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科学家法伯曾做过著名的“毛毛虫试验”。他把若干条毛毛虫摆放在一个花盆边缘上，使它们首尾相连，围成一整圈。再在花盆周围不到6英寸的地方撒一些毛毛虫最爱吃的松针。然而，由于这些虫子有“相互跟随”的习性，致使它们首尾相接，一个接一个地在花盆沿上蠕动着，谁也不偏离“轨道”。七天七夜之后，这些虫子全部饿死在花盆沿上。
如果毛毛虫中有一只稍微与众不同，敢于打破这种相互跟随的定势，它们就能马上改变整体的命运，告别死亡。人类的“从众心理”也是相当强的，总是习惯于固有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因而禁锢了创新能力的发展。如果我们善于打破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习俗，冲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就会摆脱绝境，从而获得从容洒脱的人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能让思维总是跟着老师转，总是随着同学跑。而应该学会自己去理解、去发现。只有通过自己努力理解了的知识和道理，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刨根问底，认识本质
决定和影响世界格局的都是本质性的东西。在科学的道路上，那些一般性的知识只是用来前进的必经路段，而我们所追逐的目标和获得突破的进步则依赖于更加深入的知识和科学。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知识上面。
·韦勒10岁时，从野外抓来许多小鱼，放在缸里养。一天，有一条小鱼死了。为了弄清原因，韦勒用小刀解剖了小鱼。他惊奇地发现在小鱼的肚子里有一些非常小的白色虫子在蠕动。这些白色的虫子是什么呢？韦勒疑惑不解。正在这时，韦勒的父亲回来了，当时他是某医院的病理学系主任。“这些白色的小虫子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小鱼的宝宝呢？”韦勒向父亲求教。“这不是小鱼的宝宝，是寄生虫。”父亲回答道。“寄生虫是一种什么虫子？它是怎么跑到小鱼肚子里去的？是它把小鱼弄死的吗……”韦勒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父亲耐心地解释说：“寄生虫不仅鱼体内有，在其他动物甚至人体内也有，他们危害着生命的健康，是应该消灭的大敌。”韦勒认真地听着，后来，为了探究生物世界的奥秘，他选择了病原微生物学作为毕生的事业，后来，因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成果荣获诺贝尔奖。
·科学家尼耳斯·享利克·戴维·玻尔小时候，有一次，他家自行车的链子坏了，本来也不是个大毛病，不难修理。但尼·玻尔却建议将车拆开，彻底地修一下。大人们都反对，认为只是车链子坏了，有必要把整个车都拆开吗？尼·玻尔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车的内部结构和各个部件的组合奥妙。他把车拆开，零件堆了一地。在弄明白了各个零件之间的关系后，不仅又把车组装好，而且骑起来非常灵活，几乎像新车一样。
科学总是在不经意间来到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许多奇妙的事情，那些天真无邪的人们总会想知道它们“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样对事物本质的追问中，他们的学问增加了。
玛丽亚·戈佩特是继居里夫人之后第二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科学家。玛丽亚不仅从小就对科学发生了兴趣。一次，家里的一位老佣人在给客人沏茶时，由于岁数大了，端茶杯的手不住地颤抖，洒出了一部分茶水在盘子里。玛丽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茶杯在洒出一点水之后，茶杯和盘子之间就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一样。她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呢？她拿了一套茶杯做起实验来了。她有意洒出一点水在盘子里，并轻轻地晃动杯子，看看茶杯动不动。一连试了好几回，她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在茶杯和盘子之间洒一点水，茶杯就不会滑动了。有了新的发现小玛丽亚很兴奋，她激动地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父亲：“爸爸，你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父亲却没有回答她提出的问题，而是高兴地抱起了玛丽亚，大声地说：“瞧，我们的小玛丽亚有了新的发现……”
科学家克里克说，我相信自己具有一个异常清醒的分析头脑和迅速掌握任何问题本质的能力，这使我在起步晚的情况下也能迅速地达到事业的顶层。不停留于一般性的知识，认识事物本质，是做学问的终极目的。
自古以来，西方人就有一种对世界的本体刨根问底的习惯，他们一心要在各种杂多的意见中寻求统一的智慧。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什么是世界的始基？最终极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希腊哲人爱提的问题。答案或曰水，或曰火，或曰气，或曰原子。起初只是在感性具体物中兜圈子。可是他们越来越发现，用这些可感事物的物质作本原，无法表达万物的普遍性、统一性、无限性。于是提出了一些抽象词语，用来表示无限的统一的存在本体，比如阿拉克西曼德的“阿派朗”，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更是首次提出了“存在”范畴。这些始基论，后世以“逻辑”一说最流行，并常常以此为代表。
西方一切学说之母胎始于哲学，而对哲学的定义就是智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逻辑，欧几里德几何，乃为重智之产物。从英国的经验主义到美国的实用主义，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到韦伯的新教资本主义伦理，到穆勒的利己主义都浸透着一种理智精神。西方哲学对人类精神的讨论，也多以理智为结论。可以说，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是人类的智慧之源。
有新的见解，接受事实的检验
克劳斯·玛·克里津是德国物理学家，因为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并开发了测定物理常数的技术而荣获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8年，克里津在测量硅场效应管的一些特性时，发现随着电压的变化，场效应管的霍尔电阻的曲线会出现平台。霍尔效应是美国人霍尔发现的一种电磁效应。霍尔在研究电流在磁场中受力的情况时，发现如果在电流的垂直方向加上磁场，则在同电流与磁场都垂直的方向上就会出现一个电场。应用霍尔效应的霍尔元器件早已被广泛应用了。其实，在克里津之前就曾有人发现过在某些条件下霍尔电阻曲线出现平台，但他们都把它看作是偶然的、不重要的现象而忽略了，没有加以深入研究。而克里津以敏锐的目光注意到这种现象，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当时的理论都没有解释过这一现象。
克里津认为可能是由于测试材料中的结构缺陷影响了霍尔效应的测量结果，但他并没有想当然地加以简单推断，而是试图通过精确的实验来说明。为此，他反复地测量了多种不同的样品，并设置了不同的实验条件。由于克里津严格地挑选测试样品，对测量线路进行了有效的屏蔽，谨慎小心地安装样品，排除了各种外界干扰因素，这就使测试结果非常真实可信。大量的测试结果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多种测试样品都出现了霍尔电阻曲线的平台。这说明霍尔电阻曲线平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精确地被固定在某些位置的，它不受材料或器件尺寸等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克里津发现在某种条件下，霍尔效应是呈现量子化的！霍尔电阻曲线的平台，正是这种量子化的表现。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思想，人们很难想象量子化的规律会十分准确地在这里起作用，克里津在实验中发现的量子霍尔效应，被同行们认为是“非常令人意外的，它开辟了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新的研究领域。”
科学和学习的过程不单纯是被动地接受现成的知识。在现实的世界里，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常常需要我们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发现，我们独辟蹊径的任何一种想法都有可能是成为重大发现的契机。
斯万特·奥古斯特·阿伦尼乌斯是瑞典物理化学家。在他生活的19世纪，科学家们面对着一个难题：当在实验中把电池的两个板极放进溶液时，他们发现电流可以通过溶液。这个问题使许多科学家感到困惑，因为已知的条件是：电流不能通过蒸馏水，也不能通过固体的盐块；但是，把盐块放进蒸馏水中化成盐水，电流却很容易通过；而且，当电流通过盐水时，在电极板上还会出现新的物质。
英国化学家戴维和德国科学家格罗斯特曾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但没有成功。后来法拉第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许多年过去了，一些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始终被这个难题困扰，无法解答……
1882年，阿伦尼乌斯向上述难题提出挑战，力求一揽子解决问题，对难题做出完满解答。他下决心攻克溶质溶于溶剂后出现的种种不可解释的难题，选择了研究溶液的导电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为了发现溶液导电问题上的规律，必须通过大量的实验和理论思考去解决。乌普萨拉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不赞成开展有关这类问题的实验，阿伦尼乌斯不得已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去寻求帮助，他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学教授艾伦德的热情支持。
阿伦尼乌斯在斯德哥尔摩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他自己动手设计了一台方便实用的导电仪，然后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将光亮的电极黏接到一个又一个烧杯上，向里面灌各种各样、不同浓度的溶液，然后通电，观察板极四周产生的气泡，观察电流计和电压计上指针的运动，以测定各种溶液的导电率。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阿伦尼乌斯在实验室里进行着数以千万计的实验，一干就是两年。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他得出了结论：即溶液稀释时导电性增加的原因是水。他仔细研究了很稀的溶液在通电后的反应，与浓的溶液相比较，稀溶液表现出的规律要简单得多。
不少化学家早就发现，在溶液中加入水以后，电流就比较容易通过；他们甚至注意到，加多少水与电流增加多少有一定的关系。然而，只有阿伦尼乌斯在反复的观察后，首次发现了电流和溶液浓度之间的奇妙关系。
1883年春天，阿伦尼乌斯认为已经完成了足够的实验，他需要对他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思考。于是他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实验室，回到乡下老家，潜心进行理论思考。有一天晚上，正当他在苦苦思索时，突然，像闪电一样，让许多科学家和他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在他脑子里豁然开朗了。他大叫一声：“只有离子才参加溶液中的化学反应！”
那是1883年5月17日的晚上，他突然产生了这个崭新的法。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晚，直到把整个问题搞清楚了，他才上床睡觉。
在这之前，法拉第认为，离子是由于电流的作用才产生的。他不同意法拉第的这种观点，他的看法正好想反。以盐水为例，他认为盐一溶于水，离子就产生了，并且存在于溶液之中；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离子，盐水才能够导电！
盐溶于水之后，氯化钠分子分成了两部分：带负电的氯离子和带正电的钠离子。氯离子和钠离子在盐水中自由自在，可以向四面八方运动，不再是氯化钠分子了。他认为，盐水越稀也就是水加得越多，离子就越多，所以就越容易导电。
但是，氯气是一种黄绿色有毒的气体，如果盐水中有氯离子，为什么盐水是白色的，而且没有毒，这如何解释？再者，钠一遇见水就要发生强烈反应，水像沸腾一样，大量冒气泡，如果盐水中有了钠离子，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反应，这又如何解释？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氯离子带有负电荷，因此它的性质不同于氯原子；同样，钠离子带正电，它的性质也不同于钠原子。离子带的电荷改变了原子的性质。这在当时人们还不清楚原子的构造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提法。新的理论诞生了……
人们常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说明在一定时期内，那些思维敏感的人往往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在科学上也是如此，那些人所共知的内容通常需要新的视野知识来打破，从而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所以不为大众所接受的创造性思想观点不一定没有价值，或许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和思想起点。对科学家来说，自己的见解是他们的灵魂，也用事实去检验它是取得进步的动力。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化学家约翰·沃卡普·康福思16岁时，考入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这时，康福思由于耳疾几乎听不见教师的讲课了，只能从各种杂志和手册中学习。而阅读文献帮助他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因为这些文献向他揭示了我们必须学习的知识所依据的证据，而其中有些证据是正确的，他认识到，科学是一个不断发现和修正错误的连续过程。
康福思对化学越钻越深，接触到的知识越来越多，尽管他不可能将这一切都牢记于心，但掌握查找它们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康福思说：“你能做的事就是在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一个模式；在化学上哪些事情是办得到的，哪些是办不到的。这可以帮助你制造出新的化合物，理解新的化学反应和结构。当化学文献或你做的实验给你提供了新的事实，你把它与自己头脑里的概念做比较，通常这新的事实会与你脑中的概念契合。但有时它们并不一致，那你就要核查一下。有时你会发现你已经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没有错误，你就必须改变你头脑中原有的概念，使之与新的事实相吻合。这种情况下，你学到的知识比任何其他时候学到的都要多。”
当学习中弥漫者欺骗、自大、浮华时，注定学不到真知。客观的精神是一种可贵的求实品德，学习是主观世界的认知活动，需要我们用客观的方法去佐证它的真实性、正确性。学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实验、前人的知识，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我们的见解。
鼓励自己去发现、追求困难问题的答案
1903年，尼·玻尔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哥本哈根大学。由于哥本哈根大学学术空气浓厚，尼·玻尔开始了对物理学一些方面的独立研究。最早的研究课题是关于液体表面张力问题。表面张力是一种自然力，它能造成液体表面的收缩状态，如水杯中的水可以加满到高出杯沿平面而不会流出。尼·玻尔上大学的第二年，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公布了一年一度的有奖征文题目，正好是关于液体表面张力方面的题目。通知说，在1879年瑞利勋爵发展了液柱波动理论，研究了当液柱被某种方法弄得不成柱状时，它在圆柱附近振动，看来这种振动在液体表面张力测定方面可能用得上。通知要求参加者提供关于液体表面张力的研究论文，并且应于第二年10月30日前交出。当时尼·玻尔应征了。他设想出一种产生液流的方法，然后想法测出液流波长。为此，他自己拉制实验用的玻璃管子，为这个管子设计了一个椭圆形的开口，这样，水从管口喷出时，形成了足够长而稳定的水柱，水柱的截面是椭圆的，水柱的表面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产生了表面波。用他的方法进行这个实验，要求水流的扭曲应保持几个小时的稳定，因此每次实验都得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守在那里仔细地观察。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不足，于是实验就一遍遍地做下去，直到满意为止。按规定时间，尼·玻尔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另外还有插图和附录。经专家审定，这篇论文得了金奖。他虽然只测定了水的表面张力，但实验方法奇妙、精密，而且突破了征文的要求，应用和推广了瑞利勋爵的理论。
学习中，鼓励自己去发现、追求困难问题的答案，不是一种最容易的学习方法，但却是回报最丰厚的学习方法。它能发展自己追求创造性方法的本能和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过的许多东西可能会忘记，但是我们提出问题和找出答案的能力未必会消失。
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曾经决定做一个量子电动力学的实验，以验证量子电动力。他在哥伦比大学工作的第二年，美国哈佛大学电磁实验室的一位极负盛名的教授做了一个光子产生电子对的实验。实验的结果对量子电动力学提出了挑战。过了一年，又有人重复了这一实验，其结果再次对量子电动力学原理提出了质疑。
当丁肇中把他的这个决定告知同事们时，不少人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利·莱德曼教授，他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做这个实验也已多年。他认为，做这个实验起码必须具备庞大的实验组，雄厚的物质来源和丰富的实验经验。像丁肇中这样对这一前沿课题从未较深涉及、实验经验不足的青年人，不可能完成这样超前性的实验。
丁肇中并没有屈服于权威的断言，而是开始了量子电动力学的试验。1965年，丁肇中远赴德国汉堡进行这项实验。行前，他向利·莱德曼教授辞行。教授充满自信地说道：“首先，我认为你不会成功，以20美金和你打赌，我敢说你输定了。”八个月后，量子电动力学试验顺利完成，实验取得了成功，其结果推进了对矢量介子的认识，还证明了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此时，利·莱德曼教授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惊叹和喜悦，竖起了大拇指。在真理面前，利·莱德曼教授心悦诚服地认输了，将20美金寄给了丁肇中。丁肇中量子电动力学试验的成功，使丁肇中名声大噪。
马斯洛曾经指出，获得别人的尊敬和认可是人的内在需要。这种从心理层面研究的结果的确符合事实，当我们不断与别人发生认识上的摩擦时，被误解乃至不被承认会带来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不气馁至关重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用事实去消除别人的误会吧！
弗·班廷是加拿大医药学家。他1920年在大学医学院任实验助教，兼讲授解剖学和生理学。那时，弗·班廷为了给学生讲授胰腺的功能，翻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收获，反而留下了很多问题。他的脑海里一直想着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没有胰脏就会得糖尿病死掉？
弗·班廷产生了这样的设想：结扎狗的胰导管，等待6至8周，使胰腺萎缩，然后用萎缩的胰腺提取液来治疗糖尿病。
弗·班廷就去找主任弗·米勒教授，陈述了自己的设想，希望能得到教授的支持。弗·米勒教授是研究神经生理学的，他的实验室根本没有进行这项试验的条件，因此，建议弗·班廷回母校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因为在两年前，那里来了一位苏格兰的生理学教授约·麦克劳德，他是一位专门研究人体如何消耗糖以获取能量的学者，熟悉这个领域30多年来各国的研究成果，是研究糖代谢和糖尿病的权威，实验室的设备肯定适宜于研究这个项目。
根据弗·米勒教授的建议，弗·班廷辞去了实验助教，来到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找约·麦克劳德教授。弗·班廷不过是一个资历很浅的的外科医生，他怎么能说服这位资深教授呢？果然，无论弗·班廷怎么解释，约·麦克劳德教授都认为，这位年轻人把搞科学研究看得像查文献、提想法、发议论那样简单。因此，他婉言拒绝了。
过了一个多月，弗·班廷再次提出要求，仍然被拒绝了。可是，他反而觉得约·麦克劳德是一位老成持重、治学严谨的好导师。他并不气馁，第三次来到多伦多求助于约·麦克劳德。弗·班廷诚恳而坚定地说：“我相信我可以找到一种控制糖尿病的方法，我想试一试，在胰腺上做些试验。”虽然教授并不认为他的设想有成功的把握，但最终被他倔强的性格感动了，就问他都有什么需要。弗·班廷说：“我想要10条狗，1个助手，干8个星期。”约·麦克劳德答应了，给了他l0条狗，还派了大学生查·贝斯特给他当助手，但试验费用由弗·班廷自己解决。
一个月后，弗·班廷与查·贝斯特给几条狗做了胰导管结扎手术。在等待狗的胰腺萎缩期间，他们抓紧时间阅读大量文献，制订了详细的试验方案。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饿了就在实验室里啃干面外，困了就靠在实验台上打个盹，有时甚至什么也顾不上，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6周很快过去了，当他们给狗剖腹观察时，看到结扎的肠线已经不在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多数狗的胰导管是畅通的，胰腺并未萎缩。弗·班廷冷静地检查了失败的原因，发现扎得太松或太紧都不行。于是，弗·班廷和查·贝斯特又静下心来，重新做手术，每条导管都扎上两三个松紧不同的结，以防意外，就是那些胰腺已经变性的狗也给缝合刀口，再保留两周。接着，他们又摘除一条狗的胰腺，造成试验性糖尿病。
八周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如果拿不出试验结果，这就意味着不能再用实验室做试验了。于是，他先从一条结扎导管成功的狗身上取出胰腺，发现它几乎萎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组织切片在显微镜下检查，也证实了胰岛外已经没有正常的腺泡细胞了。他们把胰腺切成小片，在冰冻条件下碾磨成泥，加入约100毫升的盐溶液。再抽取其中的5毫升，注射到除去胰脏而患糖尿病的狗身上，然后每隔半小时抽取狗的血液，分析其血糖含量。结果发现，这条狗的血糖在2小时内从0.20%降到0.11%。每天继续这样治疗，这条狗不仅没有昏迷而死，反而变得强壮起来，更有活力了，血糖恢复正常，尿糖也消失了。
多少年来许多著名学者没有找到的结论，被两个无名的年轻人在一个暑假内找到了。他们欣喜若狂，互相拥抱在一起。
人们在自由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这种过程是愉快的体验，但往往会伴随着各种难以预见的障碍，很多时候，能否学有所成要看一个人的态度而定。假如你是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
独立行知，在继承中创新
学习中，要养成独立行知、展示自我的意识，凡事不依赖别人，而要发挥自身的潜力开拓创新。就认知学习而言，它是个理智挑战的过程。学习中，不可阻塞自己的自由空间，不可把个性和内心隐藏起来。而要以自我尊重的态度，欣赏自己，期待自己，唤醒内在的学习动机，激发已有的认知经验，在自觉自愿中独立求索，享受创造成功的愉悦。在人格上，我们每个人是独立而有自身价值的人。天然地应当保护自己的思维顺畅、自由表达的的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
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有数理物理学，为什么就不能有数理化学呢？”虽然作为刚接触理论化学不久的一个大学生来说，这未免有点“狂妄”。但后来作为理论化学一个重要领域的量子化学的产生，充分证实了他将量子力学等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理论引进化学研究领域的设想是很有预见性的。
1951年，他开始了用量子力学理论说明化学反应原理的第一篇论文的构思和撰写工作。化学反应是发生在原子、分子一级上的，但支配原子、分子世界运动的规律是量子力学。这一点，无论是发生在宇宙空间和其他天体的化学反应，还是发生在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从原理上说，一切化学反应都可以用量子力学的语言加以说明。这就彻底改变了用经验说明、用实验证实反应过程的传统化学研究方法，使化学研究有了理论指导基础。
然而，在日本国内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理论的环境中，福井谦一的研究并不受重视。甚至当他上述论文在美国物理学会的《化学物理学》杂志1952年4月号上发表后，不仅日本国内还有一些人不以为然，甚至他的一些同事和上司也对福井谦一既不热心应用化学的研究，又“狂妄”地要创立新的化学基础理论颇有微词。
60年代以后，他所创立的“前线轨道理沦”受到欧美许多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后，他才逐渐得到了日本化学界的承认。此后，他继续进行研究，把新理论的适用范围推广到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以外的其他各种化学反应过程。由于此项研究成果，1981年福井谦一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日本、也是亚洲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
学习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许多学习者满足于继承，而不善创新。有的学生懂得怎样去书中找现成答案，怎样去对付一场死记硬背的考试，怎样把老师、书本上的现成知识储存于大脑中，并在需要时原封不动地再现出来，唯独不善思考。汗流夹背地醉心于墨守成规式地学习，终归是一种懒惰，与学习的目的背道而驰，更无学习效率可言。
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思维能力。如果只是机械地将老师教授的内容记忆下来，不是真正的好学生，因为这只是机械地记忆。学生要通过学习，对某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谈及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的印象时，他说，中国留学生勤奋，聪明，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希望他们能有独到的见解，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牛津大学的孩子学习目的所在。
在美国，有人称麻省理工学院为“疯癫精神病院”。对不知内情的人士说，第一印象或许如此。这里的学生性格外向开放，思维敏捷活跃。在麻省理工学院，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没有市场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独特的教育方法。它“最基本的注意点是研究，即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例如，有一门课是这样进行的：学生们每人得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课程要求简单而明确——自行设计、装配一台机器。恰恰是这种怪异、与众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顽强拼搏且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它成为全世界有志青年衷心向往的“麦加圣地”。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可以在主动探究中获取新知，在多维思考中解读世界，在推理论证中发展理智，在批判评价中开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