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是中国制造产品的一个较大的集散地，美元是当地主要结算货币。为占领这块金融服务市场，1999年，德隆决定收购吉尔吉斯的第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卡依拉特银行。由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部分给吉尔吉斯政府的低息贷款业务经由卡依拉特银行，因此，收购方案获世行和亚行同意已经到了2004年5月。为了摸清德隆的资产和信誉，1999—2002年间，吉尔吉斯副部级以上的议会和政府官员74人次来中国访问考察德隆系。尽管德隆崩盘后收购中止，但德隆在该国积累的各种资源一直存在，上至议长、部长下到普通警员和市民，张万军在吉尔吉斯可谓“朋友众多”。
在吉尔吉斯，张万军熟悉了当地法律、法规，文化习俗等软环境，同时也全方位调研了该国各类资源分布和特色产业现状。
2003年春天，比什凯克市中心附近的吉尔吉斯地质大学是张万军常去的地方。每次他都是带着翻译来到副校长办公室上课，副校长是苏联资深的地质专家。面对一张地图和一名学生，副校长将吉尔吉斯国19.8万平方公里内的金属矿、非金矿属的分布和现状介绍得清清楚楚。
拥有这些经历和资源的张万军，2008年被新公司委任为下属的吉尔吉斯矿业公司的执行董事。新公司在吉尔吉斯获得两个采矿证。2009年5月，金矿开始动工，目前矿场的日处理为矿石能力500吨，稍加技术改造后生产潜能可达到日处理2000吨矿石。
今年4、5月，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和奥什发生骚乱，新公司在吉的巨额资产、260多名中国员工无一损伤。“通常没有这么快速度的，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前期工作非常扎实，政府和地方民众等协调得较顺畅。”张万军说，作为一个大型企业，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与周围环境是有密切关联的。
他的这个经验源于五六年前，当时，1200亿资产的德隆并未注意与周围环境的适生与协调，“因此，德隆倒下的事我个人想得很清楚了”。
王世渝：我现在是旁观者
“金融资本市场既是一个魅力无限的领域，又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坟场。一次机会来临，鸡犬升天；一次灾难来临，鸡犬不宁。”
2004年6月的一天，王世渝最后一次回到位于上海浦东的办公室，办公区一片狼藉，他整理完私人文件，“亦步亦趋地离开了那幢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办公大楼”。
自此，王世渝告别了德隆集团友联金融产品部总经理的身份，那一刻，他沮丧、失望、精疲力竭，“万万没有想到，一生中最让我激荡的一个短暂瞬间，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带着感伤的情调如此记叙。
德隆分崩离析后，原高管纷纷让其他公司“抢走”，盯上他的人也不少。后来朋友介绍，有个老板手上抓着三个上市公司，可没人做董事长，问他是否愿意去。这位老板，就是不久后与唐万新一样名动资本市场的“飞天系”掌门邱忠保。
2004年8月，王世渝应邱忠保之邀到上海飞天总部谈合作。邱的热情超乎想象，其实就在这一年，飞天系因占用旗下上市公司资金与关联担保问题，已成一潭浑水，德隆的土崩瓦解更是让邱忠保心惊肉跳，他希望能凭借外部力量完成自我整顿。
王世渝对邱忠保的印象是，此人文化素质不高，可是为人豪爽，是他所见过的“最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另外，邱忠保旗下确实有平台，掌控着福建三农、ST龙昌、浙大海纳3家上市公司。而且，邱的融资能力比唐万新还厉害，在当时环境下，几乎能够获得钱的渠道他都用尽了。最关键的是，集团治理水平相当糟糕。“我想象不到他凭什么能够拥有那么大的资产总量。”
王提出的条件是，要带一支德隆老团队来；团队待遇维持原德隆水平不变；而且这支团队不能纯粹打工，一定要有相对独立平台，不受“飞天系”任何一个人领导，就只听王世渝的，而王直接与邱对接。如此苛刻的条件，邱忠保一口答应。
这支“德隆系”团队准备在“飞天系”体内大动手术，经过调研，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最核心归纳为八个字“健康生存，科学发展”。邱听了很兴奋，对王说：如果德隆不出事，把你们请过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真是上天给我的机会！
然而蜜月期很快结束，德隆系的人发现根本无法推进方案，只要下探一点，就进入由债务、抵押、担保一环扣一环的迷魂阵。单独每一块资产虽然都有价值，但在最初获得这些资产的时候，法律、财务上都留有瑕疵。和德隆一样，飞天系也存在短融长投的死穴，而它的规模虽然比德隆小得多，错综复杂程度却在其上。
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邱根本不愿交底，更不用提授权，允诺的独立操作空间也无从兑现。半年后，王世渝带着这支团队黯然撤出。
他再也不想遇到类似邱忠保这样的老板。这一时期，他还有意涉足德隆时代就曾研究过的房地产投资私募基金（REITS），曾就此与香港铜锣湾百货董事长陈智，及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接触，但终无果。后又计划与刘永好合作，新希望集团当时刚控股了福建联华信托，王世渝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操作REITS，刘永好也颇感兴趣，希望王及其团队能加盟。只是，新希望所提供的待遇与德隆相去甚远。“做实业的所愿意支付的待遇，差不多只有做金融的愿意支付的一半。”王摇着头说。
2005年年末，当王世渝还焦灼于REITS时，偶然与曾任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向宏聊天，碰撞出一个想法。德隆的悲剧令他们感触到，民营企业做大后很难生存，国有企业又难有民营企业的激情与活力，能否设计一个国有资本与民间资对接的平台？这一想法后来演变为全国工商联所支持的“光彩49”集团。
“光彩49”亦有德隆身后的“试管婴儿”之称。2004—2005年，时逢民营企业大溃退，德隆系、格林柯尔系如流星般陨落，飞天系、朝华系、鸿仪系、迪康系、斯威特系危机四起，社会各界都在反思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与外部生存环境。“光彩49”最初的雄心是建立一种民营企业危机自救机制，以49家民营企业出资，每家股份均等，再由“光彩49”与国有资本合资。“我们就扮演‘49’的角色，不去控股，不占51（%）。”
王世渝的第一个拯救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邱忠保。邱之前不愿壮士断腕，已错失了种种重组的良机，王称邱在2005年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受煎熬的春节。
2006年2月21日，邱忠保在北京与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草签了一份飞天系资产托管协议，后者代表即将成立的光彩49控股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是王世渝最后一次见到他。4天后，邱飞回上海，上海经侦总队的警察已等在舷梯边。
“光彩49”的债务重组方案上报到银监会后，银监会一位副主席赞赏报告“非常有水平”，继而委婉告知：飞天系捅的窟窿已远超出“光彩49”所能驾驭的范围。拯救无疾而终，与唐万新同岁的邱忠保获刑20年。
2007年，向宏、王世渝等“光彩49”创始人相继离开。王透露，离开原因还是因为股份均等情况下，内部治理结构有天然缺陷，尤其在收购和重组中出现较大利益可图时，管理团队与董事会就发生冲突。
离开德隆后，一路跌宕，王世渝开始反思。他觉得“光彩49”那么好的平台还是做不了事，索性不如回过头来，从以前德隆做的事中捡一个出来，自建平台，由此成立了“北京安控投资有限公司”。
安控的业务是为需要借壳上市的公司寻找壳资源。供职友联时，王曾参与设计了十几个金融产品，如今操作的正是其一。“原则上没有改变，方法上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当年我们平台多，资金雄厚，要做的话很容易，现在做起来就困难一点，但是业务的商业模式到今天为止在中国也是先进的。”他喝了口茶说。
公司骨干团队依然是德隆时期的同僚，他不无自豪地认为，德隆出来的人，最初别人很欣赏、很羡慕，认为德隆就是中国的摩根士丹利、高盛，而德隆旧部看别的企业水平都很差，觉得自己去哪儿都大有用武之地。“当时有一轮大家纷纷投靠其他企业，结果干了一段时间，冲突全部显现出来了，真正和德隆的文化撞到一起的时候，矛盾重重。”这一轮过去后，许多人都选择了创业。
王世渝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旁观者，堪称“老板杀手”。他曾先后有四位“东家”，最早期的是号称股市“教父”的范日旭，之后是冯仑、唐万新与邱忠保。范、唐、邱三位，均以实业起家，以资本运作发迹，也都没有逃脱牢狱之灾。唯有冯仑，以资本运作起家，突然转型，斩断过去，进入实业，到现在仍能优哉游哉地四处讲段子。
这似乎有几分宿命的味道，“金融资本市场既是一个魅力无限的领域，又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坟场。一次机会来临，鸡犬升天；一次灾难来临，鸡犬不宁。”他慨叹，“民营企业家做小事无所谓，如果做大事，还是要对环境有更深刻的理解。”
唐万新在湖北狱中时，王世渝是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之一，他给唐带去三本书——《拯救日本》、《拯救华尔街》、《江泽民传》，据说这三本书有同样的主题：从败局中扭转命运。
而对他的那本《曾经德隆》，昔日同事褒贬不一，更多人觉得大无把隐秘伤疤抖出来展示的必要。“有必要吗？说得清吗？”一位前德隆高管皱了下眉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