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会的全部计划的基础应该是：一训练那些坚决的、有德行的、因为信仰一致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这信仰就是：在各处用各种力量压制罪恶与愚蠢，保护才能与美德，从灰尘中扶起有价值的人们，使他们加入我们的会。直到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才有权力把袒护混乱的人们的手不知不觉地捆绑起来，并且要把他们毫不察觉地控制在手里。总之，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普遍有力的政府，它的范围达到全世界，却不破坏公民的义务，除这种政府之外，一切其他的政府可以继续通常的职务，做一切的事情，但除了那妨害我们教会的伟大目的的事情，这目的就是，使美德战胜邪恶。这个目的就是基督教本身的目的。它教人要有智慧，要善良，并且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遵循最善良最智慧的人们的榜样和劝导。
“在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中的时候，当然单是宣扬教义便够了：真理的新颖给它特别的力量，但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力量的方法。现在，被自己的感觉所支配的人，应该在美德中找到感觉上的快乐。热情是不能根除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热情向着高尚的目标去发展，因此必须每个人能够在美德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热情，我们的教会必须给人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我们不久便要在每个国家里有相当数目的有品德的人，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又训练两个别的人，并且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那时，我们的教会便能做一切的事情，它已经秘密地为了人类的福利做了许多事情。”
这篇演说不但在会里面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引起了大家的激动。大部分的会友，看到这个演说中启发主义的危险计划，便对于他的演说表示冷淡，这使彼挨尔感到惊异。会长发言反对彼挨尔。彼挨尔愈益起劲地发表他的见解。这样激烈的会议是好久没有过的。他们分成了几派，有的谴责彼挨尔，批评他的启发主义；有的支持他。在这个集会里，第一次令彼挨尔诧异的，是人类见解的无限的差异，这使得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的目光中不会是一样的。甚至那些似乎站在他这一方面的会员们，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带着他所不能同意的局限和变动来看待他的。因为彼挨尔的最大要求，就是要把他自己的思想，完全象他自己所了解的那样地传达给别人。
在集会结束时，会长恶意地、讽刺地要彼挨尔注意他的激动，并且说，不单单是对于美德的爱，这有争斗的嗜好，在指导他作争论。彼挨尔没有回答他，只简短地问到，是否接受他的提议。他们告诉他说了不接受，于是彼挨尔不等待通常的仪式结束，便离开会所回家去了。
彼挨尔又有了他所那么惧怕的那种苦闷。他在会所里发表了演说以后，在家里的沙发上躺了三天，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出门到任何地方去。
在这时候他接到妻子的一封信，她要求他和她会面，信上说到她为他而有的悲伤，说她愿意向他献出自己整个的生命。
在信末她通知他说，她日内就要从国外到达彼得堡。
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一个是他最看不起的共济会员硬闯进来看他，把谈话引到彼挨尔的婚姻关系上，以会友的劝告态度，向他表示了意见，说他对于妻子的严厉是不对的，说彼挨尔不宽恕悔罪者，是违背了共济会的根本的原则。
8
同时他的岳母，发亩利公爵的妻子派人来找他，要求他去看她，去谈一件极重要的事，即使是几分钟也好。彼挨尔知道了他们对他耍了阴谋，他们想要他和妻子重聚，并且在他那时所处的那种心情里，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不愉快的。他觉得反正一样。堡挨尔觉得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意义重大的，在那时支配着他的苦闷心情的影响之下，他既不重视他自己的自由，也不重视他要处罚妻子的决心。
“没有人是对的，没有人是错的，所以她也不错，”他想。假使彼挨尔没有立刻同意和妻子重聚，这只是因为他心情苦闷，他不能够有什么行动。假使他的妻子来到他这里，他现在不会赶走她的。和彼挨尔现在所从事的事比较起来，他和妻子同住不同住反正不是一样吗？
彼挨尔对妻子和岳母都没有回答，有一天晚上很迟的时候，准备去旅行，到莫斯科去看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这里是彼挨尔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刚从恩人那里回来，我连忙写下我所体会的一切。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生活贫困，害了三年痛苦的膀胱病。从来没有人听到他的呻吟，或怨言。从早晨到深夜，除了他吃最简单的食物外，他都在研究科学。他亲切地接待我，要我坐在他躺着的床上；我向他作着东方与耶路撒冷武士的暗号，他同样地回答我，并且温和地微笑地问到我在普鲁士与苏格兰支会里所知道的和所得到的东西。我尽我所能向他说了一切，向他说到我在彼得堡支会里所提的原则，说到我所受到的恶劣的待遇，说到我与会友们之间的关系破裂。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沉默着思索了好久，便向我说了他对这一切的看法，这立刻向我照明了我的过去的一切和我所要走的未来的全部路线。他使我惊异的，是问我是否记得本会的三重目的：（一）保存并研究教义；（二）为了接受教义而有的自我清洗与改造；（三）通过努力争取这种清洗而改造人类。在这三者之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个目的吗？当然是自我的改造与清洗。我们只能对着这个目标永远地努力而不受一切环境的支配。但同时，就是这个目标要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并且因此，当我们被骄傲引入迷途，失去了这个目标时，我们或者力求我们因为自己不纯洁而不配去接受的教义，或者力求人类的改造，而我们自己却是卑劣与堕落的榜样。启发主义不是纯粹的学说，正因为它受到社会活动的引诱，并且充满了骄傲的情绪。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根据这个理由，批评了我的演说和我全部的活动。我在心坎里同意他。在我们的谈话涉及我的家事时，他向我说：‘真正共济会员的主要责任，如同我向您说过的，是自我的改造。但我们常常以为，去除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我们可以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但正相反，阁下，’他向我说，‘只有在人世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达到这三个主要的目的：（一）自我认识，因为人只能够通过比较而认识自己，（二）自我改造，只有争斗才能得到它，（三）得到主要的美德——对死亡的爱。只有生活的变化无常能够向我们表示它的空虚，能够加强我们生来的对于死亡的爱或对于重获新生的爱。’这些话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虽然身体上的痛苦很大，虽然他爱死，却从不厌倦生活。对于死，他虽然有全部纯洁和高尚的内心人格，却并不觉得他自己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然后恩主向我充分说明了创世的大四方形的意义，并且指出三与七是一切的基础。他劝我不要断绝和彼得堡的会友们的往来，并且我在会里只负第二级的责任，要极力使会友们避免骄傲的诱惑，领他们走上真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的道路。此外，关于我自己，他劝我首先要注意我自己，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他给了我一个稿本，就是我现在所写的这个稿本，我要写下此后我的一切行为。”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同住了。岳母带着眼泪来到我这里，说爱仑在这里，又说她求我听她说话，说她是无罪的，说她因为我的遗弃而不幸，还说了许多别的。我知道，假使我一旦让自己看见了她，我便不能够再拒绝她的要求了。我在怀疑之中，不知道要去求谁的帮助和意见。假使恩人在此，他便会告诉我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重读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的许多信，想起了我同他的谈话，从这一切之中我找出了这个结论，就是我不该拒绝恳求者，应当向任何人伸出援助的手，尤其是对于一个和我有这样密切关系的人，并且我应该忍受自己的不幸。假使我为了善行而宽恕她，那末就让我和她的重聚只有一种精神的目标。我这样决定了，并且就这样写信告诉了奥西卜·阿列克塞维支。我向妻子说，我请她忘记过去的一切，请她宽恕我对她可能做过的任何错事，并且我没有要宽恕她的地方。我向她说这话，觉得很高兴。不要让她知道，我重新看见她是多么痛苦。我住在大房子里的上面房间里，并且体验到生活更新的幸福。”
9
这时候和素常一样，最上层社会在朝廷里和大舞会中聚会时，分成了几个小团体，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最大的是法国的团体，拿破仑联盟派的——路密安采夫伯爵和考兰库尔的团体。爱仑和丈夫刚刚在彼得堡住定之后，就在这个团体里占了最重要的地位。法国大使馆的人员、很多属于这一派的、以智慧与礼貌著名的人，常来拜访她。
在皇帝们举行有名的会议时，爱仑是在厄尔孚特，她从那里带回了她和欧洲所有的拿破仑派的名人的关系。在厄尔孚特她有了辉煌的成就。拿破仑本人，在戏院里看见了她，说到她：C’erst un superbe animal.〔这是一个极漂亮的家伙。〕她以美丽雅致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这并不使彼挨尔惊异，因为近年来她比从前更加美丽了。但使他惊异的是，两年来他的妻子获得了d’une femme charmante，aussi spirituelle que belle（妩媚的妇人，又聪明又美丽〕的名声。著名的prince de Ligne 〔利恩亲王〕写给她许多封八页的信。俾利平保留着他的mots〔警语〕，要在别素号夫伯爵夫人面前第一次说出它们。在别素号夫伯爵夫人的客厅里受招待，被人看作智慧的证书；青年们在赴爱仑的晚会之前阅读群书，以便在她的客厅里说点什么，大使馆的秘书们，甚至大使们，向她吐露外交秘事，所以爱仑是某一种的力量。彼挨尔知道她很愚蠢，他有时带着迷惑和恐惧的奇怪心情，赴她的晚会和宴会，在这里所谈的是政治、诗歌、哲学。在这些晚会里，他所感觉的情绪，类似一个总是预料着他的骗术就会被人看破的魔术家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但或者因为主持这样的客厅正需要愚蠢，或者因为被欺骗的人满意这种欺骗，骗术没有被拆穿，并且d’une femme charmante er spirituelle 〔一个妩媚聪明的妇人〕的名声那么不可动摇地确定在叶仑娜·发西莉叶芙娜·别素号娃的身上，以致她能说出最俗气最愚蠢的话，而大家仍然称赞她的每一句话，在她的话里面寻找深奥的意义，而这却是她自己没有想到的。
彼挨尔正是一个显赫的、社交界的妇人所需要的那种丈夫。他是那样一个心神涣散的怪人，grand seigneur〔大绅士式的〕丈夫，他不妨碍任何人，不但不破坏客厅中高尚风格的一般印象，而且用他自己来对照妻子的优雅和机智，做了于她有利的衬托。彼挨尔在这两年之间，由于他不断地专心注意抽象的东西，由衷地轻视其余的一切，在他妻子的、他所不感兴趣的团体里，具备了那种漠不关心、满不在乎、对大家有好感的态度，但他的做法不是做作的，因此引起了别人不自觉的敬意。他进妻子的客厅，好象进戏院一样，和大家都相识，对大家是同样地高兴，对大家又是同样地淡漠。他有时参加他感觉兴趣的谈话，并且这时候，并不考虑到这里有没有les messieurs，de l’ambassade 〔大使馆的人员〕，喃喃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时候完全不合乎当时的气氛。但对于de la femme la plus distinguee de Petersbnrg〔彼得堡最出色的妇人〕的奇怪丈夫的意见，已经是那样地确定，没有人au serieux 〔认真地〕注意他的怪论了。
在每天来到爱仑家的许多青年人之中，在职务上已经大有成就的保理斯：德路别兹考，在爱仑从厄尔孚特回来之后，成了别素号夫家最亲密的人。爱仑称呼他mon page〔我的侍童〕，对待他象对孩子一样。她对他的笑容，正和她对大家的笑容一样，但有时彼挨尔看到这种笑容觉得不愉快。保理斯对彼挨尔表现出特别的、尊严的、愁戚的恭敬。这种恭敬的方式也使彼挨尔不安。彼挨尔在三年之前，因为妻子带给他的羞辱，是那样地非常痛苦，因而现在他使自己避免了可能的类似的羞辱，第一个方法是他不做妻子的真正丈夫，第二个方法是他不许自己怀疑。
“不，现在她成了bas bleu〔女文士〕，她永远地摆脱了从前的迷惑了，”他向自己说。“bas bleu〔女文士〕会有情感上的迷惑，这是从来没有的，”他向自己重复着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他所无疑地相信的这个格言。但是，说来奇怪，保理斯在他妻子客厅中的露面（他几乎总是在这里）对于彼挨尔的身体产生影响：它束缚他的四肢，取消了他的举动上的自由和随便。
“多么奇怪的憎恶呵，”彼挨尔想，“然而从前我甚至很喜欢他。”
在社交界的眼光里，彼挨尔是大绅士，是出色的妻子的有点儿瞎眼的可笑的丈夫，聪明的怪人，不做任何事情，但也不妨害任何人，是非凡的善良的人。在这全部的时间里，彼挨尔的心中有了一种复杂的痛苦的心灵的发展，它向他展示着许多东西，并且引起他的许多精神上的怀疑与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