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想起来像是在梦里一样，先是鸡在墙头上飞，狗在咬，驴在叫，接着又听见铁匠在狠狠地打铁，木匠在呼哧呼哧地拉锯子，胶皮轮子的马车从一家一家的门前哗啦哗啦地滚过，灰褐色的酱油色的麻雀嗖嗖地从树上房屋上栽下来。还有人在那个过程中不断地咳嗽，粗声喘气，有碗从手里滑落，摔成几瓣，又有针掉在地上，在那一闪而过的亮光中，有女人在屏声敛气地解裤带，慢慢地或者迅速地蹲下，小雨般的沙沙沙的声音是未婚姑娘们的声音，像滂沱大雨一样的声音，像倾盆大雨一样的声音，表明她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表里如一的已婚妇女，一蹲下去，大雨如注，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其实这样的说法或常识我也并没有亲眼见过，我也是听人们说的。等大部分的声音都逐渐平息下去以后，我听到了工作组毛组长的声音。毛组长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弄不清，其他的问题就都是白搭，就都没办法解决。人活着，就像活在黑夜里，无论干什么都不得要领，都是瞎捅一气，有时候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说不清。工作组是干什么的？当然不是来吃干饭的，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是的，谁要是以为工作组是来吃闲饭的，吃白饭的，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那他就会犯大错误。
那时候，隐隐地听见有人在附近一带不知什么地方磕磕绊绊地拉二胡，拉得吱吱扭扭，根本不成个调子，好作用不起，却又起着副作用，让人牙根发酸。那时候，桃花和杏花漫天飞舞，如同红白两种颜色的雪片一样到处飘落，连毛组长的头上和身上也飘满了数不清的花瓣，他手下的那几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整个工作组都披上了盛装。空气是多么的芬芳啊，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啊！在这样的情景里，我不禁有些冲动，想张开自己外面的嘴和里面的肺，狠狠地不顾一切地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呼吸，想吐故纳新，想脱胎换骨，想丢掉包袱，开动机器，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想我们一定要把根治淮河和黄河的事情办好，想我们一定要统一祖国！想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在延安，后又去五台山，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想人固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过风吹帽，砍头不过碗大个疤，早死早托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重新再来干革命……可是，看到毛组长手下的几个人都在盯着我，认真地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我马上就决定取消这次不合时宜的深呼吸了。吃饭看家当，做事看时势，面对漫天芬芳灿烂的花瓣，我也只能像有些不胜酒力的人喝酒一样浅浅地尝一下，轻轻地舔一下了，没有办法。
毛组长像绣花一样将身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去，把自己抖落干净，仿佛一张照片一样站在两棵树之间。之后，他问我说，你们学校那个脸色苍白的人是谁。
那时候，我也正在打扫我身上的那些花瓣，有一片可能是带茸毛的花瓣掉进了领子里，怎么弄也弄不出来。毛组长手下的小刘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对我说：
“葛校长，你的样子像是在捉虱子。”
我说：“是么，那就当我是在捉虱子吧。”
随后，一边捉，我就一边告诉他们说，有一年的联欢会上，大家非要我表演一个节目，不上去表演就过不了那一关。大家用无比热烈的掌声给我施加压力，让我不自在，让我如坐针毡，形同热锅上的蚂蚁。掌声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快把手拍烂了，再不上去我就得要负责任了，就真的不像话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完全躲不过去了，我就只好上去了。我这人老实，厚道得像一条老棉裤，我是不表演则已，一表演就是两个，还不是一个节目。我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二胡独奏《送公粮》，第二个节目是现场表演捉虱子。
“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捉的？”小刘说。
“用手捉。”我说。
“我知道是用手捉。”小刘说，“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
我知道他想问什么。我说，故事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有甲、乙两个老头坐在墙根下晒太阳，聊天，甲老头（姑且就叫他甲老头吧）忽然觉得脖子里有些痒，于是就伸手进去摸索，摸了一会儿，摸出一个东西来。甲老头拿到脸前看了看，然后自言自语地地，嘿，我还以为是个虱子呢，闹了半天不是个虱子。说完，漫不经心地就把那个东西扔了。坐在他旁边的乙老头（姑且也就叫他乙老头吧）眼疾手快，马上把甲老头扔掉的那个东西又重新捡了回来。乙老头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也自言自语地说，唉，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呢，闹了半天还就是个虱子。
说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句，我非常感谢畜牧兽医站的老李，是他的帮助，使我很好地表演完了那个节目。不能想象，要是没有他的有力的配合，无私的奉献，我不知最后怎样下台。那天本来没有人家老李什么事，他是趁吃完晚饭以后的一段空闲时间来帮助我们学校劁猪的，被我发现了，我就把他逮住了，先没让他去劁猪，而是让他配合我表演节目。老李真的很能干，劁猪是一把好手，一两分钟就能解决一头，没想到上台表演也同样让人喜出望外。那天，我扮演甲老头，他扮演乙老头，紧挨着我，坐在我的旁边。
大约半个多月以后，在孙文盛家的菜园子外面，我走着走着，一抬头看见了毛组长。
毛组长正在给一名奶孩子的妇女讲革命道理，期间还要穿插一些国际国内的形势。那名叫玉梅的妇女坐在一根放倒了的木头杆子上，她怀里的孩子吃一会儿奶，然后就把头转过来，伸出一只小手，要抓毛组长。
“好好吃奶，不要捣蛋。”
毛组长对那个孩子说道，他显然把那个孩子也当成了一名能听懂道理的革命群众，却忽略了那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然后又对孩子的母亲说：“综上所述，尽管局部地区有些恶劣，但总的方面是好的，形势可以说是大好，而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玉梅同志，我们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对于那些黑暗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那个被高看成革命群众的孩子吃了两口奶以后，又伸出手去抓毛组长，被他的母亲马上抱紧了，做母亲的在那只小手上轻轻地打了一下。
“另外，不要怕乱。”毛组长瞥了一眼那个毛茸茸的小猴子一样的孩子，继续说道：“很多人都不理解乱，一说乱，就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坏了，一切全完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很多时候，乱恰恰是一种好事，比不乱要好，甚至会好很多，因为最终只能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历史的经验总在证明，无论大乱还是小乱，每一次乱过之后，人民的觉悟就会噌噌地往上走，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能提高一大截，有的就不只是一大截了，会是好几截。还有的，整个人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洗心革面，焕然一新。”
“这话我信。”名叫玉梅的妇女对毛组长说。她把一边的衣服放下来，很快又露出另一只乳房，瞄准孩子的嘴，准确地塞了进去。毛组长刚才所说的话让她忽然记起了一些往事，并在事隔多年之后的今天对那些早已随风远去的事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认识。
“那年我们去青泥洼看戏，”她说，“看到还不到一半的时候，戏台下面忽然就乱了，所有的人都乱成一堆，有的往东跑，有的往西跑，喊爹的叫妈的，哭得让人辨不清方向，好多人跑了半天以后才慢慢地醒悟过来，发现跑得离他们自己的家越来越远了。我们那时候多亏年轻，跑得快，要不然，早就也像坐在中间的那些人一样被挤死了，被踩扁了。从那以后，无论再到那里去看戏，我们都不往中间坐，我们总是站在后面，或者站在边上。”
毛组长兴奋地走来走去，嘴里不住地发出阵阵咝咝的声音。走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停下来，伸出一只手，近距离地指着玉梅的那只裸露在外面的带有乳晕的乳房说：
“这是什么？啊？这就是觉悟啊！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半天的觉悟呀！你想想，要是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乱，你们怎么会有后来那样的认识和行为？你们甚至可能还像以前一样在想，看戏不往中间坐往哪里坐？就得往中间坐，往前面挤，总不能像后娘养的一样站在后面，或者可怜巴巴地在边上溜达吧？可是，你们乱过了，从此就有了觉悟，就再不会像原来那么想了，宁可被人误以为是后娘养的，也要心甘情愿地站在后面，或者一身轻松地在边上溜达。而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乱的人来说，他们可不这么想，每逢在人多的场合，他们至今还在执迷不悟，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地往中间走，往前面挤，等到哪一天突然乱了，那就麻烦了，那他们就统统傻了，再想走也来不及了，最终等待他们的结果就只能是被活活地挤扁，踩死。”
“毛组长晚上到我们家吃饭吧。”
名叫玉梅的女人抱着孩子离去后，毛组长把我叫住，问我说：“你们学校那个脸色苍白的人是谁？”
我告诉他说，我们那里有好几个脸色苍白的人，除此以外，还有几个一年四季脸色总是像黄梨一样的秧子人，不知他问的是哪一个。
我说：“是霍起么？”
“不知道叫什么，”毛组长说，“就是那个经常穿一件旧的中山装的。”
“噢，那是邱亮。”我说。从他描述的样子来看，我敢肯定他说的就是邱亮。我只是不明白，邱亮除了脸白得像墙皮，总爱穿一件旧的中山装之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别的人一模一样，他怎么会引起工作组而且是毛组长本人的注意呢？我对毛组长说，邱亮大名叫邱亮，小名叫亮亮，他爹是个矿工，日本人在的时候，就在井下挖煤，不止一次地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往万人坑里埋人。就因为有那样的经历，后来成为周围一带好几个学校的革命传统教育顾问，经常给学生和老师们做报告。一辈子只喜欢两种东西，亮光和烧得滚烫的热炕头。邱亮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贼亮。我个人私下里猜想，他给他儿子起名叫亮，大名叫亮，小名叫亮亮或贼亮，小名比大名更亮，恐怕与他本人早期的黑暗生涯不无关系，喜欢亮光，渴望亮光，为什么那么多的字都不叫，偏偏非要叫亮呢。
“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毛组长对我说，“他经常看见日本人往万人坑里埋人，为什么日本人不埋他呢？你不觉得很奇怪么？在那样腥风血雨的年代里，一个人能好好地活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那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我说得对不对？”
毛组长的话把我着实吓了一跳，这么多年来，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而毛组长来了没多久就注意到了，到底是上面来的，眼光就是与长期生活在下面的人不一样，这也许就是人与人在觉悟上或别的什么上的差距吧？我这样想当然不是要存心嫉妒毛组长，在所有的方面我都不如他，那是肯定的，我自愧不如，嫉妒也没用。不过，他刚才突然提出的那种问题让我也很犯踌躇。说实话，我也一直不知道日本人当年为什么没有把邱亮的父亲像推其他人那样推进万人坑里埋了。万人坑，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在里面又有何妨呢，难道是日本人遗忘了么，忽略了么？另外，毛组长对于一个人能从过去那种腥风血雨的时代里活下来感到很难理解。我想，全国解放以后，不是仍然还有那么多人从过去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活下来了么？要是没有那么多人活下来，全国又如何解放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既然别人能活下来，为什么邱亮的父亲就不能活下来呢？要是怀疑，是不是所有从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里活下来的人都应该受到怀疑呢？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只把我的另外的一点点理解告诉了毛组长。我说：
“日本人要是把所有的人都推到万人坑里埋了，那谁给他们干活儿呢，谁给他们挖煤呢？”
听见我这样说，毛组长的头抬得很高，有些愣怔地望着我，两个眼镜片一闪一闪的，不住地闪，让我完全看不见他的目光。
二
没有人在学校里，可是我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快要把我们那十几间房子挤得飘起来了。
一个声音在说；
“让一让，同志们，请大家让一让，让列宁同志先走。”
那声音既像是恳求、协商，又像是在发布命令，发布一个不太容易能贯彻下去但又必须要贯彻下去的命令。
那好像是我本人的声音，但又过于稚嫩，年轻得让人不安，害怕。
有人贴着我的耳朵，嘴里呼着热气，带着家庭和社会的味道，用世界上最低微最弱小的声音告诉我说，今天早上，刚一吃过早饭，裘二和皇甫瑞就又赶着我们的猪出去了，上山、下河滩，我听了，心里一惊，像是微醺中撞到一面墙上后又被迅速弹回来一样，但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的突然和意外，因为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已经算不上是新鲜了，至少两三年以前我就听说过了，只是没想到他们能做得这么连贯，这么长久，这么持之以恒。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并不难，难的是能够坚持不中断地去做那件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直做下去，而且其热情和兴趣一直还如同刚开始的时候那样饱满、有力、不可遏止，并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所衰落、减弱。而且，两个既非亲人又非朋友，在性格上又完全不同的人，共同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事，那就更难了，难得甚至让人有些无法想象和推断。那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学校食堂的管理员，另一个是食堂里做饭的大师傅。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我们的猪总是瘦得皮包骨头，还不如有的羊肥实呢？每逢那种时候，他们就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低下头去想，或者干脆就直盯盯地看着我，想上半天，看上半天，想得太阳落了山，鸟儿回了窝，孩子们放了学，民兵们解散了，也说不出个正经的道理来。
窗户在一点一点地暗下去。有人在外面的树下说话，说的是近年来的一些债务，还有一些多年以前的旧账，每一笔听上去都既模糊不清又栩栩如生、无比逼真，似乎一伸手就可以真切地触摸到那鼓凸起来的一棱一棱的记载，触摸到双方在上面遗留下来的体温和气息。不时地有黑乎乎的东西簌簌地从树上掉下来，既看不清形状，又分辨不出模样。
“去，悄悄地出去侦查一下，看看那些讨债鬼们还在不在了？注意，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一个人蹑手蹑脚地出去了，从背影上看去，好像应该是裘二，不过，也有可能是皇甫瑞，几年下来，他们也变得像猪一样能跑了。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明白了，就是他们两个，赶着猪满山冈地跑，怪不得我们的猪一直都不长膘呢，我原以为是猪本身有问题，还常想，人要是不走运了，干什么都不成，养个猪也和别人不一样。
出去的人很快又失魂落魄地回来了。
“还没有走呢，都在大树下坐着呢，看样子是不走了。”
“知道是谁吗？”
“看不太清楚。不过，他们的手里好像有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
“革命委员会还给他们出具介绍信？不可能！”
“真的有呢，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嚣张！”
革命委员会还能助纣为虐吗，真是让人想不明白。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像春天的小草一样在生长，有数不清的人在说话，但没有一个字能听清楚。皇甫瑞端着一盆切好的萝卜，一条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的板凳一样的小狗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小狗也是有脑子的，也会想问题，很会判断和分析，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它谁都不跟，偏偏要跟在皇甫瑞的后面东奔西跑呢，事实证明它认识他，而且知道他是食堂里的大师傅，常有吃的。
“应该仔细看看那个公章，”皇甫瑞拿出一片萝卜看了看说，“这上面也能刻呢。”
“革命委员会是用萝卜刻的？”有人说，“说得容易，你刻一个我看看。”
“刻一个就刻一个，我是怕犯法，你以为我不会？”皇甫瑞说，“你想要哪里的？”
人声还在嘈杂。
我想起有一次在徐有志的家里坐着，墙上的东西不时地掉下来，我和徐有志总共说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的话，那期间，他们家墙上的那些东西就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好几次。没有风，也没有人去碰，在墙上挂得好好的，说掉下来就突然掉下来了，无缘无故地就掉下来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理会，该说什么还继续说什么，最多用眼睛向那一带瞥一下，觉得东西没挂好，掉下来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后来，它们一再地往下掉，该掉的掉下来了，一些不该掉的竟然也都掉下来了，每一件东西落地的时候声音都不一样。有的东西，掉下来以后，重新再挂上去，但过不了一会儿，它们就又掉下来了。
我们之间的谈话，渐渐地也就说不到心上去了。
我记得，最先掉下来的是一只细铁丝编的筛子，白亮白亮的那种，四周的边缘上用纸条粗细的黄木条箍着，它嘭的一声掉下来，还在地上蹦了几下，然后就开始正经地有规律地旋转，那情景，就像是有两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用它筛东西。
徐有志说：“我到现在还欠着供销社六十八块钱，怎么也还不上，王主任一看见我就说。”
我说：“怎么会欠那么多？”
“唉，这事麻烦得我上吊的心思都有。”徐有志说，“有时候我就想，去他妈的供销社，去他妈的王主任，我干脆死了算了，省得他一见了就说我。”
听见徐有志这样说，我赶忙说：
“六十八块钱，不算少，不过要是和上吊比起来，那真不是一笔钱，更不是一笔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巨款。慢慢地还他，总会还清的，总有还完的那一天。”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有钱不还，想要赖账的人。唉，我算是完了。”
“我知道。”
正说着，又听见当的一声，一把镰刀掉下来了，明晃晃的有些发蓝的镰刀让我和徐有志都立即噤了声。徐有志看着那把镰刀，像是看着一个从外面走进来的生人，他的嘴半张着，弓着腰。
不久以后，他又看着我。我知道他想对我说：“老葛，这是咋回事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就在那时，我忽然看见那件一直挂在墙上的草绿色的军用雨衣也掉下来了，它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一样，软软地贴着墙，簌簌作响，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坍塌，往下出溜。
真是奇怪呀，我在想。
我对徐有志说：
“徐有志。”
徐有志愣愣地看着我，没有以为我是在叫他，或许，连听也没有听见。
三
我又听到了那暗红色的钟声。
每次听到那暗红色的钟声，我的嘴里就会充满了浓重的铁锈的味道。
毛组长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了邱亮。我说，这些年来好像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毛组长说，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想让人认识，想被更多的人知道，都从来不会把他的标志写在脸上，好让你去辨认，那不成了傻瓜了么。
我听了，好半天坐着没动。
傍晚，我让皇甫瑞弄了两个菜，又找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酒，给毛组长把酒斟满。毛组长对我说，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我们却在这里喝酒，真是不像话啊。
听见他这样说，倒让我觉得我是一不小心又实实在在地犯了一个错，我看着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菜已经炒好了，酒也倒上了，怎么办呢？我一下成了一个拉拢工作组的小人，不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甚至罪恶的事情要求庇护或者网开一面呢。可是，我又在心里问自己，难道我真有事需要这样么？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事情。有时候我也很恨我自己，觉得自己不成器，说起来黄土已埋了三分之二了，可办事还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每一次都是欠考虑，火候不对，从来就没有那种完美无缺的恰如其分的正好的时候。我也不是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反省过。我想过，也反省过，我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我忽然听见毛组长说：
“看我干什么？别这么直眉瞪眼地看着我。来，干了吧。”
透过窗户，我看见院子对面的戏台上黑得深不见底，有人在石头台阶下面影影绰绰地走动。天虽然黑，可我的心里不那么黑了。
毛组长坐在我的对面，我看见他的额头上和颧骨上渐渐地有了光。
“其实我也教过书。”他忽然对我说。
我吃了一惊，顿时觉得原来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一些。当然，我也是非常没有眼光的人，这么长时间了，竟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以为对方一直就是吃政治饭的。学校，学生，书本，师道，授业，解惑，育人，律己，等等这些，原本是应该能或多或少看出一点的，可是我竟然没有，也不知每天都在看什么，在忙些什么。
毛组长说，有一年，忘了是哪一年了，他带着一条羊腿去见一位手里有权的副主任，那条羊腿是他费了老大的劲，好不容易才从家里连蒙带抢地弄出来的。快过年了，全家人还就指望着那条羊腿过年呢。前好几天，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但除了他的女人，孩子们没有一个同意的，他们甚至还把那条羊腿给藏了起来，并且每天都要换一个地方，为的是不让他找到。就那么大个家，就那么大个院子，其实也没有多少秘密的地方可藏，所以，任凭他们怎么藏，任凭风云多变幻，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孩子们认为的秘密，在大人的眼里根本不算是什么秘密，有时候简直可以说一目了然，只是不愿意说出来，不愿意当面揭穿他们罢了。所以，到后来他临出门的那一天，他这个做父亲的一下就把那条连日来被反复地藏来藏去的羊腿找到了，一下就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拎出来了。那一刻，孩子们连日来精心构筑起的秘密完全都崩塌了，谁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是真的，当爹的这个人究竟使用了什么法术？他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看着他迅雷不及掩耳地入木三分地大义凛然地六亲不认地王八蛋地不管不顾地杀人不眨眼地滴水不漏地心狠手辣地厚颜无耻地皮笑肉不笑地把那条羊腿塞进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空口袋里，又不容分说地用一根麻绳（也是早已准备好的）扎紧了口子。任凭风云多变幻，我自岿然不动，俺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一条羊腿闯世界。当爹的背起口袋，转身要走，孩子们这才突然醒悟过来，恍然大悟，顿时哭成一片。都没有任何情意了，他还是我们的爹么？孩子们死活不让他拿着羊腿走，他死活也要拿着羊腿走。他们七手八脚地上来揪他，拽他，拉他，甚至用手狠狠地拧他，捏他，挠他，抓他，用脚从下面踢他，踩他。他们只是想把他拖住，让他走不成，倒没想着要把他放倒。但是，他的背上背着羊腿，心情又是极度的焦躁，突然他就倒下了。好虎架不住群狼，在倒下的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迅速地想了那么一下。想到有重任在肩，很快，他就又爬起来了。他没办法，不得不来硬的，不得不用手里的羊腿做武器，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狠狠地来了一下，只一下就把他们都打傻了，再也没有人敢上来了，再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了。
那以后，他趁热打铁，乘胜前进，迅速地背起羊腿，丁零当啷地逃跑似的出了家门。
他听到身后的家里像是死了人一样，哭成一片。
他赶到那位副主任的家里的时候，正赶上副主任在洗脚，副主任闭着眼睛，手里夹着一支烟。
口袋是一条曾经装过杂面的口袋，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颜色已变得有多复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他当着副主任的面，有些慌乱地解开绳子，把那条上面滚满了面尘的羊腿从里面掏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那会是一条货真价实的羊腿……那时候他想，天哪，妈啊！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要紧，都还算不上要命，真正让他感到难过和罪过的是，他带来的那条上面滚满了面尘的早已面目全非的羊腿，把正在安心养神的副主任也吓了一跳，他看见副主任差一点从水盆里跳起来。
副主任吃惊地看着他，接着又更加吃惊地看着拎在他手里的那个叫人无论如何都不认识的东西，颤声问道：
“你拿的那是什么？”
听到副主任这样问，他差一点当场哭出来。
他先没敢说是一条羊腿，他无颜说是羊腿，那么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是一条羊腿呢，让谁看，谁也不会信啊，怎么偏偏能要求君子远庖厨的副主任信呢……那一刻，他真想眼前突然裂开一条缝隙，不管宽窄，无论深浅，宽窄深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容纳他，包容他，能够让他一点儿不剩地全部地从头到尾地钻进去，永远躲起来。
过了一些年以后，当他渐渐地有了一定的出息，有了一定的地位，认识了很多原来根本没有可能认识的人以后，他与那位副主任彼此也熟了，副主任早已成为主任了。有一次，副主任忽然告诉他说，当年，当他从那条口袋里把那条说不上什么颜色的羊腿掏出来的时候，副主任有些灵魂出窍，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觉得那是一把看上去有些笨重的老式的枪。有人上门来拿着枪，那是什么意思？副主任对他说，你可把我吓死了，一看见你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来，我马上就觉得不对了，完了，要出事情，要出人命了，报仇的、算账的，拿着枪终于找上门来了。
我问他，那位副主任如今在哪里，是否还健在？毛组长轻轻地挥了挥手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当作下酒的小菜，当作笑话讲一讲罢了。既然是笑话，我不笑也不太好，于是我哈哈大笑。
毛组长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当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老人家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见陈独秀，赶上陈独秀也正在洗脚。老陈很傲慢，不仅傲慢，而且有眼无珠，他就那样一边洗脚一边和毛主席说话。”
“有这样的事？毛主席没生气？”
“别把眼睛瞪得这么圆。”
皇甫瑞不知什么时候进来过一次，把我们放凉的菜拿回去又热了一遍。
我把脸转向窗户，听见风琴响了。
四
暗红色的草垛，土黄色的草垛，表面灰白的草垛，锈得像铁一样的黑褐色的草垛，草垛连着草垛，如同一座又一座的堡垒一样出现在那一带，风刮到那里的时候，也会晕头晕脑地迷失方向，忽粗忽细，没轻没重地乱刮一气。没有风的时候，常有人在那里练习骑自行车，骑得歪歪斜斜的，一闪，不见了，再一闪，又不见了。麻雀一只一只地嘭嘭地落下来，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有的落下来后，还要在地上嘭嘭地蹦两下。当有骑自行车的人突然摔倒时，它们就会轰的一声从地上飞到附近的草垛上，然后默默地看着下面。
因为有不少的野菜野草，所以皇甫瑞常去那一带放猪。有一天他回来后对我说，他看到稀罕事了，原以为世界上只有人会笑，没想到其实麻雀一类的东西竟然也会笑。我说，它们对你笑了？他说，不是对我，是对别人。他说有的麻雀，不是所有的麻雀，看见骑自行车的人摔倒了，就躲在草垛后面笑。人里面有那种促狭的人，没想到麻雀的世界里也有，就像学校里那种给老师的书里夹死耗子，给女生的凳子上放图钉，从后面揪她们的小辫子的学生。
我说，下次它们再躲在草垛后面笑的时候，我也去看看。皇甫瑞说，你从来都不去，怎么可能看到，还以为我是在瞎说。你得常去，才有可能碰到。那种事，并不是天天都有的，有时候即使去了，也不一定就能碰上。
又说，照这么看，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也会笑。
我想也是的。人总以为自己是天地间的主宰，那很可能只是人自己的看法。天上飞的，土里爬的，它们也会这么看么？我近来时常觉得，人只有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看上去才像是个人，反之则值得推敲甚至怀疑。我们和其他人在一起，和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处于一种警觉和防范的状态中，更像是地里的虫子，有的到处乱窜，有的在伸懒腰，有的在探头探脑地东张西望，还有的露出自己的微笑和长处给人看。那种时候，长长的触须和磁铁般的吸附力是处于开启状态的，有毒的汁液也已暗中调整到最佳的喷射状态，一旦需要，即刻喷出。另外还有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及时地调整自己及时地变色的适应能力。凡此种种，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被消灭，乃至变得更加坚固强大。
有一种会变色的虫子，在春夏之交寄生在葫芦的叶片上，全身的颜色与叶片的绿色完全一致，你扛着工具从旁边走过，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们，就算是停下来也很难发现它们。如果一旦它们被某种外力震落下来，掉落到土上，经过一个上午或晚上的努力，它们全身的颜色就会发生改变，变成与土地一样的颜色。它们就活在春夏之交，虽然寿命只有短短的一两个月，可也一直活得兢兢业业，小心翼翼。
人，各种动物，生物，如果不强大，就需要伪装，需要不停地变幻，不停地说谎，不断地适应。反之，则完全没有这些必要。
我们的学校里养着四头猪，有一个叫任勇的学生做了一道有趣的算术题。按照正常的一般的标准，一头猪生十二个小猪，那么，四乘以十二，就是四十八头，加上原有的四头，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学校有五十二头猪。有的学生和老师说，不可能每一头猪每次都能生十二个，哪会有那么多，生八九个、六七个，倒是常事。但任勇同学坚持的是一种正常的标准，他的这道题是献给学校的。我对他说，谢谢你的运算和好意，你为我们学校的养猪事业做出了大贡献。
我们的学校里还有一头牛，十几亩地，如果按照任勇的计算，那一切也将会几何级地增加和扩大。
天上出现了星星。
已经很晚了，我听见还有人在嗡嗡地蠕动，还有拳打脚踢的声音和倒地的声音。
二月份的面粉早就没有了，可是我常看到二月的阳光里飘满了吃不完的面粉，每天总是雾腾腾的。在最近几次的忆苦思甜、斗私批修以及不忘本大会上，每次都能看到杜鲜花副书记坐在主席台上，语重心长又满怀阶级感情地向人们讲述她个人的一段不幸的遭遇。先是被叛徒出卖，接着便理所当然又无可奈何地落入敌人之手。被出卖这件事本身她并不难过，因为她懂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本身就是一桩危险的事业，某些时候就等同于牺牲，应该说每一个人对这一点都是有所准备的，时刻准备为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让她感到痛心和愤怒的是，那个叛徒，那个出卖她的人，竟然是她多年来最信任的人。俺想不通呀同志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杜鲜花副书记坐在主席台上，声泪俱下地对下面的人们说道。要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或者是一个从来都不认识的人，那也就算了，俺也能理解他，人家凭什么不出卖你啊，对不对同志们？要是有仇，那更好理解。怕就怕没仇，不仅没仇，还有恩、有情，这就不好办了，这就让人想不通了。就像出卖俺的那个人，俺和他是多么熟啊，多么近啊，可就是这么一个人，说出卖俺就把俺给出卖了，二话不说就把俺给出卖了。同志们啊，前些年俺还一直想不通呢，后来这些年，俺终于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这些全都通通弄懂了，想通了。虽然是俺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地琢磨出来，钻研出来的，但没有组织上的深切关怀和支持，那也是不可能的。远的不说，就说俺的这一头头发吧，曾经愁白过，后来咋又变黑了呢？那是因为解放了呗，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了。旧社会把俺的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新社会又把俺的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又把俺那一头黑头发还给了俺。此情此景，叫俺咋能不歌唱？歌唱新社会，歌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幸福的生活万万年！同志们啊，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想当初，俺真是瞎了眼，认识了那么一个人，俺的觉悟低又低，到今天，俺的斗志比天高，俺的心里暖洋洋。因此上，俺要大声地说一句，过去的俺，从前的俺——苦啊！那时候，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杜鲜花副书记被出卖以后，敌人立即对她进行了无情的拷打和蹂躏，不仅对她的身体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还从信念上对她进行瓦解和动摇，能用的刑都用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场里静极了，只有杜鲜花副书记一个人的述说声和哽咽声在回荡。人们用心听着，几乎连咳嗽声都没有，要在平时，早就咳嗽成一片了，甚至还会有人狗扯羊皮一样相互厮打起来，打得尘土飞扬，热气腾腾。女人们的眼里都含着泪，不时地掏出手绢，刚想放回去，眼里的泪就又流出来了。男人们则听得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几个一直在会场维持秩序的民兵把背在身上的枪拿下来，拉动枪栓，哗啦啦的声音使在场的人们无不感到警醒又振奋，时光仿佛在倒流。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站起来高呼道，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准强奸杜书记！谁要是敢强奸杜书记，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和谁拼去？人们表达的无非是一种决心和立场。可以了，够了，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了，这就已经让杜书记很满意很感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