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反应，仿佛这场对话与他无关，他是局外人。
A frightened child
我很少想起眼镜仔。他是我的第三个学生，家住台北荣星花园附近。
说到眼镜仔，他整个人干干瘦瘦，捏不出几两肉，倒是戴了一副很笨重的眼镜。眼镜仔说，他近视已经七八百度了，医生曾恐吓他，再不控制一下，他长大后可能就要失明了。可是，眼镜仔控制不了，他每天都用眼过度。
随着年纪渐长，或许是出于对往事的怀恋，我常常想起最初的几个学生。
除了眼镜仔，对，就除了他。
这么多年过去，在回忆的长廊上，一一唱名我教过的学生时，我总忽略眼镜仔。想起他总是不愉快，甚至连“荣星花园”四个字，在记忆上也成了一种负担。
令我不愉快的，并非眼镜仔这孩子，相反我很喜欢他，但想起他，就无可避免地，必须同时面对在他背后，那些我无力处理的人事。
眼镜仔的妈妈，不妨称她小圆妈好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圆滚滚的，脸圆手圆，身材也圆。初次见面，我就见识到她强势的作风。她语速很快，连珠炮似的朝我射来，说话时手腕的摆动幅度也非常大：“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孩子就是笨，做什么事情就是慢，怎么教都教不会，之前的老师都放弃了。”她一抬眼，扳指一算，“你是他第十个还是第十一个家教。我跟他说，这次再没效，我就一个老师也不给他请了，放他自生自灭！”
我尚未接腔，她又急着开口：“老师，我儿子如果不乖，或者题目写错，你就用力给他打下去，孩子有错，就是要教育，我不是那种小孩子被打就反应过度的妈妈。”
闻言，我知道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但是，阿姨，我不打学生的。”
小圆妈的动作慢了下来，她从上到下，仔细打量我：“我看你的资料，你才大学一年级，十八九岁对吧？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听到体罚就皱眉，好像体罚是多残忍的一件事！”小圆妈哼了一声，嘴角扯出一抹冷笑，“会这样想，是因为你们欠缺教小孩的经验，以为轻声细语，爱的鼓励，小孩子就能乖乖向学，顺利进步了。事情绝对没有你们所想的这么简单，我提醒在先，你教过我儿子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打不打小孩的问题。”
在小圆妈唇片翻动、口沫横飞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诡异的景象——
从头到尾，眼镜仔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弯腰驼背，近乎无声地呼吸着。他的四肢不长，又佝偻着身躯，整个人看起来更小了。他直盯着自家木桌上的纹理，始终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
他的反应，仿佛这场对话与他无关，他是局外人。
结束与小圆妈的初步接触，我跟眼镜仔来到他的房间。
在我们打开试题本五分钟之后，他走入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指出一个错误，那只是个非常细小、无关紧要的小瑕疵，他的反应却非常剧烈，肩膀很快地拱起来，背部连动地微弯成弓形，脸侧向与我相反的方向。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近乎条件反射。
我紧张地问：“怎么了？”
“我以为你会打我。”
“我为什么要打你？”他的问题令我震惊不已。
“妈妈不是允许你了吗？”
“但我不也告诉过你妈妈，我不会打你吗？”
眼镜仔不置可否地抿了抿嘴，低头，右手捏着试题本，指甲陷了进去。
“妈妈跟之前的每一个家教建议，只要我犯错，就打下去；我再犯错，就再打下去。多打几次，我就会记得不要再犯相同的错了。”好像在说给自己听似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不过……我好像真的很笨，被打这么多次，还是常犯一样的错。上一个家教是男的，打人很用力，我很怕他。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他跟我妈抱怨：‘我打你儿子打得都累了。’”
眼镜仔似乎想到什么，抖了一下，又说下去：“那个家教走了之后，妈妈对我发飙很久，她说我很笨、很没用，没人愿意教我，害她必须一直找老师。”
他没再说话，把手放在膝盖上，上半身小小的。
“我不会打你，不管你错再多题。”
“真的吗？”他很淡漠，不怎么相信的样子，“之前有个女家教，好像跟你一样大，要么就比你大一点点，她也跟我说‘我不会打你’，但是到最后……她还是气到忍不住了。她说：‘你真的很笨，我没遇过像你这么不受教的学生。’老师，我跟你说，我妈是对的，我真的很笨，又迟缓。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想要打我的。”
他的头仍旧低垂着，我听见他的呼吸有些乱了。
我迟疑了一会儿，决定重申立场：“我是真的、真的不会打你。”
“为什么？”
“我也是接受体罚长大的学生。”
眼镜仔微微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视线又急忙转向桌上的橡皮擦。
“我初中念重点班，理化老师是个一天到晚嚷嚷着要退休的老头，他基本上不教书了，只立下一个规矩，八十分，少一分就打一下。我有个单元真的搞不懂，考了六十一分，被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我狂写、狂算题目，基测[1]时理化一题也没错。”
“你好强。”
“不，一点也不。上了高中之后，我的理化很烂。我很困惑，想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在过去，我读书是怕被老头打，自己本身其实没有读理化的乐趣，等到升上高中，没人打我了，我反而不晓得怎么读书。又因为老头的关系，我很讨厌理化这一科，一点也不想碰。”
看眼镜仔似懂非懂的模样，我补充道：“用成绩来决定体罚，我觉得这是最不负责任的方法，当下或许呈现出不错的成果，但之后可能会制造出更多问题。”
他默默地听着，没有应声。
“所以，假设你考差了，我们就换个方法；你如果再考差了，我们就再换个方法。我不想打学生，打学生也代表我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跟耐心。我想解决问题。”
“真的吗？”他看着我，我们的眼神有了交会。
我终于看清楚，他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其实又圆又亮。
☆
在没有体罚的前提下，我得正视一个事实：眼镜仔教起来确实令人有些情绪。
一模一样的题型，也许前一分钟才耐心讲解完，他仍无法正确作答。更多时候，我已经极尽暗示之能事，只差没直接伸手指出答案了，他的思路却像是被谁猝然设了个路障，没办法再前进了。我又观察一阵，发现他对于“写下答案”这动作特别有心魔。
每一次，握着笔，就要写下答案了，他的眼睛开始骨碌碌地转，在空调恒温二十五摄氏度的室内，汗水大肆奔流。见他这么难过，我也跟着屏息，空气稀薄了起来，不由得抬手扇一扇。
也有几次，他的笔尖抵在纸面上，紧张不安的眼神频频向我送来。那眼神，像是在默读我心底的念头，也像是在预防我下一秒钟的动作。
经过几次心理的攻防，我忍不住开口了，请眼镜仔放过自己，也放过我。我告诉他：“你不用紧张，你写错了，大不了我重新讲一次，我不会打你。”
他吞了吞口水：“之前的老师都会盯着我看，一题一题跟，只要我写错了，他就马上拍我头，好几次，我的眼镜都被拍掉在桌子上。”
“是你先前提过的打你打得都累了的那个老师吗？”我在脑海里搜寻可疑人物。
“嗯。”眼镜仔维持平时的淡然，点了点头，“他是妈妈请的家教里面最贵的，补习班名师。他跟妈妈保证，没有他救不起来的学生，妈妈于是给他很高的时薪。一小时，好像是一千二百块吧，还常常加课，一个星期，可以上六小时。可是，我的成绩还是时好时坏，妈妈有时候受不了，会怪老师，老师跟着急起来，就一题一题地盯我，如果我写错，他会马上拍我头，或者拿热熔棒打我手心。”
“每一题？”
“对，那个老师坐得很近，这么近啊——”眼镜仔用手比画出距离，“他的视线会黏在我的考卷上，等我作答，只要我写错，完了，死定了。有一次，段考[2]前一天，他拿一张自己出的试卷给我做，我错的题超过一半，他非常、非常生气，铆起来打，拼命用热熔棒打我小腿，我很痛，可我不敢哭。”
“你妈妈知道那个老师打你打得这么凶吗？”
眼镜仔摇摇头。
“为什么不告诉你妈？那个老师叫你不能说吗？”
“不是。”
“那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眼镜仔有点不自在，“老师打我，是我的错，我没有把题目做好。我跟妈妈说，妈妈只会更生气，搞不好也会打我一顿。”
我不禁怀疑：眼镜仔不是笨，也不是迟钝。
他不过是个吓坏的孩子。
平常讲解题目时，顺着题意一步一步进行拆解、推导，这过程他可以跟得很稳很好，此时进行口头提问，他也能答得很理想。然而，一旦面临把答案用铅笔誊上去的瞬间，他就像中了石化术，从头到脚僵硬起来。
过往的经验告诉他，一旦犯错，拳脚就会伸过来。所以，他在答题时，眼前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关卡，他无法跨越这道关卡，反复质疑，踟蹰再三。一场四十五分钟的考试，他可能浪费了三十分钟，只为了跨过一道“我可能会写错”的关卡。
真要给眼镜仔下一个结论，我会说，这孩子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信心。
他不相信犯错是件很寻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因为，过去的几任老师不给他犯错的空间。
他一点也不迟钝，只是被套上了重重枷锁，是以走得较常人忐忑，较常人戒慎，最终不免给人一种笨拙、迟钝的印象。但他并没有外界所料想的蠢笨。
☆
模拟考成绩下来那天，台北细雨斜织。我站在门外，还来不及收好雨伞，就听到一阵急遽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小圆妈三步并作两步下楼，门被打开，她脸色有些古怪。我一进屋，她便紧紧跟在后头，一开口就是抱怨：“唉，老师，我跟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救了。我真想不通，我给他的读书环境这么好，为什么他就是没办法争气点？”
“考得很不理想吗？”
小圆妈说：“我跟他父亲给他估计的理想PR值是九十三，他只考了八十三，PR值只有八十三。老师，你告诉我，在台北市，这样的成绩，哪一所明星高中要他？”
眼镜仔的PR值为八十三，简单说来，他的分数高于参与该次测验的约83%的学生。照理说，是很亮眼的成绩。但是，台北市的竞争确实很激烈，一个细微的差错，能上的学校就会下跌一到两个名次。
“老师你看，我都给他请名校的家教了，他还给我考成这样。”小圆妈的话中多少有怪罪我的意思。我习以为常了，这份职业，领的是他人眼红的时薪，雇主自然有一套“教学质量检测”的标准，最典型的，莫过于定期举行的段考、模拟考。若学生考不出亮眼的成绩，家长最直白的心态莫过于：那我砸大钱请你来做什么？
一步一步爬上楼梯。客厅里，眼镜仔站着。更精准的说法是，罚站着。
走进客厅，小圆妈不忘先给我倒杯茶水，同时也给自己的茶杯注入新茶。稍事休息之后，她把眼镜仔的成绩单取来，开始一科接着一科质问。
“数学为什么错了六道题？上次你才错三道。”
“你不是告诉我，这次社会[3]比较简单，却错了快十题？你真的努力了吗？”
“还有英文，从幼儿园就给你补英文，没办法拼一次满分？”
眼镜仔支支吾吾，涨红了脸，不知从何辩解。
小圆妈越说越激动，一个箭步上前，扫了眼镜仔两个耳光，清脆的巴掌声回响在客厅之中，伴随着高八度的谩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成材啊！你爸的同事都在问你准备得怎么样，我哪好意思说，我的儿子在台北市可能找不到好学校念。”
两个巴掌，我和眼镜仔都吓坏了。
他抬起头来，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眼神中有惊讶与屈辱。但他很快就恢复到习惯的处理方式：垂下眼，拳头紧握，把视线交给地面，一动也不动。
小圆妈的嘶吼一拨接着一拨，她将许多陈年往事一一掏出来，内容俨然是眼镜仔截至十四岁的失败史，包括幼儿园老师对眼镜仔不怎么样的评价、失常的小学入学考以及不上不下的小学毕业成绩……完全不顾我这个外人在场，她径自开展清算式的数落。她忘了叫我坐下，也可能是故意的，总之我形同被罚站，跟眼镜仔一起站着听，感觉像是听了一辈子那么久。结束时，偷瞄一眼时钟，才不过半小时。
小圆妈困倦地坐回沙发上，朝我们挥了挥手，说：“老师，你可以上课了。”
我不想上课，倒是非常想逃，脑海中闪过一百个逃离现场的借口，但又一一删除那些选项。我心明眼亮，假若我此时开溜，眼镜仔的处境将变得更为艰难。
一同经历暴风雨的洗礼，我与眼镜仔之间，不免萌发出一种近似革命情感的牵绊。我非常、非常想离开，但我不能离开。
我走了就是背叛。
我几乎是硬着头皮，踏进眼镜仔的房间。他拖着脚步，跟在我身后。
桌上，课本摊开了一半。
我们分别坐了下来，彼此面色尴尬、动作生硬，仿佛这是我们第一次上课。
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没有掉下来。他撑得很勉强。不在我的面前掉泪，似乎是他仅存的用以维护自己尊严的手段了。
为了填补我们之间的空白，我开始动起嘴巴。不过，我的声音有气无力，在同一页转了十分钟有余，好像鬼打墙，怎么也走不出去。眼镜仔很细心，察觉到我的失落，他突然转过身，面向我：“对不起，老师，我让你失望了，我真是太笨了。”
眼镜后的双眼，涨得红通通的。
我只能避重就轻地告诉他：“你不笨，PR八十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沮丧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那堂课结束得很苦涩。我们气色委顿，像是一起打了败仗的士兵。
临走时，小圆妈已经睡下了，眼镜仔的父亲去大陆出差，家里没有其他人，眼镜仔亲自送我到大门口。我出了门，转身回头，见他怯怯地躲在铁门后，声音细如蚊蚋：“老师，对不起，请你别生气，也不要辞职。下一次，我会考好一点。”
☆
下回授课，出乎意料，眼镜仔的家里多了一篮幼猫。五只眼睛欲睁未睁的小猫在篮子里钻动，像是迎着光源，又像是躲着光源，发出细小的呜咽声。眼镜仔和小圆妈守在篮子旁，密切注意它们的一举一动。
“这些猫咪怎么来的啊？”我好奇地问。
小圆妈说：“社区不知道哪个缺德鬼，不给猫结扎，让母猫生出一窝小猫。这也就算了，好歹这些猫才出生没多久，竟把这些猫仔随便用个破纸箱装着，扔在路边。这几天，幸亏附近养猫的人家接力喂食，小猫都活下来了。不过，昨天下大雨，纸箱淋湿了，又皱又烂，我接儿子回家，路过时，看见它们缩成一团，冷得喵喵叫，觉得很可怜，干脆全部捡回家照顾了。”
我心底一暖，这与我平素对她的印象出入不小。
门铃响起，她下楼应门，是邻居太太。
邻居太太拿个塑料袋，走了进来：“这是我家咪咪之前吃剩的猫奶粉，我检查过，还没过期，应该够这些小猫撑个几餐。明天一早，我再去买一包。”
“谢谢，感激。不然我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
邻居太太蹲下来，细看那篮小猫：“真夭寿，瘦成这样。”
小圆妈也一起蹲了下来：“对啊，不知道最后能活几只。”
邻居太太简单讲解了一下喂食小猫的技巧，小圆妈听得非常专注，不时询问详情。
邻居太太赶着回去炒菜，待了一下就表示要离开。她走之后，小圆妈喂食幼猫的大业旋即开展。我看得出来，她非常紧张，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们一一捧在掌心。那些猫还很幼嫩，毛发又细又带点湿气。小圆妈以食指隔着棉巾，一点一点地微微按压，拭去小猫身上的水汽，过程中她的手指轻微地颤抖。
之后，她把小猫放在桌子上，两指轻轻撑住小猫的上半身，让小猫保持坐姿。奶嘴一就位，小猫的前肢就本能地扶上奶瓶，大口大口地喝，蓝绿色的眼珠散发出慵懒的柔光。在小圆妈温温的掌中，幼猫们吸食着温温的奶水，待小猫全数喂食完毕，小圆妈温柔地擦干它们的嘴角，轻手轻脚地放回她精心布置的窝，窝底下铺了电热毯，温度调整至三十摄氏度。
幼猫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吃饱睡暖，五双眼睛一一合上。眼镜仔和小圆妈歪着头，兴致高昂地注视着小猫，指指点点，有说有笑。
我退后一步，注视着小圆妈与眼镜仔，在这一刻，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像一对母子。
猫的孩子不用读书，只需要好好地吃、安稳地睡。猫咪长大了，也没有人举办考试，给每一只猫测量PR值，检验它们的学习程度。所以，小圆妈可以这么温柔地疼爱一群和她没有血缘、不曾怀胎十月生下的小家伙。
☆
教了三个月，虽然我跟眼镜仔的父亲不过打了几次照面，却也足够拼凑出这位父亲的轮廓。他在一家中型规模的传产公司[4]上班，从小职员做起，历经二十年的苦干实干，好不容易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他习惯晚归，无论有没有加班、有没有应酬，最早也是九点到家。有一次他七点回到家，拿起一包鼓鼓的牛皮纸袋又匆匆出门，小圆妈注视着他的背影，眼中是深深的失落。
至于平常，一听到钥匙插入转动的声音，小圆妈就会像支火箭般从客厅冲出去，笑脸盈盈地站在玄关，给丈夫脱下外套，接过他手上的公文包，柔声问：“吃饱了没？”“要不要给你放洗澡水？”
很可惜的是，伉俪情深的光景时效并不长，等到夫妻俩前后进入主卧室，氛围将大不相同。起初，只能偶尔捕捉到几缕窸窸窣窣、刻意压低的谈话声。不久，声音越来越大，即使隔着一堵墙壁，我和眼镜仔都听得清楚分明。
“你到底是怎么教小孩的，一个月跟我拿那么多钱，却连个儿子都搞不定？你知不知道，魏经理的女儿去年考上北一女，陈董的儿子今年也推甄[5]上清华大学[6]了，每次开会，谈到自己的儿子我就头痛，模拟考的PR值没一次过九十，在台北市区，能有什么好高中可以读？我跟你郑重警告，我不会让他去读那些没听过名字的学校。他没考好，干脆送他到美国。”
没隔几秒，小圆妈的尖叫传过来：“送到美国？一个儿子养到十五岁，只因为高中没考好，你就要把他送去美国？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我就得一个人在家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情绪化，看清楚一点好不好？台湾现在的竞争很激烈，未来会更激烈，你儿子的资质又不比人强，不早一点送出去培养一些外语能力，培养一些国际观，你再这样盲目地宠下去，非得等到我们的独生子日后在职场上被别人狠狠比下去，你这做妈的才甘心吗？只怕到那时，你放手也来不及了。”
讲课的音量终究无法盖过夫妻激昂的龃龉，我看着眼镜仔，想从他脸上瞧出一点端倪。
他看着课本，语气轻缓镇定：“没关系，我早已习惯了。”
我没有多问，只是很难过，捏着他的肩膀，良久说不出话来。
“老师，我真的不介意啦，赶快来做下一题吧。”
☆
大考的日子一步步逼近，经过几次模拟考，小圆妈的标准不是没有做过调整，PR九十，PR八十八，最终降到PR八十五，眼镜仔没有一次达标。小圆妈怒气冲冲，她说：“我都降低标准了，为什么你还是做不到？”
她在我面前“算账”的情景越来越常上演。呼巴掌，拧手臂，用脚踢踹，情况越演越烈。有一次，我们课上到一半，小圆妈冲进房间对着眼镜仔破口大骂，只因她打了个电话给老师，关心眼镜仔近日的上学情况，老师诚实答以“容易分心”四个大字。
每一次，我只能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眼镜仔挨揍。有时候，事情很快就结束了，一记拍头，小圆妈就把他交给我了。有时候，伤害的过程会久一点，他会被拧耳朵，拧到他的脸涨成猪肝色，小圆妈才甘愿放手，饶过他。
每一次，我鼓起勇气，几乎要站出去护着眼镜仔，到最后，仍是选择却步与退缩。
我混淆了自己的身份。说到底，我只是个一周提供两次教育服务的家教，还是说，我有更大的责任，必须积极阻止这一切？更糟糕的想法是，我怀疑小圆妈是故意打给我看的，谁叫我拒绝体罚。她故意挑在上课前，声嘶力竭地呼喊，动手动脚地演给我看，暗示我：“看啊，你也没有多会教嘛。”
小圆妈是家庭主妇，又不喜外出，也不热衷社交，她能说心事的伙伴就那么两三个。她的存在价值，是肯定，还是否定，主要交由丈夫来决定。然而丈夫给的期望太沉重，她一个人难以承受，只得分流给眼镜仔，分流给我这个一周不过出现五小时的外人。每周时间一到，我无可回避地必须出现在这个家，她看到我，明白自己满涨的情绪将得到出口。
我、眼镜仔、小圆妈，我们三人不知不觉地掉进一条食物链，吊诡的是，位居食物链最上端的眼镜仔的父亲，一个星期拨给眼镜仔的时间，可能没有几小时。
☆
有一天，小圆妈不打了。
她掩着脸，哭倒在沙发上：“你不认真念书，你爸爸都不想回家了。他说，你是扶不起的阿斗，让他很失望，看到你就心烦。怎么办？爸爸不想回家了。”
眼镜仔不吭一声，走了过去，坐在母亲身边。
母子俩哭成一团。笼子内的小猫，被送走了三只，剩下两只，轻轻地喵喵叫。
我旁观着，心底清楚这一切的荒谬，这样温馨的光景没有太长的寿命，小圆妈会再度对眼镜仔动粗的，时间早晚而已。只要眼镜仔的父亲执着于儿子的成就，只要小圆妈持续把丈夫放在人生的第一顺位。她今天只是累了，明天会重振士气来鞭策眼镜仔的。
我辞职了。简言之，我背弃了与眼镜仔的诺言。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有多少个夜晚，我走过荣星花园，来到眼镜仔的家，心中布满灰色悲观的想法。按下门铃的那一刻，我的心又惶恐又颤抖，迎在前方的，又会是怎样的景象？
我无疑是以一种夹着尾巴的狼狈姿态，落荒而逃。
这也是我极少想起眼镜仔的原因。一想起就感到刺痛，想起他厚重镜框下那怯生生的眼神，想起他曾经给予的信赖，想起他挨揍后，反过来安慰我的敦厚。在我离开之后，小圆妈是否打得更凶了？她是否对儿子更绝望了？她能明白我辞职的理由吗？
最后，我很怕去想象的是，眼镜仔还在台湾吗？他是否已被送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
☆
眼镜仔住在透天厝[7]里，含顶楼共四层，他的书房和卧房是分开的，以住在台北市的小孩而言，他拥有很奢侈的生活空间。他上下学由小圆妈开名车接送，用很好的手机，书包是那种有伸缩把手的昂贵款式。他很难找到一套衣物、一双鞋子不是从百货公司买来的。
眼镜仔的父亲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善于社交辞令，熟知商场进退的规矩，穿着要价不菲的手工西装和定制皮鞋。他只有眼镜仔这一个儿子，只要对眼镜仔的未来有助益，任何名目他都愿意投资。小圆妈外表雍容优雅，在外人面前说话轻声细语，她花很多时间栽培眼镜仔，定期通过电话和老师交流儿子近况，老师曾夸小圆妈是个十分尽责的好母亲。
眼镜仔每天的早餐必定有一瓶鸡精[8]和一只鸡蛋，吃完早餐后，小圆妈会递给他维生素、鱼油和钙片等，待他吃下了，她才安心带他去上课。
任何人见了，都会说眼镜仔的命很好，生活在很幸福的环境中。
他的父母好爱他，而他们的爱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