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组织编选之初，就明确指导思想为力图通过这一工作展现我省五十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发展历史，要求所选作品必须充分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真正在相关领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体现某一阶段我省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努力达到思想性、艺术性、历史性统一，既总结过去，又能传于后人的“精选”。“文革”前十七年，我省文艺创作形成第一个繁荣期，特别是文学上的“山药蛋派”的中兴十分引人注目。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山西文艺收获多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也越来越活跃；另一方面，过去没有或处弱势的门类也逐渐或从无到有，或进入强势。如电视剧，所选作品似乎全部是新时期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省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中长篇小说比较少。但新时期以来，这种局面有了极大的改变，每年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不计其数，所以在编选时，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比例较少，而新时期的作品比重较大，并特别编辑了长篇小说卷。又如理论评论，五六十年代队伍相对单薄，专业性人才更是稀少，而理论性学术性强，政治性淡化的评论、理论作品也比重不大，因而入选篇目很少。新时期以来，新崛起的一代青年理论评论家与老一代理论评论家共同探索，成果较多，因而入选作品比重偏大。从这种具有“历史”性的角度来看，这套丛书基本上反映了五十年来山西文学艺术发展的进步。需要谈到的另外一点是入选作品的代表性、典型性。如长篇小说卷，一共入选由我省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9部，其中既有赵树理的《三里湾》这样的50年代中期在我国文学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又有张平的《抉择》这样在90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之作；既有农村生活的小说如《汾水长流》，又有《跋涉者》这样的工业题材小说和《旧址》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山西的电影创作无论从全国看还是在本省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都不算强项，但入选电影卷的作品却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新来的县委书记》《泪痕》《知音》等。它们不仅是我省某一时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是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作品。
再次，此套精品选的出版、印刷比较讲究，可以说代表了目前我省出版界的最高水平。这套精品选数量大、种类多。在设计上，图书部分保持了总体一致，各有变化的风格，使人既感到是同一套出版物，同时又各有特色。此外，画册与光盘也设计了符合自身内容的样式。在版式设计上，力求静中有动，同中求变，校对差错率较小。为使图书更加体面、讲究，在设计了布纹折封软精装的封面之后，又增加了布纹纸衬和铜版纸环衬，在铜版纸环衬中心部位，设计了淡红色的山西地图，上面装饰了动感极强的时间标志。最使人感到突出的是书法、美术、摄影三部画册的设计。三部画册统一使用红色硬纸封面，烫金书名配以阴压的砚台、调色板和照相机镜头抽象图案，既古朴典雅，又不乏灵动与鲜活，再套以双层布制函封，效果更显。总的看来，这套精品选简洁大方，质朴厚重，体现了地方特色，体现了现代气息。
如果说这套精品选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的话，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遗珠之憾，二是整体上还不太平衡。前者是指有一些好作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入选，如电视剧，原计划将《新星》《天网》均收入，但由于篇幅太大，只好割爱。又如报告文学，我省好作品很多，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也不少，限于篇幅，诸如《中国的要害》《马家军调查》等许多作品均未收入。所谓不太平衡，首先是从史的角度来说。前十七年的作品所占比例较小，而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所占比例较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推移，我省的文艺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的艺术种类在改革开放后涌现，如电视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作品在创作中过于贴近当时的政策，而在今天来看，这些作品已不宜收入。不平衡的另一种表现在作品的质量。有些作家成就十分突出，有影响的作品比较多，但不可能都收入。而另一些作家虽然成就稍差，但一直执著地创作，也需要在精品选中得到体现，这样才能反映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景象，而不至于形成一枝独秀的印象。不管怎么说，编选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是需要我们加以总结的。
面对这套装帧精美的精品选，不禁感慨万千。山西的文学艺术是伴随着共和国行进的脚步发展进步的，它从来没有背离时代，背离人民，因而也总是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血脉相连。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没有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因而无从直接感受那时在山西文艺创作中表现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从与老一辈的接触中，依然能想象并体会到昔日的风采。八九十年代的许多事情，我们是亲历了的，其中的甘苦喜乐，亲感身受，我们为每一部作品的成功而感到欣喜。面对这套丛书，就如同面对五十年的历史，它告示了一个沉甸甸的过去，并昭示着更加灿烂的未来。
2000年2月
语言中的心理地图
——读乔忠延《尧都土话》
乔忠延先生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写了一本关于语言的著作。这就是被列入“人文中国丛书”的《尧都土话》。尧都，自然是曾经被尧作为都城的临汾平阳一带。而所谓的“土话”，亦即我们所说的方言了。但我们切切不可把《尧都土话》当做一本纯粹意义上的研究方言的语言学著作。事实上，它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入手来讨论或者毋宁说是感悟“土话”中所包蕴的心理文化意味的。它不是一本从语言的音韵流变来谈语言的书，而是一本从人的文化历史和心理演变来谈语言的书。
幼时在家乡，对语言的意义是没有领悟的。缺少比较，缺少知识的积累，所以以为人们说话就是“家乡的样子”。后来稍稍长大，发现了语言的差异，便把所有不同于家乡的“语言现象”视为更高级的“洋化”和“现代”的语言方式。再后来，发现那些被自己视为“土”的语言现象中保留了许多非常古雅的成分。一般来说，这样的语言现象似乎是属于有文化的高级的“雅语言”，不应该存在于引车卖浆者之流的“俗语言”之中。但这种语言世界的“逆反现象”却非一时一地所有，而是一种语言演变的规律。就是说，在现在的“俗语言”群中保留着大量的属于过去的语言的“雅语言”现象。而在现在的“雅语言”中却出现了更加通俗的“俗语言”现象。比如在我的家乡，说去“取”或者“拿”东西，用“荷”。人们说，去，把什么什么“荷回来”，就是“拿回来”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荷”所具有的“拿”的意义已经消失。如果说保留的话，只能是在古汉语和地方方言之中了。在《尧都土话》中也谈到了类似的语言现象。如不说“明天”，而是说“明旦”；“靠墙放下”说“倚下”；“房子”“家里”说“居舍”“居厦”等等。从这些所谓的土话中我们还是非常生动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某种流变。
当然，在《尧都土话》中，我们还可以生动地感受到人的文化心理对语言的影响。比如在临汾一带，人们称太阳为“尧王”，乃是因为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尧之为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因而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心里积淀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使太阳成为传说中的圣君。又如骂女性用“姚婆”或“后姚婆”。乔忠延曾认为“姚婆”应写为“窑婆”。但“窑婆”是强迫女性卖身的，似不够准确。“最近看一本书，突然明白了，原来姚婆和舜有关联。”传说中舜之后母非常恶毒，对舜百般欺凌，舜仍坚守孝道。当时舜之所在地为姚墟，这恶毒的后母就是“姚”地之“婆”了。所以人们把品性恶劣的女性称为“姚婆”也就可以理解了。
语言是人类用来进行沟通和交际的工具。语言的表现形式为音节和文字。但语言还是人类心理文化的一种记录。在规范的主流语言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支流和旁蔓。这些不在主流之中的语言现象实际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们对于强调实用价值即交际的语言来说，是需要规范和改进的。但对于作为文化现象和人类心理记录意义的语言来说，却是一种范式，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保护，以便使我们从这些“语言”中能够走回民族的历史之中。
2004年4月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陷落与新生
——王保忠《甘家洼风景》的社会文化学解读
与王保忠没有太多的交道，甚至也不能说认识他。真正可以说见过王保忠是在去年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山西团中为数不多的来自县一级的代表，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与大家热烈的讨论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知道他，是因为他近年来的创作，并在一些研讨会上对他的小说进行了评价。我为他小说中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以及小说中透露出的温暖而感动。但是，并不知道他竟然是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是不善言谈，还是不愿在这样的场合多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但是，我相信，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也许是一个用心来感受、体验生活的人。
《甘家洼风景》说不来是一部长篇还是短篇的结集。书的介绍中说，是一部由二十个短篇构成的长篇小说。说它是短篇，因为作者在创作之初确实是按短篇来构思表达的。说它是长篇，是因为这些短篇有集中的主题与相互联系的人物，写的是某一北方山村的故事，具有一般长篇的特点。不管怎么说，这样一部作品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在陆陆续续的发表中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小说说的是北方某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王保忠自己生活的那个县域一个叫着“甘家洼”的山村中“现在”的人与事。这个曾经热闹的村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冷落寂寞。但是，她并没有消失。除了她还是一个地理意义与行政意义上的村庄外，一方面，在这里还生活着为数不多的村民；另一方面，甘家洼是许许多多在外求学、打工的“出走者”的家园——精神的与物质的。
王保忠在小说中没有与我们讨论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等政治经济学概念。他只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为我们描写在这样一个时代大潮中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当我们与小说中的人与事接触时，就不能回避现代化这样一个必然的潮流。现代化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我们赶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我们不可能回避。但是，在这样的必然进程中，那些生活在最典型的农耕文明地区的人们在怎样生活、思考？他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并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应该怎样来关注他们、正视他们？这些同样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我们不能回避。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从农耕文明向以工业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迈进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革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发明不断涌现，并被运用到生产当中，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了步入现代化的艰难进程。那些较早成功地步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经历了通过掠夺农业与农民为重要手段的原始积累阶段，并逐渐成为在人类事务中拥有重要话语权，以及制定国际事务规则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觉醒较晚，起步较迟。一方面，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应对各种各样来自发达国家的挑战，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可以吸收借鉴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提高自己进步的速度与成效。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是，农村怎么办？
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使大量租种公共土地的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他们被迫无奈地进入城市，为工场主提供劳动力。虽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生活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改变充满了血腥、不人道和暴力。社会的进步是用血与生命的扭曲实现的。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作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需要探索开辟一条更加尊重人、关心人的成长与进步的发展道路。《甘家洼风景》似乎并不着意于告诉我们如何从经济的、政治的层面来实现这样的转变。但是，它却以生动的心理揭示警醒我们，农村、农民的物质世界与精神欲求。也许，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