真起来，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我为什么不敢认你呢？说来你也许不信，我是以你的辫子来作为判断你的标准和参照的，当然，身材也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辫子，还是你扎辫子用的绳子。如果看到辫子是用两截白色的小绳子扎着的，那我就能准确无误地肯定是你，百分之百的，百分之一千的是你，一定是你。反之，要是不是两截白绳子……告诉我，你为什么换成了红的？
有人对我说，白绳子不吉利。
管他们呢，谁想说什么让他们说去，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么。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听拉蛄叫还能不种地么。很多人都有信口胡说的毛病，看见一件事情，就盯住那一件事情往死里说。等转身看见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忘了前一件，又开始使劲地涂抹这一件。
我只是让他们说得心里有点儿虚。
啊，不能虚，千万不能虚。我跟你说，我在这里面什么都不担心，就是担心你会心里发虚，你果然让他们弄得发虚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心里一发虚，就完了。把这两根红绳子解下来，换上白的。
白的我放在家里了。
告诉我，你这是急匆匆地要去哪里？
我去找你。
唉，你找不到我。
这时，他听到一阵嘤嘤咽咽的低泣。
他想看看究竟是谁在哭，于是，他想站起来，但试了半天后，才猛然发现他此前一直就是站着的，并没有坐在哪里。他想了一会儿，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他清晰又真切地感觉到，刚刚产生出来的那个疑问，其形状有一个鸡蛋那么大，而且，产生的情形也正像是一只鸡突然下了一个蛋一样，既千呼万唤，来之不易，又随随便便，太过于潦草。现在，他听到那个圆溜溜的东西正在他的脑子里，正在一片辽阔的原野上飞快地悠来悠去，像是一颗流星，不时地发出阵阵声音，看不见它的上面还有别的东西，但分明又有一根绳子在牵着它，绳子的另一头掌握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不无担心地想道，一旦要是脱手，很难说最终它将要落到哪里，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候，正从一片明亮的水边经过，有马在远处站着，水车转得很慢，两个踩水车的女人在低声说话，两个木头轮子被水浸得乌黑发亮。他边走边看，同时又在想道，这么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这是哪里呢？后来，他无意中朝水里瞥了一眼，看到自己一副标准的寒酸相，不禁难过得擦起泪来。
可是，不久以后，他又看见黑民警老周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想，原来不只是我，还有人也像我一样难过哩。这样一想过之后，他自己反倒不怎么感到难过了，心里也比刚才轻松了好多。他朝四周一带看了看，却没有看见那位年轻的白民警。这以后，他放慢脚步，轻轻地朝黑民警坐着的地方走过去。
他说，老周。
黑民警把烟从嘴上拿开，看了他一下，大约有一分钟的样子，很快又将视线像一条空寂无人的街道一样移到了别处。至于移到了哪里，他感到自己也说不上来。
停了一会儿，他又问，怎么没看见小孟呢？小孟到哪儿去了？
黑民警说，走了，调到别的组去了。
为什么？
年轻人要求上进，想早一天立功，受到表扬，可在我们这个组，他觉得很难等到那一天。
听见黑民警老周这样说，他刚想坐下，却又很快站了起来，但也并没有完全站直了。
这是为什么呢？他问。
黑民警老周对他说，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小孟调到别的组去，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
他说，我？我造成的？
黑民警说，当然，这事我也有责任，不过主要还是在你那里。你想想看，无论我们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无论我们让你想什么，你也都说想不起来。你说，你这样做，还算个人么？我有耐心和你磨，小孟可没有那样的耐心，他觉得照这样下去，别说立功根本没有希望，能不挨批评，不受处分，就算不错了。
透过有些朦胧的窗户，他看到了外面死灰色的天空。
好像是一个寂静的午后，也是这样的天色，他一个人站在家门口。
没有人声，也没有别的声音，空中有一些细小的东西在飘舞，像是柳絮，但他认为那不是柳絮。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柳絮，肯定不是。那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仿佛有无数的女人都坐在河边，坐在一些窗户的下面，在拆洗被褥，纷纷扬扬的棉絮从她们的身边慢慢地飘起。
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寂静的午后，但已经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大半了，天色也正在由灰变暗，开始越来越黑。他看够了那死灰的天空，转身回到屋里。不久，生着了火，看到火光在又蹦又跳，欢欣鼓舞，并不断地变幻出各种形状，有时像陡峭的悬崖，一会儿又变成一丛一丛的花草。又听到那夏日雨前的雷声轰隆隆地在远处响着。
锅里的水气弥漫起来以后，他重新出现在那种水蒙蒙的白雾里，他像一个善于变戏法的江湖骗子一样，从空空的手里忽然变出一个用白布缝成的小口袋，一个看上去最多只能装下三五斤粮食的小口袋。他注视着锅里的水，感觉中像是在注视着记忆里的一片明亮的水面，然后打开那个小口袋，从里面抓出两把米撒进锅里。停下来，想了一下，后来又抓出一把，放进锅里。这以后，他用一根细绳子把口子扎好。
转眼之间，那个小口袋很快又被他变没了。
他从那片水蒙蒙的白雾里走出来，这时候，他听到街门噔噔地响了起来。
……
他猛然站起来，感到头晕了一下。
他来到炕前，看到黑民警老周歪在他的那堆行李上好像睡着了，一缕口水挂在他的嘴边。于是，他抓住黑民警老周的一条胳膊，用力地摇晃他。
“老周，醒醒，”他说，“快醒一醒。”
“老周，是我，快醒一醒。”他的脸上竟像女人一样泛出了潮红。
老周醒了。
“老周，快去把小孟叫回来吧。”他说。
“为什么？”
“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