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原因，几乎是天然性接壤。经济落后，总是以政治文化锁闭为前提；政治文化锁闭，总是带来经济生活的落后。经济的落后和文化的锁闭，使人饱受身心两方面的苦难：精神的苦难与肉体的苦难，几乎共同摧残着人性。《古船》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被扭曲和不得自由；《九月寓言》中的男女因为饥饿，出卖肉体和灵魂，因为压抑而扭曲人性。对前途的苦闷，对生活的厌倦，对爱的朦胧渴望，在张炜的长篇小说中，全都笼罩着悲怆的旋律。张炜与鲁迅遥相呼应，张炜所展露的生存本相、人性罪恶，显然，不是底层民众的罪，而是文化之罪，是经济政治之罪。这种罪恶，是由于专制政治与小农经济双重决定的，因而，文化的批判和人性的拯救，在张炜看来，不仅要重建新的经济秩序，还要重建新的价值伦理秩序，张炜的思考相当深刻。
第四，张炜高举生命解放的旗帜，扞卫生命伦理和生命神圣价值观念。这一历史文化隐喻，特别表达了张炜的生存信念和人性理想。生命的自由，张炜在《融入野地》中作了充分表达，在张炜的《家族》和《柏慧》中，他把生命伦理和生命神圣价值观念看得异常重要。生命伦理，在张炜的叙事中，表现为善的原则和美的原则。他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各具个性。张炜塑造的男性形象个性差异较大，而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则个性差异不大。就男性形象而言，赵炳、赵多多、隋抱朴、隋见素、宁轲、宁周义、曲予、朱亚、瓷眼、争年、赖牙、红小兵皆各具个性，而张炜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除了大脚肥肩、庆余、张王氏等人物形象之外，大都是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她们有着姣好美丽的面容，心地善良，对生活与爱情充满美好的向往，可是，在生活中却饱经苦难。这些坚贞而又美丽的女性，在性情和情感上如此相似，显示张炜对女性美有特殊的理解。
张炜的这种创作特点，非常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叙事中，男性形象各具风采，女性形象除了年老者外，大多是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她们格外聪明美丽，却不得不在社会底层挣扎。生活在苦难中，却保持着美好的天性，这种情感态度，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张炜对苦难的描绘，对残酷的体验，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抒情力量。张炜对生命伦理和生命神圣观念的扞卫，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韵律，因而，他的人物塑造，尤其是正面形象的塑造，就成了生命伦理和生命神圣观念的图解。透过张炜的人物创造，透过张炜的文化隐喻，可以看到，他所扞卫的生命伦理和生命神圣观念，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贵的气质。在残酷的诗意中，有着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和自由向往。这种生存信念，是真正的作家所渴望的；这种生存信念，是在与苦难抗争中，是在对自由美和道德美的追求中提升出来的。从价值论美学意义上说，这种生存信念，具有人道主义价值和审美创造价值。
破解了张炜的文化隐喻，就接近了他的心灵。张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主义者，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不仅具有独特的主体性价值原则，而且表现了生命世界与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在原野眺望中，在文化的沉思中，寄托着孤独高尚的诗魂。就价值论美学而言，这正是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审美理想，这正是我们世世代代所扞卫的审美价值观念。生命有了这样深刻的表达，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张炜的历史心灵，与千千万万扞卫人类自由美学原则的智者一样，将会以自己的热血浇灌人类自由之花和审美之花。他所表达和扞卫的价值理想，构成了人类自由历史的一环，承接着历史，指示着未来。这时，他就不只是通俗意义上的作家，而是美的扞卫者和美的创造者，因此，张炜对历史的还原，既具有文化批判价值，又具有生命启示价值。这就是形象创造的美学价值，这就是价值论美学的形象表达。
第四节 爱欲与生命：张炜与贾平凹叙事的价值确证
6．4．1生存的艰难与爱欲的力量：时代舆论的回应
通过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解读，理解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带有实践评价与反思体验的倾向，其实，真正的价值论美学，既需要理论确证，又需要实际评判。艺术家通过形象创造所表达的价值美学，具有独特的人性关怀与生命价值关怀取向。事实上，时代的思想价值信仰，总是在激烈的冲突和无情的否定中行进，即便是张承志所表达的神圣价值观，也受到人们激烈的否定和恣意的嘲笑，因而，时代的精神困惑与精神危机，显得特别突出。历史无法真正还原，只能感知现在，现在又是最无情的，它不顾一切地反抗传统价值观念。固守传统，可能要作出现实牺牲；追随时代，又可能放逐自我；在这种奇特的矛盾中，人的内在精神冲突愈来愈强烈。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普世价值观很难成为共同理想，多重价值观念必在生活世界共存。尽管如此，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倡导积极的价值观，如果艺术家没有积极的价值观念支撑，就可能在现代价值观念的相互矛盾中丧失自我。危险到处存在，曾引起不同程度轰动的贾平凹和张炜，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通过舆论心态对张炜和贾平凹的影响，也许能够获得对时代的舆论价值的一般性理解，并能借此理解更为复杂的文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无疑拓展了价值论美学的思想关联域。应该承认，张炜与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叙事，真实地展示了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价值与现实生活价值，他们通过对不平等与非人性的生存价值法则的批判，否定了残酷的历史生活价值法则，显示了创作主体对人民生活的深厚同情。不过，他们虽然能够正视残酷而非人道的历史现实生活，却不能自由而美丽地展望生命的价值理想。
从张炜与贾平凹的有关传记资料中，可以看到，张炜与贾平凹创作的成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时代舆论的刺激，因为舆论刺激能激活并深化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谁也无法否认，生活在现代社会，不能排除时代舆论的干扰。大多数人都在舆论中沉沦，作家也是如此，一方面渴望舆论的关注，一方面在舆论面前又手足无措。每个作家，皆盼望着作品轰动的时刻，这一刻的到来，曾使许多作家欣喜若狂。张炜与贾平凹，大约经历五年左右的创作训练之后，就赢得了这一时刻。它意味着社会对作家的风格创造和精神传达的双重默认，意味着社会对作家自由创作的许可，意味着作家获得了作品发表的通行证，这就是所谓“代表作”的问世。代表作是关键，许多作家由于缺少显示自我形象的代表作，长期默默无闻。
当然，这种身份证明的作品，既要合乎人们习见的时尚、偏见、兴趣、价值观念，又要具有一点新鲜、大胆和陌生化效果。滞后与超前，是两种形态的孤独与寂寞，张炜与贾平凹正是抓住了时代价值信仰的关键，既批判现实历史生存价值，又自由地展望未来生活的真正价值，选择的题材、确立的思想、虚拟的情节，既未脱俗，又未落俗，于是，它调动了舆论的价值兴奋点，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成就。张炜的早期代表作，是两部关于“秋天”的作品，即《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尽管故事情节和人物冲突，还停留在行动描绘上，但内在的价值，已有所显现，尤其是李芒这个角色的出场，显得尤为关键，它代表着受难者的生命存在价值开始得到承认。李芒是地主之子，他在动乱时代所遭受的精神压抑和肉体折磨，绝非一般读者所能想象。这种遭遇，在他内心深处，烙上了耻辱、恐惧、仇恨，甚至固执的印迹，因此，他与肖万昌的冲突，就不是新旧势力的价值冲突，而是深记历史仇恨又不肯和解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的深入开拓，使张炜没有停留在一般性地反映新旧思想上，这是小农经济意识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时的焦虑与痛苦。因此，张炜的开掘是深刻的，至少在思想探索上，张炜抓住了生活在特殊时期的中国农民的精神特质。
尽管在叙述和情节上，“秋天”系列仍显得单调和简略，但是，人们仍然珍重张炜的价值。时代被颠覆了的价值，在自由生活回归与政治权利重建中，重新得到认识。
张炜是幸运的，与之相比，贾平凹之成名，与他艺术的早熟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张炜之成名，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太成熟，只是显示了探索的敏锐，那么，贾平凹则在艺术和思想上已形成定势。贾平凹以他独特的叙述、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情节处理，强有力地抓住了读者。他的作品，清新明快而又富有情节张力，语言典雅而又生动抒情，风情特异而又具有普遍体验性。他以独特的价值呈现方式与生命价值形象，表达了乡土生活的真实与真理；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处理人们习见而又熟稔的乡村现代神话，呈现时代生活自由价值的理解。他的《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甚至《黑氏》、《佛关》，其情节模式，极其相似，隐隐约约地总要写出那么几个懂风情、有活力、一往情深的女性，显示出他对时代生活价值的认同。贾平凹的作品风格，一开始就定位在较高层次上之后，便纵容这种风格，肥皂剧似的无限制地生产，与张炜相反，贾平凹懂得如何在艺术上诱惑读者，让读者在甜味、辣味和幽情雅趣之中，获得精神满足。必要的野味和女性的骚情，那是每一篇小说都要用的，这个“乡下人”的“土绅士”倾向，在他的成名作中就定格下来了。张炜和贾平凹，留给人的一般性舆论形象是：张炜对乡土中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思异常敏感深刻，贾平凹对乡土中国的生活理想之抒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代的舆论与价值评判，在这两点上总是非常接近，于是，舆论的这种颂扬，也就进一步激发他们发扬并保存自己的优势。舆论刺激，足以保证张炜与贾平凹艺术探索的自信力，也显示了时代生活价值在艺术中的自由回声。
既然舆论默认了他们的风格特点，那么，就有必要分析张炜与贾平凹迈向成功的原因。显然，舆论的价值取向，从来就反对艺术与思想的重复。不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如果没有一点新锐感，就决然跟不上舆论的步伐。事实上，张炜和贾平凹，在成名作诞生之前，在舆论之中或超出舆论之外，不停止地试验小说的可能性。这是顺从舆论又反抗舆论的过程。所谓顺从舆论，是珍惜文学的历史经验，在历史中选择未来的道路；所谓反抗舆论，就是超越同时代的典范作家作品，给艺术注入新的表现活力。在艺术道路的选择上，贾平凹相当机智，也格外早熟，这对于农家子弟来说，确实需要一点天才。贾平凹遁入了中国历史世界，在小说题材上注重现实生活，并力图还原乡村的混沌、静止和神秘；在小说形式和语言上，则尤其重视古典意趣，这是许多作家回避的道路。
他闯进了禁区，也许是受到过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他把自己与文学时尚隔离开来，而专注于钻研周易、风水、占卜、命相、老庄、魏晋风度、明清小品，甚至明清野史、历史随笔、言情小说。不知经历了怎样的磨炼，贾平凹的语言和题材，也就古色古香起来，这种创作价值取向，幸运地赶上古典中国文化探讨的热潮。从这方面说，贾平凹保持与学者的交往，无疑，是他创作定型之契机。他终于形成了智慧型创作风格，仿佛对乡土中国无所不知，尤其是破译乡土秘密得心应手。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展示他的心智果实，那种独有的，闪烁着古典中国智慧光芒的文字，难免不使人着魔入迷，这种情调，一旦与乡村美女的风骚艳情相连，也就格外迷人了。舆论便始终倾心于它。在舆论的价值支配中进行文学创作，自然，有许多内在的思想缺陷。也许创作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认知现实生命存在价值，并展望理想生命存在价值的重要意义。他们过于重视历史现象的还原，却缺乏对历史生活价值的自由超越，这样，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感伤的情调。自由生命存在的阳光，更多地被历史的乌云所笼罩，价值的沉醉与价值的批判，极大地推动着时代文学的价值信仰表达。
循此理路，可以真切地理解贾平凹艺术创作的心机与奥秘。贾平凹掌握了诱惑的秘密，他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必然的，因为他同时将情感的放纵和文人的雅趣结合，美化了田园乡村生活，并郑重地传达“受众”。在张炜身上，看不出这种老谋深算，他遵循鲁迅等现代作家的理路，诗人气十足地虚构乡村神话，远离了历史中国的文学。尽管有人从道家智慧角度去分析《古船》的神秘，其实，那只可以视作故意造作，张炜真正的用心，是试图表现乡土中国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张炜给予了深刻的理解，这是乡土中国社会生活价值评判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