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两本言行所著的关于高长虹的书。一本是《一生寂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另一本是高长虹专论《历史的沉重》。高长虹的问题在学理上并不难说清，但在现实中会牵惹到许多纠葛。我一向不愿在非学术出版物上介入“聋子吵架”，所以本来想全面赞扬一下这两本书，最后还是决定只写一点“假装客观”的个人感慨，以免被误解为“歌颂权威”派或是“歌颂黑马”派。
这两本书的作者在写作中贯注了十二分的激情。他本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却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细致深入的分析，达到了比较高的“专业水平”。这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不值得特别称道，因为作者毕竟是高长虹的外甥，他天经地义应该具有“打灯笼照舅”的激情。高长虹长期被认为是借鲁迅出的名，现在有人又借高长虹出名，当然是连“黑马”也不如的。如今的某些名人不但碰不得，而且还不许你碰别的名人，这实在是不大公平的。
但我的意思并不在称道作者的激情和心血，我想说的是作者的“高长虹观”。作者的大部分激情用来辩说高长虹并非一个“疯子”，证据充分而确凿。而我以为，那些证据恰恰说明高长虹是“疯子”。并且我还以为，高长虹整个家族包括言行先生都属于“疯子族”。我在两本书的许多处加了“疯子”的批语。这里的关键在于确定什么是“疯子”。言行先生以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用观察眼神和日常举止来断定高长虹直到晚年还“一点疯的迹象也没有”，组织上不该“给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定为精神分裂症”。其实“疯子”从来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问题。《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药》中的夏瑜，《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雷雨》中的繁漪，他们是不是疯子并不决定于“科学”，而决定于众人之口，“说你疯你就疯不疯也疯”。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之中，当某个人的“组织功能”与整个组织的运动状态发生龃龉之时，组织便有权决定该人是否“发疯”。那么高长虹的“组织功能”是如何不见容于组织的呢？
如果说高长虹早年与鲁迅的冲突还可以解释为“误会”，他并未造成对鲁迅的实际伤害，大不了落个“怪人”、“狂人”之名的话，那么他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表现就实在是颇具杀伤力的。第一，组织上安排柯仲平和他担任“文协”三大的正副主任，他却拒不接受，理由是“柯仲平不会工作”。言行先生论道：“辞掉职务，就等于辞掉了党对自己信任”。第二，毛泽东发请柬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00多位应邀者，只有高长虹不出席，理由是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第三，组织上认为他的书稿与斯大林观点不一致，他便上书中央，并要求中央转交斯大林。第四，他反对康生操纵的“抢救运动”。第五，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宽怀大度，特地召见高长虹，问他“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曰：“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主席大怒，请他出去……将上述几件事，去询问10个中国人，至少有9个要说“这是个疯子！”半个世纪以后的历史证明，上述5件事，都是高长虹正确，言行先生便据以说明高长虹不是疯子，而是“清醒”。但“疯子”与“清醒”本是一张烙饼的两面，提前了半个世纪的“清醒”，焉有不是“疯子”之理？
再说鲁迅，也早就看出长虹是“疯子”。鲁迅是偏爱疯子的，因为疯子对旧社会的杀伤力大，胜过“三千毛瑟精兵”，鲁迅才格外栽培他。鲁迅在长虹创办的《弦上》周刊上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该文只有7个字：“春秋两季骂西滢”，似乎只有对疯子才能如此随便。只是后来长虹竟然疯到了鲁迅头上，鲁迅心口一疼，就不能再替他托着闸门了。
长虹的第一篇作品叫《提灯行》，最后一篇作品叫《什么是黑夜》，他把自己的生活定位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对于这种生活，鲁迅早有清醒的认识，《影的告别》说：“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高长虹为反抗这个“影”的悲剧命运，给自己取名“长虹”。但他没想透，“长虹”实则也是“影”，尽管鲜艳，尽管“狂飙”、尽管疯迷，仍只是晴雨之间的一道虚桥。当晴暖的太阳真正普照时，长虹注定要消失的。言行先生似乎痛惜于此，所以用了“寂寞”、“沉重”的字眼，并十分动情地与人辩争自己的“清醒”，甚至“梦见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其实，高长虹的一生是圆满的，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设计完成的一个标准的“疯子”的一生。假如他不敢对鲁迅和毛主席不恭，假如他积极参加康生的“抢救运动”，假如他后来当了几天文化部长，那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沉重”。让人感到“寂寞”的是，世上的疯子日见其少，日见其苦，故而我颇不主张将高长虹清洗出疯子之列。于是写了这篇不通的文章，意在把言行先生甚或更多人的脑子进一步搅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