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之三，只有在积极地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借鉴其他于我有益的表现手法才能适应大多数读者的审美需求。艺术的进步在于不断地创新。但是，对于艺术来说，创新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绝对的。那些只着意在形式上进行探索，而忽略了内容的意义，甚至忽略了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的绝对的创新，将使作品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化境地，从而失去读者。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教训。与此相反，另一种表现则是抱残守缺，满足于既有模式，不接受或者不善于接受新的东西、新的事物，结果只能是故步自封，使艺术失去了新鲜感和鲜活力，实际上阻碍了艺术的发展和进步。而在张平的一系列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局面。那就是，一方面，他十分注重运用传统的手法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如张平很善于营造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情节来吸引读者。其悬念的运用，张弛的把握，乃至于对比等手法的出现，都极大地增加了他的作品的可读性。但是，另一方面，张平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小说。他又能够比较及时地吸收融汇新的表现因素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在叙述之外，他很注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大段关于人物心理的描写。此外，纪实性也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一般而言。小说是虚构的，纪实性则是在文学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之后出现的新的表现手段。总而言之，张平的作品之所以拥有众多的读者，与他注重让自己的作品与读者的审美心理相适应分不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作家重视读者审美需求的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发扬和光大。不论是赵树理一代，还是马烽等一代，乃至于现在的张平，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读者。但是，他们又不是盲目地迎合，消极地满足，而是不断地吸收那些于我有益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创作，逐渐提高、引导读者的欣赏水平，从而使文学得到进步与发展。
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文学的多样化，生成了我们文学园地百花争艳、万紫千红、各美其美的生动局面。但是，无论我们的文学有多么千姿百态，那些最能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应该是最能体现我们的时代精神，最能表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适宜于普通群众欣赏习惯，并且使之不断提升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应该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流，是我们文学园地的常青树。就山西作家而言，为人民而写，是它们最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不论是他们所表现的内容，抑或是他们使用的形式，都是首先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了首位。因而如果说我们从张平的创作中得到什么启示的话，我以为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发现创作的灵感，并用相宜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文学受到重视和欢迎，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去的一条必由之路。
2006年12月
作家应代表社会的良知
——人民作家张平及其创作
张平是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文坛产生影响的。他最初创作的小说《祭妻》《姐姐》属于新时期文学中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张平开始了他“家庭苦情系列”小说的创作。这使他的作品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山西作家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虽然他与那一时期出现的新一代山西作家一起共同形成了“晋军崛起”这一当代中国文学的壮丽景观，但他从个人生活和家庭亲情的角度来反思生活、关注生命的创作无疑为新时期文学画出了一道十分独特和感人的风景线。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钟爱和关怀具有非常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从泛政治化和社会化的模式中出走的滥觞。但是，他并没有一直坚持这样的创作特色。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平的小说创作风格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这就是从家庭的视角转向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关心，从对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转向了对群体的生命和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和表现。从最早的对农村社会政治道德价值反思的中篇小说《血魂》《天狗》到后来的大量表现社会价值观的作品如《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可以看出张平的创作有了一种更加宽广远大的境界和胸怀。而在这种明显的转换中，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张平一以贯之的对生命价值，特别是社会底层人们命运的珍爱。可以说，他的作品表现了社会的良知，是这一时代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和反映。也正因此，他的作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特别是基层老百姓的热爱。
张平是新时期以来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他先后获得了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在内的数十个不同的奖项。特别是长篇小说《抉择》因为反映了中国改革进程中最为令人关注的国企改革以及企业主人工人的命运和力量，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反响，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代表，在全国产生了具有震撼性效应的反响。他的作品也是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最多的。除有大量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外，还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戏剧、广播剧、连环画等等。张平收到了大量的难以计数的读者来信。仅《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期间就收到了两千多封读者来信。其中，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有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有12封。其实张平也是在新时期作家中麻烦最大的作家。特别是因《天网》等小说而引发的官司使他陷入了空前的“麻烦”之中。而来自最为广大的各界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支持和共和国法律的公正更加坚定了他的创作思想。他认为作家必须代表社会的良知，只能说真话；他要永生永世为老百姓写作。正因为他对老百姓的热爱，对社会正义的坚守，以及大量的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张平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象征，并被广大作家所认可。2000年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在顺利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2003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换届选举中，张平以全票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2006年10月
生命意义的哲学观照
——读李锐长篇小说《银城故事》
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写的是“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这是一个具有非常浓重的象征意味的时刻。一方面是“宣统”年号，标志着中国这个古老封建王朝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西元”，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是，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历史和时代的把握。这些非常宏大和深刻的概念只是作家用以表达自己艺术情思的符号。在小说中，关于时间的选择，只不过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承担作者企图表达的思想和内涵，所以它也就不再具有特别的深意，而是成为一种展示人生意义的生动的“契机”。可以说，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不同的人物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中走向了相同的价值选择。
银城最有影响也最有财力的是敦睦堂。而掌管和“经营”着敦睦堂的刘三公则是一位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刘三公是引领潮流的“时代先锋”，但我们确实生动地感受到了刘三公过人的洞察力。他最早送子赴东洋留学，从而培养了令银城骄傲与羡慕的一文一武两个儿子。当银城人为朝廷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新学而目瞪口呆时，刘三公的两个儿子已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开始读二年级了。当银城的旧书院因废除科举考试而门庭冷落，无书可教时，刘三公自己的松山书院已改为松山学堂，并从省城聘请了教员，开设了数学、地理、物理，甚至外语等课程，使松山学堂成为银城第一所新式学校。这学校在他的儿子刘兰亭的经营下，又成为银城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育人学校”，并且这事业“竟然像开凿盐井一样可以为敦睦堂赚钱”。刘三公因走出了银城，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从而下决心让自己的儿子去学洋务，使本来就事业辉煌的敦睦堂锦上添花。他的深谋远虑、开明大度确非一般人可比。但人算不如天算，精明如刘三公者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在东洋留学时，在学到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了新的思想和观念，并成为革命党的要员，从而使敦睦堂的事业几乎毁于一旦。银城另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巡防营统领聂芹轩。他的的确确是一位精明能干、老谋深算的军人。不论是面对即将爆发的起义所采取的固守待援策略，还是处理刺杀桐江知府袁雪门的案件，直至他用做“火边子牛肉”的刀法来迫使革命党人欧阳朗云供出暴乱的首领，在鸿门宴上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地化解了一场血腥的残杀……凡此种种，聂芹轩之智之勇亦可谓非同一般。但不幸的是，聂芹轩的这一切是在为一个行将就木、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而为。而大清王朝的无可救药，聂芹轩比谁都更清楚。一个已被裁汰的前绿营千总，在末世乱时被临时委任为巡防营统领。聂芹轩的所有努力其实是在为了一个无结果的目的。这其中所包含的人生的荒诞和悲剧的确令人感慨万端。欧阳朗云是一位不怕死，且视死如归的革命党人。他用自制的炸弹刺杀桐江知府，本来就做好了一死的准备。但不怕死的他却非常害怕以“火边子牛肉”的方法来死。这样，革命党的骨干欧阳朗云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暴露了起义大业，又出卖了革命党的组织。刘兰亭作为银城革命党的负责人，亲手组织了秘密的暴动，却又亲手取消了这次行动；他热爱自己的学校，更积极投身于革命党的活动。但正是他的革命毁灭了他的学校。由此看来，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们描写了一群个体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荒谬状态的人们。作为生命个体，他们是理智的，富有洞察力和应变力的。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就从中看到了个人“理智”的荒谬和悲剧。而这一荒谬和悲剧的存在，绝不是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所能战胜的。在这种荒谬和悲剧中，反倒是作者不厌其烦，充满深情地描写的那些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甚至那些拉天车的水牛，他们似乎并不关心类似于历史、革命等重大的使命，但却构成了真正的生活和真实的历史，在生产方式一定的情况下，他们的无谓和消极似乎更加生动地表现了对历史的把握和对生命的主动。
如果把聂芹轩看做落在了时代后面的人的类型，把刘三公看做走在了时代前面的人的类型，而把欧阳朗云和刘兰亭等看做与时代的运行同步的人的类型，他们就分别象征了人与时代的过去式、未来式和现在进行式。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以上的分析中概括出小说努力表达的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观照，即生命个体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无法超越历史的规定性。从个人或者说个体而言，其存在和行动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超越了个体意义的普遍性而言，就不幸地陷入了一种困境。这对人类来说，似乎有点悲观，却又难以回避。
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观照，有许许多多的切入点和方式。有的满足于对事件的叙述，从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给人以启示，让读者从中接受关于善和恶的教化；有的着力于从文化的层面来表达，努力描写文化对人的塑造和影响，有的则是努力从哲学的高度来揭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银城故事》就属于后者。它企图在小说中表达一种具有哲学意味和哲学概括力的感悟，从而唤醒我们的理性力量，让我们来尊重生命，尊重历史。
2002年8月
美丽的忧伤
——读蒋韵的小说
蒋韵的小说是一种美丽的忧伤。所谓美丽，就是说，她用语言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美的意境，美的氛围。这种美不是客观的存在，不是既有的现实，它不是物质的，而是作家用语言创造的无可触摸亲近的艺术“意境”。我们难以用某一种具体的事物来指称，如一种建筑，一种类型的人物，或者一种自然景观。这种美丽源于作家的艺术感觉和想象力，成于运用语言进行的虚拟、比喻等对于语言自身张力的自觉发挥和十分贴切的使用。所谓忧伤，就是说作家为我们表达了由于人的愿望不能实现而生成的一种情绪、心境。蒋韵所写的不是一些轰轰烈烈、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东西，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最为普通，最平凡最琐碎的存在。蒋韵所写的“愿望”是一些诸如想找一个工作，有一个对象，有一间住房，或者回老家看看之类的东西。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实现，难以成功，难以成为现实，因而愿望与现实就形成了一种反差，一种不能满足，生成了一种“忧伤”。蒋韵虽然也写了一些人的死亡，一些伤感的事情，但是她总是写得比较委婉，比较细腻，比较温柔，因而十分恰当地表达出这种淡淡的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