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有关反法西斯战争的介绍与思考，六十年来从没有中断过。这种介绍与反思的作品，可谓常有常新。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台湾作家龙应台笔下德国青年一代对老一代心灵的扣问。每每看到，总有新的启迪。大陆的宣传也是经年累月，但格局的狭促，有目共睹。如果今天历史文化界没有紧迫感，我们还能知道更多真相吗？陈君天为拍电视片采访了抗日战争见证人800人，这些人小则70多岁，老的都超过百岁。接触到上百万人的大会战22次，十万以下、一万人以上战役1117次，提到阵亡的中国军人200多万。它新增了《战时延安》，纪录片由最初的30集增至今日的45集。记者南香红对日本侵略军在浙江、湖南、山东、河北使用的细菌战的揭露更是触目惊心。当年日军投下的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跳蚤弹使受害者们的腿至今在溃烂腐臭；使农家妇女牙床全部烂掉，半个世纪以来只能喝稀饭……日本侵华已有百年历史， 为什么它对中国的加害要比所有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耻辱和不幸要巨大得多？而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日本国民的缺德事。王康先生的文章有了深入反省和思考，王康先生认为（大意）：一个虽然凶恶贪婪却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国家，一个变革的榜样，一个可资取经求道的老师为什么能公然地、全面地、毫不犹豫地践踏所有国际公法，超逾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线？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专制主义毒害下的落伍。历史的天平——那些代表着正义、进步、规律的亚细亚意志，似乎倾向着日本，想通过一场战争加速古老中国的“崩溃”和“终结”。但是日本人没有意识到，作为中国的学生，中国文明的真精神、真生命从未真正进入日本的灵魂。日本侵华战争也是东方两个国家精神与文化的较量。日本虽然是亚洲第一个完成了“现代化”的民族，但丧心病狂又使它倒退了回去，它挑战着人类进步文明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包涵中国古老文明锤炼出来的生命意识和道德境界。所以它比德国纳粹的残暴、野蛮更为人类所不齿。奥斯威辛集中营从1940年6月到1945年1月之间，每天有879人遇害；而“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里，平均每天有8794人被杀害。这时，让我们看到，作为亚洲第一个完成了“现代化”的民族，以它的可耻、惨败所走过的畸形的、荒诞不经的路。
一直以来，我十分困惑的还有一个问题：二战中，为什么中国的汉奸在国家人口比例中为最高？波兰人，却可以自豪地说，他们不曾有一个波奸。而波兰在各国的人口比例中，死亡率为最高。最近读近代史专家杨奎松先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文章有所启示。他说：“所谓爱国的情感，理当是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足感、乃至于自豪感中油然而生的。”如果你的人民没有那么多的满足与自豪，爱国程度自然要打折扣。杨教授在谈话中提到：在创建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经常与民族主义精神发生矛盾，政治家与学识之人为了国家的文明进步，在民族主义方面做出牺牲的事也常有发生。他说：“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连中国过去有怎样的历史都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抗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守军时，当地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中国军队。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包括在政府管理与政治法律制度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注定会导致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在认同意识上存在着差距。”那么波兰没有“波奸”，是否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重要的是如何让国人能早日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显然也不是应时之作，因为书中沉淀着作者作为南京籍华人、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永生的记忆和责任感。它是以一种形象的表达加入到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交响乐章中。这部历史小说，将对侵略者的愤怒更多地化为对人性善恶的比较与细致的描叙，无论是侵略者的施暴还是无辜人民的被屠戮，小说都试图从人的心理上进行形象化剖析。使我们看到在枪刺、刀劈、剖腹、分尸、活埋、强奸、砍头中，侵略者的心理变态；在禽兽横行的“无人”之境中，宗教的慰藉无论如何也抵消不了人的恐惧。因为宗教所提供的是“人”的境界。
尽管这部小说申明，仅仅写1937至1938年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前后六天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但无论从历史小说所能涵盖的幅度看，还是从长篇小说的容量角度看，它都显得过于单薄纤细。虽然小说依据了大量幸存者叙述、证词、信件、日记和已出版的文字资料，我仍认为，在事实上它只是对人们已知信息的形象化重复，而欠缺着近些年来，从国际到国内对这20世纪重大事件历史反思的分量。长篇小说有这种构架能力，关键是作者的视野。如果做不到，在对历史阅读有更多要求的读者面前，它的被忽略是在所难免的。
2005年
《思痛录》出版后
有一天，我在三联书店一进门的新书摊处翻书，猛听见有人在极力大声地询问交款台上的服务小姐有没有《思痛录》？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个被人搀扶着的耄耋老人。看他那神情，不像是常逛书店的人，可能是专门为买《思痛录》而来的。当时，听说《思痛录》已是第四次印刷。
韦君宜的《思痛录》出版后，反响是巨大的，一时间成为人们相互转告、介绍和议论的话题。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淋漓感染着她的读者，好像大家一块吃下一服泻药，觉得好不舒服！
韦君宜在一本仅十二万字的薄薄书中，谈了从延安抢救运动到解放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小运动和这些运动给她留下的心灵烙印及反思。这是一些她的同龄人及与共和国共岁月的人们的相同经历。她的疑问、慨叹、泪水、追悔在很多人肚里大约也曾反复翻腾，可是只有韦君宜义无反顾地倾诉了出来。她心中的块垒，也是大家心中的块垒，她吐了出来，仿佛大家也都吐了出来。
我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人在某某文章中说了句什么什么话，然后感叹道：“真敢说啊！”尤其是地处外省的人，偶听到或看到一种什么信息，如获至宝，“这话也能说了？”由衷地欣喜。真是可悲啊！怎么听到一句可以共鸣的真话，就这么感叹不已？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带着面具生活起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生活在令人酸楚、心照不宣的游戏中了？
韦君宜摘下了面具，她义无反顾了。韦君宜的义无反顾衬托了很多的人的无所不顾。这就构成了一时的韦君宜现象。
很多年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无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事情，一批批人为此流血、流泪、甚至付出了生命。有的人经历了，怀疑一次比一次加深；有的人经历了，一次比一次小心，除了一次次放弃，什么也没有了；有的人被冤屈迫害几十年，最终感激地扑回“母亲”的怀抱，除了感恩戴德，再也不会说“不”了。压垮了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是怀疑，他们总想要追问“为什么”？为什么自己投入的队伍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千百万人付出血的代价换来的社会生活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种样子。但是所有应该供人反思的渠道都在堵塞着，以前堵，现在还在堵。不能穷究，不能为避免下一场灾难而把前一次灾祸的根源搞得更清楚。厚厚的谎言，压抑着人们探寻真理的愿望。但是人们并非甘于默许、忍受，在“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的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哈维尔）中求生存。
韦君宜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如果不说出心里真实的话语，她放不下从青年时代就背负起的十字架；就对不住自己一生的信念和良心。那么，为什么只有到了生命垂危才能有这种胆识和勇气？一个要使人表现出胆识和勇气的时代，致使会出现所谓的韦君宜现象的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哈维尔描绘的一种社会景象，耐人寻味。“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这是哈维尔所说的极权制度。按照李慎之先生的分析：“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制度还是大体上照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这正是《思痛录》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这是韦君宜的荣幸，还是我们的不幸？人活着，本来就希望自然地生活，只有活在真实中才活得像人。但是，我们仍然是私下里尽吐衷肠。甚至在高干病房中，在垂弱的病体内仍燃烧着义愤的烈火，却坚决表示所言不能传到病房之外，否则他的汽车、他的病房和进口的好药，恐怕就没有了。正如哈维尔说：“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变成这个制度。”
韦君宜是在大家还有很多顾虑、很多的讳，为自己讳，为他人讳，在不仅为自己活着也得为他人活着的生活处境中，一览无余非常自由地、坦荡地说出了自己的话。只有她在告别20世纪。难道只有她能留下心灵最自由状态下的表白？
韦君宜是从我做起。王小波是“从现在起就过另一种生活了”。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什么时候开始做个诚实公民？
李慎之先生说他以前做过公民教员，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他还是想做公民教员。让所有的人首先有公民意识。韦君宜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借鉴：我不想再做心口不一的游戏了；我不想再忍受了，否则感到很屈辱、压抑，感到太对不起自己了。
当人们开始维护自己的一点点权益时，都是有益的。说来说去大家不过是在做人。我们也不必端出一副架子为了今后治理天下去受什么苦难了，我们只想平平淡淡、堂堂正正地做人好不好？其实，人只有解放了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
韦君宜活着已无所求，就说真话了。而一般人是不是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说真话？历史是在各种力量相互磨合中前行，大家都以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历史的合力中。比如新修改的宪法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代替了反革命罪，这就是一种进步。危害国家安全罪毕竟得有个行为在里面，言论能轻易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来治罪吗？而过去的反革命帽子，是可以用任何借口给人戴上的。
我觉得，韦君宜的《思痛录》给我们最大的震动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像她这样说话（包括书中被出版者删去的内容）？到什么时候才能还老百姓一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
2000年
多维视角里的乡村现实
——谈《中国在梁庄》
梁鸿是我的同事。她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她很勤奋，成果颇多。但我们平常接触时，她却不时对自己的工作流露出疑惑：这些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2009年，她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持过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乡土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我也参加了。会上不免要谈到当今的中国农村。作家阎连科讲了三件事：一、有四个小伙子没事做，就去打老婆，还相互激励：不打不是男人。二、有人专门收购过期药，重新包装，挨门挨户卖。乡下人也知道这是过期的药，但没有钱看病，只好吃这个，死了就死了，不问原因。三、五个癌症病人晒太阳，说着说着就说：咱们一块跳河吧？就都跳了河。其中一人其实可以治，家境也好。这些事，都让人震惊。四十年前，我当过知青，遥远的乡村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总是对那里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我知道这些故事是一种难以回避的真实。当时我就想，文学应当怎样回应这种严酷的真实呢？
一年以后，我惊喜地看到了梁鸿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