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对这件事处之淡然，一笑了之，但是这天晚上，我却很久难以入睡。我曾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我的许多亲人、同学以及友人至今都还生活在这里，对它，我是有感情的。过去我总以为萍城地处湘赣边区，比较偏僻，又是一个老工业区，资源几尽枯竭，所以才导致它的发展比较缓慢，经济上一直不景气。现在，突然冒出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倒使我发现，它之所以落伍于其他城市，不能不说是与它的某些领导落伍的思维有着很大的关系。
老公见我无法入睡，甚是奇怪，我说了原委，他竟笑了起来，说道：“好大个事，不值得！睡吧，快睡吧，终于没有了噪声干扰，高兴还来不及呢。”
谁知，接下来一个更大的噪声防不胜防地骤然而起。这次的噪声，来得十分突兀。它显然不是沿街喇叭播放的那种或热烈或抒情的歌曲，它是摇滚，疾如狂风，密似暴雨，山呼海啸般地席卷而至。尤其是，在狂风与暴雨之中，还能强烈地感受到，有一阵阵的雷声贴着地面向我们扑过来。
当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声浪瞬间包围时，竟闹不清它来自何方。小明当时正在写一篇作文，写得很顺，却被这突乎其来的巨大的声浪，搅乱了思路，再也写不下去。他不满地叫道：“爸爸，街上的喇叭又响了！”
我仔细地判断了一下，认为它不是沿街的喇叭在响，它好像是从高处传下来，来自天上。
老公痛苦地丢下笔，跑下了楼。这才发现，文化街紧挨生活区的三楼新开了一家溜冰场。溜冰场的声音不仅更嘈杂，它甚至要闹到深夜十二点。
紧随其后的，是中央广场又冒出一处夜市，夜市上的那些食客，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还唱起了卡拉OK，在空旷的广场上，音箱的共鸣声非常大，传得很远。
老公去溜冰场交涉，溜冰场的女老板，还算通情达理，连声说对不起，答应马上就把音量调小。但也只能把音量调小。人家租了场地，毕竟要营业；天气热了起来，你不可能要求她把溜冰场所有的门窗全都关上，更不能强求人家晚上九点之前就关门打烊。
问题显然并不在女老板的身上，开发商就不该把这样的场地租给溜冰场的老板。
但是，那么多的店面和场地长期闲置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你不允许开发商设法“盘活资产”，似乎也说不过去。
这样看来，在决定要将文化街开发成一条繁华商业街市时，就不该在街的两侧规划出这么多的居民楼。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规划又有什么错呢？
我们去过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去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意大利的米兰，人家商业街人来人往，却没谁感到过吵闹；一些居民楼或写字楼与商业街近在咫尺，彼此却都是相安无事的。
说起来这还是中国特色。中国人太爱热闹，不是吗，太多的中国人常常就是把喜庆与热闹当成一回事，“繁华”和“闹市”也常混用，以至使得“闹”和“市”密不可分。一年中，中国最喜庆也最热闹的，莫过于春节了，大年夜，人们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在刺鼻的火药味的气氛中，一大家人才会心满意足地聚在一起去吃年夜饭。
想到了这些，我的心里便坦然了许多。只能希望这些老板们手下留情，把音箱的音量调小一点儿，双方都做出点让步，也只能这样了。
但是，当老公再去中央广场与夜市的老板交涉时，却碰了个硬钉子。那次，老公把小明也带上，是要说明他们把音量开得那么大，已经影响到了居民区孩子们的学习和休息。还没等老公把话说完，夜市的老板就火了，冲着老公吼了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凭什么要我把声音放小？不热闹我怎么赚钱？”
说着，就上来了两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瞅着老公。小明吓坏了。不断地扯他爸爸的衣服，要他赶快离开。老公见此情景，交涉无望，只有离开。已经走了很远了，已经看不见那几个人了，小明仍心有余悸地悄声对老公说：“爸爸，再不走他们会打你一顿的！”
老公真正感到了百般无奈。回来听小明一说，我只好劝老公不要再找了，入乡随俗吧。
妈妈的脾气
二〇〇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一家出版社约我们去“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做一次实地调查，写一部《小岗村的故事》。
当年，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带头分田闹“大包干”的故事，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可是包干到户的改革成功之后，这三十年小岗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又发生了哪些故事，人们并不清楚。尽管媒体也时有报道，但基本上报喜不报忧，甚至是掩盖了真相的。因此，这样的一本书，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我们来完成它，也是对我们的信任。
可是，我和老公对接受这一任务开始都很犹豫。因为，二〇〇一年的春天，为完成《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我们就采访过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以后一直同他保持着联系，知道要真实地写出小岗村三十年间发生过的故事，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要去做这种调查，首先就需要拿出大量的时间，要深入小岗村的村民们中间去。
如果一个人去，老公是最合适的，他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只是，因为受到文化街高音喇叭的刺激，近来他常感到心慌意乱，头晕耳鸣，他一人去我不放心。两人都去是最好的，不仅彼此有个照应，在后期的写作上也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可小明又怎么办？刚从电脑游戏的迷恋中走出来，数学的学习也才有了起色，我们这一走，他会不会又“故态复萌”？自古道，忠孝难两全。现在看来，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培养其实也是很令人纠结，难舍难取，难以两全其美啊！最后，还是老公下了决心。他认为，一个作家，一生中很难遇到几个重大题材，必须去。要去，都去，快去快回。去前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可以来一次“短平快”。好在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村子里的不少村民，我们都已经很熟，并且在这几年不断的联系中，也掌握到了不少重要的采访线索，再说了，如今的小岗村家家都装有电话，以后就是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完全可以通过电话补访。
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们仍把小明交给母亲，交代她不要再把小明带到二弟家去玩电脑。
去前，我们还同小明谈了一次话，告诉他爸爸妈妈有重要的事情去做，这期间，我们相信他会像我们在家一样，听外婆的话，上学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做一个好孩子！
小明懂事地点着头。于是我们放心地出发了。在小岗村，我们深入小岗村又围绕着小岗村，前前后后调查采访了一个多月，回萍以后才知道，小明在家十分听话，晚上九点前就完成了“家作”，然后上床睡觉，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外出而影响到学习。
总之，这一切都意外的顺利。但当我们整理材料时，本来应该想到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这就是，文化街中央广场的夜市，一直响到深夜的卡拉OK，对我们的干扰太大。
住在这儿的本市市民，下班回家之后便没有别的事，只要把家里电视机的音量放大一点，外面的干扰也就无所谓，即便睡前还在闹，忍一忍，长了也就麻木了、习惯了。但我和老公不止是把这里当作休息室，更看作是工作室。尽管，我曾劝过老公要“入乡随俗”，但当我真的坐下来写作时，那永无休止的噪声不仅令人难以静下心来，还让人感到莫名的烦躁。
为了完成这部书稿，我开始专心致志，练起了定力，只当那一切都不存在；老公则是采取了技术措施，开始是用棉花堵上耳朵，后来干脆买来了耳塞。
直到有一天，小明哀求我，要我去找孙老师说说，他不想再单坐，才发现，我们极力把周围的一切都抛之脑后，却一点没有想到小明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