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已经坐了多少年牢，有的甚至于被执行死刑，但真正的罪犯又出现了，这样的冤案从古至今在我们的司法史上并不鲜见。近年来，警察刑讯逼供的恶性案件经常出现，杜培武案、佘祥林案、李久明案、王树一红案……在刑讯逼供案中，被刑问者有的被冤杀，有的冤受牢狱之苦，有的被讯问酷刑致残，有的甚至就死在讯问现场。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何在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一细查，刑讯逼供则是最大的罪魁祸首，也就是大多数案件是由于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为什么刑讯逼供案这么多？原因在于警察讯问的权力没受到什么监督和制约，加之在公检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过度地重视口供的作用，当事人又无法举证被刑讯逼供，最后只好被一错再错，蒙受冤屈。
在当前，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子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在这种客观情况下，如何消除或控制刑讯逼供问题的发生呢？一是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二是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三是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四是必须引人“律师在场权”。必须明确，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在场不仅是律师的权利，更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为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在其被讯问时有律师到场，才能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被告人获得辩护”的宪法权利落到实处。五是加大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减少或消除冤屈案件。
记于2010年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