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之役淞沪守军撤退前夜，盛传税警总团王赓旅长在上海租界幽会前妻陆小曼，被日军逮捕并丢失重要军事地图，致使守军不得不退，并致舆论大哗。关于此事的真相，有多种解释……
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粤系的十九路军和中央系的第五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苦苦“胶着”33天后，忽然在一夜之间，匆匆退出淞沪，撤至第二防线（嘉定、黄渡之线）。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见十九路军1932年3月2日电）然而，民间却流传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认为：因为在南市一带负责指挥的王赓旅长，急着要到礼查饭店会晤他的前妻陆小曼，而且居然带着军用地图就闯入了“公共租界”，结果被跟踪而来的日本特务当场活捉。军用地图的机密为日军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云。
对此，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中亦有提及：“敌增加兵力后，我军召开军事会议。王赓以税警总团旅长身份与会，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当时在会场上散发的）。王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军侦知，将王‘逮捕’，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十九路军旅长王赓云云……当时上海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王赓献地图”和1931年“张学良伴舞失东北”一样，闹得满城风雨。马君武曾写《哀沈阳》二首，大大地讥讽了张学良“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无独有偶，北平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以“五石”的笔名写了一首仿吴梅村《圆圆曲》的《后鸳湖曲》，载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报》，大大讥刺王赓为了和陆小曼幽会而丢失地图之事，全诗颇长，最后几句云：
一月拒倭方雪耻，忽然退走东南倾。
退兵只为舆图失，虚实安能教敌悉。
却向香巢访玉人，未防鹰隼攫来疾。
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
痛哭连城人尽俘，心伤千里室如毁。
王赓是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1918年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返国进入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1920年他与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当时王赓26岁，陆小曼18岁，才子佳人，令人称羡。1924年王赓应西点军校老学长温应星（中国首位西点军校毕业生）之召，参加中东铁路警卫工作，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他只身赴任，把陆小曼留在北京娘家，这不啻给早已和陆小曼相识的徐志摩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徐与陆的恋情，喧嚣尘上，王赓自知已无法挽回，于是同意与陆小曼离婚。
失去娇妻的王赓，在军旅中也并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总部参谋长，离开孙后，又成为唐生智部下，但都未能有所作为。1930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成立税警总团，顾名思义，那本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在宋的苦心经营下，却变成了一支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宋子文是留美出身，税警团领导人当然也要由美国军校出身的人担任才够格。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是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是王赓，都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2年年初，都是太平日子，不过操练、巡逻、缉私而已。直至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为了抗拒日本军人和浪人的横蛮侵略，在闸北地区跟他们打起来了，守卫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都赶过来支持。在上海的税警总团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在番号上它被改成了隶属八十八师的独立旅，王赓任旅长。
1932年2月27日傍晚，响了一整天的枪炮声沉寂下来，脱离战场的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过了外白渡桥，进入公共租界。据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报告的电文是：“旅长王赓于感日（27日）因事路经黄浦路，为日方海军士兵追捕，该旅长避入礼查饭店后，为工部巡捕帮同扭送捕房，由捕头交与日方带去自由处置……”传说王赓随身带有守军战线配置的舆图和文件，一并落入了日军手中。而王赓为何以一个战地军官的身份，于战事尚在进行之时，到非战地区的公共租界去呢？
对这件事，后来陆小曼在1961年写了文章澄清。她说当时外界谣传她避难于礼查饭店，但其实她因病缠绵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几个月。关于这件事，是王赓亲口告诉她母亲的，因她母亲一直和王赓感情很好，在他们离婚后，一直有来往。她说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是要找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为什么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因此此行并非私会陆小曼，“却向香巢访玉人”完全是诗人的想象了。陆小曼说：“……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因此，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中国政府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予以释放。”
笔者偶阅《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见其中亦有口述笔记谈道：“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将领，尤其是广东将领在战场上打得疲乏的时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这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动，王赓便是抱着这种心理的一个人……外面人说（劫去的）皮包里有军事地图，可是据军事方面有关人说，皮包里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单，并无军事地图。真相如何，自然我们无法确定，说他去献地图是决不会的，假定他要出卖军事秘密，在当时租界里有的是门路，决不会做得这样笨。至于他的行动不检点，敢于如此的轻举妄动，真是绝无可恕。”
罗家伦认为王赓到公共租界的动机与陆小曼转述王赓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据莫雄（时为税警团总参议，王赓出事后接总团长）在《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说，王赓此行之前曾与宋子文密谈过，可能是肩负某项重大使命，而非如传言所说是去“跳舞”或与小曼重拾旧欢。莫雄又说，王赓回到总团后，在寝室内清出大堆军事绝密文件，如我军作战方案、比例图，敌我双方的兵力配置图等，悉数交给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回访“西点军校”同学。莫雄问何事？王答“过两天你会明白”，坚不吐实。由此观之，陆小曼转述王赓的说法，并无为亲者讳之嫌，是可信的。根据莫雄的说法，则根本是无“图”可献。王赓的学长温应星的儿子温哈熊将军在其口述历史中也说：“王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是委屈得很，别人把他说成是带着地图投降日本，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但以讹传讹之后，就好像变成真的了。”
众口铄金，当时对“王赓献地图”可说到了群情鼎沸、“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
然而，“退兵只为舆图失”吗？当然不是。我们看3月2日十九路军为退兵事在南翔发表的通电，说退兵之因有四：浏河方面前晚有日军数千人登陆，当时我方驻于该处之军队，其数甚少，寡众悬殊；日人又用飞机投烟幕弹，使我军处于烟雾弥漫中，方向无从捉摸，致敌军得以潜自登岸。该地既为敌军占领，我军腹背受敌，在江湾庙行大场等处之军队，不得不退，迟则全数牺牲，此不得不退却者一。我军左翼被压迫过甚，敌军于前日开炮达数千发，飞机不时投弹，我军军械不如敌军，只能用步枪抵抗，万难发展，此不得不退却者二。昆山方面之桥梁已被日机炸弹炸毁，不能运输，前后殊难呼应，此不得不退却者三。我方援军为数甚少，日方日有军队来沪，其兵力已达十万，以我疲乏之师，敌彼生力之军，自难取胜，此不得不退却者四。
面对强敌，其实“总撤退”早已进入了淞沪守军将领们的议事日程。此外，徐志摩好友吴宓并非知兵之士，但他当时亦曾撰文表示“淞沪之役的终于败退，早已成为定局，绝非区区一张军用地图所可旋转乾坤”，这不失为持平之论。不管王赓是不是真的献过地图，都绝不能对淞沪之役的终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
一个才子，一个佳人，然道不同，于是不能偕老，惜哉！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一天，王映霞独自到学校去把儿子郁飞接出来看了一场电影，告诉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以后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心酸的。不幸婚姻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留在孩子心上的阴影也许一生都不会抹去。随郁达夫夫妇在新加坡读书的郁飞是郁达夫子女中同父母相处最久、也是最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位。1992年，郁飞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郁飞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我一直不想做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当王映霞起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为之动容，但王映霞却在其回忆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郁达夫究竟有没有给王映霞饯别？《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是不是郁达夫的“凭空之作”？我们不得而知，如今两位当事人均已过世多年，这个谜团只有留待后世去研究考证了。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确实与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给朋友的信中仍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一方面，毕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黄浦江边的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的红袖添香，经常闪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