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以“山药蛋”流派为代表的山西作家，在处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坚持了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人物和语言的创作态度。他们不是走马观花式地为“深入”而“深入”，而是把自己当做生活中的一员，以当事人的情感、心态来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了解和把握生活。所以他们能够发现生活的美，发现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必然，并用自己的笔表达出来。
四是以“山药蛋”流派为代表的山西作家，在艺术表达方式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他们融化民间语言和艺术表达的追求，丰富了新中国文学的舞台，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形式，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的距离，很好地承担了对民众进行启蒙的重任。
总之，山西的文学创作，在其所表达的思想和追求的精神品格中，体现出文学的尊严，生动地刻画出中国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思想、情感方式，以及中国人民为创造新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进行的艰难探索，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百景图，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
三 山西文学为新中国文坛贡献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其中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
山西作家为新中国创作了最早的一批作品。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标志着共和国新文学的起步。而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山西籍作家马烽的中篇小说《村仇》的发表表明山西的文学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1949年10月1日，山西诗人高沐鸿在题为《这是我们人民自己的胎生》的诗中写道：说不尽欢喜，/说不尽兴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诞生！/他的母亲是伟大的。/他就是劳动勇敢的——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山西作家以自己发自内心的歌唱庆祝古老中华的新生，并用自己的才智和心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六十年来，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从未懈怠，从未消隐。可以说，山西作家的创作记录和表现了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生动实践和心路历程，是艺术化了的中国发展史。在《三里湾》《登记》《我的第一个上级》《宋老大进城》《汾水长流》等作品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发自内心的自豪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他们建设新生活的热情。之后，一大批作家的作品生动地刻画了这个新的时代，表现了人民群众淳朴的情感。1978年，震惊全国的天安门广场诗歌事件被平反。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来临。诗人文武斌在自己的诗中写道：春来了！来了——来了——/来得这样突然这样快；/春来了！来了——来了——/来得如此威风如此气派。/蛰居的心儿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就是她日日夜夜的期待！伴随着诗人发自内心的吟唱，中国的文化建设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对“文革”极“左”路线进行反思的同时，山西的作家们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大声疾呼来表现和反映改革。《顶凌下种》《镢柄韩宝山》《结婚现场会》《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祭妻》等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对“文革”十年来错误路线、极“左”思潮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优秀作品。这种批判意识在山西作家中一直延续下来，强化了直面现实、弘扬正气、为民代言的品格。之后，又有《黑雪》《天网》《抉择》《跑官》等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品面世。《三千万》《新星》《夜与昼》《跋涉者》《柳大翠一家的故事》等是最早呼唤改革的小说。之后，《国家干部》《特别提款权》《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金融家》《乡村豪门》《城市英雄》《归来》《上边》等一大批反映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同时，山西作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进行思考。较早的有《远村》《老井》《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仇犹遗风录》系列、《厚土》系列、《温家窑风景》系列，一直到稍后的《世界正年轻》《白银谷》《茶道青红》《旧址》《栎树的囚徒》《心爱的树》《地气》《喊山》以及《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和“小城故事”系列、“西口”系列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报告文学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中，《中国的要害》《强国梦》《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西部在移民》《昨天》《孤儿泪》《黄河落天走山西》《大运亨通》《丰收不在田野》《文字狱纪实》等反响巨大。同时，山西的散文、诗歌创作也多有优秀之作。山西的文艺批评也极为活跃。
山西作家的创作一直以来被文坛广为关注，有的成为某一创作现象的代表性作品。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提到的“中间人物论”是“文革”前十七年重要的创作现象。其中山西的许多作家创作的作品，包括赵树理的《锻炼锻炼》、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等均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品，在后来遭到批判。
焦祖尧的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并进行正面描写的长篇小说。之后，作家又创作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跋涉者》。焦祖尧的小说大部分表现工业题材，他在新中国工业题材的创作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短篇小说《枫》是最早对“文革”极“左”路线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作品。小说描写的是“文革”期间一对恋人的故事。他们是同学，有同样的信仰，但是却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执著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派别才是正确的。出于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武斗中双双牺牲，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由马烽、孙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后改为《泪痕》，是电影作品中最早对极“左”路线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电影上映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华而实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知音》以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题材。作品融入了重大历史事件、战争、爱情、斗智、悬念等元素，是新中国电影中最早采用了娱乐化手段来表现主题的电影，上映后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开新中国电影娱乐化的先河。
柯云路的《新星》是新时期最早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农村改革的优秀作品。小说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真实图景，生动地表达了亿万农民，进一步说是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深切呼唤，表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后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有万人空巷之景。之后的长篇小说《夜与昼》再次全景式地勾画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思想和心理。
“晋军崛起”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创作图景。1985年，大型文学刊物《当代》集中刊发了山西作家成一、李锐、雪珂等人的一批中篇小说，并在编辑说明中明确提出“晋军崛起”的概念。这既是对山西作家群体性涌现现象的关注，也是对山西作家创作成就的高度肯定，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界以地域指称创作现象的先河。
张平在完成了家庭苦情系列小说的创作后，开始把关注点更多地转移到现实生活当中。之后创作了大量的直面现实、为民请命，鞭笞丑恶、弘扬正气的优秀作品。其中，尤以《天网》《抉择》影响为最。它们的出版产生了轰动性影响，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各类艺术形式，是新时期被改编样式最多的作品，也是作家受到读者和观众支持最多的作品。《抉择》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天网》引发了一场影响广大的诉讼案，作者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支持、声援，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最受关注的作品。
山西作家的创作获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以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和冰心散文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各类奖项在内的荣誉。山西作家在题材领域的拓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除关注农村题材外，有相当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工业题材、商业题材、儿童题材、教育题材、历史题材等领域进行了颇有成就的创作。一些作品具有题材的独创性。如周宗奇对文字狱题材的关注，成一等对晋商题材的关注，哲夫对环保题材的关注等等。山西作家在许多创作领域具有代表性意义。如潞潞之与诗歌，张锐锋之与“新散文”；吕新之与“先锋作家”；韩石山之与传记文学，等等。山西作家在艺术表达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许多作家具有多种笔墨。山西作家在诗歌、散文、理论评论等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贡献。
随着文化样式的多样化，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大大减弱，边缘化倾向日显。但是，山西作家总体上是一个具有坚守品格的群体。文学是他们生命的存在形态。在新的世纪，一批更年轻更富有个性和朝气的新人涌现出来。特别是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晋原平、鲁顺民、玄武、唐晋等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山西文学的精神和血脉将在一代一代的作家手中承传。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作为时代的吟诵者，山西作家还存在许多局限。对这个伟大的时代，山西作家还欠一笔账。这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部全景式地表现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国家、深刻地反映中国人民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顽强奋斗的宏大之作。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我们的责任。对此，我们一直期待着。
附：由于学识、资料和时间的关系，这篇文章显得非常粗糙。很多作家、作品和创作现象没有提及，许多论断不够准确。权以此抛砖引玉，并期待大家的指正。
2009年10月
努力实现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对山西六十年来文化建设的初步回顾
对山西六十年来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性的回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却也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在举国上下都在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进行庆祝的时刻，我们有责任对山西的文化建设进行梳理和总结，以进一步推动我们的事业。如果要对山西六十年来的文化建设作一个简单评价的话，我认为，山西的文化建设是与共和国的发展同步的。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共和国成长、进步的历史轨迹，也可以展示出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山西的文化，与共和国同命运。
一、六十年来山西文化建设的成就及其精神品格
1949年，《人民文学》的创刊标志着共和国新文学的起步。而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山西籍作家马烽的中篇小说《村仇》的发表，说明山西的文艺工作者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1949年10月1日，山西诗人高沐鸿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说不尽欢喜，/说不尽兴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诞生！/他的母亲是伟大的。/他就是劳动勇敢的——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山西的文化工作者以自己发自内心的歌唱庆祝古老中华的新生，并用自己的才智和心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六十年来，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从未懈怠，从未消隐。如果给山西的文化建设分期的话，可以简单地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样两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是山西文化建设高歌猛进的时期。其表现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涌现出一大批突出的人才，二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除高沐鸿、冈夫、李束为、郑笃和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等在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外，上世纪50年代后，一批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先后回到了山西。如赵树理、力群、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同时，王艾艾、田桂兰、冀平、马玉楼等艺术家和焦祖尧、韩文洲、李逸民、义夫、杨茂林、刘德怀等作家，以及被誉为“山西文坛五女杰”的霞裳、郁波、杏绵、青稞、颜颖等女作家群成长起来，构成了山西文艺界蔚为壮观的动人景象。长篇小说《三里湾》《汾水长流》、短篇小说《登记》《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宋老大进城》《赖大嫂》《老长工》、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新编传统剧《打金枝》《金水桥》《算粮》《小宴》等，以及被拍成了戏曲电影的《窦娥冤》《三关排宴》《打金枝》《涧水东流》《一颗红心》等构成了山西文化建设异彩纷呈的动人景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爆发出的建设热情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涉及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总的情调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激情和希望的。
“文革”前后的十几年间，山西的文化建设进入徘徊期。队伍解散，作家、艺术家下放，有的住进了牛棚接受改造，赵树理等被迫害致死。但是，文心不死，薪火仍存。一批有志青年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如诗人食指等成为地下诗人的代表。还有一批在山西插队的知识青年与下放在山西的丛维熙等作家秘密来往，开始学习创作，有的还发表了作品。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反映农村建设的晋剧《三上桃峰》被江青等“四人帮”批判，诬为为刘少奇唱赞歌的“毒草”，惨遭诛杀，参与者受到了牵连。但是总的来看，这一阶段正常的创作秩序被打乱，文化工作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山西的文化事业处于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