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就向徐志摩、陈西滢等名流举荐沈从文，还向梁启超专门讲起了沈从文的困难处境。梁启超听后，十分感动，就正式把沈从文引荐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
于是，1925年7月下旬，沈从文终于上了香山，在熊希龄的慈幼院里当了一名月薪20元的图书管理员。有趣的是，沈从文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下获得香山任职，为什么不是自己主动去向熊希龄要求，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启超的介绍？这也是这两位同乡人杰在交往中的一个疑团。
沈从文到香山后，熊希龄把他的住处安置在香山寺前山门天王殿改建的单身职员临时宿舍里，虽说条件简陋，但环境极佳，且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相邻。
熊希龄对沈从文这位晚辈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沈从文刚到香山慈幼院不久，熊希龄就把他送到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段时间图书管理，由袁同礼教授专门教他编目学、文献学。
熊希龄经常用晚上的时间同沈从文一起谈时事、谈哲学。他们或坐在古松树下，或坐在经过沈从文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面，或在熊希龄的双清别墅里，常常畅谈到深夜。
这一老一少的长谈，往往是熊希龄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沈从文作答。后来沈从文提到这段情景，认为是熊希龄有意在考他。
一次，熊希龄不经意地问沈从文：“你来北京做什么？你大舅(黄镜铭)曾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
沈从文说：“我想独立。”
“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
“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沈从文这么一说，熊希龄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年轻同乡来，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北京也欢迎有胆识的青年！”
沈从文在香山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在感谢熊希龄的同时，慢慢觉得自己和熊府及其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总感觉到自己是在接受熊希龄的“施恩”，与他当初“想要独立”而来北京的初衷相悖。虽然熊希龄并没有认为接收他是出于恩典的意思，虽然熊希龄照样关照他，经常找他长谈，但沈从文的心里还是有了一层疙瘩，总觉得和熊希龄之间有一层隔膜无法消除。特别是沈从文对熊希龄及其周围一些人生活的上层圈子，总怀有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企羡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沈从文用略带轻侮和愤激的笔调，写下了《用A字记下来的事》这篇小说，专门描绘熊希龄55岁寿辰的盛大寿宴，感到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
这仅仅是开始，真正导致沈从文不辞而别离开香山的原因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
香山慈幼院当时由曾留学日本的肖世钦(汉三)任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是个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日伪时期，他当上了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做了文化汉奸。因不满于他的为人，出于义愤，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窑”。
在文章中，主人公叙及自己和这“第二个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走进剧场发现正中一个座位空着，就走过去坐下了，而“第二个狒狒”则只拣后面的座位——他不敢趋前，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座位是留给“老爷”的。晚上9点，“老爷”果然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专门留着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
同时，他还写下了诸如“他们度日诸事亨通／他们的奶桶充满／他们的骨髓滋润／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这样针对香山上层人物和熊希龄之流的诗句。
小说和诗歌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立即激怒和得罪了肖世钦和香山慈幼院的部分上层管理人员。肖世钦把沈从文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威胁说有人要给他更难堪的处置。
训完了沈从文，肖世钦用手杖指着沈从文脚上的旧棉鞋，恶狠狠地说：“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
手杖第二次敲到沈从文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这使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他忍下满心气愤，一声不响走开了。
文人有文人出气的方法，事后，沈从文立即又写下了《棉鞋》这篇小说，实叙了这件事的始末。
小说《棉鞋》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肖世钦的矛盾。肖世钦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威胁恐吓沈从文。《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认为沈从文侮辱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想对沈从文进行报复。
虽然熊希龄此时根本没有要处置沈从文的意思，照样把他当做晚辈来关心，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似乎预感到危机已一步一步向他逼来，他更无法忍受肖世钦对他的侮辱与伤害，也无法用自己的人格独立来继续换取熊希龄对他的“恩惠”。他终于无法在香山待下去了。
沈从文没有跟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向熊希龄告别，挟了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跑到静宜园门口，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又住进了“窄而霉小斋”。
1980年6月，沈从文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采访，金介甫专门问及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香山，跟熊希龄不辞而别。沈从文说是为了取得独立，“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1981年4月11日，沈从文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有机会到熊希龄身边去做事情，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总理了，又是我的亲戚，他对我很好的。我自己偷偷跑了，离开了……我自己只想写小说，而且只想独立写小说。”
其实沈从文在《给璇若》一诗中透露了他离开香山和熊希龄的真正原因：
难道是怕别人“施恩”，
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
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
一任他怄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拒绝了作为同乡加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在自己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宁愿忍饥挨饿也不去向熊希龄求助“乞怜”，就是为了要取得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沈从文，一个古怪而又倔犟的“乡下人”。
拒绝了熊希龄“施恩”的沈从文，靠着天才与勤奋，成了一代文豪。
成名后的沈从文，后来多次到熊希龄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讲课，同时也对晚年积极投身抗日、毁家纾难、爱国爱民的熊希龄多了一份热爱和尊敬。
在熊希龄逝世10周年纪念日，沈从文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即《芷江县的熊公馆》和《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分别发表在1948年1月3日天津的《大公报》和1948年2月21日北京的《益世报》上，纪念和缅怀熊希龄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慈善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两篇纪念熊希龄的文章，对沈从文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改变了沈从文后半生的命运，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