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之路 黑人车夫 里士满 巴尔的摩 哈里斯堡邮政局 哈里斯堡一瞥 运河上的小船
首先，我们还是要搭乘汽船。船出发的时间定在了凌晨四点，所以我们还可以在船上睡上一觉。我们按时抵达了船停泊的码头。这个时候起床真是难受，但想到一两个小时后就能躺到舒服的床上，我们又觉得非常愉快。
晚上十点左右，确切地说是十点半，皎洁的月光洒在河面上，感觉很温暖，但也很沉闷。这艘汽船（跟缩小版的诺亚方舟差不多，只不过发动机要装在船顶上）正在河上懒洋洋地漂浮着，随着水波的荡漾，不断往木头建造的码头旁边靠。码头距离城区还有一段距离。这里人烟稀少，汽船甲板上一两盏昏暗的灯就是唯一的有人生活的迹象。我们来码头时搭乘的马车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脚步声刚刚在甲板上响起，一位天生爱热闹的胖胖的女黑奴从漆黑的楼梯走下来，将我的妻子带到了女士船舱休息。我决定不去船上睡觉，而是一直在码头上散步直到天亮。
我并没有思考近旁的人和事，而是回忆着那些相距遥远的朋友和很久之前的事情。我来回踱步，这一走就是半个小时。然后我再次上了船，来到甲板上的灯光下，看了看我的手表，怀疑它是不是停住不走了。我想起了那位从波士顿跟我一起来的秘书。他为人忠诚，这时也许正在同为我们送行的最后一位房东共进晚餐，也许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回来。我再次去码头踱起步来，但感觉愈发沉闷了。月亮已经下山了，六月的气息在黑暗中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自己脚步的回声让我觉得紧张不安。现在感觉也更凉了，在这种孤寂的环境下一个人来散步，只不过是可怜的消遣。于是，我不再那么坚持之前的观点，而是认为最好还是去睡会儿。
我再次上了船，打开了男士船舱的门，走了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里面没人——可能是因为里面太安静的缘故吧。但让我吃惊的是，船舱里有很多人，且睡姿和睡相都不一样。卧铺上，椅子上，地板上，桌子上，尤其是火炉旁边，到处都是人，我真的很讨厌这样。我再往前走了一步，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裹着毯子睡在地上的黑人船员的脸。他跳了起来，一半是由于痛苦，一半是出于礼貌而微笑着。他低声在我耳旁叫出了我的名字，摸索着经过了那些睡觉的人，将我领到了我的卧铺边。我站在那里，数了数那些睡在舱里的人，大约四十人。没法再做别的事，于是我开始脱衣睡觉。由于椅子上堆满了衣服，我的衣服也就没地可放了，于是我将衣服扔到地上。但这也弄脏了我的手，因为这里就跟国会大厦的地毯一样脏，而且也是因为人们频繁吐痰的缘故。我没有完全脱光衣服，就爬上了卧铺。我将床帘打开了几分钟时间，再次看了看我的同伴们。然后，我把帘子放了下来，不再理会他们和整个世界，转过身，准备睡觉。
我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开了，因为我听到了轰隆隆的噪音。当时天刚刚破晓，所有人都已经醒来。有的人泰然自若，有的人却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要使劲揉揉眼睛才能明白。我斜靠在手肘上，看着他们。他们有的打着哈欠，有的发出了呻吟，大家几乎都吐了一口痰。有一些人起床了，我也准备起床来。外面的新鲜空气透不进来，船舱里满是难闻的恶臭味。我草草地穿上衣服，走下床铺，去了前客舱，让理发师给我剃了胡须，并给自己洗漱一番。为乘客准备的盥洗用品包括两块卷毛巾，三个木制的小脸盆，一小桶水，还有一个装运水用的长柄勺，六平方英寸的镜子，两块黄色的肥皂，一把梳子，但没有牙刷。除了我，大家都用了这里提供的梳子。大家都看着我用自己的梳子，两三位男士还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有偏见而想要打趣我，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洗漱之后，我去了甲板上散步，这一走就是两个小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明媚。我们的船经过维农山庄，乔治·华盛顿就在那里长眠。那里河流宽阔而湍急，两岸景色秀美。白天的光辉灿烂已经完全展露出来，而且每一分钟都在加深。
八点钟时，我们在我过夜的船舱里吃早餐。这时门窗都打开了，空气非常清新。用餐的时候没有人匆匆忙忙，没有人狼吞虎咽。这顿饭花的时间比我们吃过的任何一次早餐都长，也更有秩序，人们也更礼貌。
九点刚过，我们就到了波托马克河。我们将在这里登陆，探访旅途中最奇特的地方。七辆公共马车正等着我们，有的已经完全准备好出发了，有的还没有准备好。有的车夫是黑人，有的车夫是白人。每一辆马车都配有四匹马，有的马已经套上了马具，有的还没套上，它们都在那里等着。旅客们从船上下来，上了马车，行李都是通过手推车运过来的。手推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马儿们受了惊，不耐烦地嘶叫着。黑人车夫对它们叽叽喳喳地叫，像猴子一样，而白人车夫则像牲畜贩子一样对它们高声呵斥。各种各样的马车夫都聚集在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好像是要弄出尽可能大的噪音。马车都有点儿像法国的马车，但没有那么精致。马车上用的不是弹簧，而是最坚实的皮带。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都装着车盖、车轴和车轮，挂上彩色的帆布当帘幕。所有马车从车顶到车轮都裹着泥浆，好像从它们被制造成之后就没有清洗过。
我们在汽船上收到的车票写着一号，所以，我们乘坐一号马车。我把外套扔到马车上，并帮助妻子和她的侍女进入车里。马车只有一级踏板，距地面有一码高，通常要踩着椅子上去，如果没有椅子的话，女士们就只能靠上帝保佑了。马车能搭载九个人，两扇门之间有一个座位。在英国，我们通常就是把腿搁在这上面的，这就让其他人上下车都有点儿困难。车厢外可以坐一位乘客，我就是那个乘客。所有的行李都用绳子绑到了车顶上，在后面堆得很高。我爬到车顶，坐上去，正好有机会好好观察这位车夫。
他是个黑人，皮肤的确也很黑，穿一身灰色的衣服，上面打满了补丁（尤其是膝盖那里），灰色的长筒袜，不怎么黑的半筒靴，很短的裤子。他戴着一双奇怪的手套，一只是杂色的毛线手套，另一只却是皮革的。他的马鞭很短，中间断掉了，是用线连接起来的。他还戴着一顶低顶宽檐的黑帽子，看起来有一点儿像是英国车夫的打扮。我刚观察到这里，就有人在马车里叫道“出发”。一辆四匹马拉的邮车在前面领路，其他的马车紧随其后往前走，一号马车在最前面。
顺便说一下，面对同样的情形，我们英国人说“好了”的时候，美国人都是说“出发”！这就是两个国家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
路程的前半英里是通过那座由松散的木板架在一排排平行木桩上而搭成的桥。车轮经过桥面时，那些木板的一头就翘了起来，另一头则扎进了河里。河底看起来满是黏土，而且到处都有坑。马儿们要是不小心准会陷一半身体进去，而且要很久才能把它们弄出来。
尽管情况如此，我们还是顺利地过了河，然后就上了对岸的路，路上有很多沼泽和沙坑。黑人车夫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动，嘴唇紧抿着，看着前面两辆引路的车，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们以前也总会这样，但这次，我觉得我们会撞毁的。”他双手握着缰绳，不断拉扯着，双脚不断地在挡泥板上舞动着（当然人还是没有离开座位）。我们还是陷了进去，泥土几乎埋到了马车的窗口。马车以四十五度角的形态倾斜着，动弹不得。里面的人都尖叫了起来。马车停了下来，马儿们不断挣扎着，其他六辆马车也都停了下来，它们的马也同样挣扎不已，也陷入了和我们一样的境地。接着发生了如下一幕：
黑人车夫（对马儿们喊道）：“嗨！”
然而马儿们不为所动。马车里的人再次尖叫了起来。
黑人车夫（对马儿们喊道）：“嗬！”
马儿们开始踏步，溅了黑人车夫一身泥浆。
车里的一位绅士（看向车外）：“喂，到底在——”
这位绅士也被溅了很多泥浆，不得不将头缩回车里，既没有问完问题，更别提得到回答。
黑人车夫（仍然对马儿们说）：“吉达！吉达！”
马儿们奋力拉车，终于把车从泥坑里拉了出来，带到了地面上，但车厢仍然倾斜着。黑人车夫的双腿悬在空中，回到了车顶的行李之间。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仍然对马儿们叫道：“拉！”
但是不管用。相反地，一号马车居然倒在了二号马车上，二号马车又倒在了三号马车上，三号又倒在了四号上，以此类推，直到七号马车。七号里面传来的诅咒和谩骂声离我们的马车应该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
黑人车夫（更大声地叫道）：“拉——！”
马儿们绝望地挣扎了一下。
黑人车夫（恢复了精神）：“嗨，吉达，吉达，拉！”
马儿们再一次作出了努力。
黑人车夫（更加振奋了起来）：“阿里路！嗨！吉达，吉达！拉！阿里路！”
马儿们全力以赴。
黑人车夫（眼睛似乎都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哩——登。哩——登。嗨！吉达，吉达！拉！阿里路！哩——哩——哩——！”
马儿们最终冲上了路面，以一种令人惊恐的速度再次往下冲去。这一次什么都无法阻止它们的步伐。路面上有无数个积满了水的浅坑，马车飞驰而过，里面的人尖叫不已。泥浆和水飞溅到我和马车夫身上。黑人车夫像疯了似的手舞足蹈。突然，不知道遇到了什么，马车不可思议地停了下来，我们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黑人车夫的一个黑人朋友坐在一堵矮墙上。他像一个小丑一样快速转动着脖子和眼睛，不断耸着肩，大笑不止。黑人车夫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他突然停下了动作，转而对我说：
“很快，这一切就会过去的，希望这一路你们能开心。老女人在家里呢，先生。”他大笑着说，“先生们出门的时候，总是牵挂家里的老女人，先生。”他说着，再次笑了起来。
“哎，哎，我们会照顾好老女人的。不要担心。”
黑人车夫也再次大笑了起来，但是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坑，再前面是平地，离我们很近。因此他再次停了下来，对马儿们叫道：“放轻松，轻松点儿。轻松。保持稳定。嗨！吉达。拉。阿里——路。”他一直没再喊“哩——”，随后我们再次陷入了困境，而且这一次看起来再也无法脱身。
因此，我们就这样往前“走”了十英里左右，耗时两个半小时。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也造成了很多擦伤。简而言之，走过这一段路确实是“很快”的。
这段奇特的旅程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告一段落，因为在那里，有一条通往里士满的铁道。这条铁轨经过的乡村地段原本也是肥沃多产的，但是自从引入了大量奴隶务农之后，这里的土壤便遭到了破坏，而且土地也没得到护理。这里只是比没有树木的沙漠稍稍好一点儿而已。尽管这里看起来非常乏味、没有趣味，但我很乐意去探索为什么这片土地会变成如今我看到的这样，并更乐意思索这片荒凉的土地带给人的启示，也不愿意去想象这片土地以后会变得多么繁华。
这里，就跟所有其他蓄养奴隶的地方一样（我经常听到人们承认这一点，即便是最拥护奴隶制的人也承认），是奴隶制的温床，呈现在外面的腐败与衰烂，与这种制度是密不可分的。牲畜棚和厕所都破烂不堪，破了屋顶的小棚子四分五裂，木头小屋（弗吉尼亚的木头小屋都有户外烟囱，用黏土和木头制成）肮脏至极，满目疮痍，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令人感到舒服的东西。铁道旁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屋属于锯木厂，厂门前的地上，黑人孩子和狗、猪等动物滚来滚去。锯木厂的负责人离开了，那里的人们焦虑不已，沮丧不已。
我们搭乘的这趟列车的黑人车厢里，有一位女士和她的孩子们刚刚被人买了下来，而她的丈夫却依然留在了他们原来的主人身边。孩子们一路上一直哭泣，母亲在一旁愁眉不展。那位买下了他们的主人——一个号称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捍卫者，也在我们这节车厢里。每次火车停下的时候，他就赶去看看她们是不是还在。《辛巴达历险记》里，那个前额有一只像燃烧的煤球一样闪闪发光的眼的黑人，跟这位白人男士相比，就是一个天生的贵族。
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我们乘马车到了旅馆，看到前面有一排宽大的阶梯通往旅馆的门口，那里，有两三位旅客正在摇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休息。我们发现，这家旅馆很大，也很豪华，旅行者在这里会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这里的气候干燥，所以任何时候，这里宽敞的酒吧里都不缺乏客人，也没有中断过冷饮的供应。这里的人们过得非常开心，一整晚都能欣赏到音乐，再次听到这些乐曲真是再好不过的娱乐。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在这城里骑马散步。这个小城坐落在八座平缓的山丘上，山下就是詹姆士河。河面波光粼粼，河流喧哗着淌过小岛，还有断岩。尽管这时才三月中旬，但这个南方小城的天气却已经相当暖和，桃花和玉兰争香斗艳，草木返青。在山间的一块低地上，有一个名为“血涌”的山谷。它之所以得了这么个名称，是因为曾经白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在这里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这是一个值得争夺的好地方。我在其他地方也听说过关于印第安人这个野性民族的传说，这个民族正快速地从这个星球上消失，这引导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这座城市是弗吉尼亚州议会的所在地，那座隐藏在树荫下的议会大楼里，某些演说家正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让人昏昏欲睡。所以，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对我的吸引力还不如那些教区里的礼拜堂。我很高兴离开这里，转而去参观一个井然有序的约有一万册藏书的公共图书馆，并且还参观了工人均为奴隶的一家烟草工厂。
在这里，我参观了烟草制造的全程，包括采摘、卷绕、挤压、晒干、入盒包装、打标签。所有烟草都是这样加工出来供给人们咀嚼的。一个仓库里储藏了那么多烟草，也许你会以为，这些足够供应美国所有如饥似渴的烟民了。加工出来的烟草就像我们用来喂牛的豆饼，就算不知道它的用途，看到就够让人心生畏惧了。
大部分工人看起来都很强壮，他们都在安静地工作着的。下午两点之后，他们可以唱歌，一次可以唱几首。我到那里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唱歌的时间。约有二十人分组在唱赞美诗，唱得一点儿也不坏，一边唱一边忙碌。我离开的时候，就餐时间到了，他们都涌进了街道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去吃饭。我跟一位先生说过几次希望去看看他们吃饭的情况，但那位先生装聋作哑，不予回应。于是我也没有坚持要去。
第二天，我参观了河对岸的一个种植园，面积大约一千二百英亩。在这里，同样地，尽管我跟着园主来到了奴隶们所称的“住宿地”，但并没有受邀进入他们的住所。我所看到的都是破败不堪、岌岌可危的小屋子，近旁，半裸着的孩子们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则在灰尘中打滚。但我感觉，这位先生是一个细心而明智的主人。这里的五十位奴隶是他通过继承而获得的，他既不是奴隶贸易的买主，也不是卖主。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确认他是个善良而高尚的人。
种植园主的房子是一栋通风的乡村风格式建筑，这让我想起了笛福在作品中描述的类似地方的场景。天气十分暖和，但窗帘都没有拉起来，门窗都打开着，一股凉意不时穿进屋子里。我经过户外炙热的骄阳烤晒之后，进入房里感觉很舒服。窗户前面是一道公用的走廊，园主和他的家人认为天气热的时候——无论那是什么时候——他们就挂好吊床，有的喝冷饮有的打瞌睡，这真是享受。我不知道他们在吊床上喝的什么冷饮，但根据经验，他们在这里能得到的就是冰块、薄荷朱利酒、樱桃冷饮等。夏天，这些冷饮给那些容易知足的人带来的凉爽感觉并不能维持多久。
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铺设了铁轨的，另一座却是附近某位老妇人的私人财产，镇上人经过的时候是要收取过路费的。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返回的时候，我再次路过这座桥，看到桥头大门上贴有一张告示，提醒人们要慢行，如果超过了规定速度，白人要罚款五美元，而黑人则要受十五鞭的惩罚。
弥漫在路途中的衰败和阴郁同样笼罩着里士满城。街道上都是漂亮的别墅和令人感到赏心悦目的房屋，大自然似乎也对这附近的乡村青睐有加。但是，点缀在这美景之中的却是那些破旧的小棚屋，围篱没有得到护理，墙壁也成了残垣断壁，就像那奴隶制度一样，也是伴随着财富积累而来的。这些，以及本文中所记述的其他相关内容，都暗示着奴隶在这里生活的艰难，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并受到深深的震撼，从而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人。
对那些不熟悉这里情况的人而言，这里街道上和劳作工地上的情况都是令人震惊的。而那些了解反蓄奴法的人一定会在奴隶们脸上看到愚蠢懵懂的神情，因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惩罚要比奴隶主因严刑拷打他们而缴纳的罚金严重得多。但是每一个外来者都能见到“漆黑”——不是皮肤，而是心灵，因造化弄人而让原本淳朴善良的心灵变得残忍冷酷，这种糟糕程度远超过人们之前的想象。那位讽刺作家因与马群为伍而获得灵感，他曾带着极大的恐惧感从高高的窗口俯瞰他的同类，他见到这群奴隶们时脸上的神情，一定比第一次见到这些脸庞的人的神情更加气馁。
我访问的最后一个奴隶，他整天从早忙到晚，只在中途偶尔打几个盹。凌晨四点，他就在清洗漆黑的过道，而且对我怀有感激之心，尽管我并不是注定要生活在奴隶制社会中，我的感知也并没有因奴隶制发源地的错误与恐怖而变得麻木不仁。
我本来是想顺着詹姆士河和切萨皮克湾去往巴尔的摩的，但其中一艘汽船因故没有出现在港口，我们也没确定好接下来该使用哪种交通工具，于是，我们顺着来时的路返回了华盛顿，又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才出发去巴尔的摩。
我对美国的许多旅馆印象都很不错，其中最好的一家是巴尔的摩的巴纳姆旅馆。英国游客的床上有床帐，在美国这是我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很公正的评价，因为我从没有使用过），而且这里会给旅客提供足够的水以供他们洗漱沐浴，这可不常见。
巴尔的摩是马里兰州的首府，是一个熙熙攘攘、繁忙的城市，有各种形式的交通工具，水运尤为发达。城市中最令人难忘的地方与整洁程度无关，但是也别具特色，有很多令人感到舒畅的街道和公共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有三处：首先是华盛顿纪念碑，是一座精美的石柱碑，顶端有华盛顿的塑像；然后是战争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在诺斯与英军签订的条约而建；最后还有医科大学。
这座城里有一个很棒的监狱系统，州立监狱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面还有两个很有趣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一位年轻人的，他被指控谋杀了他的父亲。证据虽然确凿，但都是自相矛盾、令人生疑的，也无法找到任何诱使他做这起案件的动机。他已经经过了两次审判。第二次审判的时候，陪审团在证明他有罪这一点上达不成统一意见，于是定为二级杀人罪。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没有争端的，如果他真的有罪，他无疑就是谋杀了父亲。
这个案子最惹人注意的是，如果可怜的被害人不是被自己的儿子杀害了的话，那他就一定是被自己的亲兄弟杀害的。针对罪犯的所有疑点，死者的兄弟都是目击证人；他的所有为囚徒所做的解释（有一些听起来非常真实可信），可能都是为了证明侄子的罪名。凶手一定是这两人中的一个，陪审团必须在两个嫌疑人中做出判断。两个人的证词都显得很奇怪、很不近人情、不负责任。
第二个案例的犯罪嫌疑人曾去了一家酿酒厂，偷了一个铜器酒具，里面装了一定量的酒。他被逮捕了，并且赃物也被收缴了，而且还被判处两年监禁。刑满释放了之后，他又去了那家酿酒厂，偷走了之前那个铜器酒具，里面装了同量的酒。这个人没有理由想再次回监狱，确实，一切都跟这个假设的情况相反，但他的罪行证实了这个假设。这种另类的行为只有两个解释：其一，他为了那件铜器酒具冒了这么多风险，他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对它的某种权利；其二，他一直对这个酒具痴迷不已，这种无可抵抗的魔力让一件小酒具由一个普通的铜器变成了传说中的黄金酒杯。
在这里待了几天之后，我决定严格按自己之前所做的计划行事，按时开始我们的西部之旅。因此，我们将行李减到了最少（我将部分行李送回纽约，因为我们还要去加拿大，但这些东西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途中去银行办理必要的手续，并再次看了两晚的夕阳，在心里幻想着即将去的目的地的美妙风景，好像我们是要去地球中心探险一样。早上八点半，我们搭乘另一列火车离开巴尔的摩，晚餐前抵达了约六十英里外的约克镇旅馆。我们将在这里搭乘四匹马拉的马车，赶往哈里斯堡。
碰运气预订到的马车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们。这辆马车跟我们之前乘坐的马车一样蓬头垢面，非常笨重。由于很多乘客都在旅馆门前等待，那位马车夫压低了嗓门，像是在自言自语一样，看着他那发霉的马具，说：“我想我们该用大马车。”
我不禁暗自猜测他说的大马车究竟有多大，能够承载多少人，因为这辆车对我们而言太小了，只比两辆英式马车稍大一点，与法式马车很像。我很快就停止了想象，因为我们刚吃过饭，远处的街道上就传来了轰隆隆的声响，有辆车像一艘巨大的带着轮子的游艇一样摇摇晃晃地来了。跌跌撞撞地走了半天，车停在了门口。发动机关掉的时候，它笨重地左右摇晃，好像在潮湿的屋子里着凉了。它如此破旧不堪还要快速前行，风一停它也就停了。
“如果最后来的不是哈里斯堡邮车的话，那它看起来也足够风光了！”一位老先生有点激动地叫道。
车里边坐了十二个人，行李（包括一把大摇椅和一张大餐桌）最终也被安置在了车顶，然后，我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在另一家旅馆门前，我们又遇到了一位想乘车的旅客。
“还有座位吗，先生？”那位旅客问车夫。
“啊，座位多着呢。”车夫都没下车就回答道，甚至都没看那位旅客一眼。
“里面没有座位了，先生。”车里的一位绅士喊道。另一位先生（也是车里的）附和道，再加乘客车里会“很挤”的。
新的旅客不慌不忙地往车里看了一眼，然后去问车夫：“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呢？”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因为我必须走。”
车夫忙着给马车鞭打结，并不理会这个问题，显然是说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乘客们一定会自己处理相互间的矛盾。这时，坐在角落里的另一个乘客，被挤得都快要窒息了，用微弱的声音喊道：“我要出去！”
车夫既没有因此松一口气，也没有因此暗地里高兴，因为马车上发生的一切一点也没有动摇他一贯坚守的原则。在他心里，马车似乎是这世上最不值得他关心的东西。在座位交换了之后，那位放弃了车里座位的乘客变成了坐在车厢上的第三个人。他挤到了我和车夫中间，一半身体在我腿上，另一半则在车夫腿上。
“前进吧！”那位乘客喊道。
“前进！”车夫对他的马儿们喊道。我们就这样出发了。
马车前行了数英里之后，又在一家乡村酒馆前停下来，一位醉汉先是爬上了堆满行李的车顶，我们再次停下之后，他又自己溜了下去，并没有因此受伤。我们看着他跑向了后面那家乡村酒馆，我们之前就是在那里发现他的。随着时间推移，乘客们都陆续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于是也就都下了车。当再次更换马匹的时候，我又独自一人坐在马车外了。
马匹不断更换，车夫也随之更换，而且车夫们都跟马车一样脏兮兮的。第一位车夫的着装就像一个贫穷的英国烤面包师；第二位就像个俄国农民，因为他穿着一件配有皮毛围领的宽松紫色驼毛呢大衣，腰间系着一条杂色的毛线腰带，穿着灰色裤子，戴着浅蓝色手套和一顶熊皮帽。这时候，大雨倾盆而下，还起了又冷又潮的雾气，让人冷到了骨子里。我很高兴能借着停车的机会下车舒展一下腿脚，活动一下筋骨，并将大衣上的水都甩干净，大口喝酒以抵御寒冷。
再次回到座位上时，我发现车顶上又多了一个新的棕色行李包，我猜里面应该是放着一把超大的小提琴。然而，前行了数英里之后，我发现包裹的一头露出一顶光溜溜的帽子，另一头则有一双裹满了泥土的鞋子。后来，我才察觉到里面是个小男孩。他穿着黄褐色外套，双臂紧紧贴在身侧，手则插在了口袋里。我估计，他应该是车夫的亲戚或是朋友。他一直躺在行李顶端，面朝着雨的方向，改变姿势的时候他的鞋子会碰到我的帽子。其他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终于，我们某次停车的时候，这个小家伙终于站起身来，很礼貌地打了个哈欠。然后我友好地问候他：“哎，伙计，我想你知道，这应该跟英国的下午差不多吧，啊？”
起初的时候，这里的景色很平常，但最后十到十二英里的路程里，景色又变得非常美丽。我们途经美丽的萨斯奎汉纳河谷，我们右侧的河流中间点缀着数不清的绿岛，左侧有一座陡峭的山，山上怪石嶙峋，茂密的松树林看上去幽暗深邃。雾气迷蒙，形成千百种奇怪的形状，缓缓地飘浮到河面上。夜幕降临，给所有的景象更增加一份神秘和沉寂，也更加深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喜爱。
我们从河上的木桥经过。木桥上有顶，四周完全封闭，差不多一英里长，里面一片漆黑。我们摸索着经过一座座巨大的梁柱，透过桥面木板的大裂缝，湍急的河水闪着微光，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好像无数双眼睛在偷窥我们。我们没有灯，马儿们踉踉跄跄地前行，向桥的另一端那闪烁的微光跑去。这一段路看起来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起初，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马车轰隆隆地驶进桥内，桥内回荡着它的回声。我低下头去，以避免碰到上面的廊椽。这对我来说就像重温噩梦，因为我经常梦到自己在这种地方艰难前行。因此，我这次也像是在梦里一样，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定不是真的。”
终于，我们抵达了哈里斯堡的街头。微弱的灯光在湿润的地面折射出暗淡的光芒，一点也没有欢乐的城市里灯火通明的场景。很快，我们就住进了一家整洁的小旅店。它比我们之前所住的旅馆要小得多，也没有之前住的那些旅馆那么豪华。但我一直对这里印象深刻，因为这家旅店的老板是我所见过的最彬彬有礼、最乐于助人、最周到体贴也是最绅士的一位。
由于要到第二天下午才继续赶路，所以，一吃过早餐，我就走出旅店去散步了。有人带我参观了一座单独矗立在城市一角的监狱。监狱里面还没有任何囚徒，只有一棵古老的大树，据说这里的第一个居民哈里斯死后就被葬在这树下。他曾被敌对的印第安人绑了起来，身旁堆满了干柴，那些印第安人想烧死他，但庆幸的是，河对岸的一支友军及时出现，拯救了他。我还参观了这里的立法机关（这里还有另一家这样的机构，这是很有争议的），还有其他景观。
我很乐意去看不同时期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是由当时的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签署的，被保藏在叫政府部长的办公室里。这些签名完全出于各个酋长之手，是一些像是动物和武器的粗糙线条，这是当时他们的绰号。因此，“大海龟”用笔墨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大海龟，“野牛”画了一只野牛，“短刀”就画了象征自己的武器——一把短刀。还有“弓箭”“鱼”“头皮”“大独木舟”，等等，诸如此类。
我看着这些孱弱无力、歪歪扭扭的手迹，想着画下这些图画的手可以用一张鹿角弓射出一支长箭，刺破对手的头颅，或用来复枪击中一颗弹珠或一根羽毛。我不禁想到了克拉布对教区记事簿的思索，以及那些农夫不规则的笔迹，他们可以将一块地笔直地从一头犁到另一头。那些头脑简单的战士们，他们原本忠诚和正直，但在那段岁月里，他们从白人那里学会了怎样抛弃自己的信仰，如何逃避自己的责任。想到这里，我不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起来。我也在猜测，那个容易上当的“大海龟”，或者容易相信人的“小短刀”，签署过多少个被错误翻译给他们的条约。他们什么也不知道，直到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他们才明白真相。这种掠夺真是野蛮。
在我们的晚餐开始前，主人宣布，立法机关的某些成员正等在外面准备来见我们。他还很好心地将他妻子的私人会客室让给我们。我请他让那些人进来，却看到他带着痛苦的神情看了看地上漂亮的地毯。但当时我正想着别的事情，他的这种不安的神情并没有引起我太多注意。
见完客人后，雨仍然很大，我们晚饭后去赶运河船（这也是一种交通工具，我们本打算乘坐它继续旅程）时，雨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我们要乘坐的船在大雨中赶来了，我们即将在这船上度过三四天时间——无论如何这艘船看上去也不是个舒适之所。
然而，这艘船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一艘有个小房子的驳船，而从里面看就像是集市上的大篷车。作为旁观者，男士们通常能花几便士来这样的移动博物馆参观。女士们则被一道红色的帘子将她们与男士们隔开，这是遵循古老的习俗，以保障她们的隐私。
我们坐在船上，沉默地看着船舱两旁摆着的小桌子，听着雨点敲打在船上溅出水花的声响，直到船舵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