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伪装隐蔽得好，过江好长时间，敌人才发觉，所以我们的损失不大。”他这样说。80多岁的老人，对50多年前的事情还说得那么清楚，真是非凡的记忆！
关于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徐帅说：“长征的胜利，一靠共产主义信仰，二靠坚强的团结，所以红军英勇顽强，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徐帅这样强调信仰，是因为他有着亲身的体会。这位老一辈革命家，出身于一个衰败了的书香之家，当过学徒，读过师范学校，做过小学教员，1924年考取了黄埔军校。这期间，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7年初参加共产党，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徐帅从武汉辗转到上海，与党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广州起义。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坚定的信仰，是根本做不到的。红军指战员战胜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就是靠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听王震、杨得志、肖克等老同志讲过信仰问题，今天徐帅讲的也正是这一点。可见，我们的老一辈是非常看重信仰的。从同一条路上走过来的人，有着共同的体会。作为后辈，我每听一次，心中都会翻卷起滚滚的波澜，久久不息。
而徐帅所说的红军长征胜利也靠团结，又是有所指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中央发生分歧。他怀有野心，想当头头，达不到目的就搞分裂，致使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两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_、吃了更多的苦。当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四方面军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帅对接电话的陈昌浩政委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这是关键时刻的关键话啊！假如不是他说了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以看出，徐帅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长征的历史记住了他，我军的历史记住了他！长期以来，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呢？而我们的徐帅，对此从不炫耀，或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相反，他却严格地解剖自己，多么宽阔的胸怀啊！
岂止如此，近几年来，徐帅系统地回忆了他戎马大半生的经历，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他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事件，以及经验教训，写成了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我曾细细地读过徐帅的回忆录，文字质朴，叙事简洁，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人民群众和广大战士的作用，而对自己的功劳和贡献，则没有提及。可是，对军事上的失利，往往流露出自责，对死难的烈士，哀痛不已。例如西路军的失败，徐帅沉痛地写道：“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这和那种文过饰非、争功诿过，甚至不惜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做法，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何况，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是徐帅的过错。惟其这样，他才更受人尊敬和爱戴。
这时，有位同志又问徐帅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同志的情景。他连想也没想就回答：“我是先见到的彭德怀同志。他率领的三军团进到黑水、芦花地区，听说我带的部队正向维谷开进，就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可是维谷渡口的索桥被敌人破坏，我们只能隔河相望。这河虽不宽，可水流急，说话听不清，就相互招手。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激你们前来迎接’几行字。捆在石头上，像扔手榴弹一样扔过去。第二天早晨，我才过了河，与彭德怀同志见面。”徐帅兴致很高，边说边用手比画着招手、撕笔记本、扔纸条的动作，虽然缓慢，但很有力。
就是在芦花，徐帅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交谈，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他一枚光闪闪的五星金质奖章。对这枚奖章，徐帅不止一次说过，现在又重复那句话：“这不是个人的荣誉，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挥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有人提出请徐帅再讲讲长征路上斗争的一些具体情况，他慈祥地笑了，缓缓地说：“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有很多具体的事我也不清楚。就如一个战士夜行军，怎么知道经过了哪几个村子，村子里有多少人呢？”这个比喻，把大家都逗笑了。其实，这样的意思徐帅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说过：“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一些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认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内容的结论来。”这是多么认真负责的态度！
从交谈中，我发现，徐帅最关心的，还是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他回顾了全国解放后我们军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说，建国初期，党中央和军委坚决实行从“小米加步枪”向诸兵种合成作战方向的转变，完成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虽是起步阶段，但出现了可喜的势头。1953年下半年，军委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全面总结军事工作，确定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步调的作用。接着，他又以缓慢的语调指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因受到几次损失，所以长期徘徊不前。第一次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不仅伤害了刘伯承等同志，而且严重干扰了起步不久的我军现代化建设。第二次是1959年的“反彭黄斗争”，取消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第三次是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用“突出政治”冲击了一切。第四次是十年动乱，使军队建设出现了大倒退。在谈到这些的时候，徐帅是很沉痛的。他的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与这支军队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帅，他为这支军队的忧而忧，为这支军队的乐而乐。
徐帅虽已高龄，仍时刻关注着军队的建设。他说：“要振兴中华，要搞改革，搞现代化，人民军队的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军的革命、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经过20年的曲折，才又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真是来之不易呀！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接受历史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沿着新时期的建军道路奋勇前进，我军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目标，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徐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闪耀着奕奕的光彩，目光里迸发出由衷的期冀。啊！自豪地回顾过去，冷静地思考现在，深情地憧憬未来——这就是徐帅对我们的瞩望。美好的瞩望，深情的瞩望！
几位将军谈林彪
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现象一样，林彪是一个从极高处摔到极低处的人。
一想到林彪，我的眼前就出现截然不同的画面：威风凛凛的将领，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堂堂皇皇的接班人，手举小红书，掀起疯狂的海洋；仓仓惶惶地出逃，夜空如墨，葬身荒漠……开始，我对此不完全理解，细想想，也不奇怪：时代，时时选择着人；历史，总是无情地辨识、鉴别和淘汰着人嘛。
多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一些老同志，或者采访，或者代为整理回忆及悼念的文章。他们都曾是林彪的直接下级，在回味往日的经历时，难免不涉及到林彪。从零碎的只言片语中，我看到了林彪这个人的军事才能和人品性格。
肖克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前辈，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经历。这位1926年就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192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的老将军，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在红四军时，他和林彪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林彪当营长，他是该营的一名连长，他接替林彪当营长，林彪则是这个团的团长，林彪当纵队司令时，他则是参谋长，他当师长，林彪当军长，可谓共事于烽火连绵之时。
谈到林彪军事方面的事，肖克说：“他是从见习排长逐级提拔上来的，平时注意训练，管理也严格，临阵有决心而且灵活，继承了北伐时期‘铁军’的战斗作风。我感到林彪在军事上还行，但不是如后来被有人所吹嘘的‘十全’人物。大庾之战，战前不看地形；吉潭之战，没掌握部队，使部队受了损失。他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和张乃燕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书他都读过。林彪也读社会科学的书。”
肖克是一位认真负责、治学严谨的长者，对过去的事，都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决不人云亦云。有几次，我见到有人要求题词作序或对某个问题某本书发表意见，他都认真思考，能说真话时就说，不方便时就婉言谢绝，无论如何不说违心之言。他对林彪的评论是客观的可信的，而且，我从不少老同志的言谈中都得到了相同的评价。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部党史人物图书的出版座谈会。会前，我对肖克将军说到他的一篇文章中关于林彪的一段的看法，他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活动的。发言时，他和耿飚、叶飞等都提到红军时期的林彪，说有的仗打得是好的，取得了胜利，与林彪的机动灵活指挥有关，有的仗没有打好，责任也不能全加到林彪身上，有的战斗损失较大，林彪应负一定责任。说到这些时，我发现老同志的看法是共同的。
在纪念湘南起义60周年时，我作为记者去参加纪念活动。此间，肖克、欧阳毅将军和曾志等同乘一辆大轿车从郴州到宜章去。他们三人都是湘南起义的参加者，交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年代。肖克说他的游击队，曾志说湘南特委，欧阳毅则说了一段和林彪有关的趣闻。
当时，林彪当连长，欧阳毅在连部当文书，和林彪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同在一间屋里，欧阳毅在摆弄一支手枪。那时的枪不但少而且低劣，大多是在战斗中缴获或打土豪得到的。欧阳毅不小心把枪弄走了火，子弹从林彪的头上飞了过去。林彪先是吓了一跳，接着大大骂了欧阳毅一顿。讲到这里，欧阳毅将军说：“我当时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
“你当初真要是把子弹打到了他的脑袋上，后来可就少了他这个元帅和接班人罗！”肖克幽默地说。
曾志接着说：“也少了一个野心家和叛逃者。”
全车的人都大笑起来。
李聚奎将军也曾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过。从江西的反“围剿”到长征开始以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李聚奎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而林彪此时是红军一军团的军团长。李聚奎指挥一师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打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时，就是林彪要他撤下来的。部队坚持一个月左右后的一天，林彪到达一师师部，简单了解部队的情况后，小声对李聚奎说：“你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五军团的第十三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然后又神秘地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当李聚奎问“有什么行动”时，他说：“以后再说。”
李聚奎还谈到，长征途中过金沙江时，他和林彪顶撞过一次。红军到达川滇边境的金沙江边，李聚奎赶到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所在地龙街渡口，准备从这里过江。可是架了两天桥也未成。在“诸葛亮”会上，杨得志同意李聚奎说的用牲口拉着铁丝过江然后顺着铁丝架浮桥的办法，把自己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拴上铁丝赶下水，让它向对岸游去，但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游了回来，几次都未成功。李聚奎正想向军团司令部报告情况时，接到了林彪的电话，李聚奎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林彪就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李聚奎在渡口折腾了两天，心里本来烦躁，一见林彪不愿听情况，就急了，大声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这下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通，才问：“你说，为什么架不起桥来？”
李聚奎把河宽、流速、没有器材等情况报告了一番，并请示可否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绞平渡过江。林彪这时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果然，李聚奎很快接到军团司令部的电话通知：“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绞平渡，从那里渡江。”
当问到这样的顶撞有没有受到报复时，李聚奎摇了摇头，说：“没有。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是他出于夺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要打倒所有老干部，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相比较而言，杨得志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时间更长一些。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后，杨得志所在的特务营合编到红二十八团没几天，团长王尔琢被叛徒袁崇全杀害，林彪当了团长，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平型关大战后。杨得志在谈到林彪时，颇有感慨地说：“尽管这样，和林彪的直接交谈仍然不多。这一方面由于我们的职务相差太多。他当团长，我当战士，我当团长时，他已是军团长，而有什么战斗任务，又是一级一级下达的，他不会直接向我下达命令，我有事也不可能直接向他报告；另一方面因为林彪这个人阴沉，难于接近，大家都有点怕他，所以虽然在他领导的部队里工作了近l0年时间，能记起来的见面却很少。”
杨得志谈了两件事。一件是1934年2月，已经当了团长的杨得志去参加军团召开的干部会。会上，军团长林彪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介绍给到会的干部，并请他讲战略战术。李德讲的是碉堡对碉堡，实行“短促突击”。听讲的人都是红军指挥员，不习惯于在内线同敌人拼消耗，而懂得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加上李德讲的是外语，要通过翻译，所以大家都有疑虑，不少人都说听不懂。这些意见反映到林彪那里，他却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正当红军按照李德的打法反击第五次“围剿”非常艰难时，林彪却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大讲“短促突击”的打法和好处。
另一件事是平型关大战时当面接受林彪交待任务的情况。抗战开始后，杨得志从抗大回到已经改编为一一五师的部队，到六八五团任团长。当他渡过黄河在候马赶上部队乘火车向平型关前进时，在介休车站接到通知，要他到林彪的住处去。林彪在太原阎锡山的招待所见到了杨得志，开门见山就问部队的情况，然后要求加快北上速度，把部队早一点开到平型关一线，别的什么话也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