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弱者就是与强者做斗争。而那些“强者”，往往又都是些歪强、邪强、蛮强、恶强，逆他（它）们而上，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战斗精神？更何况社会现实错综复杂，会横生出诸多意想不到的阻力与艰险，岂止一个“难”了得！
但确实有不畏事端的铮铮汉子，银川市精神文明办的高扬、白景森、马卫东三个文职人员竟然成立了一个银川市社会弱者权益保护中心，致力于保护那些受到欺负和遭遇社会不公待遇的社会弱者的权益。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牺牲大量时间和精力，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地为弱者奔走呼号，使许多弱者失去的权益得以回归，蒙受的冤情得以伸张，有的甚至因而改变了命运。
一、霜叶红于二月花
高扬他们有许多件成功的保护事例，其中之一，就是促成追认张建明为烈士一事。
张建明是银川市贺兰县城建局的一名翻斗车司机。1989年的一天，他为救两位在下水道里中毒的工友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他应该被上报追认为烈士，可后来因县上有人对烈士的含义产生误解，上报张建明为烈士的事被搁浅了。为给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张建明的老父亲一遍遍找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
高扬是1992年得悉张建明的事的，时距张建明救人献身已近3年。高扬气愤地一掌拍在案上，旋即与贺兰县城建局联系，对方说他们当时就给县里打了报告，是县里没往上报。高扬反手又给贺兰县领导打电话，请他们务必重视这件事。
高扬是从基层上来的，知道基层的事难办，不放心，又专门跑了一趟贺兰县，“游说”方方面面的负责人。随后，他又找自治区民政厅，并向市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其时正逢张建明的老母亲和孩子有病，因张建明未上报为烈士，家人得不到相应的照顾，药费报销不了，想再看病却没钱。高扬就又去找张建明原单位领导协商解决办法，还专门去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期望给张家争取上基金。为促使事情的解决，高扬又挑灯夜战，撰写了一篇《善待英雄》的稿件，以满腔的热情，介绍了张建明的英雄事迹，同时向社会发出呼吁。稿子见报后，读者反映强烈。
之后高扬又来到贺兰县，他下了决心：这次再弄不出个样儿，就不走人！他到贺兰后又跑一个个有关部门督促，两天后报告送到了县政府。过了一段时间，没听到张建明的事的信息，却得知贺兰县有关领导马上要出国的消息。高扬急了：出一趟国要不短的时间，自治区每年一次审批烈士的会，据说就要开了，张建明的事若在贺兰县有关领导出国前不能研究上报，今年就又没戏啦！高扬不得不再次催促。这次大见成效，不几天，贺兰县就把张建明的有关材料上报到了自治区民政厅。
材料虽然上报了，他们还不放心，怕再有什么周折，就请素有敢为百姓说话名声的青年生活导报记者再写报道。《青年生活导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英雄九泉难瞑目》的长篇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有关领导的重视，在转载该文的内部通讯《情况通报》上做了批示。同时，《宁夏日报》也刊发了张建明的英雄事迹。就这样，在高扬等人的不懈努力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下，张建明的烈士问题终于在其牺牲5年后的1994年底得以解决。贺兰县在八里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和骨灰安放仪式，按政策给张家解决了一系列困难问题。高扬他们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高扬他们就是在艰难曲折地为张建明争取烈士称号的过程中，创办的弱者权益保护中心。
牌子一挂出，来找的人就多了。
王建军是银川市某企业的一名工人。1992年初，他见义勇为营救本厂一名女工，被歹徒扎了13刀。可是此事竟然被单位领导认定是“流氓斗殴”，不仅巨额医药费不予报销，还准备处分他。在弱者保护中心的全力帮助下，蒙在王建军身上的冤屈最终被洗刷干净，他被有关部门命名为“优秀共青团员”，又荣获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和全国少数民族进步奖。
马俊是个苦孩子，才13岁，因家庭贫困随打工的父母来到银川，却不慎掉入滚烫的豆腐锅里，全身除了头、手，全部被严重烫伤，家里没钱医治，仿佛只有等死的份了。高扬他们看见马俊时都流了泪，于是一边在新闻媒体上报道马俊的不幸遭遇，呼吁社会救助，一边去联系医院。高扬向院方表明：一定要治好这个苦娃娃，医药费由他们想办法，实在不行，他们将以个人工资支付。经医院全力治疗，小马俊后来终于被治愈。
高扬他们办公室有许多锦旗和牌匾。那都是受到他们保护的社会弱者送来的，以表达他们刻骨铭心的感激之情。
二、无可奈何花落去
高扬他们的保护弱者工作出现过过五关斩六将或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人情景，也有过败走麦城的背运时候。高扬最感到愤然、痛心、不安、难忘的，是年金宝和程万金的事。
年金宝是永宁县的一个残疾农民，左眼失明，两手中指和无名指相互粘连，关节僵硬，不能回拢。年的妻子又聋又哑，4个孩子有两个的双手同年金宝一样。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家庭，1995年元月初的一天却横遭祸端：村支书引来两个穿警服的人，挥舞着警棍打倒他和妻子，砸烂门窗，强行拉走口粮和种子300余斤。不多日，他家的草垛和木料堆又无端起火，年金宝靠病残之躯辛辛苦苦积攒下的木料连同他们的新房梦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年金宝是在万般无奈中找到弱者保护中心的。此前他已多次找县、乡的领导。可怜的年金宝纯粹是个无辜的受害者。村里的鱼塘排灌没搞好，他家的2亩玉米一次次被淹，颗粒无收，当时的村干部出具证明，答应给他和另两户庄稼受淹者减免缴粮。可后来的村支书不认账，与受淹户发生矛盾，便找来乡联防队员，先拿残疾人年金宝是问。年金宝找到高扬他们时正是烈日炎炎似火烧的7月天的中午，高扬他们正要下班时。他是靠两只残手和一只眼睛，骑他家那辆破自行车，赶几十里路来到这里的。
这样可怜的弱者不保护还保护谁？高扬他们不敢怠慢，立刻请记者和律师。年少气盛的马卫东自告奋勇地带记者和律师前去调查。他们先后跑了五六趟，费了许多周折，可最终事情不了了之。为什么？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使他们的保护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当时有一名当地教师亲眼目睹了年金宝一家挨打的情景，调查时也讲得清清楚楚，可到了法庭上，却说没看到，不敢作证了。
程万金老汉也是永宁人，70多岁，他为儿媳被电打死一事上访、告状整整8年，从60岁一直告到70岁。
1990年8月的一天，家里的壮劳力儿媳妇不幸在上房泥时被广播线串上照明线的电打死。儿子卧病在家，程老汉便出面为儿媳的死讨公道。他认为问题在两线（照明线和广播线）同架一杆上，要求乡里给予合理的处理。可对方只给赔了500元了事。程老汉不服，就多次找县、乡领导，最后不得已请人写了诉状，却不料法庭拒绝立案。
帮程老汉讨回公道，高扬他们开始是很有信心的。事情很明显，他们也查阅了有关规定：广播线和照明线不许同架一杆。责任是清楚的。为了保险、可靠，他们仍帮程老汉请了律师，支持他告状。谁知，法院案子是接了，可一审下来程老汉败诉，二审又是维持原判。简直出鬼了，咨询法律专家都说稳操胜券，结果却连连败北！
程万金老汉还在不屈不挠地告状，还在不停地找高扬他们。他们总是热情接待，尽量给予帮助，并将情况向市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市领导倒是十分重视，还专门找程老汉的律师了解情况。高扬他们接手程老汉的事已整整三年，其间费了多少心力，根本说不清楚，可事情的结果却是这样！“你们尽力了，有些事情是不由人的。”知情者劝慰他们。高扬道：“尽力了又怎么样？还不是零！”
三、一片冰心在玉壶
应该说，高扬他们的保护弱者工作卓有成效。自成立保护中心三年来，他们接待了近百名寻求保护的社会弱者，受人欺辱的、控告子女的、婆媳不和的、上不了学的，五花八门，绝大部分得到圆满解决，有的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如此的贡献，应该满意、自豪，但他们却高兴不起来，且似乎失去了当初那股豪气。高扬承认这是事实。他说，当初他们充分利用行政手段、新闻舆论和法律手段，三管齐下，成绩迭出，一桩桩成功的保护，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们当然振奋、喜悦。可现在，他们的保护工作似乎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有几名弱者的保护工作缠了他们两三年却难以解决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却成效甚微，他们逐渐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这主要是社会上一些人为的因素太厉害，使他们的保护工作难以进行下去。有的人甚至咬牙切齿地骂他们：“精神文明办那帮×，就会没事找事！”
但他们还是为那些社会弱者“上下求索”，四处奔波。人来了就热情接待，并尽一切努力给予帮助和保护。他们还在千方百计促成解决“老大难”——程万金儿媳被电打死一事，鼓励老汉继续申诉，并四处托熟人给程老汉换一个更好的律师；永宁县另一个农民因家人被打、财产受损而告状获胜，可在赔偿上因种种原因迟迟得不到落实，多次找他们，他们一方面请新闻界参与报道，一方面设法与当地有关单位协商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青年为帮他人而受伤，医药费却得不到解决，生活困难，他们又多方进行协调……他们的精神文明办的工作本来就多，许多时候，他们是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为那些弱者奔走的。
为保护弱者，他们的保护中心专门请了一个常年律师。可弱者们的官司多，他们的律师忙不过来，只好再请律师。被保护者有能力付律师费的，还好，而大部分需要打官司解决问题的弱者往往根本交不出律师费，他们请律师就得先仔细说明情况，最好是请律师免费为弱者出庭，或者收半费。而这半费，也得由他们支付。
谈到目前保护中心面临的困难，高扬说他们信心不倒。因为他们的保护中心不仅为许多社会弱者排了忧，解了难，更重要的是为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成为一个社会“窗口”，使人民群众有了一个说话、申冤的地方，使我们的“人民公仆”能直接听到人民的呼唤。他们准备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如请一些法律界人士加盟，建立基金会等，以便更有成效地保护社会弱者的权益。
（199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