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颠过去”的时代政治价值取向，皆揭示了阶级斗争这一问题的本质，张炜的创作，深深得益于俄罗斯文学，他从托尔斯泰、艾特玛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学会了如何去处理“残酷”的阶级斗争问题，尤其是在表现残酷时，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高度冷静。正是在价值认知与价值评判中，他所创造的“四爷爷”赵炳这个典型形象，显示了古老的中国官吏之足智多谋、心狠手辣和无耻无赖的个性。他还学会了拉美作家运用神话去表现乡村神秘的做法，在此，张炜与贾平凹异常相似。乡土中国，决不是明净如画的，而且，在空旷的山野幽谷，处处隐含着自然、社会、文化的神秘。乡土中国民众，始终生活在神秘之中；如果失去了神秘这种氛围，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就不可能是深刻的。张炜与贾平凹，善于借助神秘来解释人的命运。张炜运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贾平凹则采取古典中国神秘文化和小说的表现方法。这种价值偏向，使得贾平凹能够被民族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反，张炜则更能在知识者那里获得内在的价值共鸣。必须肯定，这种有代表性的艺术探索，是与时代的舆论杂然相处的明智选择。这说明，张炜与贾平凹，都有对抗舆论并操纵舆论，以及受制于舆论的复杂心态。作家在风格化创作时，最易“心灵自在”，最具创造力，而一旦风格定型，要想突破自己的风格，则如“上九天揽月”。舆论刺激，加速了张炜与贾平凹辉煌时代的到来。贾平凹创作了一大批写乡土的中篇小说，例如，《火纸》、《金矿》、《冰炭》，等等，这些小说差不多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张炜在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不大，似乎也比较寂寞，根本无法与贾平凹当时的创作量抗衡，尤其是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创立了新的散文叙述价值格调，致使他的舆论价值取向，如日中天。
张炜和贾平凹，几乎都在1986年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这便是《古船》与《浮躁》。这两部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如家族观念、象征仪式、自然神秘、逍遥人物视角、复杂而苦难的爱情、官吏的凶残与巧取豪夺的社会关系网络等。这两部作品，足以代表他们的艺术风格，并达到了乡土小说的新高度。当时的舆论价值评价，给予这两部长篇的好评，似乎至今仍未消歇。《古船》，在艺术处理上，比《浮躁》复杂，但缺少《浮躁》的戏剧性凝练；《古船》，在思想探索上，显然，更为深刻厚重一些，更富历史感和现实感。《浮躁》的悲剧性风格，不时为喜剧性情调所冲淡，贾平凹所津津乐道的“小生”形象的创造，不如张炜的野汉子形象那么粗犷、阴森、有力。必须在舆论面前保持自制力，然而，它很容易被流行的生活艺术价值击破；贾平凹的艺术自制力，开始向另一方向转化，即由关注现实问题，开始向历史神话迁移。神话历史成分压倒了现实体验成分，游戏和幽默，伴随着文化神秘与迷信。于是，贾平凹接连推出了《太白》系列，主要表达乡村妇女之性欲压抑和性的粗野。与此同时，他的散文集，以大致相同的作品内容，被出版商进行各种形式的组装，在无所谓版权纠纷的放任之中，其生活价值形象的诗意表达，以典雅风流的姿态，出现在任何有书的地方。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审美价值表达，满足了时代生活的要求，激发了人们对时代生活的自由想象。
“贾平凹”三个字，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影响极大，《废都》这部性小说，使他登峰造极。时代的舆论，仍是以神话形式出现，这令许多人感到惊奇，这至少说明：时代的舆论价值取向是不健全的。长达几个月地盼望一部杰作的诞生，这绝对是时代的舆论神话，这也给“三人成虎”的民族生活想象方式，以最有力的嘲讽。据说，在《古船》创作之后，张炜远离都市，逃避一切舆论，躲到胶东半岛的村庄，以最封闭的方式写作《九月寓言》，因为他力图深刻地探究历史问题，并且在艺术上试图创新。
这说明：他在舆论刺激之后，能保持高度的自信力并能保持高度的冷静，更加执着地探讨中国现代历史政治问题。这种勇气，注定他不可能走向世俗，所以，《九月寓言》仍只是停留在专家一致好评的基础上。在舆论刺激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受众，停留在平面艺术处理上；一是最大限度地达到历史的深处，进行立体的艺术处理，引起受众的反思。前者似乎更关心“受众”，后者似乎更关心“历史”；前者似乎更多地关注趣味，放纵性欲和语言情调，后者似乎更多地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尊严。中国并不缺少前一类型的作家，这些作家借助娱乐和游戏观念，放纵了“受众”的情欲和恶习，从而把“受众”带到了精神的深渊，古老的历史惰性和历史恶性，正是借助这种方式和这种哲学循环；后一类型的作家则注定要背负苦难的记忆、历史的悲怆、礼教的桎梏和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下，竟然诞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信仰。无法消除通俗文学的影响，也无法强求民众接受严肃文学，人们渴望这两种文学能够出现合流，这种幼稚的想象，只会将严肃的文学思考放逐。那么，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途程中，时代的舆论价值取向，又该如何选择？贾平凹由反抗时代的舆论，遁入时代的舆论中心。幸耶？不幸耶？看来，有必要对时代的舆论心态作更深入一步的探索，即怎样借助舆论去调整创作应是作家的中心思考问题。
6．4．2人性的悲悯体验与性爱叙述的价值偏向
贾平凹力图把雅与欲结合起来，并试图把俗小说提到较高品位上去，显然，这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贾平凹是非常注重民间舆论的，普通老百姓对小说接受的要求，完全从兴趣和娱乐出发。消遣是其主要目的，从一般小说读者来看，他们一方面对性小说异常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于传奇、历史故事、武侠、黑盗等小说极端热衷。他们对小说的接受，大多出于消闲目的，通俗地说，即如何玩乐并打发时间，所以，从“受众”方面看来，严肃文学只局限于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而绝大多数受众，则完全沉醉在通俗小说之中。这种对文化的需求，决定了严肃小说不可能有广泛的市场。
于是，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统一起来，受众只能在通俗小说中循环接受相同观念、相同情调的作品，尤其是在“着书且为稻粱谋”的思想支配下，通俗小说的发行与出版，便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这种文化现状的支配，作家的创作不能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文化市场的调控是自发的也是放任的，通俗读物对于文化水准不高的需求者来说，具有极大吸引力。
由于文化调控者与管理者本身素质低下，实际上，也就无法分清“黄”与“雅”的界限了，这就导致庸俗出版物的泛滥。另一方面，由于严肃文学书刊失去了读者，不能打动读者，创作者的想象力的衰退和贫乏，对社会焦点问题的价值放逐，使严肃文学的生命力萎缩。对政治的思索流于表面浮夸，对现实问题的再现缺乏现实纵深感，使得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竞争，在商业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状态。缺乏竞争意识的一大批专业作家，只能怀念昔日的辉煌，对文学的发展失去了信心，面对市场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冲击而不知所措，于是，只好认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既然无法“放牧”羔羊，那么，也就只能提供给羊群掺有杂质的草料了。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作家选择了新生路，即投入商海。对于这些作家来说，获得优越的生活享受才是根本，艺术并不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所以，试图认同严肃的作家们便学会了通俗，力图制造港台明星如琼瑶、三毛等的接受效果，或者金庸、梁羽生等的受众。无奈，他们在写言情小说时只能步台湾女作家之后尘，或显得更低劣；写武侠小说又缺乏金庸、梁羽生的境界，所以，不仅未能侵占台港文学的市场，而且，把文学更深地推入思想深渊。
只有少数作家，如张承志、张炜等，还试图守住正道，孤寂地进行创作，为信念而殉身。
如何处理雅与俗的矛盾？如何最大限度地抓住“受众”？贾平凹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接受经验中，寻找自我的位置，他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这反映在他的创作策略中。他的创作取向，表面上看是价值反叛，实质上是中庸策略，“现在的文学，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他反其道而行之，写“小生”。爱情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写女人的神韵，“我可能不是政治性强的作家”，“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自为”。贾平凹，于是选择了赢获“受众”的策略：在语言上，充分发挥古典魅力，以古典散文和白话小说的意趣抓住汉语读者。事实上，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琼瑶和金庸亦如此实践，只是“俗而不雅驯”而已。贾平凹的语言价值取向，喜用短言短语，情深韵足，意趣缠绵，典雅又流动。这是深懂中国读者心理的审美价值选择，因为大多数读者并不习惯所谓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维，余华、格非、苏童等，更多地属于学院派读者。在题材上，他既写实，又虚拟神话。乡村在时代的发展中确实发生了变化，一切近似于贾平凹的戏剧设计，又迥异于他的设计，他能写出时代的中国妇女命运的变迁，使人在现实体验中仿佛具有某种浪漫感。更重要的是，他对古代民俗和独特的中国文化兴味极浓，而算命、卜卦、看相、说道，又是民间中国最有兴味、最乐此不疲的事。如果说，这两种选择，还比较雅驯、执着、庄严，是对西方文学的反动，能显示贾平凹的创作价值的话，那么，贾平凹的最根本的选择，所暴露出来的对民俗化的认同，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所谓的“诲淫诲盗”：诲盗，在贾平凹那里目前只是虚晃一枪；诲淫，则是其基本的生活价值认同。那兴致盎然的打情骂俏与世俗生活价值认同，是如此的撩拨人心，也难怪贾平凹成为舆论价值关注之焦点了！
如此说来，贾平凹大致选择了两套笔墨：一是以典雅语言写散文，风土人情在他笔下变幻万千，那种独有的月神崇拜和名士散文格调，征服了赞赏古典中国文学之独特抒情意趣的读者；二是以典雅语言写乡土中国的性，他的主要小说几乎都有关于性的华彩段落。如果说，他的前期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还多少具有一点浪漫，是真情的挑逗，那么，后期小说的价值选择，则变得对性表现的充分依赖。无论是《浮躁》，还是《太白》、《废都》，那种对性的欣赏和赞美溢于言表，那独有的中国味道，没有一处像西方小说，尤其与劳伦斯背道而驰。在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贾平凹找到了真正的着火点，那就是“性描写”，正是由于这种描写的极端化和生活化，导致贾平凹走向“俗文学的极端”，并把读者的审美价值偏好带入性爱文学的深渊。这种由雅向俗，由正道向民间的转化，对民间意识的全面认同，是贾平凹全面权衡之后精神失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