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说真理
什么叫真理？彼拉多一脸揶揄地问道[1]，但不等对方回答，已径自去了[2]。的确，有些人就欣赏思想上的这种轻率飘浮，而将谨守于一种定见视为枷锁；于是乎不仅于行动中，而且在思想上也都只崇尚自由意志。因此虽说这类的哲人今天多已不复存在[3]，然而沾此习气而动辄易帜的才隽时下仍常不乏其人，尽管在气质上已远逊于彼辈古人。但是说谎之所以特别为人爱好，并非完全因为寻求真理这事往往非常艰苦困难，或者一旦找到之后思想上便不免要受到羁縻，而是因为人[4]对说谎本身便有着一种虽说卑劣但却趋近的天然喜爱。希腊晚期的一位哲人[5]对此事做过研究，并曾对人之喜爱说谎一事感到大惑不解，因为谎言既不能像诗歌那样为人添乐，也不像贸易那样使人得利，但却还是喜爱说谎，为说谎而说谎。这件事我自己也说不透：真理仿佛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白昼的自然之光，世上的一切化装哑剧、凯旋胜利在它的面前往往远不如在华灯高烛之下更为辉煌壮丽、精美动人。真理也许贵比珍珠，日照也能使之熠熠生辉，但究竟其价不及钻石红玉，这些才将在灯烛的掩映变幻之下，放出异彩。真理再掺上一点谎言才能使人乐趣倍增。难道下述这种情况还有让人怀疑的余地吗，即假如我们将一个人内心之中的一切虚妄念头、如意算盘、错误估计、刚愎自用等等全都从他的身上给掏光取走，那么这时留给他的除了一把干瘪东西，除了一些不爽不适甚至只会使他头痛的东西之外，还会再有什么？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便有一次非常严肃地将诗这东西称之为vinum daemonum（魔鬼之酒）[6]，原因是它餍足人的幻想需求；而诗只是带有谎言的影子[7]。不过给人造成危害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在人的心灵上一掠即过的谎言，而是沉积其处凝聚不散的谎言。但是尽管这类情形在人们业已堕落的心智与情绪上是如此，然而这个唯其本身是务的真理却教导我们说，只有对真理进行探索（亦即能对之追求不倦），只有对真理有所掌握（亦即能使之毕现于我们面前），以及只有对真理深信不疑（亦即能以此为乐），方才是人性的最大美德。上帝在他七天工作中第一件创造出来的东西即是那感性之光[8]，最后一件是理性之光[9]；而此后他那长期安息日的唯一事务便是以其神灵昭示世人。他首先将光明嘘入混沌，继而将其嘘入人类，并从此将其不绝地嘘入他的选民。有一派哲学并不高明[10]，但其中的一位诗人[11]的一番妙语却为此派增光不少，其言为：独立海边而遥望浪里船舶之颠簸，一乐也；登临堡中高轩而俯视其下之杀伐，一乐也；然而若论乐趣，似终不如据真理之巅峰（按其地几高不可攀，然而环境却鲜冽宁静无比），居高临下，而尘寰之一切谬误、舛迕、迷雾、风暴则尽收眼底；只需观察者能有一副仁人之心，不为倨傲狂悖之杂念所扰。的确，一个人如若能出入于仁义之途，追随乎天命之则，行止进退又无违真理之准绳，那么他虽身居下界也会乐比天堂。
神学哲学上之真理如此，一般事务中之真理亦然，即使一些人自己不能做到，也必将承认，光明正大的行为总是人的光荣，而弄虚作假的勾当则反之，这也正如金银钱币的铸造那样，劣质物的掺入虽使所制之币更能耐磨，但以成色质地言，则实为贬损。这种阴险猥劣、二三其德的做法乃是蛇的行径，它只是卑伏地面凭着一副肚皮匍匐而前，而从来不能站立得正直，用脚走路。是故最足以令人蒙羞之事再无过于自己伪行欺诈之为人揭破。因此当蒙田[12]在对说谎一事加以研究时（即何以一个人如被指控为说谎便将使此人颜面丢尽），曾颇有妙语足以警世，其言为：说一个人有撒谎恶行，这话若细加玩味，岂非即等于说，此人对神放肆，对人怯懦。原因为，谎言是见不得人的，却居然能面对神！历来对假冒伪善背信弃义等恶行之描写再超不过以下这个句子，即这种行径将再唤不起上帝对历代世人审判的钟鸣[13]；因为经不云乎，基督将来再度降临人世时，他在世上将再找不到信仰[14]。
2 说死亡
人们惧怕死亡，正像儿童惧怕在黑暗中行走，另外也正像儿童的那种天然的惧怕，会因为种种的传说故事而变得更甚；成年人也是如此。显然对死亡的一些思考，例如将它视为罪恶的报应或进入另一世界的通道等，在性质上不无其神圣和宗教的意味[15]，但对死亡的惧怕，亦即惧怕对自然的纳贡之类，便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然而这类神圣的默想总不免会有某些虚妄与迷信的成分杂糅其间。这点你从一些教士所著的有关禁欲方面的书籍里一定能够看到，那里会这么写道，一个人只需想想当他的一个指头受到挤压甚至拶刑时会是什么滋味，那么当他的周身全都腐烂或出现解体时其痛苦又将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但事实并非如此，整个生命死亡的痛苦往往不及某一局部肢体受刑的痛苦：原因是，那最关键的部位反而最不敏感。一位未曾受到过天启的普通哲人[16]讲得好，“Pompa mortis magis terret quam mors ipsa”。（死亡的伴随物每每比死亡自身更为骇人。）[17]呻吟痉挛、面无人色、朋友涕泣、黑幔罩覆乃至一应葬礼殡仪等等，确使死亡弄得极为可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心智尽管相当脆弱，但是其中的感情也还不至于在抵制甚至战胜死亡时全然束手无策；他的身边既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帮他战胜死亡，死亡这时也就未必真的那么可怕。复仇（之心）会战胜它；爱情会蔑视它；荣誉会追求它；忧伤会奔赴它；恐惧会不待其至已先期抵达它那里；不仅如此，我们还将读到，奥托皇帝弃人间后[18]，他的臣下出于对他的哀矜（按此种感情诚为一切感情中之最动人者），也都纷纷以死相殉，用表忠悃。不仅如此，塞内加对死亡还另有新说，他提出苛求与厌烦二事：“Cogita quamdiu eadem feceris；mori velle，non tantum fortis，aut miser，sed etiam fastidiosus potest”。（人想寻死，倒也并非因为他属于勇毅者流，或者因为无以为生；仅仅厌烦，厌烦自己总得千百遍地去做同一件事，也会使他痛不欲生，但求速死。）再有以下一节似亦不容忽视，即也有人临死时仍会豪情不减，一副欣欣之态至死如初。奥古斯都·恺撒临死时还在祝贺，“Livia，conjugii nostri memor，vive et vale”。（别了，利维亚，但愿你有生之日勿忘我们的美满婚姻。）蒂比里斯[19]死时还在作假，此事有塔西陀[20]的话为证，“Jam Tiberium vires et corpus，non dissimulatio，deserebant”。（明明他已奄奄一息，微命如缕，却仍仿佛若无其事，作假到底。）维斯巴辛[21]死时还在开玩笑，坐在凳上，戏称“Ut puto Deus fio”。（我觉着我已成仙。）高尔巴[22]死时曾引颈甘受斧钺，口中高呼“Feri，si ex re sit populi Romani”。（来吧，如果这一击对罗马人民有利。）塞浦提米乌斯·塞维路斯[23]死时则但求速竣其事，“Adeste si quid mihi restat agendum”。（快了结吧，如其还有需要我做的事。）总之，其死法各异，举不胜举。显然那些斯多葛派[24]终不免将死亡这事看得过重，而且对其到来事先考虑得过多，遂使死亡显得更形可怖。所以还是下述一语讲得较好，“qui finem vitae extremum inter munera ponet naturae”。（他将人生之终结视为自然之恩赐。）[25]实则人之死亡与人之降生乃是同样自然的事；对于一个婴儿而言，其降生或许也会同老人的死亡同样痛苦。一个死于某种热烈追求的人，正如阵亡疆场的士卒那样，方其殒命之际往往会不甚觉其痛楚；因此悉心矢志于高尚事业的仁人志士即能避去此种哀伤。不过若论境界之高，则尤属下面这句祷言，即“Nunc dimittis”，（此刻即请准你仆人离去，）[26]如其此人业已崇高，目标达到，夙愿得酬。死亡还有另一优点，它能为人开启荣誉之门，泯除怨仇之念。“Extinctus amabitur idem”。[27]（一个人往往生前遭嫉，死后受宠。）
3 说宗教统一
宗教既为人类社会之主要维系，故宗教若能不脱出统一的真正维系即将是一大幸事。宗教方面之种种争论分歧往往有为异教徒所不理解者。所以会是如此，是因为异教徒之宗教[28]每每重在仪式礼节而不在固定之信仰。这种教义信仰之为如何，人们仅从其领导人之性质即不难看出，即他们的主要负责神长多是诗人[29]。然而那真正的神却有如下一个特点，他乃是一位嫉妒的上帝[30]；因此对他的一番崇仰礼拜之中既不得杂进他物亦不得介入他人。下文即将就教会之统一问题稍加论述，即此事之结果为何，其间之界线为何，以及所取之手段为何。
统一之结果（其重要性仅次于能使这位高于一切之上帝感到满意）不外两个方面，一为教外方面，一为教内方面。就前者言，异端邪说与分裂行径确乎为万恶之首，其危害之大甚至更远过于伤风败俗。正如人躯体上之创伤乃至破坏往往比气血不顺更为严重，人精神上之损伤亦然。统一的破裂每每比其他弊端更易于使人远离教会，逃避教会。因而一旦情形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便应了如下两种说法，其一是“Ecce in deserto”，（看啊，基督在旷野）另一则是“Ecce in penetralibus”，（看啊，基督在密室）[31]亦即是说，一些人将在异教的聚会处去寻找基督，另一些人则在教会之外去寻找基督；另外时刻不可忘记向人宣扬的一条道理便是“Nolite exire”，——慎勿外出。出入于外教人中间的一位宗师[32]（按因传教任务所需每使他不得不对这些人格外关心）即曾讲过，如若一名异教徒跑了进来，但却听到你们各讲一种语言，他岂不要认为你们全都疯了[33]？显然如果无神论者非神论者听到你们在宗教的见解上会是如此互相冲突、莫衷一是，那情形也不会比上面所说强胜许多；这势必将使这些人远离教会，从此安坐于其嘲弄者的席上[34]。仅以这类细节来论证这一重大问题诚不免有些以小喻大，分量不足，但这话对这一畸形状况却也颇能切中其弊。一位讽刺大师[35]在其一批虚构之书目中即曾有过这样一个书名，即《异教徒之摩利舞》[36]。的确这些人的每一流派便都各以其特有之稀奇古怪举止动作著称，因而其将招致世俗庸吏之讥讪也自是意料中事，这种人本来就惯好嘲弄圣洁事物。
至于统一之结果对教内方面所携来之利益则为平安；这本身即包含着无限之降福。这种平安将能使人建立信仰，将能点燃人的善心。教会的外部平安终将化为人的内心平安。它还能把撰写和阅读论战文字浪费的偌大时间精力更好地用到论述禁欲虔诚等尤为有益的事物上去。
论到统一之界线，分寸之适当往往具有特殊重大意义。而在这方面常有两个极端。因为对于某些狂热分子，一切和议之谈都不入耳。你平安吗？耶户？——平安不平安关你甚事？退到一边去吧[37]。对于这些人来说，平安不平安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党派随从。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一些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派[38]总是认为，宗教上的争端可以用中庸之道加以协调，只需我们不偏不倚，曲意逢迎，一切矛盾固无不可以得到解决；仿佛他们立意要在人神之际居间调停。但是这两个极端却都须避免；而这事做起来也并不难，只要救世主所手书的那个基督徒盟约中的两项似乎矛盾的条款能够被我们阐发正确，解说明白：这即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以及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39]；这亦即是说，宗教上一些基本要点或实质性之原则是否在有关乎圣教信仰要义抑或仅属看法、方式或善意等方面能够得到真正认识与恰当区分。这一点在不少人看来似乎无关宏旨，而且会认为业已完成不须重做。但实则这事非常重要，而且愈是做得不带偏见，这种信仰也便愈会广为人所接受。
关于这事，我个人所见有限，但仍不揣愚陋，以供采纳。我们须认识到，那足以给神的教会带来分裂之争论有时属于两种不同之性质。其一为，此种分歧仅是因争而争所引起，其争论之点仅属细枝末节，因而完全不值得为此枉费气力。这点我们教中一位长老便早就讲过，基督之服确实天衣无缝，然而教会之衣则每每色泽不一；对此他的结论是，“In veste varietas sit，scissura non sit”。（服色不一，听之可也，但万勿做出裂服之事。）[40]须知这完全是两件事，统一不等于划一。其另一则为，所争之事确属重大问题，但争来争去，早已细入毫芒，流于隐晦，于是所争问题已经变质，这时原有意义已不重要，不过徒逞词锋机巧而已。有识之士有时也常见到一些愚人争执不休，而且心中虽然明知尽管表面看法不一，其实意思并无两样，但这些争论的人却从来很难同意对方观点。既然有识之士尚能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类意见分歧看得如此明白，那么那洞悉人心一切的在天之父又岂有不明此事之理，又岂会不知这些孱弱小民之一番冲突实际上其本意并无不同，因而对其双方的好意也便全部不妨慨然接受？这类论战之性质，圣保罗在涉及此事的有关告诫中早已做过精辟指示，即“Devita profanas vocum novitates，et oppositiones falsi nominis scientiae”。（轻率滥用时兴名词与故意制造虚假对立二事均在力戒之列。）[41]人们往往胡乱制造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虚假对立，然后再以为此而特意编造的时兴名词将其装扮一番，于是便形成这种局面，即本该是意义支配名词，现在却成了名词支配意义。说到虚假的平安或统一又有两种：其一为盲目的平安或统一，其基础只是无知，这正仿佛一切不同的色泽在黑暗之中也会显得相当一致。另一则为弥缝式的平安或统一，即虽明知基本原则并不相同，但也坦然居之，以求苟安。然而这类事上之真与伪也正如尼布甲尼撒梦幻中其足趾上的铁与泥那样[42]，它们不妨暂居一处，但究竟不能融为一体。
关于获致统一之手段，人们必须谨记，宗教统一之获致与加强不得以对仁爱的道理与社会的准则之破坏损害为其代价。基督徒的手中诚然有两口剑——精神之剑与世俗之剑，而这两口剑在宗教之维持上亦各有其应有之作用与地位。但是我们却绝不可以再拿起那第三口剑，亦即那凭恃武力之剑，或其他类似之剑，即于传播教义一端全不问其人之信念为何而单凭军事压服与血腥迫害以逼人信奉。除非事出非常，万不获已，例如出现公开煽惑，肆意亵渎，甚至其活动中杂有意在图谋不轨颠覆国家等重大罪恶。当然将此剑用之于教唆阴谋、挑动叛乱乃至直接将此类兵器诿诸民众之手，则尤为不可，因此类行径必将导致政权之覆灭，而政权乃系上帝所授[43]，固不容侵犯。如若不然，则此一番举动实无异乎拿起那第一石板去击打第二石板[44]，这说明其心目中只有基督徒而并无人类，忘记他们仍然是人。诗人卢克莱修在读到阿伽门农竟忍心将其爱女甘做牺牲之残酷行径时曾惊呼道：[45]“Tantum relligio potuit suadere malorum.”（不期宗教逼人为恶之至于斯也。）真的如若他能见到法国之大屠杀[46]或英国之火药案[47]，更不知他将做何感想。那他岂不十百倍地更加耽溺于其享乐主义而愈发不信神了。正如那世俗之剑在宗教问题上必须特别审慎使用，同理如将这柄利刃交在民众手里[48]也必酿成天大祸事。这类事只好留给再浸礼教徒[49]或其他狂徒去干吧。当魔鬼讲道，我将登上高天，贵比那至尊者[50]，固然是绝大亵渎，但若假借上帝之名分，伪装其口吻而讲出，我要履践下土，权做地狱之王[51]，那更将是尤为骇人的亵渎。至于使宗派之崇高事业堕落为残酷阴险之行径，唯以弑君杀人覆国亡政为能事，试问此事之卑劣又较上述情形高出几何？这又何异于将圣灵之白鸽形象[52]更换为兀鹫或乌鸦，或于圣教之舟上突然改悬起海盗凶手之旗？职是之故，对此必将导致上述罪孽之言行，理应人神共愤，大张挞伐，教会以其律令，王公以其刀兵，学人（亦无论其为圣为俗）以其墨丘利般口笔之神杖[53]，将其痛创恶咒，永远打入地狱，而这类事前此便已做过不少。在涉及宗教之各种议论中，一位使徒的话最应予以重视，这即是：“Ira hominis non implet justitiam Dei.”（人之忿往往并非即是上帝之义。）[54]另外一位聪明教长[55]的一句深值注意但又十分坦率的话则是，那些惯好以强迫手段逼人信教的人往往都别有用心。
4 说复仇
复仇乃是一种粗野的惩恶做法；人们愈是要追求这种行为，法律便愈是要铲除这种行为。那最初的罪行诚然是违背法律的；但对这最初的罪行施行报复便更是置法律于不顾，践踏其职能权力。诚然，一个人采取报复行动能与其仇敌扯平；但如能不予追究，便是高尚行为，配得上能行恕道的王公风度。记得所罗门即曾讲过，不念旧恶正是一个人的荣耀。[56]事情既已过去，便成过去，往往无法挽回，而一个聪明人眼下和将来要做的事又是如此之多，因此放着这许多该做的事不做而一味去纠缠过去，只能说是对他自己不负责任。试想天底下又哪有专为作恶而去作恶的事；一个人所以去干坏事，无非是因为借此可以为他自己弄到钱财名利或乐趣等等。既然如此，那么我又何苦因为此人之爱其自身远胜于爱我而大动肝火？如其说某个人之作恶纯系其不良之天性使然，那便更无所谓，其事不过如荆棘灌丛之刺人，固亦难望其不是如此。报复行为之较能得人同情者属于那种法律不能为其伸张的情形，但即使是如此，那报复者仍须留意不使自己之行为触犯刑律；否则其仇人仍将占先，而只会陷自己于双倍之困境。一些人于其报复之际，往往希望其对方明白此举动乃系何自而来。这仍不失为较光明之做法。因为报复之乐每每并不在打击本身而更在逼使对方悔罪。但是卑鄙阴险懦夫之行径则有如乘人不觉暗中放箭。佛罗伦萨大公考斯姆斯[57]对于一些忘恩负义的友人便曾讲过一句十分绝情的话，直若其罪愆便在不宥之列，其言为，你也许在经文中读到过应当宽恕自己敌人的话；但你却不会在那里读到应当宽恕自己友人的话。这话不为无当，但约伯[58]的精神显然格调更高：难道我们只准备从神的手中接受幸福，而不想也从那里收到灾难？对上帝是如此，对友人在一定程度上亦然。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即是，那些唯以报仇为念的人其创口经常久久愈合不来，但如其不是如此，可能早已痊可。公仇之报复者每每结局幸运，诸如为恺撒[59]、为波提涅克斯[60]、为法王亨利第三[61]乃至为更多人之报仇者即多属此。然而私仇之报复却并不如此。那些报复心切蓄意歼仇的人每每将其一生弄得疯疯癫癫，不成人形，其生前不得好感，死时不得善终。
5 说逆境
塞内加[62]曾效仿斯多葛派的口吻作高语[63]道，顺境中的佳事固令人希冀，逆境中的佳事则直令人惊奇。（Bona rerum secundarum optabilia，adversarum mirabilia.）[64]的确，如若说奇迹即对自然之超越，则奇迹即往往多见之于逆境之中。然而他的另一句话较之这句话更属于高语一类（这在一名异教人[65]已属少见之高超境界），其言为，凡人而兼有常人之软弱与上帝之坚强者，斯为真正之伟大。（Vere magnum，habere fragilitatem hominis，securitatem Dei.）似此写法，或者更宜于诗歌，原因为诗歌中每允许有相之夸大，而诗家亦复好此。实则此类譬喻之法固亦古之诗人所习用者，读之往往不乏其遥深之旨趣，甚至所写逼近圣教[66]之境界。故昔日海格立斯[67]之往救普罗米修斯[68]时（按此实即描写人性），虽海洋之大，所乘不过土釜；以此比拟圣教徒之坚毅，也可谓形容尽致，盖以肉体之危舟而履涉巨海之狂波，其势固亦岌岌。今更以通俗之词稍稍说之。顺境之德应是谦冲，逆境之德应是坚毅，故在德的方面为尤勇。顺境为旧约之福音，逆境为新约之福音，而后者乃是更大的锡宠[69]，另外在上帝的恩赐上也更为明显。即使在旧约中，只需聆听一下大卫竖琴之所奏[70]，则怛悼惨戚之声亦殊不少于其中的欢歌，而圣灵笔下之所书[71]，约伯之忡忡亦远多于所罗门[72]之融融。顺境不无畏惧烦忧而逆境也不乏慰藉希望。譬若针黹刺绣，华缛其面而庄肃其地者恒较反是者为佳。耳目之娱如此，心灵之乐亦然。德行之事有类薰香，其芳馥每因焚燔捣搓而益著，诚以顺境多出恶事，而逆境则多出德行也。
6 说伪
弄虚作假于德于才往往仅是一种心力不济不逮之表现；原因为要能懂得一件事情何时方可说可做往往需要一副极强的心智性格。因此之故愈是政治上卑下猥琐者流愈是工于作伪。
塔西陀[73]曾讲过，利维亚于其夫君之权谋与其子之虚伪均能兼而有之[74]；按这里权谋指奥古斯都，虚伪则指提比里乌斯[75]。姆西安努斯[76]于其鼓动维斯巴辛起兵攻打维台里乌斯[77]之际也曾讲过，吾人于奥古斯都犀利明敏之胆识判断与夫提比里乌斯之极度审慎或深沉则均不反[78]。上述之两种品性，亦即权谋或策略以及虚伪或深沉，确属全然不同之习性与本领，而不可不辨。如其一个人的洞察见事本领远过一般，因而诸种事物当中何者可以公开，何者则不可以公开，何者又只可以半公开，甚至此种公开又以对何种人与在何时机为宜等均能判断无误（此实亦即塔西陀所称许之治国齐家之术），那么对于此种大才而言，一般弄虚作假之事便只会成为一种盛德之累，全然无足称述。不过如其见事本领尚达不到这种地步，那他也只得暂求其次，但以能知所掩饰少作声张为妙。因为如若一个人遇事不能当机立断长于变通，那么安稳谨慎之道也未尝不是一种良策；这也正如人之走路，视力不佳者便宜慢行。不错世上历来之大才其行事每有其一种气势宏阔开诚布公之特点，并亦因之而实至名归，信誉藉甚；他们正仿佛一匹训练有素的良马那样，非常懂得何时该跑该停。此刻如其发现形势所需需要掩饰一番，而他们也确乎这样偶一行之，然而由于他们久已名声在外，佳誉素著，这种行为也常不大为人察觉。
论到弄虚作假，这事也可分三等。其一，沉默寡语，藏而不露，于是所行之事既不易为人察觉，亦不致授人把柄，借以保存其原来面目。其二，消极掩饰，造成错觉，于是凭其种种暗示明言，借以表白他并非如人们所想。其三，积极作伪，主动行骗，于是凭其一番苦口讲说，公开宣扬，借以在人前建起一副其实并非如此的假象。
先说这第一等，保密。能代人保密确乎为一个能与闻他人秘事者之一大美德。可以断言，一个能严守秘密的人必能得知许多秘闻。因为谁又肯对一个藏不住话的人开敞其胸臆呢？但一个人如有口头严实的佳誉便将使人敢于向他吐露隐情；这也犹如一间密室之更易通风[79]。另外由于袒露衷曲之目的原非在于借此而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而不过为了一吐为快，故而一个能守秘密的人往往不难在此情况下听到许多秘事；而此刻那诉说者已不是一般的微托心迹，曲叙衷肠，而常常是披肝沥胆，和盘托出。质言之，密而不保亦即无密可言。何况（按此亦实话实说）一切都裸露于外也未必便是雅事，不仅人之肉体如此，其心灵亦然；反之，略事遮掩，反而更能为人们的举止言谈赢得相当之尊严。至于那些好饶舌之徒或轻浮之辈则多半毛病太大，不仅虚夸自负，而且最易轻信上当。一个刚刚听到一点什么便马上要讲说出去的人，那便没有东西，哪怕是他不懂的，他不敢乱说。因此必须谨记保密习惯不仅是一种聪明做法，也是良好道德。在这方面主要是口所不言的东西切勿被自己的面孔泄出。如若因为表情上的某种特点而使内心的真情败露，那可将是被出卖到底，破绽过大，这方面即使小有流露，也会被人信以为真，这时再多的表白也补不过来。
其次第二等，亦即掩饰。这乃是实际保密之后往往接踵而来的问题；因而那想要保密者也便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掩饰。世人太狡猾了，他们绝不容你在这隐与露之间将一副中立面貌保持到底，不容你于此事上首鼠两端总是摇摆。人们会用一大堆问题把你绕住，哄你发言，套你实话，这样一来，装聋作哑既办不到，一个人这时便也只得略表他的态度，因为即使他仍一言不发，也归无用，人们照样会从他的沉默当中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至于闪烁其词或故弄玄虚等都不济事，这些都难以维持多久。因此一个人要想密不外泄，便不能不小施其掩饰之术，借以自全。故掩饰者，保密之辅助手段也。
至于那第三等，亦即假冒伪装与公开行骗；愚意以为则往往不够聪明，且易陷人于罪戾，故除遇特殊重大或罕见事物等不得已的情况外，一般则宜少行。因此假冒而成为一种习用手段（这便完全坠入我所说的这最后一等）便不能不是恶事一桩，而这事之形成，或源于一种天生之虚伪习性或怯懦怕事，或源于其人心智上之重大缺陷，但这些他既不得不多方加以遮盖，驯至几无事而不作假，而他所以会是如此，无他，惧其见弃于人而已。
弄虚作假之利有三。消阻力，弭衅端，一也；因人之意图若公布出来，则无异对敌鸣钟，一切反对者无不闻声而群起前来围攻。留余地，保退路，二也；因人之行事若为其明确之宣告框死，那他便只能一往无前，无从追悔，否则便只有自食其言，信誉扫地。探口气，摸底细，三也；因凡遇有肯自泄其密的人，听者一般会马上消除敌意，于是但由其人继续道将下去，而将本欲形诸言语之反对意见也只留在脑中不再表出。在这方面西班牙人即有一句妙语作，说句谎言以套出实话，仿佛非借伪装便无以赚得真情。不过作伪之不利亦有三，恰与其利相抵。其一为这类弄虚作假终不脱其懦夫怯者之小器味道，因而做起事来每因不能径行直遂而失去其追求之目标。其二为每每使人对他捉摸不透和不解其意图，以致本有可能与他合作的人也会因而却步，而使他不得不匹马单枪，孤立无援。其三，而实亦即最大之不利为，这类行径将使一个人丧失其处世立身之具，亦即于人前丧失其信誉。是故这方面之全才应是，于涉及名声言论之大端，开诚布公也；待人接物，谨行慎言也；情势所需，也偶以假象出之也；而遇万不获已、别无良策之际，则亦颇有能力作伪也。[80]
7 说父母子女
做父母的人感情常不外露，乐亦不言，苦与忧虑亦不言。前者他们道不出来，后者又不想说。孩子们的存在使他们的辛苦化为甘甜，但也使其不幸变得更加不幸。孩子们使他们的操心大为加重，但也使他们对死亡的担忧有所减轻。生命之绵延接续原是一切含生之属所共同的，但抚今追昔、建功立业却为人类所独有。以故人们不难看到，那些在功业建树方面成就卓著者往往多来自那些并无子嗣之人；其躯体之形象之不得传世者每赖其精神之形象而得传。因此愈是身后空乏之人其对身后之关心亦愈切。一些首次使其家族致于通显的人对其子嗣之关切廑注也往往倍蓰于他人；他们不仅将后代视为其个人生命之接续，抑且其事业之传人；于是既是子嗣，又是事业。
然而为人父母者于其子嗣之对待上却往往并不一律，甚至不够公平，这事在母亲一方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正如所罗门所说，聪明的儿子为其父带来喜悦，不肖之子却使其母蒙羞[81]。一件屡见不鲜的事便是，在一个子嗣众多的家庭中，长子常最受尊重，幼子常被惯坏，而中间的几个便几乎被人遗忘；而恰恰是这中间的几个每每特别优秀。在财物供应上对子女过苛过紧也会铸成大错，这会使他们变得卑劣狡猾；变得好与坏人交往；变得一旦钱财到手便将挥霍无度，漫无节制。因而从长远计，最终要管理好的恐怕不是钱袋，而是后代。人之教子，亦无论父母、教师乃至仆佣，每每采用一种愚蠢办法，即自幼便在众兄弟间挑起一番比试竞争，这只会在他们长大之后造成不和，甚至毁了家庭。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便比较开通，他们不在兄弟和叔伯兄弟间过于强加区分，只要他们同属一门，是否己出从来不甚重要。事实上这些人在性情上即往往大有类似之处，人之更酷似其叔伯的情形并非罕见，良以其血统并非远也。再者为父母者对其子之前程择业等亦须早做考虑，因此时他们之适应性最强。不过须谨防不过分以自己之想法勉强其心志，不得认为凡他们自己最感兴趣者也即应是其子最爱做的。当然如遇其子对某一行业之爱好远过一般，或者这方面之才调亦确属非凡，这时不拂逆其意也未尝不是更好办法；不过一般而言下述一句格言总不失为一条可遵循的原则：“Optimum elige，suave et facile illd faciet consuetudo.”[82]（选取那最可行者，时间一长一切自将变得轻松如意。）在这件事上那做兄弟的通常反而处于更为有利的条件，不过若遇长子之继承权遭到剥夺之非常情况，这时那为弟的是否仍将有利就未必了[83]。
8 说婚姻与独身
一个有家室子女的人便是向命运做了抵押，有了这事，要想大干一番便不免成了一大拖累，无论为善为恶，都将是如此。事实证明，历来凡是事业有成、功绩卓著或为社会公众谋取过重大福利的人，往往即出之于没有家室或子嗣的人们中间。此种人，于情于财，早已将公众做了家室，于是个人之所得，悉数交与社会。按说那些有子的人本该是对未来更为关心，因他们明白他们的那批最珍贵的抵押物终将托付给未来。另方面也确有一些人，虽其生涯只是单身，然而他们的一副心思却每每及身而止，而从未对未来做过认真考虑。不仅如此，有人只将妻子儿女视作向他索款讨债之账单。更有甚者，某些性情贪婪之富裕愚人竟以其没有子嗣为得计，认为这样一来他们才会被人视为真富。或许他们听到过这类谈话，比如一人曾说，某某确实够得上巨富一位，但另一人却道，此话不假，只是其子女拖累也不在小，言外之意，有子亦即为减财。然而通常使人要当单身的原因却大多是为图自在，这在一些只求自适与性格怪僻的人更尤为如此，此种人对一切约束都过于敏感，以至连腰带衬带等物也会被他们视为枷锁。未婚之人做做朋友、当当主人甚至仆人，都常是好手；但论到为人臣下，却未必佳，而理由则为，他们既无拖累，往往会说走就走，依靠不住，因而逋逃亡命者中即特多这类人物。单身生活只宜于教会中人，因仁爱之举若必待其自家之池塘注满后始可，则广泽四方以肥水定将不多[84]。对于法官或地方官而言，则有妻无妻其实并无所谓，因若其本人便太易为人左右或自己把持不住，无妻室而有仆人也会一样，一个恶仆会较五名妻子为害更烈。至于军人，我发现一些将军在其训话时往往要使其部下记起他们自己也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而反观土耳其军中对此类事之忽略只会使其士兵太不检点。显然妻室儿女总是对人性的一种良好训练。而单身汉们虽说在许多情况下出手更为大方，原因是他们手头比较宽裕，然而在另一方面，其心肠却又往往更加冷酷残忍（去充任刑讯酷吏倒常会更为合适），原因是他们的恻隐之心较少受到启发。秉性端肃的人，兼之教养有素，因而也便是更坚定可靠的人，往往最能体贴其妻子，俄底修斯便有此美名，“vetulam suam praetulit immortalitati”。（他对老妻之爱更胜于他自己能得长生。）[85]贞洁女性类多骄矜固执，原因为她们每以其节操自负。此种德行也是一名为妻者得以自葆其贞洁顺从之首要条件，只需她认定自己的夫君是位明白的人，但如认为他总是猜疑满腹，这种美德便保不住。妻者，少年之情妇，中年之伴侣，老者之保姆也[86]。因此人要结婚，何时都不难找到理由。然而有趣的是，对下述问题做出过如此答案的人竟是那曾经名列古代七圣之一的一位大智[87]。那问题是，人什么年龄最宜于结婚？而他的回答则是——年轻人不到年龄，老年人则超过年龄。另外常见的一桩怪事为，不少不顾家室的恶汉却往往颇得贤妻。按此系因为此种人若偶有善举反将更为值钱，抑或因为那为妻者宁可以自家之能忍为荣，则不得而知。不过此种遇人不淑的情形大多是因为当年不听劝阻误托终身所造成，但事已至此，便也只得为其不智而甘付代价了。
9 说妒
人的各种情欲当中，其令人着迷着魔之严重，再无过于那爱与妒了。爱与妒均属强烈愿望，它们最容易在情绪上激动起来，使人心花怒放，想入非非；也最容易在人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特别当这类有关对象出现在人的面前，如是而渐入幻境，蛊术发生。我们曾在经文上看到过对妒的那种名之为恶眼的提法[88]，占星家也曾将星宿之不吉影响称之为凶相[89]。因之人们对嫉妒一事总是认为与眼有关，视之为目光的一种迸发或放射的表现。不仅如此，精明的人甚至观察到，那一双妒目对人打击惩罚得最凶最狠之际也往往恰值其对方最为飞黄腾达之时，因此种时候妒心最为大炽，而被妒之人此刻的一副志得意满之态也正全露在外，恰撄其锋，于是毒箭到处，一击便中。
这等细处且先按下不表（虽说这类事适当时候也颇不无其大值玩味之处），而但就以下三点稍加立论，即何种人最易妒人，何种人最易招妒，再者“公妒”与“私妒”又有何不同。
首先一个自己无德的人最好对他人之德产生妒心。一个人心灵之营养不能取之于其自身之善，便得取之于他人之“不善”。缺乏其一者必求补偿之于其另一；己身既无望获得他人之德，便必将以贬损之手段去压抑他人，庶几自己与他人之差别不致过巨。
好事者与好刺探人隐私者通常多好妒。其实对他人之事的这种必求与闻其详之活动往往并非因为与其个人有何利害关系，因而此种行径只能是出之于对他人的一切的一种幸灾乐祸心理。一个其心思只放在自家事务的人便不会找到太多值得嫉妒的事。嫉妒乃是一种约束不住的浮浪东西，它总是到处乱窜，不安于室。“Non est curiosus，quin idem sit malevolus.”（一切好刺探人私事者皆非善类。）[90]
出身高门的人对冒出的新贵最易生妒。他们间之距离呈现出了变化；于是仿佛眼前顿生错觉，他人在升便恍如自己在降。
残疾人、阉人、老人、私生子也多好嫉妒他人。自己的情形既已无望，于是一副心思便只想损人，除非是罹此不幸的人迥出流俗，属于大德大勇一类。此种人每每蓄意将其缺陷转化为一种令声盛德，令人无异目睹奇迹，结果人们都将会歌颂起他们，一名宦者跛子也竟能成就此丰功伟业。历史上的纳耳西斯（宦者）[91]、阿格西劳斯[92]与帖木儿[93]（均为跛子）即属此类。
一些大难不死侥幸生还的人也是如此。在这事上他们与那些被抛弃于时代后面的人正复相同，每每好将他人之不幸视作对其痛苦之补偿。
那些出于轻佻或虚荣心理事事总想出人头地的人也常是这类好妒角色。这种人常不愁觅到可嫉可妒之事，因为虽说不可能事事都比人强，但总希望在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胜人一筹。哈得良皇帝[94]即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竟对许多诗人、画师甚至工匠都妒意十足，总想在这类事上也都比倒他们。
最后，同宗、同事、同学也都是最易眼红的人，一见其侪辈有升迁冒头之事便不禁会妒从中来。因为他人之荣亦即等于自己之损，不仅近在眼前，使他们一刻也忘却不掉，而且事实俱在，他人不会注意不到，而这种嫉妒更因人们之揄扬播腾而益发不可收拾。该隐对其弟亚伯之妒[95]则尤属那穷凶极恶一类，因在其燔祭周围无人见着的情况下尚且忍心出此毒手，确实罪无可逭[96]。关于何种人最易嫉妒一事便先谈到这里。
下面谈那些多少容易受妒招嫉的人。首先，具有盛德大才的人如果地位提高时一般较少受人妒忌。原因为他们的好运显属事有应得，而人们对该付之债是不嫉妒的，除非是偿过其值，奖酬过重。再者妒往往是因与人相比而产生，不比亦即无妒；因而一位国王通常便不被人们嫉妒，除非是被其他国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才不称而被擢高位的人往往最易招嫉，特别是当其初次崭露头角之际，这种不满时日久了才会缓和下来；另一方面，功勋卓著之人同样也最易招嫉，如若其好运历时过久。原因为，虽说他们的德才并不曾发生变化，但已失去其昔日之光泽，不断涌现的新人终不免会使之相形见绌。
高门贵胄交好运时也较少遭人嫉妒。这会被人认为原属名正言顺之事。何况升迁之后他们的收益极为有限。嫉妒这事有如日照，堤岸高冈之受热程度每较平地为高。同理那些循级而上逐步得到提升的人较之一些躐等跨级，突擢高位，即所谓一步而登天（per saltum）[97]的人，也往往受妒较小。
那些经历过大难巨劫、艰苦备尝而最后终于跻身于通显的人也较少遭人嫉妒。人们会认为他们的今天确实来之不易，因而对之不无怜惜，而怜惜则能治愈嫉妒。因此之故，政界中一些老练清醒人士于其名位鼎盛之际却每每偏好诉苦，常自怨自艾其一生过得极不如意，甚至高唱其“quanta patimur”（不堪其苦）之悲歌！难道这些人便真做此想？其实不过是专门说给人听，借以消妒远怨而已。不过能有资格讲这类假撇清的话的人也只限于少数被拥入高位者，伸手要官的人却不足以语此。原因为再没有比野心勃勃特好揽事之徒再招人厌忌的了。另外，一名大人物的远怨之道也再无过于能使其部下充分享受到其应得之职权体面。凭借这类屏障他自将能避去不少怨尤。
招嫉最多者属于那些凭其高位权势而骄横不可一世的人。这种人总是意犹未足，非待将其资财物力展示无遗或将其异己对手排除净尽，借以证明他自己是如何如何伟大，便死不罢休。而一些狡黠之人却又会假心逆意承志，以滋长其恶，只需此事与其自身之干系不大，他们往往会低首下心地去受挫受压。不过虽说如此，那种将其优越性做简单直接张扬的人（只需其傲慢与虚荣成分不是过高）在招嫉方面或许较之一些只以阴险狡诈手段出之的人仍会稍逊一些。因为照那前一种做法，此人显然已在公开表明他已不想再干下去；显然他已自认其不智不肖；甚至可谓唯恐其垮台不速，而竟在教人如何去反他。
最后，结束本部分之前，尚有几句要说。正如我在此文篇首所说，妒这件事总不免带有几分着魔的味道，因而治妒之术便也只有依赖魔术，也即是说，只有将自己身上之魔（姑暂用流行说法）转到他人身上，这病方能脱体[98]。为此目的，一些聪明的大人物总是好抬出一些人物以便使公众的妒意倾泻于他们的身上，以免自己身受其害，于是这种嫉妒便时而会落在大臣官吏身上，时而落在侪辈同僚身上，如此等等，而在这方面又总会不乏一批不逞之徒；这种人只要有利有位可图，便是去丧身亡命，也将顾及不得。
下面再谈“公妒”问题。公妒这事尚有一些好处可言，但私妒则全然有害无益。公妒有类昔日之放逐做法[99]，这对势焰熏天权倾朝野的人无疑是一种制裁。对于一般的大人物也是一种限制，这会使他们知所进退，不致逾矩。
表达这类嫉妒，拉丁语中原有“invidia”的说法，在现代语言中则好使用“不满”一词。这点我们在论到叛乱那篇文时还将细说。叛乱对一个国家乃是一种疾疫，其害有类传染病。正如疠疫之会侵袭和感染健康的躯体那样，这类公开不满情绪一旦进入到一个国家，那里的一切最良好的措施行为也都将因此感染而变得仿佛臭不可闻。从为政者之角度言，此时如所采取之对策不问是非对象，而但求息事宁人，结果反会不孚众望。因此举只能证明平息人胆小怕事，以致非但无助于局面之扭转，而只会使之更加不可收拾；这也正如疫害流行期间，你愈是怕它，它就愈会找上你的门来。
公妒的矛头一般多指向国中的某些要员大臣，而较少指向该国的国王乃至政权本身。不过有一点则几乎很少例外，即如果集中于某位大臣身上之不满过大，而实际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责任则较有限，或者这种不满已超出对某一个人而是包括一国之中的全体官员在内，那么这时的妒或不满（尽管不曾公开表明出来）实亦即针对整个这个国家本身。关于公妒或不满乃至公妒与私妒之区别——按私妒上文已经论过，即先谈到这里。
这里仍将总的再补充几句，即关于妒这种情绪；原因为与其他别的感情相比，妒实在是最为顽劣的一种，它往往经久不散。其他感情都仅是偶一出现；但妒却并不如此，因此下面这话确实讲得再准不过，即“Invidia festos dies non agit”。（嫉妒从不休假。）妒的活动从来都一刻不停，不是对着这人便是指向那个。再有我们都知道爱与妒都是最伤人的，而别的情感却并不如此，原因是其他情感不总是那样缠人不休。另外妒也是最邪恶最堕落的一种感情，因此之故，只是魔鬼的特性，所以它才被骂为“夜间在麦地里种稗子的嫉妒者”[100]；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嫉妒之害人总是要趁人不觉，总是要趁黑夜，总是要破坏美好事物，比如破坏麦地。
10 说爱
人的舞台较之人的生活可说更多地得益于爱。原因是在舞台上爱总是重要题材，对于喜剧，经常如此，对于悲剧，也不断如此；但在生活当中，爱则往往危害极大[101]，有时其害有如海中女妖[102]，有时其害有如复仇女神[103]。人们不难看到，历来一切伟大卓越的人物（亦不论其为古为今，这点均有史实可稽）当中很少有人曾因这事而陷入癫狂迷途，这事表明伟大心智与伟大事业往往能将这种脆弱感情摈斥在外。当然说这话时有两个人则须除外，那曾掌有过罗马半壁江山之马可·安东尼[104]与荣任执政官兼立法者之阿庇乌斯·克劳底乌斯[105]；而说到此二人，那前者原本便是一名好色之徒，从来纵欲无度；但那后者虽也有失检点却仍不失为一位严肃智者：由此看来（虽说绝非经常如此）色欲这种东西不仅对一个从不设防的心灵往往一攻即克，对那素有守备的人也会如此，如其放松警戒。伊壁鸠鲁[106]有一句话讲得并不高明，那话是：“Satis magnum alter alteri theatrum sumus.”（吾人之于另一个人实无异于广阔之剧场一座。）仿佛人这个本应以仰观天象俯察万汇为其志职之神造灵物[107]，竟然无妨一事不做，而只需跪倒于一件小小偶像之前，甘做其奴隶便是，当然不是做口之奴隶（那岂非与禽兽无异），而是做眼之奴隶，而殊不知眼之官能按神之意旨原在使其别有更高尚之妙用。目睹这一狂欲之泛滥无度乃至对一切事物之本性价值之一番颠倒践踏确是一件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因此那种历来便纯属夸张之辞的一番说法便也只能适用于爱情一事而再不适用于任何其他。另外此事之害也不仅限于其词语本身，因为早就有人深刻指出过，那世上最大的谄媚者（实际上一切稍小的谄媚者也无不与之沆瀣一气）其实并非别个，而正是一个人他本人；而他若再陷入爱欲，则会更为尤甚。因为一个人再如何骄傲自信，也绝不会像一个恋人对其所恋者那样将其捧至荒谬程度。所以有人说得好，人在爱中，无法聪明[108]。另外这种弱点也绝非是只有旁观者清，而被爱者便看不出来；其实那被爱者反会看得更加清楚，除非这爱是相互的，双方都陷了进去。一条再真实不过的道理便是，爱的回报向来不出两种情形，不是双方都甚为相得，互致绸缪，便是一方被看出毛病，致遭小觑。职是之故，那当事人理应对此种感情倍加防范才是，以免其他一切丢尽不说，连爱这事也将落空。关于这方面的损失，诗家早已有过出色的描写，例如那位只认准海伦的人便曾将朱诺与帕拉斯之厚赐一概丧失[109]。那种将情欲之爱看得过重的人势必会与财富智慧彻底绝缘。这种情感最易泛滥成灾之日，也恰当一个人最不易把持其自身之时，亦即其最为得意与最为不幸之时，尽管这后一种情形较少为人所察觉；但一旦这两种时刻到来，爱之光焰也必燃起，而且光焰烛天；这便证明爱欲这事只是愚蠢之子。因此那些虽明知其如此而仍不能不有思染指的人至少须好自为之，对之稍加限制，亦即将其正经事务日常行动与之截然分开，因为一旦让它闯入正事，势必搅乱人的前程，致使他再也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之事业追求。不知为何，最易坠入此道者莫过于一些军人武夫，或许这与他们之贪杯出于同一原因，即出生入死之人每好以酒色逸乐为其补偿。其实人的天性当中本不乏其一种怜爱他人之倾向，此种怜爱如若不是只局限于少数个人，便能推而广之，泛爱众生，于是而成为一位乐善好施的仁义之人，此种人我们在僧侣中间便不难偶尔见到。夫妇之爱使人繁衍，友朋之爱使人完善，但淫荡之爱则只会使人腐化堕落。
11 说高位
居高位者往往是一个三重仆从：君王或国家之仆从，名声之仆从，以及事务之仆从。以故他们没有自由：自身没有自由，行动没有自由，时间也没有自由。这的确是古怪的欲念一个，追求权力但却失去自由，或者说一个人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但却失去控制其自身之权力。升入高位这事历来都是很辛苦的，但苦尽甘却不来，而只会更加辛苦；而且那手段有时也是卑劣的，但正是凭借这些不体面不光彩的东西，人们才变得体面光彩。便连那位子也常是坐不牢的，而一旦跌下位来，不是一跌到底，至少也会是大为减色，令人可悲可叹。“Cum non sis qui fueris，non esse cur velis vivere.”[110]（一旦你今非昔比时，你真将会痛不欲生。）不仅如此，人往往是想引退时不能引退，而能引退时又不想引退；他们会不耐隐居生涯，即使是老病交加，确乎需要休闲；这也犹如一些城里老人总好往自家的门前临街而坐，不知这样只会被人笑为老悖。显然一些大人物常得借他人之说法才能感到自己幸福；如若只凭自己感觉，他们便会觉察不出；但如若他们对其自身之想法只是按照他人对自己之想法才有了此种想法，而那些人则是巴不得能成为他们那样的，那么他们的所谓幸福实不过是听说来的，而如果返躬自问却会正是相反。这些人对其不幸总是发现得最为迅速，但对其缺点却发现得极缓慢了。显然一些鸿运高照的人往往对其自身毫不了解，而当百事猬集不克脱身之时，自然不暇顾及其身心健康。“Illi mors gravis incubat，qui notus nimis omnibus，ignotus moritur sibi.”[111]（凡其死相已尽人皆知，而独不自知者，其死必猝。）居高位者为善为恶都能做到，在这点上恶事总是祸根一桩，因在恶事方面最好一是不欲，二是不为。但是为善的权利则是合理合法的追求目标。因为好的思想虽说可为上帝所接受，但对于世人来说，实在比好的梦想也强不了许多，除非它们能见诸实行；而要见诸实行，则又非有权力高位不可，这也正如欲远望者必须登高。功德业绩须成为一个人行动之奋斗目标，而能认识到这点才有可能使他将来得到真正安息。一个人对待其业绩能像上帝对待他自己之业绩那样，方才有可能像上帝那样得到其最后之休闲。“Et conversus Deus，ut aspiceret opera quae fecerunt manus snae vidit quod omnia essent bona nimis.”（上帝观看了他亲手所完成之业绩而甚为满意。）[112]亦即是说，过起他的安息日。行使职权之时，宜对这方面的模范事迹认真学习，因为要学便得将有益的教言汇集起来。然后过一阶段，再将自己的事迹也做一番自我检验，以便弄清自己的行事是否也有未尽惬意之处。对你前任的一些不佳做法也同样不可忽略，不过检验之目的不在抬高自己和苛责前人，而在使自己引以为戒，知所趋避。因此改革之中切忌将前任之窳政败绩过事张扬，对这类事注意谨防便是，并于效仿前贤之同时努力使自己亦能树立良好榜样。凡事均须从其初创时之情况着眼，然后研究因何与如何而导致日后之弊端；为此前后两个阶段均须加以探询，即于前一时期，弄清其最有价值之行事；于后一时期，找出其最为合宜的办法。必须使自己办事有条不紊，如此你手下的人对你的每一步做法都不会感到突然，不感到你过于主观武断；而当你须加变通时，须将情况对下属解释清楚。自己地位应有之职权理应维护，但却不宜为此而涉入争端，这一切只需做到心中有数照章实施即可，而无必要加以挑明和过度强调。执行公务之时必须集思广益，多方听取他人意见，切不可将前来提供建议的人视为好事之徒而加以驱逐；这些都只能善意理解，热情接待。为政者之通病主要有四：拖拉、腐败、粗暴与易为他人左右是也。而防治之道则为：为防治拖拉，应尽量考虑予人方便，遵守约定时刻，事务到手即办，不为它事纠缠。为防止腐败，必须不仅拴紧自己的手与自己手下人的手，以杜绝苟取，而且拴紧前来纳贡者的手，以禁止苟予。因为操守一旦奉行起来，即将能制止前一种情形，而操守一旦宣扬出去，以示行贿之事之绝不可为，便会熄灭那后一种行为。而且不唯错误绝不能犯，甚至连足以引起怀疑之事也必须防止。一个人的行事如被人感到异常，或者明显有所改变而又看不到明显之原因，则有可能引起贪污嫌疑。因此每当你对自己的意见做法有所改变之时，必须做出解释，甚至公开声明，其中即包括这种改变之所以必须如此的理由，切不可为图省事而默不作声。再有，仆从乃至印象不错之下属，一旦升成你的心腹，而又无拿得出手的道理好讲，也会被人怀疑背后有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再次，关于粗暴，粗暴乃是一种不必要的招怨做法；严厉造成畏惧，但粗暴却只会招来仇恨。即使对下级责备，也须态度端肃，不得嘲弄挖苦。至于易为他人左右，这较之贪污受贿尤为恶劣。贪污受贿只是偶一发生的事，但如果一个人的头脑全为种种求情或情面关系缠住，那他便永远也无法脱此苦海。正如所罗门所说，太多考虑个别的人总不是事；这种人是哪怕只为一块面包也会违法的[113]。另外一句古语也讲得极为真切，地位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本色[114]。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有的人做了官而变好，有的做了官却变坏。“Omnium consensu capex imperii，nisi imperasset.”（如若他不曾做过皇帝，世人定会认为他堪居大位。）这是塔西陀对高尔巴的评语[115]；但对维斯巴辛他却讲道，“Solus imperantium，Vespasianus mutatus in melius”。（维斯巴辛乃是帝王之位唯一曾使变善的人。）[116]虽说这里之善与不善各有所指，前者指经邦治国之才，后者指德行情感。声名藉甚之人必其人之德行器宇非凡。原因为高位乃是或至少应是有德者之位。自然界之情形亦复如此，正如天下万物失其所则乱而得其所则静，同理，一位大才身上之德于其得位之前亦常动荡不宁，而得位之后方才平静安稳下来。一切通向高位之阶梯只能是一具充满曲折之阶梯，以故当一个人尚未能平步青云之时，如有机会可以夤缘，自应依附于某党某派，不过一旦荣登高位之后，便应力戒偏袒才是。另外对其前任行事言辞间亦需心存忠厚，否则一朝你去位后，你为此所付之代价必将不赀。对以前同僚，须能敬之如昔，甚至于其开口之前，即召其前来任事，而不可当其明明有理由见召之时，却对他们深闭固拒。此外当众发言或私下对客时切不可对自己之地位过分敏感或太多提起，如是人们才会盛传，他居官后，人品更佳。[117]
12 说蛮勇
此话见于一个平常的语法学校课文，但却未尝不值得有识者之一番深思。有人曾问狄摩西尼斯[118]，一名演说家的首要品质是什么？答曰，敢说。其次呢？敢说。再次呢？敢说。在这点上他已举其所知，尽情相告，尽管所论之事他的天性其实并不擅长[119]。然而可怪之处在于，这种就一名演说家而言仅属较浮面的东西，实不过一般演员之才，竟被他抬举到如此之高度，高出于比如语言之运用、声调之发挥等更高贵之才能，乃至其他一切之才能，甚至只此一桩；只此便是演说之全部[120]。不过这道理也不难理解。人的天性当中，其不智之成分本来便多于智之成分，因而人心中那些常为其不智之成分所控据之官能便每每威力最著。与此再酷似妙肖不过之事则属（一般任事行事而言）敢干。如若仿照前例再问一次：何为第一？必曰敢干。那第二、第三呢？也仍是，敢干、敢干。然而这敢干只是愚昧无知、卑吝猥琐之产物，其价值固远逊于其他诸种美德。虽说如此，但这种东西却往往魔力最大，威力最强，能把人的手脚团团缚住，特别是那些见识浅薄胆量缺乏的人，而这类人自将是其大宗；不唯如此，甚至一些有识之士于其糊涂之时也常难免乎此。因此这类品性在一些民众当权之政体中据说每每颇著奇勋；但同类事于有元老院或王公之国中则鲜有闻；不过此类壮举亦多仅限于此种敢干莽汉擅权之初，而往往难乎为继，因莽撞行径必然轻诺而寡信。正如人体之医治每有所谓之江湖医生，国家政体方面自也不乏此类角色。此种人勇于除弊，大刀阔斧，于其中一两项改革也确曾克奏肤功，但终因缺乏学理上之依据，时日一久便渐渐败下阵来。君不见，不少莽汉仍在师法某某先知之故智。某某先知曾向其民众扬言，他有本领使某座山来就他，于是高踞其一便作起法来，而民众则群集其处，坐待奇迹之发生。某某先知发出命山前来之号令，而且一发再发，但那山却屹然不动。见到此景，某某先知非但绝无惭色，反而说道，既然山不肯前来就我某某先知，那便让我这位先知前去就山吧。上述那些人也是如此，当他们所作之重大许诺彻底陷于无着之际（这时只需其人胆大包天），自不愁对种种之失败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仿佛完全无关己事一般，然后便话头一转，再言其他。显然在有识者眼中，这种敢干之勇士确可发一噱，一般人看了也会如此，以此种莽撞自不乏其滑稽也。如若说荒谬乃为发笑之源，那么特大的莽撞中的荒谬之事便更属无可避免。这种莽汉悍夫的一副狼狈窘相，人见到后总不免要失笑，因此时他的面容几如槁木死灰，恹无人色，另外也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人当羞愧之时，其神情总会彷徨不定。但同样情形出现在莽汉身上，则我们所见到的只会是呆若木鸡，这犹如下棋时的僵局，虽未被马上将死，但却一步再也动弹不得。但棋艺之事只合由讽刺短文叙说，而非这里之讨论内容。但有一点则不容置疑，即蛮勇总是盲目的，它预见不到危险不利。因此蛮勇这一品性往往不利于决策，但却有利于执行。因此之故，对莽汉悍夫的使用之道则是，此种人绝不可以担当主帅，而只能充任副手，只能听命于他人之麾下。因决策贵在能预见险情，而执行则最好看不到这些，除非险情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