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创作中，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由于其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而深受观众的喜爱。京剧《大脚皇后》以轻喜剧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极为浓烈的爱民思想和求实精神。话剧《元朝帝师八思巴》和《走向胜利》，或场面宏大，主题凝重；或从细微处入手，情节感人。舞剧《傲雪花红》以女英雄刘胡兰的事迹为素材，以全新的目光，诗化的手法，再现了一位热爱生活，憎恨黑暗，憧憬美好未来的少女形象。蒲剧《土炕上的女人》通过对一位普通农家女子杨三妞一生的描写，十分感人地描写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具有较强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艺术观念发生变化
综观近年的创作，一个十分令人可喜的现象即是艺术观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选题表现更为广泛多样。一度时期，我省的文艺创作特别是戏剧、电视剧等的创作，在题材选择方面表现出十分突出的狭窄化、单一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纪实性作品，几乎我省所有比较有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都被写成了戏剧、电视剧、广播剧，有的甚至不止一部两部。不可否认我省曾经出现过一些较优秀的纪实性文艺作品，如《一个医生的故事》《好人燕居谦》等。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先进模范人物都可以用戏剧、电视剧来表现。这种纪实性题材一拥而上的现象，造成了艺术资源的极大浪费。究其原因，是对“主旋律”这一概念的理解有重大的偏差，以为写模范就是写主旋律，可以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投资，而忽略了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
其次，表现手法也在发生着十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在于从观念出发到从情感出发。即使是表现重大社会事件的作品，也是首先从人的情感出发。如电视剧《大树临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题材，编导者不是简单地解释改革的原因、手段和结果，而是努力表现蕴藏在广大工人群众身上的积极性和对改变现状的企盼，从而使观众感受到了改革的必然性和改革必然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话剧《走向胜利》是一部表现革命领袖人物的作品。所传达的领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极容易简单化、概念化。但编导者避开枯燥的说教和公式化的表现，从小处人手，从细微处着眼，从没有戏剧情节的生活场景中落笔，着力表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领袖与普通群众，如羊倌、教书先生、马夫、山民之间的真情实感，因而亲切感人，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变化的第二个表现在于由写事件到写人物。在近年的作品中，人物逐渐凸现出来，事件成为人物活动的“条件”，创作者不再满足于讲述故事，而是努力塑造人物形象，通过描写人物的性格、心理、人生道路来表达创作者的美学理想和价值选择。如蒲剧《土炕上的女人》没有去表现杨三妞如何在战争年代历尽艰险保护红军女战士龚娟，含辛茹苦抚养龚娟的女儿猫猫，也没有去描写“文革”期间如何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保护猫猫的女儿秀秀，而是着力表现杨三妞身上具有的那种美好品德和高尚的情感，因而使事件熔化在形象之中。人成为整个剧作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在舞剧《傲雪花红》中，编导者不再因袭写“革命事件”的路子，而是着力揭示刘胡兰从天真未凿的少女到对革命有了朴素的认识，直到最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生历程。
再次，在表现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们不再承袭传统的路子，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叙述手法，而是注重对思辨性、形式化、诗化的追求。同样的故事，不再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呈现模式，而是力求用另一种样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话剧《年年月月》，人物简单，情节也不复杂，表现的是当代青年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如何面对经济利益的冲击和诱惑。编导者没有用传统的叙述模式来呈现这一主题，而是在充满先锋性和探索性的形式化表现中达到目的。在场景上，既继承了古典戏剧“三一律”“同一场景”的模式，又使这一“固定的场景”表现出人物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在情节设置上，淡化因果关系的叙述方式，选择既有连续性又无必然性的“点式”结构情节。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强调人物的性格而强化人物的类型，不注重人物的外部行动而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是通过动作交代而是通过语言进行思辨。因而，在我省近年的创作中，《年年月月》似乎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异类”，其特色十分明显。
总而言之，近年来我省的文艺创作呈现出一种突出个性，即强化艺术表现力，重视想象与虚构的倾向。它们既重视现实生活对艺术创作的“源”的作用，同时又十分注重艺术高于生活的再现手段，由机械、简单地照搬生活升华为运用艺术手段使生活典型化、集中化、空灵化，因而在现实生活的丰厚土壤中绽放出朵朵艳丽的艺术之花。
2000年1月
世纪之交：走向多元繁荣的山西文学
最近，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了。山西青年作家张平以一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抉择》荣登榜首。这一荣誉的获得使人们再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注到山西文学的身上，使我们发现，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山西的作家们并没有因为世事的变迁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山西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中，无疑是一股澎湃的激流。随着《抉择》的获奖，它向人们证明，在90年代，山西文学继“山药蛋派”和“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她的第三次创作高潮。
山西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形成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其标志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文学刊物《火花》的创刊为山西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阵地，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富有实力的作家。其次是在这一时期，许多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先后返回了山西，使山西的文学创作力量得到了增强。更主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山西涌现出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三里湾》《登记》、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的《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的《南山的灯》《伤疤的故事》、胡正的《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以及李古北的《破案》《奇迹》、刘江的《太行风云》等。
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山西文学又随着历史的进步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老一辈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出。如马烽创作了《短篇二则》《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及《结婚现场会》等一批作品，其他作家也陆续写出了《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西戎）、《几度元宵》（胡正）、《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焦祖尧）。此外如电影《泪痕》等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老作家再谱新篇外，一批年轻的生力军在这时登上了文坛，形成了“晋军崛起”的强大势头。《顶凌下种》（成一）、《镢柄韩宝山》（张石山）、《新星》《三千万》（柯云路）、《古墙》（李锐）等作品在当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90年代，山西几代作家都有比较重要的作品出现。一般而言，目前山西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大致有四代。第一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诸如赵树理、马烽等作家。这一代人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健在的如马烽、胡正等都有作品问世。如马烽的长篇小说《玉龙村记事》、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胡正的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等皆功力不减当年。在他们之后的第二代作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五星红旗的培养下涌现出来的。其中如焦祖尧的中篇小说《归去》，长篇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田东照的以《跑官》为代表的“官场系列”小说，王东满的长篇报告文学《与天为党——邓小平在太行》等都影响不凡。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所谓的“晋军”一代，在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无疑仍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李锐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如《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以及他的几部中篇小说如《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等坚持以知识分子的视角，深刻揭示北方山区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成一则在完成了《真迹》等长篇后，继续专注于对“晋商”的文化研究，创作了百万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白银谷》。韩石山一面以积极的姿态参加文坛的各种论争，表现出犀利的笔锋和敢于挑战的勇气；另一方面则以学者的沉静来创作《李建吾传》《徐志摩传》等著作。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超导》《特别提款权》《权力的界面》等小说非常敏锐地表现了当代生活中最具先锋性和最前沿的生活领域，如电子信息、股票市场、国际金融和现代高科技领域的人和事。哲夫的“大环保系列”小说表达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关切；蒋韵则在她的《栎树的囚徒》《完美的旅行》等小说中以女性的委婉抒写了对生命的珍爱。其他作家如周宗奇或专注于文字狱，张石山或走马黄河，赵瑜或关注马家军，燕治国或情寄西口，他们都有作品引起世人的重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在90年代已经完全成熟起来。其创作也同样显示出不凡的功力。吕新是山西这块黄土地上的一个“异种”，在诸如《抚摸》等作品中以他独特的感觉来描写北方山区农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王祥夫的《种子》《雇工歌谣》、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仲夏的秋》、许建斌的《乡村豪门》等从正面表现了当代农村的深刻变化。而曾经是一位诗人的张锐峰则以他充满思辨色彩和哲理意味的长篇散文在文坛独树一帜，成为国内散文界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之一。
这一时期，山西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作品被连载、转载、连播，被收入各种各样的作品选中。特别是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以后，其社会效应不断扩大。如根据杨文斌长篇小说《省委书记》改编的电视剧《走过柳塬》，根据许建斌的长篇小说《乡村豪门》改编的电视剧《大富人家》，根据王永泰的长篇小说《绝代廉吏》改编的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根据焦祖尧的中篇小说《归去》改编的电视剧《吴福的故事》，根据彭图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野狐峪》，根据张平的小说《法撼汾西》改编的话剧《真情》，以及根据张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天网》《孤儿泪》《抉择》，特别是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反响十分强烈。这期间，山西作家的作品还获得了许多荣誉，如“五个一工程”奖、“大家·红河文学奖”、“传世藏书杯”小说选刊奖、“恒泰杯”长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一些作品被译介到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诸多国家和地区，有的甚至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关注，被国外的权威书评报刊介绍。当然，最能集中体现这个阶段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无疑是张平的一系列长篇小说。
在90年代，山西文学呈现出一种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流的多元态势。文学的繁荣是多元的繁荣，是能够展现出独特审美个性的繁荣。进入90年代，山西文学创作不再以标榜区域性的共同风格为追求，而是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了个性化的特色。一方面是诸如张平等的以反映目前现实生活为主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山西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则是充分的多元化。首先是创作题材的多元化。山西文学不再以描写农村生活为主。虽然对农村的关注仍然是许多作家的创作主题。历史、城市、环保、金融、知识分子、党政干部等等都成为山西文学的表现内容。其次是表现手法的多元化。在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这一时期的山西文学也充分地吸收借鉴了传统的和西方的表现手法，如心理分析、强化感觉和营造意象、哲理性和思辨性的追求、象征等。最后是文学样式的多元化。山西的文学不再以短篇小说为主，而是长、中、短齐头并进，诗歌、散文、理论评论等诸多方面都涌现出许多较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山西文学再次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发展态势。
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