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年有三百多万大学毕业生，而美国只有一百多万。尽管我国大学毕业生供应量如此巨大，但跨国公司却发现，其中极少有人具备从事服务业的必备技能。学习与社会的脱节必须引起重视。一项对八千多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有34.7%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这些人之所以对上大学觉得“后悔”，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结果是“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期间的学习脱离了社会的现实需求。这一切的归因只在于：“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增长才干
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靠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没有社会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
科学家伊·巴甫洛夫的父亲是一个郊区城镇的牧师，他从来就不娇惯自己的孩子，而是早早地教他们劳动技能，让孩子们明白动手劳动的价值。伊·巴甫洛夫作为长子，从小就能帮助父亲在菜园里劳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这一切，为伊·巴甫洛夫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内斯特·卢瑟福于1871年出生于新西兰，他是苏格兰移民的后代。在父母勤劳、纯朴、正直的品格教育和影响着下，他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要想生活得好一点，就得自己动手、动脑去创造，需要踏踏实实地做事。
卢瑟福农忙时耕地、播种，收割、晒谷，闲时下河捕鱼，上山打猎，都是全家出动，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分担一些责任。卢瑟福通常去农场干一些杂务，像劈柴、挤牛奶及充当差使等活儿。全家人在劳动中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卢瑟福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养成了互相协作，尊重别人的良好品质。直至上大学读研究生以后，卢瑟福仍然保持着热爱劳动的本色，从不忘在假期回乡参加劳动，以尽可能减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负担。许多年以后，他仍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卢瑟福的父亲是一个聪明又肯动脑筋的人，勤奋又有创造性。在开办亚麻厂时，他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浸渍亚麻，利用水力驱动机器，选用本地的优良品种，结果他的产品被认为是新西兰最好的一类。他还设计过一些装置以提高工作效率。在父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卢瑟福也喜欢动手动脑，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年龄愈大愈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创造天赋。童年时代卢瑟福曾发明了一种可以发射“远射程炮弹”的玩具大炮，还巧妙地设想出增加“炮击”距离的方法。稍大一些后，他修好了他们家一个用了几十年的坏钟，这是全家人都认为无法再修只能报废的钟。结果，钟不仅修好了，还走得很准。为了满足自己照相的欲望，他靠自制的材料和买来的几块透镜，制造出了一架照相机。有了自制的照相机，卢瑟福自己冲洗、显影，成了一个十足的摄影迷。卢瑟福这种自己动手制作、修理的本领，对他后来的科学生涯起了极大的作用。别人无法动手的实验，他总可以设法在自制仪器和进行实验方面弄得有声有色。
劳动产生智慧，不论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增长真正的才干。
1939年的一天，在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范庄村，一名男婴出生在崔家，他就是崔琦，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以土地为生，辛苦一年不得温饱，他的父亲不得不到邻近的郏县景家洼煤矿，靠背煤卖煤维持生计。
崔琦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几年间，不但帮助父母操持家务，而且还下田干活。拔草，收割，扬场，样样农活他都会干。然而，最让乡亲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2岁的崔琦就当了村小学校的代课教师。当时由于崔琦的个子矮，他上课时，只能在黑板的下半边写字。而那时，小学校里只有两个教师，所以崔琦只好各门功课都要教。崔琦又样样在行，语文、算术、常识、体育、美术、唱歌等课程都讲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
当时，除教学外，崔琦还经常带领学生搞宣传，不管演什么节目，崔琦总是登场：他字正腔圆，演什么角色像什么角色，人人都说他演得好。最让乡亲们赞叹不已的是，崔琦有惊人的计算能力和超常记忆力。土地改革时，村里丈量土地，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崔琦量几块地也不记录。量地的负责人问他：“琦，你怎么不记？”崔琦说：“你只管量吧。”崔琦用的是心记，等量了好几块后，他一下就说出来了各块地的准确数。老会计拿外号“一杆旗”地块来考验崔琦，而崔琦计算的亩数一点不差，他不禁对崔琦的计算能力心服口服。
参加劳动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劳动本身。因为，通过劳动学生可以增长智慧，磨练意志，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形成良好的性格，培养责任心，养成独立自主精神以及合作、互助意识。
有关研究曾经对国外的小学生每日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过统计，美国为1.2小时，韩国为0.7小时，法国为0.6小时，英国为0.5小时，而我国小学生劳动时间仅为0.2小时左右。许多学生在家里根本就不做家务，如果饭莱不合口味还会责备父母，如果自己换下的旧衣服父母没有及时给洗，孩子也会大声抱怨。在他们看来，父母给他们洗衣做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有研究发现，学生从事劳动的时间少，通常在家庭里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且很容易形成一些不良的性格品质。如厌恶劳动、自私自利、缺乏责任心等。学生从事劳动的时间越长，其独立性就越强。劳动时间与学生的勤劳勤俭有显著关系：学生从事劳动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利于学生形成勤劳和勤俭的性格品质。
所以，在学习的同时，要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比如，为集体做好事的公益劳动，参加街道组织的美化绿化住宅区的劳动，还可以做点家务劳动。在劳动中还可以学到许多生动的知识。
有美好的想法，也能经受挫折和困难
有的学生从小被家长过分呵护、限制，很少与外界接触交往，长大后被动、胆小、依赖性强，做事情理想化，缺乏经受挫折的思想准备，由此便形成一种懦弱的性格缺陷，不利于适应社会生活。
科学家保罗·D·博耶说，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获取崇高声望的幸运环境，大多数人必须从做好本职工作中寻求满足。做好工作，不是为了特殊的奖励。无论从事科学事业或在其他领域工作都有大量机会。但是如果只有各种美好的想法，而从未想到失败，这是很不可取的。生活中有许多障碍，努力工作的人不一定都能得到厚报，如果你的工作增长了你欣赏这个奇妙世界的能力，那么你就是幸福的。
学生应多与外界接触，多参加群体活动尤其是学习之外的活动，在群体中，特别是在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能培养生活能力和面对挫折的能力。培养真正经受挫折的能力应贯穿于整个生活实践之中，通过潜移默化来实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出身贫寒，从小就尝尽人间的酸辣苦涩。他的父亲是一位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和土地打交道；母亲是文盲。生长在这样一个葡萄牙农民家庭里，企盼读书识字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的创作根源又是和他童年所受的文学启蒙分不开的，他在得奖演说中说，孩提时代，他常常睡在大树下，望着满天星斗，听祖父讲故事，这些故事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萨拉马戈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都是曲曲折折的。由于买不起鞋子，他在14岁以前一直是赤脚走路的，泥土和沙石磨硬了他的脚板；他从小就当见习技工，饥寒交迫，可是在这些日子里，他仍孜孜不倦地求知。晚上常到图书馆去，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诗歌。是诗歌开阔了他的眼界，并为他启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因此他后来的第一批著作就是诗歌。
在青春焕发的青年时代，萨拉马戈先当技工，和社会下层人生活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汲取了精神财富；后到出版社当编辑，再到报社任编辑，这使他的文学修养大大长进。50多岁时失了业，一向对文学和写作感兴趣的他，这时产生了当职业作家的念头，心里想：何不冒险试一下。等他的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一举成名，他已经到了耳顺之年。然而这位淡泊名利的作家说，成了名人固然令人高兴，但不值得为一项奖改变生活。他不是生来就注定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也不愿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改变自己。
挫折是一柄双刃剑，它剥夺一个人眼前的某些机会、权利和欢快，但它也锻炼着人的意志和能力，让人更加懂得生活和适应生活。超越眼前的挫折，往往带给人更大的收获。居里夫人说，她小时候除了受到殖民统治的压抑之外，我还接连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从此以后，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学会了独立自主，也学会了坚强。
牛顿是世界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生在英国离伦敦20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的农民家里。在他出生之前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不满3岁，母亲又再婚，牛顿是由祖母抚养的。所以，牛顿几乎不知母爱与父爱。他从小认生，总是独自玩耍。在小学里经常受人欺侮。这种环境正好锻炼了他坚韧自强的性格。他叔叔常给他讲，一个要有顽强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牛顿牢牢地记在心里。牛顿也由此萌发了不服输的思想。学习成绩渐渐地好起来。小学毕业时，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牛顿13岁那年，好不容易进入了离家15公里的格兰赛姆皇家学校，寄居在叔叔的一位朋友家里。然而，就是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没维持多久。由于他的家境每况愈下，牛顿很快从名牌学校辍学。15岁的牛顿只好回家种田，成了一名地道的农夫。艰苦的劳动，使牛顿认识了生活，弄懂了许多道理。人们经常看到他在田野里呆呆地站着，苦有所思，或埋头在小本上急速地写什么。人们都可怜他，却不知正是这段田园生活砥砺了他的韧性，充实了他后来奋发的动力。他18岁又复学了。他成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之后，还常常回忆说，他儿时的这段经历与磨难，是激励他不懈攀登的动力源泉。
法拉第是19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是他使电磁学成为体系，是他使银、镍、汞等金属变成蒸气，而又使氯、氨、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气体变成液态。他一生的发明不胜枚举，是与牛顿齐名的伟大科学家。晚年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嘉奖，搬进了国家作出巨大贡献者的“荣誉之家”。然而，法拉第却是一位从小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穷困一直将其排斥在校门之外。他所听取的每一次讲课都是历尽磨难换来的。法拉第生于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父亲是个铁匠，后因健康状况恶化，已无法承担这一体力劳动，再加上物价上涨，法拉第一家逃难到伦敦去谋生时，只能住在马车店的二层，连面包都吃不饱。12岁的法拉第只好到一家书店去当装订工，挣钱糊口。16岁了，还无缘进学校的大门。当时他听说在一位学者的家中经常举行自然科学讲演会，他想去听。可每次入场券要一个先令，相当于买20公升小麦的钱，他哪里拿得出。但他还是到处借钱坚持去听课，并且把听课的笔记，加上插图，装订成自用的教科书。不料，就是这本“听课笔记”成了他进入学堂的敲门砖。一位叫丹斯的学者被其精神所感动，为他弄到了可以连续听皇家研究所戴维教授的讲堂门票。由此，决定了法拉第的人生之路。用法拉第自己的话说：“我不知自己的童年是怎样熬过来的。但如果没有那样的磨练，我也不会懂得这每一次听讲的价值，也不会为争取做一名学者的雇员而吃尽多年的辛苦与屈辱。”的确，法拉第在20岁之前就给当时皇家研究所所长班克斯勋爵写信求职，当然得不到回音；后来他又给戴维教授写信，并把听课笔记一同寄去。截维尽管回了信，但却无法安排这位没有学历者的工作。直到戴维的眼睛受了伤，无法读书写作，他的助手又辞了职，他才用每周25个先令，雇用法拉第为他的助手。当时法拉第23岁，这时他从“小伙计”、“装订工”迈向学术界的第一步，开始走向辉煌。
在一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改善，也减少了下一代磨炼意志的机会。人们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有意识“吃苦”炼，也有意识地给孩子提供“吃苦”的机会，使孩子们从小就去经历磨难、挫折。
澳大利亚属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较为富裕。然而，就是在最冷的月份，也很少见哪一位澳大利亚人的孩子穿棉衣和防寒服，最多只是在“短打扮”外面罩一套深蓝色的绒衣，便无事一般地行进在寒风之中。而一旦太阳出来，便又将绒衣除去，只穿短衣、短裤或短裙。澳洲人酷爱勇敢者的运动——冲浪，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父母都常带孩子去海滩，小孩子褪尽“束缚”，光着脚丫自由玩沙、玩水；稍大一点的孩子便跟着父母下海冲浪，呛水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父母最多也只是为其拍拍背，便鼓励孩子再次下海去搏击风浪。
澳洲的中学和小学中午一般不放学，午餐可以在学校餐厅购买，也可以自带，但自带的占了大多数，一般是一瓶可乐加一个汉堡包和一个水果。如果仅从孩子们所带的食物上来判断，怎么也判断不出其家贫还是家富。澳洲人是“为未来着想”——长大了早晚要离开父母去自闯一片天地，与其让那时面对挫折惶惑无助，还不如现在就摔摔打打，锻炼出直面人生的能力和本事。
对于人生来说，挫折是一种常态，一个人的学习、生活的实质就是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要更好的适应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就要对人生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能够从挫折中摔打，成长，从而实现美好的理想。
原创要植根于社会生活
原创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社会实践。
◆文艺创作
成功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再好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只有在丰厚的生活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再美的想像和虚构，只有经历生活的磨砺才会展开多彩的翅膀。没有对生活独具慧眼的深入了解和仔细观察，就很难在作品中展现鲜明的个性、冲击的语境、流畅的神韵和生动的细节，创作文学精品，其力量正是来自生活的“厚积薄发”，贴近生活，在品咂生活中积极探索，让作品闪现一种异乎寻常的美的萌动和美的光彩。
诗人希尼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年轻时，和8个弟弟妹妹都是在农场里长大的。作为长子的希尼，自幼与父亲一起和泥土打交道。美丽的田园风光，陶冶了他热爱大自然的情操；辛勤的耕耘，成了他日后的创作源泉。因此，在他早年的诗歌里散发出泥土的芳菲，渗透着劳动者的酸辣苦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诗歌倍受民众的喜爱，被人称为“真正的民众诗人”。希尼认为，诗歌在文艺领域的特殊地位在于听众接受由诗歌激发出来的灵性和感悟。诗人则有把人的内心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力量。为此，他常把自己的诗作拿到群众中朗读，倾听他们的心声，以便使自己的诗歌更具有人民性。
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是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的形象在文艺中的缺失就是文艺创作者的失职。倾听底层诉求，关注民间疾苦，既是为社会立照、见证历史，也是体现艺术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的重要目标。
生活多彩多姿，又纷繁复杂。作家必须要讲真善美，重视荣辱观念。从事原创活动的人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描绘今天，展望明天，在这个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用心灵播撒阳光，创作文学精品，以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可爱的家乡和祖国。
◆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这种人类的劳动形式，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具有为整个人类社会需要服务的性质。它既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能寻觅与争夺，也不同于迫于生计和压迫下的劳作。发明创造是人类能动的活动，它的直接动因只能是人类的社会需要。
据记载，当社会需要一项发明时，雷同的工作会在不同区域里出现。比如“电”的现象的发现：
1708年，英国的韦尔曾用棉花摩擦大琥珀球，产生出2厘米长的大火花，似如木炭点燃一样劈啪作响；17世纪中叶，德国马格德堡市市长格里凯，在前人关于“电”的探索的基础上做实验，用硫磺球发现了静电的排斥力。实现了“电”由现象发现到功能发明。
为了让“电”能为人们所使用，人们还继续进一步的发明。当时最大的需要是制造贮存静电的装置。于是，马森布罗克和科内马斯制造了“莱顿瓶”：他们在玻璃瓶的内侧和外侧贴上锡箔，并用绝缘物质作一个瓶塞，从塞的中心插入一个金属棒，使金属棒与瓶壁内的锡箔联接起来。这样一来，使金属棒的上端带电时，电量就能传送并聚集到瓶壁内侧的锡箔上。两位科学家是用他们居住的城市命名他们的发明，把这种集电瓶称为“莱顿瓶”。
解决了静电的收集问题，人们还要让它服务于社会，进一步的发明又出现了：1883年，威姆斯哈特制造的起电器，在现代核工业研究中的高压静电装置中发挥了作用；现代复印机和静电印刷术，也和静电吸收微屑发明的延伸和发展……一系列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的各项发明：电磁铁、发电机、电动机、电灯、无线电报，层出不穷，而这些发明，都是在与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密不可分的。
科学的发明及其发展，离不开社会需要的原动力。脱离社会生活的发明应该是不存在的。要从事科技的创新，就要深入社会生活中去发现灵感，发现需要。
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变化
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国内，许多学校都是有围墙、有校门的，有些校门的建造得相当华丽，而且有门卫看守。给人的印象是，校园跟社会隔开了，里面跟外面好象两个世界：里面是单纯的需要呵护的贵族，外面是复杂的世俗社会，不能融合。
而许多世界性一流大学的校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开放式的，没有什么围墙。有的校门只是象征性的，往往是一百多年前建造的古老校门，现在仍然屹立在原址上，夹在众多的现代化教学大楼中间，充当一个纪念物。年轻的学子们把这样的校门当成古迹来看待，它唯一的用途似乎就是拍照留念时的背景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社会的开放思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为什么不向社会开放呢？
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教授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要为本地区繁荣提供思路。大学生学习不能闭门造车，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个体，学生要深入本地企业、行政机构和其他的社会单位，创造有利于该地的知识和智力财富。
白井克彦教授建议，青年学生要走进社区，为地区繁荣提供思路，进行知识实践。他举例说，在离早稻田大学50公里的土奇玉县本庄市，学校与当地政府共同建立了早稻田大学实验基地。在研究生课程阶段，学校派学生到此，与当地政府共同为地区环境、城市建设、信息领域进行设计和研究。这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知识操作，掌握基本生存技巧，掌握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能，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从而达到学习的根本目的。
当前，毕业生就业很难，而另一方面，新型企业提供的岗位招人也很难。蒙牛集团察北事业部一位经理说，一些大学生在蒙牛待不下去，不是因为知识或技能水平低，而是他不懂得与人沟通的艺术，不习惯现代化企业那种近乎于不近人情的苛刻管理。很多时候，学生在校园里建立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脱离了企业的实际情况。
现在，新兴企业需要新型的专业人才，学习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做到知识结构和能力适应企业的要求，与企业的对接有待进一步加强。可是，由于我们缺少与企业的沟通，犹其是对企业的新兴项目、发展趋势等了解很不够，导致学习时对一切了解，工作时对一切盲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许多学生总幻想“当官”，找份一劳永逸的工作。“当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不了解企业，当了官怎么管企业呢？一个勤奋的学生，应该了解企业，通过与企业有效的沟通，如到企业参观、邀请企业人士到学校讲课等方式，增进了解程度，会对学习和能力的成长大有助益。
一个人为什么要上学，归根到底是因为要走向社会，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作贡献。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在媒体上，有的人因缺乏动手能力而求职困难，有的大学生毕业后接受“补课”，学习实用技能。不能说他们不是人才，只能说暂时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毕业后难以适应社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学校的学习与社会需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当然，事业的规划、谋生的技能，不可能完全通过封闭的大学学习来完成，但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应当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格和才智，培养应付各种环境和挑战的能力。进入社会后，才有足够的知识适应工作的需要，才有足够的能量经得起挫折和压力。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教授曾向青年一代指出：过去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可以用一辈子，现在只能用三年，之后就有一半东西不懂，再过三年，就只有四分之一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不论是什么人，稍不留神，就可能落后于汹涌澎湃的知识潮流。特定的时代背景使我们面对共同的挑战：我们一方面必须努力完成在校学业，同时还要关心所学知识能否适应未来需要；一方面必须掌握最基本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信息时代获取新知识的基本素质；一方面必须拥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还必须塑造能够融入和谐社会的健全人格。
21世纪的社会需要大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必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科学与人文素质并重，在学习期间努力融入社会，增长见识，增强才干，从而获得健康、全面的发展。
修身成仁，服务社会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来十分重视立身处世之道。所谓立身，是指培养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确定做人的价值标准。我国最早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曾训诲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两千多年以来，这些箴言一直是文人学士们进行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遗产，应当发扬光大。
大约在百年之前，西方人曾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儒教的道德说教和社会道德观念。然而，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发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以中国儒家文化为特征的社会传统曾是成功的原因；而西方国家工业化以后，社会暴力、吸毒、爱滋病、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等问题日趋严重。于是，一些西方的开明人士抛弃了历史的偏见，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化。
全世界健在的诺贝尔奖得主曾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东方文化经过重新锻炼，必将焕发青春，鉴照今天与未来。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属于过去，也会照耀未来。”的确，“天下英雄所见略同”。早在十几年以前，梁漱溟先生就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边是中国文化的巨擘，那边是西方的科学巨匠，他们的见解是那么的不谋而合，这无疑揭示了新世纪与东方文化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内涵来说，东方文化的主流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是中国教育的鼻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陈立夫先生在评价孔学时曾说：“孔子一生的学问，就是发现了‘仁’字的真义，‘仁’字从“二”从“人”，其意义就是非一人生存之私而为二人以上共生共存之人际关系，亦即是‘公’。所以孔学可称为仁学，其所重视的问题，就是‘人道’，俗称做人的道理，亦可称之‘人理’”。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哈佛大学教授洛吉认为：“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今后的世界经济战中，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处于社，相需为用，相助以成。”这话说得既形象又深刻。
中华民族的道统，是做人的基本内容。所谓道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仁”是儒家学说的精髓。《论语》是记载孔子思想的一本儒家经典，全书共59章，约1万2千多字，“仁”字出现了109次。《孟子》一书共71章，讨论到“仁”字的地方共158次。“仁”是论述做人的道理。而做人的道理，亦即伦理学的范畴。因此，学会做人必须修身，而修身必须通达伦理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反复熟读儒家的经典，不汲取其中的精髓，那么就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也就很难成为道德情操高尚的人。
学生不仅要学习广博的知识技能，而且更重要塑造真、善、美的心灵，构建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人格，确立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价值观，树立献身科技、报效社会和精诚敬业的奋斗精神。
学会做人是学生自我修养的任务，不仅应是在学习期间的修身课题，而且应当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学生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阶段，是人的一生人格定型的重要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因此，应当抓紧“修身”，为使自己学会做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