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现代白话文，中国还能够与世界接轨，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虽然精练但无疑具有非常的模糊性和歧义性的文言文是无论如何不能用来表达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确的现代生活的。而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工具”如果仅仅被少数人掌握，那么，其作用也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和制约。只有当它被普通大众所掌握，才是真正的可用的“文化工具”。民智的开启与工具的作用密不可分。没有民智的开启，我们就只能生活在蒙昧的时代，就难以讨论现代化的实现。所以我们说，赵树理的文化意义之一就是使现代白话文这一事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工具”为最普通的大众所承认、掌握、运用。他是中国现代白话文从倡导、初兴到最后成熟的关键环节。
2006年10月
关于《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中的文化含义
《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最早出现的体现了“讲话”精神的作品。尽管诸如《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的面世并不顺利，但它发表之后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我以为用“划时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绝不过分。它第一次以非常生动的实例告诉人们，小说也可以是这样的。小说不再是文人的，市民的，而是同时也可以是在中国这个具有漫长农耕历史文化的国度中占主体地位的人群——农民的。因而小说就采用了农民喜欢的叙述方法、结构方式、语言习惯等。当然，在这样的小说中，也就把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描写作为主要内容。在形式上，侧重于农民能够喜欢、接受；在内容上，着重于农民的命运变迁。这一切构成了这种类型作品最主要的特征，因而也成了我们分析论述他们的出发点和最主要的思路。可以说，这样的小说在当初的确是一个“另类”，是不同于其他文人小说的平民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农民小说”。因此，《小二黑结婚》在当时历尽波折，最后还是借助“非文学”的力量才终于面世，就非常充分地说明了它的与众不同。
说这样的小说具有“划时代”意义，还因为它们是真正把文学与社会底层人民结合起来的范例。或者说，文学与大众的统一是在诸如《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中完成的。早在新文学运动之初，即1918年，胡适就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即如今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胡适的论述旨在提倡文学要扩大自己的题材领域，更多地关心社会，关注人生。胡适与他同时代的人在这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努力。而达到当时最高境界的则是鲁迅。鲁迅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同情、怜悯，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心态的批判都达到了那一时期的最高点。但鲁迅的深刻是置身其外的深刻，或者说，是一种俯视众生的深刻。他还没有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而是当做一个外来者来观察、分析和批判自己所体验、感知、认识到的一切。尽管这种观察与分析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他所批判的现实和生活。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描写，特别是对农民的描写还有诸如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沈从文是一个身在远乡，情怀故土的漂泊者。不论是在文化上还是生活中所出现的抵触，都使他把自己已经远离了的故乡当做寄托情思的理想乐园。因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故乡的一切就幻化为一种田园牧歌。他的小说写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在他的笔下，这样的生活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诗意，充满了人性的温情。不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对下层民众的关注，都是一种脱离了“彼时彼地”的关注，是一种“知识者”的关注。而在随后的赵树理这里，作家已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和自己描写表现的人物一样的“自己人”。他们有同样的生活追求，文化趣味，心理习惯，情感方式。作家写别人，就是在写自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是《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才最后完成了文学与民众的结合，使文学真正走入了民众。因而我们在分析这些作品时就必须考虑是什么原因使人们，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承认并喜欢诸如赵树理这样的作品。按习惯看法，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的是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内容。如强调它的通俗性、大众化，强调作品内容中表露出来的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渴盼和投身变革的激情。简单地说，比较注重民众生活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这当然是在分析作品时不可或缺的，但却不是我们分析作品的全部。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对像赵树理这样优秀的作家的研究，缺少了对其作品文化意义的关注。
赵树理的小说之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小说运用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并且描写了农民这一特定阶层的生活。这样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此之上，赵树理的小说还非常逼真，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生存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状态。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赵树理小说之所以具有恒久意义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的原因。艺术表现形式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同样，人的审美趣味也不可能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模式中。非常显然的事实是，今天的农民在欣赏水平和审美追求上，与赵树理时代的农民已经截然不同，甚至“农民”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树理的小说是否还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就会受到考验。而从内容的角度来说，昔日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还会被今天的人们所认同，也同样存有疑问。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几乎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们还对赵树理的小说充满了兴趣和热情呢？我以为那就是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使我们感受和体验到了一种属于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的文化形态。这种所谓“文化”的东西更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和存在的可能性。它对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制约、规定比任何行政的和强权的东西都要成功。在《小二黑结婚》中，我们看到了在广大的农村，人们行为的依存准则是非现实的“神秘规定”，即三仙姑的“大仙”和二诸葛的“八卦”。尽管大仙和八卦也常常互相矛盾抵触，甚至弄出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但这种超现实的“神秘规定”在那一特定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市场和影响力。虽然赵树理在自己的小说中是以一种漫画式的善意的嘲讽来描写两位神仙的，并且描写了他们最终对自己行为的否定。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因为依附于神仙这种脱离了“人”自身的认知力量的心理，是人在强大的社会和自然力量面前表现得过于软弱的证明。人的这种软弱性并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时代或人群中才有的，而是具有了一种“恒久的意义”。在《李有才板话》中，我们看到了农民身上的积极性和“劣根性”。就通常的理解而言，《李有才板话》说的是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章工作员虽然有工作热情，却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处处被动。老杨能深入群众，所以对阎家山村的情况吃得准，摸得清，工作就做得扎实，收到了积极的成效。这样的理解我以为也不能算错。更何况赵树理自己也说过，他写小说就是遇到了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用笔写下来。也许赵树理的初衷的确如此。但我们却不能把它看得过于简单。在《李有才板话》中，除了这种“工作问题”的意义外，文化的意义在不经意间表露了出来。比如赵树理在这里就写到了农民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本来是村东老槐树底下的穷人，是受地主阎恒元的欺负才阴差阳错地当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可他自从当了干部，思想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觉得当了干部就不能和过去一样，再去干活了；其次是不愿和原来的穷弟兄们在一起了，更不想为大伙办事说话了；最后，开始贪图私利，和地主阎恒元穿一条裤子了。小元不再是老槐树底下的人了，而是变成了阎恒元的“影子”。在这里，我们就比较生动地感受到了农民身上贪图小利，缺乏原则性，“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文化心态。这种心理不仅在小元身上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在其他人身上也同样如此。比如民主政府要搞减租减息，清丈土地。阎恒元为了少减租，便多量少算，把自己三百多亩土地算成一百多亩。为掩人口舌，也给那些小户人家少算了几亩。农民老秦，自己是穷人，却看不起同样是穷人出身给地主做长工的老杨。当然，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
我们说，赵树理熟悉、了解农民，绝不仅仅是熟悉和了解农村的四时节令，春种秋收。他的熟悉和了解，乃是对农村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的把握。对我们来说，对文化形态的认知和表现比简单地对生活表象的描写更为重要。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重读旧作的一点收获。
2002年5月
赵树理的市场观与文学的地摊化
当我们把文学作为谋生的手段时，谋生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而当我们把文学作为一种事业的时候，对社会的责任就成了至高的追求。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甘于走向地摊的作家，那就是赵树理。那时，人们对市场还没有现在这样热衷，基本上“市场”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作家们还没有现在这么“前卫”，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在市场上检验。而敢于提出让自己的作品走向地摊的人是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的。因为更多的作家们热衷的是自己的作品如何高雅，如何能表现出个性，而唯有一些勇者提出了文学的通俗化问题，如鲁迅、赵树理。当然，就赵树理而言，能认识到这点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当他受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把一些欧化的东西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宣读的时候，却受到了冷落。因为乡下的父老们听不懂他的怪腔怪调。从此，他似乎悟出一个道理，再好的东西也必须让人们懂才能产生效果。于是赵树理决心从高高在上的文坛走出，宁愿落到卖《笑林广记》《七侠五义》的地摊上来占领这块文化的阵地，让那些并不富裕的农村青年花上三两个铜元就能买得起自己的书。在这里，地摊成为赵树理“走向市场”的必由之路。不过，他的“走向市场”不是被日益市场化的现实“逼迫”的，而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然而，同是走向市场，出发点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样。赵树理走向市场，是为了夺取封建文化阵地，为广大的底层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食粮。他在许多场合都提到，现实中人民群众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接受我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是被“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等充满封建内容的东西占据了他们的文化“市场”。对这一现象，赵树理感到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他在青年时代读书时期即已意识到的文学与大众，尤其是与那些文化低、收入少的底层群众的距离，因而决心走下文坛，占领“地摊”，要把自己的书摆在地摊上，与那些充满封建色彩的东西一争高低。与此相应地，赵树理坚决反对用低级庸俗的东西去迎合大众。不仅在内容上反对迎合大众的落后心理，在表现形式上也反对用陈旧的套路去取悦大众。他认为不能“把通俗化本身降低到和群众的落后情况平等”，通俗化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但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作家，既没有去与封建的东西争夺阵地的责任感，也没有赵树理那样的信心与决心，反而以自己能够与他们为伍为荣。他们的作品被摆上了地摊，不是去占领什么阵地，而是努力使自己“适应”那些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并以因此而取得的印数和版税为满足。
同时，赵树理是以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愿望的描写来吸引读者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苦难、不幸以及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而作出的努力。可以说，这是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读赵树理的作品，几乎就是在读一部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奋斗史。他虽然写了许多家长里短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却蕴含着非常明显的“崇高”精神。它不会使人消沉，反而常常令人振奋，总是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的尊崇，使我们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一颗以民之喜而喜，以民之忧而忧的真诚之心。他的作品之所以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以至于一再再版重印，被介绍到不同的国度，获得了十分可观的市场效应，原因即在于此。可以说，赵树理的作品，既提升了读者，又“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是很好地完成了“文学”的任务，又获得了比较大的“经济效益”的典范。与赵树理不同，我们的一些作家只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忘记或者说忽略了文学对读者、对人民的责任。他们不关心人民的情感、命运，不关心社会的发展、变迁。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市场”以及由此而来的收入。从某种角度看，迎合那些落后的低级的东西乃是走向市场的捷径，具有成本少而利润大的可能性。
当有些人为自己的“经济效益”而自我满足的时候，赵树理却在为如何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而努力。他走向地摊乃是为了农民朋友花几个铜板就能买得起自己的书。他的作品宁愿到版税低的出版社去出，也不到名牌出版社，为的是让农民尽量少花钱多买书，更不用说，总是把自己的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自愿放弃工资的两个作家之一。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人民、读者，而没有他自己。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能要求作家都像赵树理一样，不要工资，不考虑“市场”，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作家从赵树理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当我们把文学作为谋生的手段时，谋生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而当我们把文学作为一种事业的时候，对社会的责任就成了至高的追求。无论如何，文学是有她高贵的品格和崇高的精神的。对此我们决不能回避。
200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