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的框架是古典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仍是隐含的原型。但我们却可以看到现代人对“人”的丰满理解。小说中人的灵和肉浑然为整体，使人说不清相爱的双方是先从精神气质上爱上对方，还是从体态的生机上互相被吸引。罗伯特肌体强壮、健美、充满生机；他的精神昂扬、向上，仿佛一生的使命就是探寻，追逐，不满足，发现。他的创造性激情不仅存在于工作，也存在于生命力的展示——“我照相不是按原样拍摄，我总是设法把它们变成某种反映我精神的东西。”“还有人生也是这样的。跟你爱的女人做爱也是这样的。”所以弗朗西丝卡觉得他像“南非草原的草丛深处一只漂亮的豹子。”又表示，“她爱他是精神上的”。
小说写出了“人”的素质层次。这种素质是人的精神、灵魂渗透于血液，又从骨骼、血液里洋溢出的气质性的东西。在中国不知道是缺少这样的男人，还是作家不善于这样表现人。这种素质不是纯理性的概括，它表现出的是从灵到肉的非常完美的统一。
更让人心灵颤动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我还没看到哪部小说把男人写得这样好。“我是大路，我是远游客，我是所有下海的船。”可是当他要离开心爱的女人时，却感觉是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而且正如他所怀疑的：“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他一直忍耐到死的是“时间残忍的悲号”，那永不能与她相聚的事实。因为罗伯特对弗朗西丝卡说过，“我要你记住：在一个充满混沌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只能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世，以后永不会再现。”罗伯特最后的信，流淌着那么凄凉、痛楚、渴望的思念。真是把一种爱情抒写到了极致。这显然是理想主义的，有很古典的悲剧美。很多人会说，像这样刻骨铭心地去爱的女人，古今中外无处不有，而男人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但也会有很多人宁肯相信其有，不愿相信其无。否则就不会被这本书打动了。难怪它成为“高居美国大报刊畅销书榜之冠，销量近千万册”。
大多数女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块靠顽强维护而不愿被污染的情感净土。她们在那里幻想着、希冀着。而女人作为性别的美丽和纯洁也正在于此。但我感到小说没有写出女人的动人之美，而且比较意念化。小说写到“弗朗西丝卡身上确实有足以吸引他的东西”。但从没有细致的描写，让人只能联想她不是普通的农妇，是上过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给中学生讲过诗歌，经常在厨房读书的农妇。在她身上为什么没有体现出血肉交融“人”的美来呢？因为一种因果关系在她身上太明显了。她从精神到生理的压抑使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罗伯特，而是其他什么外乡人也会给她带来不安宁。而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给人带来感情波动的因素，并不都是非此即彼的。两情相悦，彼此在一瞬间互相照亮，并不一定说明从前的生活就暗淡。很多小说都表现了：男人在过男人的生活，女人在过女人的生活。男人与女人不易沟通。或许可以说男人不想去理解女人，因为他们自己就不愿意被女人理解，他们不愿丢掉自尊，习惯自卫，希望女人崇拜；女人对男人也很难理解，却愿意让男人理解，所以当一个男人——罗伯特这样坦露自己的内心时，让人觉得这才叫刻骨铭心。
一种社会素质也可以体现出较高的人文精神。罗伯特那个吹号的朋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为罗伯特和他的爱情写了一首名叫《弗朗西丝卡》的曲子，为他们相隔千万里路而哭泣。这是一种最无法言说的理解，是一种灵魂的沟通。正如号手说：能对一个女人这么钟情的人自己也值得让人爱的。说明情感的美，是人类认定的共同财富。
1995年
我们为什么要属狼
——读小说《我要属狼》
偶读去年《中国作家》第六期，在目录中一眼就看到马中行这个名字。马中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唐达成先生的夫人。
这期《中国作家》刊登的马中行的小说叫《我要属狼》。起初，我很难想象这位文雅的知识妇女，怎么会发出这般凶言。一口气看完它后，却引起强烈共鸣。
小说中写道：“渴望爱情是人类的天性，渴望事业也是人类的天性，它更是智慧人的天性。可我怎么就不知道。它们二者竟是如此矛盾，对一个女同志来说简直就得非此即彼。”用一般人的眼光看，小说中的家庭是令人羡慕的：丈夫担任要职，妻子是大学教师，儿子们上进好学，婆婆年事已高，只需理解和尊重，家里经常弥漫着高雅的文学与哲学的论辩，还有优美的李斯特的圆舞曲。假如女主人一心拥抱着这个家庭，全身心地操持着视为己任的家务，让丈夫儿子既食人间烟火，又有超凡脱俗的体面，那么这个家庭或许和和睦睦、温馨常在。偏偏女主人自我意识极强。她需要读书，需要充实，需要拿出丰厚精彩的教学内容。可她又不得不任凭每天的买菜、做饭、洗涮，没完没了地吞噬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她躁动，她不安，甚至歇斯底里地号啕，为自己看不到希望，“为乏味的”“使人愚钝”的家务劳动，永远摆不脱而痛苦。这位女主人认为：“它夺去的绝不仅是我的时间，而是我的素质，我的智慧和气度”。它们在“糟踏我的生命”。
我惊叹，作家的感受几乎涵盖了我的日常所思所想。即便是女主人发泄的方式，也同我惊人的相似。我快慰，我听到了知音，听到了我们本该有的呐喊。我认为，很多知识妇女的痛苦，不是没有爱，不是没有人伦的温情，而是为这爱，为这温情所付出的太大牺牲。这是不公平的。记得王安忆有一篇小说就揭示了：一部分知识妇女在社会伦理偏见的因袭下，对这种不平等地位的认可，是阻碍自身奋飞的一大心理障碍。于是提出：“每个人，都各有一份人生，一份责任，她不该去代替他，而又不该让他代替自己。”“一个人首先有自己的存在，然后才能去爱，去给予，同时接受别的。”我想，任何一个不甘心成为家庭的殉道者的女性，都会有马中行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感受。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已，马上提起笔给马中行写了一封信。大意是——
我原以为随着唐老师地位的变化，你们的生活时过境迁，您会处在怡然自得的满足之中。没想到您的胸中仍然滚动着进取的圣火。读您的小说如同听到狼一般的号啕，我为我们女性同仁身上仍流淌着不甘沉溺的狼血而自豪。
我觉得，人生就是女人的陷阱，特别是对知识妇女。这不仅是指社会的种种不公平，人们所持的种种传统观念，也包含着女人的妻性和母性的构筑。尽管您的小说情绪看似都冲着不理家务和不谙世事的丈夫和儿子而去，其实发泄的却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无边的苦恼。一般来说知识妇女会比常人得到更多的平等、尊重和理解，但她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只有她们才会有的两难选择处境。比如，小说中的丈夫可以理解，他其实活得也不轻松，他在做着并非自己所愉悦的事；儿子可以理解，任何一个母亲都希望孩子成才而不俗陋；婆婆也可以理解，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同情。那么作为知识妇女的女主人公呢？这种由妻性、母性套起的枷锁，不又恰恰捆缚了自己吗！除此之外，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独身是一条路，但那样的人生，不是女人的全部人生。为了使我们真正获得马斯洛所说的人生五大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我们本该有的全面的人生，我们只有收起羊的绵善、兔的温顺，伸出狼的利爪去顽强地争取。
这些年写妇女命运的作品不少，写知识妇女抗争进取的也不少。然而您的小说却以实实在在的琐碎生活，以及那种无法名状的困境和烦恼，表明着：知识妇女的痛苦是永恒的，是难为人真正理解的，因而也是孤独的。
很快就收到马中行的回信。在信中她写道——
这大概是这些年我所收到的最沉甸甸的信之一。其实我也知道这种妇女的命运是代代相传的，但是，当看到你也深陷这种泥潭难以摆脱而得有“狼的号啕”时，我仍感到格外悲怆。
前几天王蒙带着他的夫人来玩，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插不上嘴谈她的苦恼，可她屡次提及《我要属狼》，她临走时，她又提起，我和她拥抱了。她的苦衷也是好深的吧？
为了你说的“人生就是女人的陷阱”，我总和死的念头打交道，我想，只有我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天才是我摆脱这种陷阱的一天。
如果我不是承受了达成和儿子这么多爱，和他们生活的艰辛，我这种决绝的念头还容易被理解些。鲁迅说生活太优裕，人就会被生活所累。女人就是为被爱和爱舒舒服服地消蚀了自己，变得卑俗的。而她们巨大的精神困境又有谁能知道呢？
我没有表达好我这位婆婆，她聪明有才干，但被生活全部吞噬了。在家里人的谈话中根本没有她插嘴的余地。客人来了，她逮住人就想说活，儿孙们都发愁，嫌她谈得丢人败兴。她老了，连看电视的兴趣也没有，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等保姆晚上去外面和女伴们聊完回来，她立刻又活了，逮住保姆说个没完。她八十岁了，想去上老人大学，但儿女们宁愿她在家享清福。其实，她已经被消蚀掉，她识得些字，我预备了好多谈妇女命运的书给她看，以为她会很高兴，她根本读不进去。我常常从她的人生中关照到自己的形象。
也许有一天你见到我时，会感到我谈吐乏味，我们已经在陷阱中，但有更大的陷阱，在那时我们只能剩下一个皮囊，我觉得自己就站在这个陷阱口上，百般挣扎，想让自己不陷得更深……
读了她的信，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惆怅。
有位诗人说——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既然上帝为女人安排了这样的宿命，我们只好面对它、咀嚼它、抗争它，世世代代……
1993年
历史的阅读
——兼议历史小说《紫金山燃烧的时刻》
今年是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非常激动地看了媒体的不少有关撰著与报道。比如，关于台湾电视制片人陈君天以十年之力拍摄的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四版改名《大决战》）的报道；重庆学者王康大气磅礴之文《超越宿命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与《沉潜磨洗六十年──凭吊中国抗战首都》；《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用了五年时间跟踪调查采写的《极罪——没有结束的细菌战》；经盛鸿写的《抗战期间驻南京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以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抗日战争“经典战例”，各地方台对有关抗战将领介绍的专题片。从这些作品的题目就可看到大陆研究、宣传的新气象：格局扩大了，内容广了，持论客观、公允、深入了。
很久以来，大陆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宣传，是有很多遮蔽的。以至于像我们这些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对抗日战争的了解，也只限于《平型关大捷》《鸡毛信》《平原游击队》《地雷战》。且只知道《平型关大捷》，不知道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人数的国民党军队所参加的整个平型关战役。记得80年代初看了电影《血战台儿庄》，才知道国民党军队打日本并不含糊，那气壮山河、尸垒城墙的场面，给我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2002年看了前国民党将领《闻强口述史》才知道，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曾遭日寇的凶险追杀。其实，当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起码分两个战场：一是正面战场，一是敌后战场。过去大陆的宣传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敌后战场。后来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从一·二八算起，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正面会战就有二十多次，牺牲的国民党方面的将军二百多人。难怪有位旅居美国的华裔老人说：“都是抗战，都是中国人，都是流血牺牲，光讲自己，不讲人家恐怕不妥吧？《鸡毛信》《小兵张嘎》说的是儿童团，儿童团都是抗日英雄，人家的二百将军就连你儿童团也不如了吗？西方人有一种普遍的偏见，认为二次大战中，中国军队没有起什么作用。你们是强者，是胜利者，你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为中国的抗日说话。”据说，今年对抗战的宣传，大陆也有口径的限制。但毕竟对历史的认识在进步，“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还于真相，”就不只是陈君天一人的信念了。在大陆，原有的格局也终于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