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创作，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展现都市的风景，即以展示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光怪陆离之现象，以及现代都市人变异的心理世界的方式，来展现人们对现代都市文明之“恶”的感性认识和心理体验。
对于都市文明，穆时英写出了都市这样一种疯狂的镜像：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
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
——《上海的狐步舞》
这是个肉欲的世界，连意象都充满了肉的气息。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铺，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穆时英以罗列大量的物质形态来表现他对上海大都市的感觉。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都市，流淌着情欲和物欲。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穆时英对病态的都市风景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尽显半殖民地半封建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使人认识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大都市，乃是“上帝进地狱”、“法官也想犯罪”、“不想做贼的人也想偷东西，顶爽快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基督教徒说了谎话，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老练的女子全预备了K issproof的点唇膏”的场所。在那里，活跃着各式各样的人群，各自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在忙碌着、挣扎着。虽然穆时英展示的是他对上海大都市的直观感觉，然而，在这种直观的感觉当中，也寄寓着他对上海大都市的一种形上认知。不然的话，他也就不会那么执着地将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都市人那种悲哀的心境，如此细致地描绘出来，展示在人们面前，进而在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使人感受到现代都市让人在“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起来”。而施蛰存则是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描绘现代都市人复杂而变异的心理意识。
《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魔道》等小说，深入到了现代都市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地展现出现代都市人敏感而无法把握的心理世界。
对于生活在快速变异而又充满巨大诱惑的都市人来说，意识压抑和寻求快感是重叠在心灵世界中的。从特定的意义层面上来说，宣泄压抑的情绪，展现复杂、变异的心灵意识，也是对现代都市文明之“恶”的一种反抗。在小说创作中，施蛰存重点描绘了精神衰弱症、过敏症和怔忡症者的心理状态：敏感、多疑、惊悸、幻觉、梦呓，而且多半与性的压抑相联系，具体表现在对现实的认识和行为方式上，往往是视美为丑，或视丑为美。
另外一部分“两浙”作家，如章克标、苏青、施济美等人的都市书写，或将“情爱”、“性爱”作为小说的书写对象，或以都市女性的视角和内心体验，来展现都市与人的关系。章克标的都市书写直接以现代都市人的性爱为描写对象，在展示性爱欲望的同时，也细致地刻画出都市人变异的性爱心理。这不仅仅只是为了消费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是“情爱”、“性爱”主题，最能对应和满足被“物欲”弄得几近发狂的都市人的心理需求，满足都市人的消费欲望。这些唯美式的“情爱”、“性爱”描写，整体性地突破了早期鸳鸯蝴蝶派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情爱”、“性爱”格局，融进了现代都市人对“情爱”、“性爱”更多、更复杂、更深入的理解。苏青、施济美则是从都市女性的角度来观察都市的。苏青写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结婚十年》，写出了现代女性如何挣脱都市“家庭主妇”的命运束缚，走上职业女性道路的经历，从而描绘出都市女性艰难的人生奋斗轨迹，展现出都市女性被命运捉弄而无奈的心理。施济美笔下的都市女性则是不甘沉沦、不甘淹没在世俗的物与欲的横流之中，大都有一种反抗世俗的倾向，对上海的“大都市漩流”怀有一种“厌恶感和陌生感”，如《别》、《晚霞的余韵》、《爱的胜利》等小说。
同时，她的都市小说还写出了都市知识女性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如《悲剧和喜剧》（原名《春花秋月何时了》）、《紫色的罂粟花》等；以及写出现代都市下层妇女默默承受命运的悲惨遭遇，如《鬼日》、《莫愁巷》等。在新文学的都市书写方面，苏青、施济美都是比较早的开了都市女性书写之先河的作家。她们往往是以自己置身于现代都市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来描绘出“女性”这一性别文化代码，如何被纳入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之中，又如何尴尬地获得都市意识的心理过程，表现出了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女性进入都市文化圈时的一种矛盾心理意识。
不过，郁达夫笔下的都市，则被糅进了都市的下层贫民生活镜像：
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的确，都市里有摩天大楼，灯红酒绿，但也有贫穷窟，有苦难和悲痛。这表明现代都市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世界，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转一转便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就是这个充满欲望和矛盾的都市，总是在不断地刺激着现代的中国人。它让人生机勃勃，又让人颓废沉沦。这些似乎在农耕社会不曾有过，或者曾被农耕民族推崇的道德理想紧紧抑制住了的人性矛盾，在处于转型之中的现代都市，则被提前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看到了现代中国人的人性真面目。此时的都市书写在展现消费文化镜像时，其特点就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内心欲望进行了充分展示。如果说物质世界是上海的外表，那么，在消费文化使人的物欲无限膨胀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传统的温情被金钱和利益所控制的内心矛盾，则是都市书写的重心。穆时英就说：“我拼命地追求着刺激新奇，使自己忘了这寂寞，可是我能忘了她吗？不能的！有时突然地，一种说不出的憎恨，普通的对于一切生物无生物的憎恨；我不愿说一句话，不愿看一件东西，可是又不愿自杀——这不是怯懦，因为我同时又是挚爱着世间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
在都市的物欲和情欲驱动下，人的灵魂开始扭曲、变异。人成了衣帽服饰，人成了金钱的数量，人成为“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而唯独没有了自己。在物欲和情欲的世界里，人终于异化成了一种消费动物。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蓉子，就是这样一个“在速度和刺激上生存着的”都市女郎。即使是恋爱也被她当成了一种消费行为，男子们一个个就像“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一样，迅速地被消费然后被排泄；另一方面，蓉子又何尝不是被那些都市男子当成了消费品，转眼即被排泄。都市人的男欢女爱本来就已成为相互交换的刺激，一旦刺激消失，便失去了它的用途，正如用坏了的商品，可以随手丢弃一样。
人已经彻底泯灭了自身的特性，在享受消费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商品，被人消费，人成了非人。在施蛰存的笔下，都市的一切则是显得那么的变异和荒诞，所有的道德都被颠覆了，原本熟悉的伦理秩序也都被打乱了，都市显示出来的荒诞更是深入到都市人的内心。他笔下的都市人无不患有各种精神的疾病：忧郁症、恐惧症、妄想症；种种“魔道”、“妖妇”、“梦魇”的描写，都反映着这个荒诞的都市对人的心灵的扭曲和变异。都市在他的笔下，激起的不是工业文明的“速度”与“力”之美感，更多的是一种文明被异化的异己感。现代化的商业都市却是一个完全以个人为本位的竞争社会，都市市民在脱离了传统的家族宗法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人际温情和道德规约。他们在都市的法则下锻造着与传统社会下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他们的价值观大都染上了现代大都市所特有的社会文明病。尽管就当时整个中国而言，并不具备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准，但由于都市的特殊性，则使它在许多文明发展的水准上就早早地与世界接轨，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上海，尤其是具有殖民意味的文化植入上海文化之中，与上海都市特定的社会、文化相杂糅，这样就使现代中国提前具备西方世纪末才具有的诸多变异的精神元素。从这个角度来说，“两浙”作家的都市书写，又一次刷新了书写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诸多记录。
都市是天堂，也是地狱，它牵动着现代中国敏感的神经，折射着中国社会去向何处的宏大命题。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中的都市，折射出了中国都市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断裂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屈辱与自尊、文明与罪恶。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现代都市的奇特面貌：它既是生机勃勃的，又是腐朽的；既是伟大的，又是堕落的；既有着西装革履的洋场阔少，也有着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既产生着最激进的思想理论，也维持着最传统的生活方式。西式洋房中陈列着明清时代的红木家具、西裤外面罩着中式的长袍，中西杂陈、华洋共处，中国都市文化在以西方为范本的同时，又保留了诸多的本土特征。
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各自的文明都撕裂成碎片，然后又成为现代都市（例如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大拼盘，令人陶醉、迷恋，又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浙”作家的这种都市书写，不完全是像西方现代作家那样致力于形而上的哲理角度来表现人，特别是表现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生存状况和前途命运。像卡夫卡，他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始终都是以关注着人类发展前景和对人的命运的严峻思考，来透视人的生存境况和人性的困惑。在新文学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两浙”作家的都市想象与都市书写，与20世纪中国所热衷的进化论思想和“革命性”话语，与强调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与张扬人的主体性、个体性等精神元素的书写形态紧密相关，对应着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两浙”作家的都市书写，无论是作为叙述场景，还是作为新文学的特定意象，都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想象张力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