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14年的4月4日，在越南西贡那个被人叫作嘉定的地方，她年轻的母亲正在艰难地生产。
她的故事似乎不应该开始在这里。她生命的源头应该发掘于法国的杜拉斯镇——那里是她父亲的故乡，有多纳迪厄家族的祖产。但是因为她父亲埃米尔·多纳迪厄的一个贸然的决定，便把她人生序幕的开端更改了地址。
至于玛格丽特的父亲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宗主国去殖民地工作，这应该与当时法国政府的正面宣传是分不开的。为了更好地统治殖民地，这种统治不只是领土的侵占，还有文化意识的灌输与传承，所以法国亟需从本土派出大量的年轻教师去殖民地工作，于是殖民部官员就大肆宣传殖民地如何如何好，去了不但有优越的待遇，还能赚到大量的金钱。
“年轻人，快来殖民地吧，财富在等着你们！”这样赤裸裸的呼声诱惑着年轻的埃米尔·多纳迪厄，去殖民地能让他从一名普通的数学老师跃升到交趾支那的教育主任，这待遇对于渴望改变的年轻人来说，是质的飞跃。不可否认，年轻时的埃米尔·多纳迪厄肯定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者，既然响应法国政府的号召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在越南领地上塑造另一个伟大的法兰西帝国”，这说法听上去是那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呢？
于是，埃米尔·多纳迪厄来到了交趾支那，在这里工作，并结婚生子。然而交趾支那的气候并不适合所有的法国人生存，那里燥热、湿闷，还时常爆发瘟疫与虫患，他的妻子阿丽斯·利维埃生就在这里因病去世。
后来他又与有着共同理想与愿望的小学教师玛丽·勒格朗结婚。玛丽·勒格朗出生在法国的帕德卡莱，并在那里度过了最悲惨的童年。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艰难困苦磨砺着她的意志，最终这个坚强的女人意识到只有读书才能解救自己多苦多难的命运，于是她刻苦学习，凭借个人不懈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师范学校，并且拿到了高级教师的资格证书，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玛丽·勒格朗之所以选择来交趾支那，理由与埃米尔·多纳迪厄的情景差不多。她一向是一个有理想的女人。即便有前夫的阻挠，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这里，并与前夫离婚。
据说，埃米尔·多纳迪厄与玛丽·勒格朗的再婚并没有得到身边人的祝福。有人怀疑玛丽·勒格朗插足了埃米尔·多纳迪厄的家庭，他的前妻还没有辞世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勾勾搭搭。甚至有人写信给殖民地的部长检举他们，要撤销多纳迪厄的职务。
不管怎样，玛格丽特的父母还是结婚了。而且在生下玛格丽特之前，他们已经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皮埃尔和保尔。
嘉定的4月，正是盛夏，天气热得发狂，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像罩了一个巨型烤箱，别说劳作，就是躺着都会大汗淋漓。这种鬼天气，加上难以忍受的分娩之痛，玛丽·勒格朗几乎要崩溃了。
那时候多纳迪厄家的境遇还比较好，因为埃米尔·多纳迪厄担任交趾支那教育处主任而享受着殖民地区的特殊优待，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住房条件都很优越。这就使得孕期中的玛丽·勒格朗不必那么辛苦地劳作，而且还能雇佣当地的越南人做奴仆，减轻她的家务负担。
如果分娩之痛可以由花钱雇人来分担，想来多纳迪厄先生也是不会拒绝的，然而这份痛，无可替代，所以玛丽·勒格朗只能在燥热的产房里挣扎着，做着最后的努力。
小家伙终于落地了，是一个女婴。玛丽·勒格朗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她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那个小东西，便让仆人抱去清洗了。作为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玛丽·勒格朗来说，这个孩子的来临，并没有让她特别惊喜，或许，在她的意识里她更喜欢男孩子，终其一生，她对她的大儿子都有着一种固执的偏爱。
仆人把女婴洗净之后，重新抱回玛丽身边。玛丽依旧没有看她，却发出了一连串的谩骂：“多么可怕的小畜生，多么可怜的小畜生，其丑无比的小畜生……”按照当地人的风俗，新生儿一落地就该接受如此的待遇，好像只有经过这番咒骂，才能清除那个小小生灵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贪念与原罪，保她一世清宁。
满月之前，这个女婴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母亲每次给她喂奶，总是絮絮叨叨地叫她“我的小可怜虫”。直到有人向她的母亲问起她的名字，她母亲才随口说：“玛格丽特，她叫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译作雏菊，一种不起眼儿的小花，白色的花瓣，娇黄的花蕊，看似普通，却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一种野性的美。就如成年后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人爱她的娇艳与狂野，也有人恨她的倨傲与诱惑，她复杂而离奇的人生经历，让人感叹，也令人着迷。
随着时光的流逝，玛格丽特慢慢长大，她稚嫩的小脚开始在清凉的大理石地板上印脚印，开始在沙发上翻跟头，最后宽阔的客厅也不能满足她的探索欲了，她便开始趁母亲不在意的时候，悄悄爬下大理石台阶，到院子里大显身手。
当局对他们一家最大的照顾就是允许他们住在了湄公河畔这座旧帝王的豪华宫殿里。当刚学会独立走路的玛格丽特，贸然闯出屋子，来到外面这个世界时，一个宽阔而富丽堂皇的童话世界也随着打开。
她在宽敞的走廊里行走，在长满各色鲜花的花园里奔跑，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复古的家具镶着珍珠，橱窗里的瓷器洁净而古朴。他们是这里的贵族，享受着在国内无法享受的礼遇。
童年的玛格丽特是幸福的，有父母的疼爱，哥哥们的照顾，虽然长在异国的殖民地，但她的穿着却是法国最时髦的款式。实际上，除了身边越来越糟糕的环境，她与国内的那些法国女孩并无二致。
当然，年幼的玛格丽特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并不知道她的幸福童年将在不远的日子里被画上休止符。
1918年，她的父亲——埃米尔·多纳迪厄患上严重的阿米巴痢疾，越南炎热的天气让他的病情飞快地恶化，他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下去了，他决定回国，回自己的故乡多尔多涅疗养。
在多尔多涅，他还有两个儿子，是他与前妻阿丽斯·利维埃生的。他回国后，在附近的杜拉斯镇买了房子，一直希望玛丽·勒格朗能带着玛格丽特与另两个儿子回国团聚，显然，他不再打算回交趾支那。玛丽·勒格朗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她并没有回国的意思，她固执地带着三个孩子留在了交趾支那。
先前，政府因为多纳迪厄的原因，对他们一家非常照顾。现在多纳迪厄的离开，使得这个家失去了政府的庇护，特别是三年后，埃米尔·多纳迪厄的去世，更让这个家雪上加霜。对于父亲的去世，杜拉斯说：“父亲死的时候我还很小，我没有表现出一点难过的样子。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问题……”
在小说《情人》中，杜拉斯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场景：“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了父亲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自己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看着她。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讲他如何穿着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直地看着她。她说自己像小时候那样叫他。她说自己没有害怕，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从那以后，我们对妈妈多少有些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埃米尔死后很久，玛丽·勒格朗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成为寡妇的事实，甚至觉得法国发来的电报是假的，即使殖民行政署的职员再三告诉她多纳迪厄先生已经去世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她依旧拒绝前往法国。直到为了遗孀抚恤金和争夺继承权，她才带着孩子回到法国，办理相应手续。
依靠玛丽·勒格朗的工资与寡妇抚恤金，他们无法维持原先的生活水平。只是因为玛丽·勒格朗还是土著小学的任课教师，他们依旧还能享受一些权利，比如更加廉价的公共住房和低水准的公共服务。
这样一来，多纳迪厄一家在交趾支那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阶层：虽然他们是白人，但是他们不属于这里的贵族阶层，那些富有的白人贵族们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贫穷；当然，他们也不属于这里的土著阶层，因为他们有着白色人种的高贵血统。他们成了交趾支那的夹层人，被两个阶层所排斥。
玛丽·勒格朗并不甘心自己一家的沦落，这个在法国北部农场上长大的女人，有着一颗无比坚硬而强大的内心，至少在精神上，她始终坚信自己血统的高贵，她坚持以纯法国的教育模式来培养和塑造自己的孩子。
玛丽·勒格朗的坚强来源于她苦难的人生经历。她就以生活给予她的强大的耐心与严格的灌输，把法国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意识渗透到她孩子们的生活中，她强迫他们每天吃从法国进口的斑皮苹果，强迫他们每天吃肉，强迫他们接受一切法国的饮食习惯，哪怕他们吃后还要吐出来……
对于母亲的严格管教，孩子们表现出极大的抗拒。他们不喜欢法国的饮食，他们宁可挨饿也不吃，他们喜欢吃米饭，喝中式米粥，喜欢捉河滩上的河虾，喜欢架在木炭上烧烤的剥皮青蛙。他们喜欢光着脚在河岸上奔跑，在密林中捉迷藏……
无论母亲怎么努力，这些孩子还是无法保持纯正的法式风格，不可救药地沦陷为本地的“土著人”——母亲眼中的野蛮人。每次看到他们沾满一身黏糊糊的果酱从丛林中钻出来，玛丽·勒格朗就火冒三丈，她一边咒骂，一边抽打，却始终无法改变她的孩子们已经沦落为“肮脏的小越南人”的事实。
对于年幼的玛格丽特来说，那些难以让自己理解的社会团体属性，自己根本无须理解。她从来不会像母亲那样，狂热地爱着那个名义上的所谓的宗主国，其实对她而言，法国是一个特别陌生的国度——除了会说法语之外，没有人会认为她是法国人。
直到后来，她回法国读书，并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之后，她依旧否认自己是法国人，说自己“不知生于何方”，又说，“只是出生于一个白人无赖的家庭”，再后来干脆连父亲的姓氏也不认了。她说：“在我出生之前，虚无占据了我的位置。现在，我代替了虚无。这是一个艰难的代替。也许我就是因此有了本不该在这个世上存在的感觉。”
就是这种存在感的缺失，让她惶恐，她一生都在寻找这种存在感，然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她还一次次地大声问雅恩·安德烈亚：“谁知道我的真相？如果你知道，那就告诉我。”
我们暂且不回答她最后的问题，但她爱着交趾支那，这却是她在文字里一再提及的一个事实。虽然这里有着恶魔般的蚊虫，令人恐惧的炎热，还有数不清的病症，相比陌生国度里的繁华，交趾支那的热带丛林更让她神往。
其实，当时的交趾支那，境况十分糟糕。只是作为孩子的玛格丽特并不能体会当时环境的恶劣，他们一家已经被排斥在各个社会阶层之外。他们看不到法国人在交趾支那是如何残暴地蹂躏土著居民，也看不到当地的居民是如何顽强地抵制法国人的殖民统治。他们乐于生存在民族隔离的真空地带，对于周边的变化，表现出一种钝感与麻木。
这种懵懂，结束于她十一岁那年的一个午后。那一天，一个磨烂了脚跟的女乞丐，拖着她患了重病的孩子来到了多纳迪厄家门前。
这个“女乞丐”，后来被杜拉斯写进了作品里，她就像一个来自地狱的幽灵，打破了玛格丽特的童话世界，把她拖进了一个黑暗幽深的“洞”里。成为作家后的玛格丽特喜欢用“洞”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写作的原因。她说，这个“洞”让她恐惧而沉迷，她一生都在控诉这个“洞”对她的禁锢与挟持，所以她的文字总充满暴力与野性，她总在想办法逃离，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写作。
现在这个“女乞丐”就站在玛丽·勒格朗面前，向她祈求，祈求她买下她的孩子，她说，她的孩子两周岁了，其实那孩子看上去好像只有六个月大，全身浮肿，一看就是深受虫害。玛丽犹豫着，她知道即便买下了这个孩子，也不能救活她。
经不住女乞丐的苦苦哀求，玛丽·勒格朗以一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濒临死亡的女孩，并将她交给玛格丽特照顾。出于骨子里的善良，玛格丽特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孩子，给她穿自己的衣服，给她吃自己最喜欢吃的米粥，她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去照顾她，但她还是在一个午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把她葬在了水田里，与很多不知姓名的亡灵埋在了一起。玛格丽特气哭了，为自己的劳而无功，也为女孩的不幸早夭。这一刻，玛格丽特的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她忽然很恨这个世界。
恨是比爱更激烈的一种情绪体验，当玛格丽特意识到自己心田里长出这株毒草时，外部世界开始在她眼睛里清晰起来。
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这么一个突发事件，像晴天霹雳，忽然在你头顶上砸出一个大窟窿，让你不得不把自己的视线从关注自身的欲望移向关注周边环境的变化，甚至开始思索其他事物与自身的关联。
这个事件，或许是亲人的去世，或许是其他意外的大变故。埃米尔·多纳迪厄去世的时候，玛格丽特并没有回法国，而且已经离开他三年，所以，他的去世，对她当时的情感世界而言，并没有太深刻的影响，她已经习惯了与寡居的母亲和两个哥哥相依为命的生活状态。
然而，这个女孩的死亡却是那么尖锐地刺伤了玛格丽特的神经。“她死了！”她是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爱她，每次她给她喂米粥的时候，她还会冲着她甜甜地笑，但是这一刻，她却躺进了浑浊的水田里，与青蛙、河蟹为伴。她不能忍受这种失去。
死亡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死？自己也会死吗？如果自己此刻死了，是不是也会像这个女孩一样，被埋进泥水里，再也不能赤脚跑在丛林里嬉闹，再也不能与她的小哥哥一起捉绿蛇……
她忽然很害怕自己会随时死去。为了逃开这种恐惧，她甚至不敢再在夜里睡去，唯恐这一睡就再也醒不过来。她的话越来越少，眼睛却越来越明亮。于是，她看到了这个世界上，以前她从来没有看清过的东西。
她看到：在交趾支那生活着的人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白人是这里的主宰者，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他们住豪华的别墅，穿巴黎最时髦的时装，乘装饰着“羽毛与靴子”的四轮马车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盛会，喝皮培明·吉特酒，听爵士音乐，谈论与法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国家大事”。这些在本土不受待见的法国人在这里却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与白人的生活情形完全相反，本地的越南人却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困、饥荒、传染病，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只能任人欺压、蔑视、虐待。
在这里，上帝的天平是倾斜的。一个黄种人的性命根本不值钱，如果一个白人杀死了一个越南人，那只是一个意外的“小事件”，随便赔几个钱就行了，可是一个越南人如果偷了白人的一只鸡，那就是“罪无可恕”，白人可以以任何一个理由处置越南人，而不必担心被拘禁，而越南人稍有反抗，就只能下地狱。
这个严重失衡的世界，是玛格丽特不能理解的，但是却以一种直观的、深刻的方式刺穿了她幼小的心灵。尽管她是白人，却因为贫穷被白人排斥在他们的阶层之外，她身上的某些东西更贴近越南人。但是她却羞于承认自己属于那个阶层。
玛丽·勒格朗对自己一家的遭遇，并没有深刻地反思，这个头脑顽固得像石头一样的女人，并没有兴趣观察、思考这个外部世界，她只是本能地顺从着命运的安排，每天沉溺于繁忙的事务之中。
丈夫的去世，没有让她过度伤悲，每况愈下的经济窘迫，让她应付得很是吃力。但是她又是倔强的，她一直坚信，在自己的努力下，情况一定会好转的。皮埃尔——她的大儿子需要她这么做。
她近乎疯狂地溺爱着她的大儿子皮埃尔，完全不顾忌玛格丽特因为嫉妒而投来的仇视的目光。玛格丽特十分不理解自己的母亲，正如她不能完全理解这个荒诞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冲垮了她的防线，让她沉沦其中，不能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