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怪的是，一个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口才和思维的人，成年称帝后，却因其说话啰唆、词不达意而被众多部下厌恶鄙夷，甚至反出其门，这太令人费解了。
由于家庭出身比较好，王世充从隋文帝当政末期就开始在政府担任小官。从杨玄感造反开始，他逐渐崭露头角。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带兵击败了朱燮、管崇、孟让等造反农民军将领，由此进入了隋炀帝杨广的视线。杨广“以世充有将帅才略”，拨给了他一些兵马，让他去镇压一些尚未形成规模的小股儿农民起义军，他的肃反能力是不错的，每到一处，“所向尽平”。
王世充的命运拐点发生在杨广雁门被围的那一年。
大业十一年，杨广被始毕可汗几十万大军团团包围的消息传出后，王世充的反应异于常人，非常强烈。当时担任江都郡丞的王世充将自己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准备到雁门去救皇帝。（三千多里地，去得了吗？）得知杨广遇险，王世充比死了亲人还着急难受，他“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
佩服啊佩服。应该说，隋唐时期，表演艺术水平已经十分发达，涌现出了许多技术精湛的表演艺术家，杨广、李渊、王世充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
王世充的表演风格和杨广、李渊不是同一流派，和那两位老兄的“婉约闷骚型”不同，王世充属于“豪放号啕型”。他竟然可以做到为和自己关系一点儿也不亲的皇帝整日整夜啼哭，而且还不刷牙不洗脸，连睡觉都不脱衣服，不盖被子，往烂草堆里一仰就算是休息睡觉。好像没有杨广领导自己，自己就活不下去了。要是那一次杨广真被突厥干掉了，不知道这位因领导遇险就“悲愤难抑”的“王哭哭”会不会真的难过得自杀殉主。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人可能会说，古代臣子为自己的皇主担心、揪心也属正常。可是，这种行为发生在王世充身上就不正常，因为王世充绝不是个忠臣。杨广死后，他的面目就露出来了，逼杨广的孙子让位给他不算，还痛下杀手，将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毒死。
王世充的这次行为艺术表演显然是有心计、有目的的。他想向主人表示忠心，以期吸引杨广的注意，从而得到提拔重用。
马屁虽然也是屁，但它在有些人的嗅觉里是奇香如麝的。这次的“首脑效应”很明显。杨广首脑上的五官除了眼睛外，其他的器官都被王世充成功调动起来：鼻子闻到了马屁的香味儿，耳朵听见了部下的“义行”，剩下的嘴巴当然要给这种少有的“义士”封官了。
表演获得空前的成功。杨广听说这件事儿后，“以为忠，益信任之”。
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就等于和成功握手了。不久，杨广就开始给王世充授信，而且信用额度还比较大——江都通守兼江都宫监。
隋时的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市。这座不大的城市由于杨广的特殊偏爱，在隋代显得不同凡响。杨广末期，这里成了实际上的“首都”，因为大隋的皇帝杨广一直住在这里。所以王世充的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江都宫监，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职位，负责皇帝行宫的一切具体事务，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只要把皇帝伺候得心满意足，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王世充揣摩领导心思的手段很高。在江都宫，杨广想到的，他都能想到，杨广想不到的，他也能想到。他知道杨广最喜欢美女，便动用国库物资钱财从江淮一带搜罗了大量美貌少女充入宫中，供杨广玩乐。这愈发让杨广觉得，王世充是个贴心人，对他的信任更胜以往。
李密作出集中全部兵力攻打洛阳的决定后，他的军事参谋柴孝和向他提出了一个放弃洛阳、西袭长安的作战建议。
历史就像一台复印机，总是钟情于重复运动。这个建议四年前作为杨玄感军事参谋的李密也同样给他的上司提出过。
还是复印四年前的情节。那一次，杨玄感把李参谋的建议当成了耳边风。这一次，李密同样让柴参谋的建议自左耳进，从右耳出。
柴孝和建议李密派翟让和裴仁基分别守卫洛口仓和回洛仓两大粮食基地，然后自己亲率全部瓦岗精锐，倍道兼行，直取隋朝政治心脏长安。再然后据守西京，东平河、洛，传檄天下。
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条上好的计谋，比攻打洛阳明智得多。然而，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此时的李密的思维已经有些短路了，他两只喷火的眼睛始终直勾勾地盯着对手的老帅，早已忘了老帅旁边那些护卫的车马炮相了。他以两点理由否定了柴孝和的建议。
第一条理由是自己的部下都是山东人，如果不打下洛阳，他们肯定不愿意西行入关。第二条理由是说投靠瓦岗的将领多半是强盗出身，组织纪律性太差，互不服气，如果自己离开，这些人一定会“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
其实，这两条理由都不能成立。军令如山，作战部队向来是领导指哪打哪，不存在是山东人就不去山西打仗这一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世界上就无仗可打啦。以李密“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的严明军纪和其在瓦岗的威信，不可能出现他想打而部下不愿意跟的情况。
第二条理由才是问题的核心。把这条理由所透露出的潜台词通俗地解读出来就是：李密怕自己走了以后，部下“篡寨夺权”，造他的反，革他的命。
李密的担心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其时瓦岗军的组成人员很复杂，除了李密的蒲山公营，还有另外三种类型：以翟让为首的瓦岗元老型、以裴仁基父子为主的官军投降型、以孟让和郝孝德为代表的山寨土匪型。李密担心这三类人趁他离开后会将眼下的“联产承包制”改成“分田入户”的单干制，甩开自己，各个自立门户。
这种担心纯粹多余。翟让要想单干就不会主动让位，裴仁基的势力还不够单干的规模，至于孟让和郝孝德，就更不用担心了，他们本来就是单干了很多年的山大王，形成不了规模才来投靠李密的。
此时的李密已经被权力绊住了脚步，在极具诱惑的权力面前，他畏首畏尾，停留在了“保守治疗”的处方上，这种心态和几个月后他担心失去最高权力而谋杀翟让的行为是一致的。
如果李密听从了柴孝和的建议，率领数十万大军直扑长安，极有可能会创立一个新的朝代。因为当时长安的精锐部队不少都随杨广去了南方，防守力量比洛阳薄弱。而且由于多次开仓放粮，瓦岗军在民间的口碑很好，西进途中肯定会不断有民众加入。面对几十、上百万的军队，长安城根本无法抵挡。最重要的一点是，那时候李渊还没有起兵，当兵强马壮的瓦岗军到达北方时，李渊就已经没有机会兴兵了，否则就会面临瓦岗军的打击。以李渊的明智，他极可能会选择加入瓦岗，接受李密的领导。果真如此，历史就翻了个跟头。
虽然这只是一千多年以后的推测，但任何一种结果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律和特定的轨迹之上的。
历史没有痕迹，但轨迹是可以推算的。
李密要对洛阳动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