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属于这样一种作家，从人、从生命个体出发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情思。有一种作家是从社会出发，着意于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某种看法，他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于表现社会的某种规律，因而热衷于描写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事件等等，此即所谓的宏大叙事。为此，他们从社会出发，走向人，用人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在这里，人是一种符号，一种道具，是退居于第二位的存在，写人是为了写社会。另一些作家则正好相反，他们是从人出发的。他们着意于表现的是人的命运、意义、价值，表现的是人的存在状态。他们也写到了社会，但是在他们的笔下，社会只是他们的人物存在的环境、背景，是人物的舞台，而具体的社会意义却被大大地淡化了，甚至被虚化了。蒋韵正是这样一种作家。在她的小说中，虽然也写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事件诸如“文革”，以及一些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蒋韵的手段，都是她不可回避的因素。蒋韵不是为了写“文革”而写“文革”，社会事件只是她的人物的影子。当然，从人出发，也有种种不同。比如有的作家是写身体的，有的作家是写欲望的，有的作家是写命运的等等。但是蒋韵与他们都不同，蒋韵写的是人的一种情绪，一种精神状态，即那种愿望不能实现的忧伤。一个人要经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需要机遇的。而这种机遇又是不可能人人都会遇到的。那些日常的琐碎的事件，却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它不需要机遇，也不需要等待，是最普通的，也是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这种忧伤乃是由于个人的愿望难以实现，难以成功而形成的。每个人从客观的外在的标准来看，他们可能都还是不错的，某种程度来说还是令人羡慕的。但是，从他们自己，特别是从他们的内心世界来看，却充满了失落、不满足以及种种欠缺。于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忧伤便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它是那样地不可回避，以至于才下心头，却上眉头。《现场逃逸》中的“林”，已是大学教师，工作稳定，职业高尚，且常常有文章发表，但他仍然为自己不能容入现实社会而苦恼。另一位女士马丹则为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而奔波不已。在《裸燕麦》中，“我”的姐姐远渡重洋，嫁给了德国人科尔。但是文化的阻隔，对故乡的思念使她沦落为一个孤独的漂泊者。蒋韵虽然也写到了一些关于死亡之类的故事，但是她从来没有描写得那么惨烈，那么充满血腥味，而是表现出一种浓烈的诗意，呈现出一种细腻、委婉和抒情的格调。
蒋韵的语言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语言，其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意象，极大地调动了语言的表现手段，如大量地运用了比喻、虚拟、夸张、通感等。虽然我们不能把蒋韵的小说局限在“女性”这个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描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同时她是一位女性作家。因而，在蒋韵的小说中，女性的细腻、委婉，那种感觉化的表露十分明显。“墙上的石英钟飞快地走着。它的指针划开那些抒情性的文字犹如一只无心的船桨。”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首先它强调的是一种感觉。其次它的描写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象。它们创造的是一种诗一般的意境，是一种非真实的存在。它所指的不是既有的现实，而是一种感觉到的“东西”。这种感觉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的存在。因而，蒋韵的小说可以说在创造虚构的空间、拓展人们的想象力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努力。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她语言的运用上。其次表现在她关于小说情节的设置上。最为典型的是她最近的一篇小说《完美的旅行》。在这篇作品中，蒋韵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一个从森林来到城市的男孩，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孤独的单身女子。于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开始了。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蒋韵为我们反复描写的那种忧伤的人，他们心灵上都有一些欠缺，都有一些对生活的不满足。两个人的相遇使他们产生了承认自己的可能，以至于能够在他们虚构的世界中旅行。如果我们不读这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就很可能以为作者是在为我们描写一种真正的旅行。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在想象中行走在全世界。
蒋韵是一个较少被人注意的作家。无论是评论界抑或是新闻媒体都较少对她发言。这除了说明评论家和媒体还存在许多欠缺之外，并不能说明蒋韵不应该受到重视。事实上蒋韵只是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写作。她从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不被划入哪一个阵营。这是她的不幸，更是她的幸运。作家的价值不是依靠评论和媒体，而是依靠作品。当若干年过去之后，虽然作家已不存在了，但是作品却依然存在。这才是一个作家的大幸。
2000年1月
世俗关怀中的精神慰藉
——王祥夫近期小说有感
终极关怀指向的是人的终极目的。应强调人要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而负责，要为达到彼岸世界而修炼此岸的人生。主要强调神性，强调精神与情感领域的超度。人类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依靠对自我的终极关怀，克服或者避免了许多的短视、偏颇。它其实是校正人类发展航程的地平线，是永远召唤人类不断进步的灯塔。但是，对终极关怀的强调，不能脱离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或者说，不能视为与世俗关怀势不两立、水火难容。事实是，终极关怀更关注于人类发展的远大目标，而世俗关怀则更感兴趣于人类的当下现实。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都会使人类发展的航船偏离理性的轨道，而陷入极端的泥淖。只强调世俗关怀，而无视人类的未来，必将造成短视，使非理性的欲望和不负责任、损人利己的行为泛滥。反之，无视世俗关怀，而仅仅强调终极目的，同样也会使人类脱离现实，成为某种虚妄存在，甚至会造成无视现实，回避现实的造神之举。既重视人类终极未来，又着眼于人的当下现实，在现实的发展演进中，超越世俗的意义，追求终极目的，似乎才是理性精神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正确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关注的社会内容亦多如此。读王祥夫近期的小说，使我们十分明显地感到了作家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地位卑微者的深切同情。他描写的是这些人的种种琐碎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纯“物质状态”的生活，然而，作家的本意却不局限在对于物的拥有和满足上。他们在物的惶惑、迷茫或无奈中，精神却时刻在企盼着飞扬。
王祥夫描写的大都是极为普通的芸芸众生，如农民、小职员、小知识分子。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地位、声名，没有富裕的经济资本，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他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享有的是社会所能给予的最基本的东西，而没有任何身外之物。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直接对生活作出本性的决策。他们只能被动地随顺社会。虽然他们的劳动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作为个人却不具备支配的力量。于是我们看到了《种子》中的农民哑巴、刘玉山，《雇工歌谣》中的雇工张义军，《年事》中教育局电工二木，《鹦鹉》中的退休教师……他们在生活中的涡流中操劳着、忙碌着，甚或焦虑地企盼着、寄待着。
王祥夫描写的多是日常生活琐事，属于“物”的范畴，雇工张义军为了能挣到钱，从河北老家来到山西刘庄，以在小煤窑赶毛驴车拉煤谋生。他年轻，头脑灵活，一心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于是巴结村支书，讨好村长的儿子。为了找一个“干妈”，以迁移户口，他主动给“东家”的老母亲挑水、送饭。当这一切都难以达到目的时，张义军几乎孤注一掷，回老家把自己的亲侄女领来送给村长的瘸脚儿子做女朋友。从这些行为来看，张义军似乎有些不择手段，寡义廉耻，但在张义军的内心深处却隐埋着许多的痛苦、迷茫和无奈。这是生活规定了他的。为了能从穷困的地方迁移到较为富裕的地方，也像“东家”一样，栓两挂驴车到煤窑里拉煤挣钱，他做了个人所能做的一切。他的心灵受到了生活无情的伤害，但他的目的也在这伤害中实现。如今的世界，“是烂农民成精”，张义军在无奈中发泄着，但却没有力量改变这一切，只能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他虽然在“物”的意义上达到了目的，而在精神的层面上却经历了一番浩劫。但是，他的泪水不能往外流，只能独自一人吞入肚中。《雇工歌谣》似乎描写了当今社会关系的变化，具有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农民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描写、揭示，小说极为深刻地表现了当下农民的心理世界。《年事》中的二木是机关的普通电工。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其社会地位并不比张义军更高，机关不景气，收入就少，但是二木不能不抚养自己八十五岁的老娘，不能不供自己的儿子上大学，不能不心疼自己忙碌操劳的妻子。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写了二木在“物”的获得之后内心的喜悦。他被单位派去接受消防培训，可以在培训班免费吃饭，但是二木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饭盒把自己那一份拿回家；二木买了注水肉，找小贩讲理，小贩便补给了他一指头宽的肉……凡此种种，都使二木高兴不已，津津乐道。二木是卑微的，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还企盼这种处境不要因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但他又是自尊的，他没有因自己的经济上的困窘而生出更多的非分之想，去做非法的事情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小说在表现二木困窘的日常生活时，特别注意描写日常平民的人生温情。虽然生活已是捉襟见肘，但仍有自己的乐趣，诸如过年，妻子准备和二木刷家，却撞伤了腿。二木要自己刷，妻子不让，要等上大学的儿子回来再刷，并说：“我们不靠儿子靠谁？”这骄傲的言语，寄托了这对贫贱夫妻的人生希望，把他的因儿子上大学而生的自豪，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活的自信、满足都表达得十分令人感动。
一般来说，王祥夫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的对“物”的忙碌、操劳，但是，王祥夫没有把对“物”的占有获取突出夸大并使之膨胀。他更关注的是“物”的困窘中人的精神状态。他描写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对“物”的需要、获取，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他们在此一时刻的内心反应。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对生活只有最微薄的要求。同时，面对生活现实，他们又很无奈，很惶惑，不知所措。他们还没有成长强大到完全自主的程度，因而，他们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摆脱某种依赖的心理。他们需要得到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无奈正说明我们的社会应该更进一步完善改进，以期使更多的像二木、张义军这样的普通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毋庸置疑的是，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谁也不能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去积极地迎接这变化，而不能消极地回避，主观地否认。历史的潮流将滚滚向前，我们也将随这一潮流奔腾远去。
2000年12月
在现实中飞翔的理想与激情
——读郭润生长篇小说《城市英雄》
郭润生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人，他很少表现出激昂的姿态；但是，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市英雄》却与他平常给人留下的印象很不相同。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小说，是一部表现出作家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是一部寄托了现实生活的理想的情感表达。在这里，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超凡脱俗的“城市英雄”。他是市长，手中握有重权，却不善权谋；他是战士，勇敢，充满激情，富于理想，却又常常身陷险阵；他是儿子，却常不能尽孝；他是丈夫，却与爱妻劳燕分飞。可以说，在主人公高克军身上体现出了“人”的社会角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在这诸多身份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对自己任职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高于一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使他不避艰险、不计得失，更置个人利害于不顾，成为一个以责任和使命为最高追求的“纯粹”的“英雄”。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这部小说只是简单地描写了政治人物的权力角逐和关于责任、政治、改革等时髦话题的概念，事实是，《城市英雄》具有十分生动的可看性，在激烈的观念分歧、权力争斗中表现出了另一种浓烈的使人感慨万端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人的复杂性上。由于人生追求的不同，高克军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与妻子到国外发展，面临着婚姻解体的困境，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不再爱自己的妻子。相反，他常常回忆起和妻子恋爱时美好浪漫的时光；他是一位孝子，却不能与母亲厮守，陪伴母亲安度晚年。市委书记陈光玉是一位深谙权力运作的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即将退休，他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但国事、家事都使他难以心安，经济危机使他对海市的发展充满了焦虑。前妻的涉案、兄弟的腐败、独生子的牺牲，使他的晚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也使他在海市市长人选的选择中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心态。但是，责任和正义终于让他摆脱了个人的恩怨和成见，作出了符合民意和时代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