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化意义研究四篇
重视对赵树理作品文化价值的研究
在现当代作家中，赵树理是颇受重视的。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对他的评价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存在。不过，从目前对他的研究来看，还存在许多欠缺，比如对他的作品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就缺少深入的研究，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理解，影响了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史中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和判断。所以，必须重视对赵树理作品文化价值的研究。
赵树理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北方民俗的描写。这种描写一方面丰富了作品，使他的小说呈现出非常浓重的地域特色，同时，也包含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具有文化意味的内容。它起码在两个层面上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是这种描写所表现出的社会学价值，即它给我们记录的关于北方农民的某种生活方式。比如赵树理写北方主要是他的家乡晋东南地区的婚姻，有许许多多的“程序”和讲究。所谓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三茶六礼等。那里的人娶一房媳妇要有三个媒人，要行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证、请期、迎新等内容。在这一层次上体现了赵树理小说所具备的客观的文化意味。而包蕴在其中的则是从这里体现出的十分丰富的社会内涵，即这种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这也是他的小说在进行民俗性描写时表现出的第二个方面的价值。仍以婚姻为例，在小说《邪不压正》中，地主刘忠为了续弦，娶了中农王聚财的女儿。但是刘忠没有行六礼，只是“纳彩”。简单地看，这是一个风俗习惯的问题，但其中却体现出很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是刘忠看不起中农王聚财，故而行事草率；其次也比较曲折地反映出当时处于战乱期间，社会不太安宁，结婚“手续”有所简化；同时也为小说情节的发展铺下了暗线。而这一“暗线”是在人物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发展的。
赵树理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为现代汉语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非常突出地体现在把民间语言提升为规范而又生动的现代汉语。我国民族众多，地域广阔，语言丰富。在民间语言中，即有它生动、形象、活泼、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同时又有它生僻、不规范，难以用文字来表现的问题。在书面语言中拒绝民间语言，将使语言变得僵硬、死板，缺少生气和活力。而简单地将民间一切言语都变为书面语言，那既不可能，又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后果，使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怪僻，缺少典雅和规范。好多赵树理的追随者常常在语言上模仿赵树理，但是却错误地认为多用民间口语和惯用语即可。而事实上，他们从根本上背离了赵树理。赵树理在语言上的贡献首先是源于民间，又不沉溺于民间。他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留了民间语言的生动和丰富之后，又将民间语言书面化、规范化。如在《李有才板话》中写陈小元当了村主任后变坏了，李有才给他编了一段“板话”，其中说道：“不担水，不砍柴，蹄蹄爪爪不想抬，锄个地也派差，逼着邻居当奴才。”既十分生动明晓，又没有粗俗生冷之处，其节奏、韵脚也都十分讲究。
赵树理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的心理世界和情感方式。他的这种描写是其他各种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难以替代的。无论这些学科总结描述得多么系统，多么深刻，多么富于经典性，都不能代替赵树理的描写。他是不可替代地为我们用十分生动、形象的笔墨打开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心理“密码”。关于对农民的表现，仅现代文学中已有多多。鲁迅是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来面对那一历史时期的农民的。他企图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沈从文则是一位漂泊者，在他失去了故乡之后，以对故乡充满诗性回忆的笔墨，再现了湘西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父老乡亲。不管是谁，他们都是中国农民的“局外人”，他们是站在农民之外的“观照者”。他们的描写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主观色彩。而赵树理则不同。他自己出身于农民，没有脱离过农民文化的“语境”，他对农民的了解乃是出于一种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如果说他在写农民，毋宁说他在写自己。如他写农民的爱情婚姻，绝不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在其中包含了十分深刻的社会、历史、观念和时代的内容。他讲述三仙姑的故事，不仅是为了设计这么一个角色让小说变得热闹好看，而是从一个侧面来铺垫小二黑和小芹。三仙姑是被不合理婚姻扭曲了的形象，她的存在证明了新一代人追求婚姻自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小二黑和小芹的最终胜利，则是中国农民在情感需求和情感发展方面得到了进步的一个证明。此外，如他们对土地，对亲人，对神灵，对战争等等方面的情感态度，在赵树理的作品中都有很生动的表现。可以说，读他的作品，是我们了解、接近中国农民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赵树理作品的文化价值还表现在他对农民价值观的深刻描写。事实上，在农民们表面言行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因素在制约着他们。如二诸葛为什么事事都要以自己算的卦为选择的标准？除了简单的迷信思想之外，是不是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的原因？他信奉的那一套“阴阳八卦”是从哪里来的，又为什么能够流传开来？而三仙姑为什么就可以以大仙的名义来发泄自己对婚姻和情感方面的不满足？在赵树理的另一些小说中，为我们描写了农民身上存在的种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如“小腿疼”，仅仅把她理解为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绊脚石或者说落伍者是远远不够的。事实是，赵树理以一种漫画的手法为我们揭示出农民内心深处的那种自私、小见，贪图小利的“价值观”，因而，我们就在发现了农民身上的政治意义之后，也看到了农民内心深处具有文化意味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很好地研究、发掘的。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而言。事实上赵树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还很丰富，而我们对他的研究却很不够。对赵树理的研究，一般比较重视他的创作手法、创作方向、艺术特色和他的责任感、参与意识，而较少研究他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研究对赵树理来说，是不全面的。同时，这种研究也将影响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了解。由此看来，对赵树理作品文化意义的研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
2000年1月
赵树理的文化意义之一种
在赵树理10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对赵树理的关注明显得多了起来。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议论他，赵树理的魅力从来就没有消减过。这并不是喜欢他的人的偏爱，而是因为他的人格，以及他的作品所具有的价值。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赵树理的文化意义。这一课题直到今天还少有人涉及。人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他的文学和创作。但是，在我们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是应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赵树理了。这不仅是赵树理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所做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我认为，对赵树理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的层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对赵树理的正确评价，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研究也会出现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事实正是如此。
不可否认，上一世纪初出现的新文学运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摆脱在农业文明影响下脱离世界发展潮流的现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是随着对旧文学的革命开始的。虽然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它是从“语言”的革命启动的。也就是说是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引发的。这种对文化“载体”——语言的革命实际也就是对“文化工具”的革命。我们知道，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文化工具”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它虽然表现在文化的范畴，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非比寻常。文字的出现使人类有可能把自身的思想和创造记载下来。而印刷术的普及，则使人类的文化以及由文化而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曾经说到过印刷术的出现使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普及。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工具的变革促使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形成。而在当代，电脑以及由电脑连接的互联网的出现，对人类世界的意义更是难以估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它使整个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便捷，使社会劳动的成本大大降低，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而在上一世纪初的中国，恰恰也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工具”的革命。虽然在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大力提倡和实践下，白话文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文化工具”形成了一种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之势，但它面临的问题也很多。首先是在当时也就是白话文的初起阶段，它还表现得不很成熟。今天我们读当时的白话文著作，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到这一点。其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是明显地带有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也就是说，当时的“白话文”受文言文的影响还比较重。其另一种表现则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欧化”倾向。这是因为许多积极倡导、支持和运用白话文的人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他们既有思想上的革命性，又有在语言运用中受外来语系影响的特点。总之，这一时期的白话文正处于一种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的重要阶段。
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新兴的“文化工具”——现代白话文仅仅局限在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的人们中间。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精英文化”，是被社会上少数人所运用的“文化工具”，是局限在小圈子里的文人“文化工具”。而这一“文化工具”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被大众所接受和承认，它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它的作用也将受到局限，甚至它的存在和生命也可能成为问题。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赵树理，就会发现赵树理的价值从来就不是仅仅体现在文学的层面。他恰恰是使初兴的白话文走向大众、走向最广泛的人群不可或缺的一环。也许有人会说，普通老百姓本来就是使用白话文的。白话文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书写“语言”成为大众语言。这话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我们注意到，即使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如果没有白话文运动，他们在书写时也用的是文言文。而在赵树理之前，他们并不接受，或者说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接受当时的“白话文”。这说明，虽然在形式上当时的“白话文”已经成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接近人们的口头语言形式，但在其表达方式和内容上仍然是脱离大众的。赵树理在其创作之初学习当时流行的欧化色彩明显的“白话文”遭到了自己家乡父老的拒绝就是非常典型非常生动的证明。这是因为那种语言表达形式与普通群众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并没有认为那样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尽管我们可以说，那种“语言”是白话文。正是赵树理最有成效地使用了大众所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形式，因而使白话文蜕变为真正的、纯粹的大众能够接受的文化工具。
除了这种形式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则是“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接受教育较多的文人“语言”所承载的内容多为“文人”所关心了解的内容，或者说是被“文人”化了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所书写的东西与大众有相当的距离。大众还不能够对这些内容产生兴趣。我们知道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次所谓的大众化的讨论。其积极的目的就在于倡导作家们关心大众，描写大众。但是，由于文人们对大众的生活、心理、习俗缺少了解，他们当中的积极实践者也只能是进行了一种“文人”化的大众写作。他们用自己所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来描写自己所能想到的或者自己认为需要的，而实际上与大众存在许多距离的所谓的大众生活。他们的写作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仍然为大众所漠视。只有在赵树理这里，才真正把大众的生活、思想、习俗和愿望用大众所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出来。因而赵树理的写作成为为大众进行的写作。同时也在这样的目的下使新兴的现代白话文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努力之后成为最广大的普通群众所能接受的语言形式，或者说“文化工具”。是赵树理实现了现代白话文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精英”走向“草根”；从文人走向大众，他使现代白话文真正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工具”，实现了白话文的普及和大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