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初期，革命传奇电影与当时流行的反特片几乎同时起步，1979年轰动一时的《小花》和《归心似箭》便是新的社会环境下革命传奇片的最初探索。电影《小花》中爱情与亲情发生了置换，战争岁月里人们的坎坷命运和传奇经历深深地吸引了当时的观众。《归心似箭》则采用了类似《西游记》重重劫难的叙事模式，使主人公命运一波三折。由于对战争年代人物命运的关注，这两部电影的传奇色彩还是比较浓重的。但是，电影传奇化叙事的道路在当时并没有走出多远便戛然而止了，这与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新时期初期，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学”思潮空前高涨，重视人物性格而弱化情节的观念成为主流，在这股思潮影响下，新编革命传奇片刚刚起步便走向没落。即使在《小花》和《归心似箭》中，导演对于人性和人情的关注也远远胜于情节。《小花》的导演黄健中说过：这部电影“着重写了人物的命运，增加了情感的因素，因此，艺术感染力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当时执影坛牛耳的第四代导演们的内心体验和个人情绪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彰显，甚至“完全取代‘事件’或‘理念’，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和推动叙事的动因，维系着一部影片作为一部影片的存在”。在这股艺术思潮的影响下，这些电影中的空镜头、主观镜头和升格镜头等抒情性镜头占据了总片长的不小比例。延续了这种趋势，1980年的《今夜星光灿烂》干脆抛开了大起大落的情节，转而将镜头对准了革命队伍中几个小战士的生活细节和与战争无关的个人情感，比如心地善良的战士小郭曾经在激战中捕捉并养活了一只麻雀，木讷的小于面对求婚的姑娘杨玉香时不知所措等等，传奇性革命影片由此淡出了观众的视野。
“人学”思潮之后，由西方新思想的涌入而引发的寓言化叙事和电影语言对于象征性造型镜头的追求再一次阻断了传奇性叙事的复苏之路。为了实现对于新潮思想形象直观的表达，淡化故事情节、采用缓拍长镜头和追求画面的造型性就成为了这些影片的应有之义。影片《一个和八个》（张军钊导演，张艺谋摄影，1984）采用了黑白胶片和富有质感而对比强烈的照明设计，情节也只是在行军战斗和牢房之间沉闷地转换着场景，传奇性被消解得几近于无。影片《黄土地》（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1984）也采用了类似的叙事策略。担任摄影的张艺谋把地平线置于画框的中线以上，形成对地面上人物的挤压之势，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强大和人的渺小。同时，该片中的演员大多表情木讷，对话稀少，气氛冷清，故事氛围像数千年的黄河文化一样沉闷。电影《红高粱》（张艺谋导演，1987）讲了一个土匪抢亲和抗日的故事，原本可以写得富有传奇性；然而导演对于民间非理性力量极度张扬和象征化表现的创作意图，使得人物命运的传奇性并没有通过情节的对比凸显出来，而象征民间内蕴力量的红彤彤的高粱地却在影片中分外显眼。
如果说“人学”思潮与寓言化叙事从艺术的角度排斥了革命传奇片，那么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化思潮则从根本上动摇了革命题材影片的存在依据和信仰基础。革命传奇片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虽然弱于史诗片，然而其核心价值观仍是革命正义性；新时期以来，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日渐淡化，却依然在支撑着编剧的叙事立场和观众的欣赏立场，其正统地位并未动摇。但是，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以西方为本位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兴起并高涨，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从而动摇了革命题材影片的政治基础。另外，长期以来国家对革命历史叙事的严格控制造成的革命传奇片单调重复的艺术面孔和老套的叙事程式，也使得这类影片在当时类型片和娱乐片的狂欢中显得更加形单影只。1989年学潮之后，中国社会好长一段时间患了政治冷漠症。此后，随着国家对于主流文化宣传力度的加强和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出台，革命正史片《大决战》系列和《大进军》系列在国家财政和文艺评奖的支持下批量出现，而革命传奇片由于相对稀薄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拒之门外，直到新世纪初期得到新兴大众文化的关注和支持。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和新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态度悄然发生着变化，对于革命历史神秘中掺杂着憧憬的社会情愫刺激着作家的想象，一大批新编的革命传奇电视剧（区别于由“十七年”革命传奇小说和电影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应运而生。当下这些革命传奇剧的“新”并不只是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的转移（以小说为主向电视剧为主转变），更表现在叙事要素的添加或改变。
首先，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十七年”革命英雄形象的基础上添加了浓重的草莽或者草根文化因素，显得不那么“纯粹”，而是多了些驳杂的色彩。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草莽英雄形象本就是传奇叙事的应有之义，《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的“传奇性”与主人公的草莽性格密不可分。“十七年”革命传奇小说《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铁道游击队》中的鲁汉林忠等在参加革命以前身上都有着浓厚的草莽习气，成为革命主体后这些习性很快被当时严肃的意识形态氛围纯化掉了，从而使得这些小说少了些风尘气和传奇性，更加接近于“革命神话”。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学典型是被当成精神高标供人们膜拜和学习的，为革命纪律所不容的江湖草莽习气理所当然被剔除出去；而新型革命传奇剧中的英雄人物则是当下人们理解革命历史的中介，他们身上的草莽习气使其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鲜活可感的“人”，从而拉近了与理解者——芸芸大众的距离，使当下人们理解革命历史成为了可能。伽达默尔认为，“前见或先行结构对理解并不是消极的，它是理解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因为前见或先行结构是理解者进入理解之先的特殊视阈或眼界，离开了这一视阈或眼界，作为历史流动物的文本意义就无法显现和理解。”在这里，人物身上世俗草莽习性的附加便具有了理解行为中“前见”或“先行结构”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观察，电视剧《历史的天空》（2004）和《亮剑》（2005）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虽然一出场就是八路军的团长，是主流体制内的人物，但是脏话满嘴、霸道任性的草莽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与其他电视剧不同的是，该剧不仅拒绝了对于这种“匪气”的改造，而且把它上升为一种精神特质——亮剑精神，并试图以此组织革命叙事并进而重构历史。小说《亮剑》的作者都梁曾说：“（《亮剑》）与其他作品有本质区别，它绝不是只简单地布一个战场的景，造战斗胜利的样式剧。其次，它具有其他作品没有的宏观感，《亮剑》表现了整个华北战场，这跟以往只关注一个人物，一个个体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因此，电视剧《亮剑》虽然传奇色彩浓厚，却有着革命史诗剧的意识形态建构企图。
与草莽气质的人物形象不同，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以主人公的草根性拓展了“革命传奇”的外延，并为该剧增添了一些喜剧色彩。新四军战士顺溜是个有着“一根筋”性格的神枪手，他天真率直却又倨傲执拗，喜欢在人面前卖弄。支配他行为的准则与其说是革命觉悟和革命道德，不如说是有仇必报的草根道德。当革命纪律与他的报复企图相龃龉时，他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去孤身寻仇。该剧以这样一个不能被革命意识形态完全收编的带有滑稽色彩的草根形象消解了革命叙事的刻板与严肃，从而具有了浓厚的民间狂欢色彩。
其次，新编革命传奇剧以当下的世俗价值观悄然置换了传统的革命价值观，使用异质同构的手法改写了革命历史。“一种虚构的作品给予我们的享受，就是由于使我们的精神紧张得到解除。甚至于这种效果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于作家使我们能从作品中享受我们自己的白日梦，而用不着自我责备或害羞。”传奇叙事的创作和阅读心理非常接近于这种“白日梦”的论述。任何传奇性叙事都需以一整套核心价值观（或者称为一整套白日梦）为依托，而这套价值观基本圈定了故事的“期望读者”。唐代传奇小说是当时文人士子白日梦的抒发，明清传奇戏曲是市民阶层白日梦的表达，而当下的革命传奇电视剧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芸芸大众的世俗梦想，其中之一便是对于女性的幻想。这里之所以称为“女性”而不是“爱情”，是由于这些新编电视剧中女性大多是以男性主人公欲望客体和价值客体的形式出现的，爱情主体的特征不是很明显。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革命英雄似乎成了在叙事程式中获得美女青睐和完美爱情的必要条件，战斗英雄与美丽女性之间常常是一种拯救与被拯救、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在这里，男性的欲望与意识形态的征服企图在女性身上达到共谋。只要是英雄就不愁没有美女来爱，正如姜大牙说的“只要能多砍日本鬼子，天上的七仙女也能摸一把”。其二是对于世俗功名的梦想，这是民间官本位思想的一种反应。“十七年”革命传奇小说和电影对于主人公在革命队伍中的职位往往语焉不详，那时人们注重的是入党、坐牢、组织农运工运等革命素质的进阶仪式。当下新编传奇剧中主人公的革命历程却大多可以简化为一系列的职位升迁历程：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世俗功名与美丽女性一道成为男性主人公革命历史的价值客体。《历史的天空》《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雪豹》等电视剧莫不如此。
为了追求革命叙事的传奇性，当下一些电视剧还在主人公革命者的身份之外另外附加一些其他的身份或职能，从而强化了故事的复杂性和观赏性。电视剧《神枪手》《狙击手》的主人公是神枪手，《抗日奇侠》的主人公是武林高手，而《雪豹》的主人公则是一个语言天才，精通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人物的这些身份和职能的添加与设置，无疑为传奇性叙事做好了铺垫。
从艺术趣味的角度看，世俗社会革命传奇电视剧的存在是对以革命正史剧和史诗剧为代表的正统革命叙事的一种反驳。在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官方节日的音调气氛只能是死板严肃的……违反了人类节庆性（艺术）的真正本性……然而，这种真正的节庆性（艺术）是无法遏制的，所以官方不得不予以容忍，甚至在节日的官方部分之外，部分地把它合法化，把民间广场让给它”。当下的新编革命传奇剧便是民间狂欢化的艺术趣味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种反映。然而，“传奇之‘奇’是建立在对于世俗生活的不断超越和审美想象空间的不断开拓上的，这需要高度的艺术创新能力和对主流写作禁忌的有效突破。”然而，在信息化时代，“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一旦在文化市场上取得成功，模仿和复制便由此开始。这与革命传奇剧的创作要求是根本不相容的，甚至会导致这种审美形式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