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自学。经过一年多时断时续的学校经历和自学生活，青年毛泽东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了，他觉得自己“最适合于教书”。于是，他又开始留意广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津津有味地读着广告许下的好处：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经济拮据的毛泽东进了这所学校，并且“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一读就是五年，直至毕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养病期间，上海《中国晚报》刚创刊不久，社长沈卓吾便带人赶到广州，为孙中山录音并发行演讲唱片，既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又借机扩大《中国晚报》的影响。后又出版胡汉民题写书名的《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并在1932年5月4日的《中国晚报》上刊出助销广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小报《立报》创办人成舍我曾一针见血地把报刊内容与广告的关系称为是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1935年9月20日《立报》创办以后，初期几乎不登广告，而是先从版面内容抓起，全力以赴办好版面内容。成舍我认为，只有先全力以赴搞好版面，才能争取到读者，扩展发行，然后各种广告自然不招而至。果然，半年后，《立报》的发行量便超过了10万份，广告客户纷至沓来，一年后，投资者就分到了股息红利。抗日战争时期，著名诗人柳亚子从上海到香港，经济拮据，以卖字卖诗卖文度日。他在报上登一则广告：亚子浮海南业，萧然瓶钵，顷为自给自足计，发起“三卖”运动。他以“三卖”制造悬念，结果买者不少，柳亚子先生在港的生计问题也就解决了。近代著名文学史家丁易，1946年为话剧《升官图》写了一首广告诗登在报上：“魑魅魍魉作人声，妖镜显来尽现形，如此官场如此戏，是真是梦问诸君。”由于广告诗的形象描绘，《升官图》当时在“国统区”引起轰动。
中国近现代广告公司也多为有知识的文人创办。成立于1926年的华商广告公司和成立于1930年的联合广告公司是中国自己人创办的规模较大的两家广告公司，两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都曾留学美国，把美国广告的经营方式引进到上海。在许多大企业自己设立的广告部中，供职的职员更是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如英美烟公司为了制作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广告，高薪聘请具有较高绘画技巧和艺术修养的胡伯翔、倪耕野、梁鼎铭、丁悚、丁纳、杨芹生等十余名中国画家为他们设计广告，张光宇、张正宇当时也曾在英美烟公司从事广告设计与绘制工作，这些人成为中国第一代广告画家。许多画家对传统艺术有着深入研究，在当时香烟广告和包装设计上透出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这无疑促进了中国市场的香烟销售。
与文人们丰富的广告实践活动相适应，一些文人也开始了对广告理论的普及和研究工作。1853年8月创刊的《遐尔贯珍》在第12期上发表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广告评论。《申报》创刊数日后即在头版刊出长篇《招刊告白引》，予以鼓吹报纸广告的作用，认为“告白之事，俗之所不能免，而事事相关也”。《东方杂志》在1909年12月号上刊出《广告的价值》后，1916年12月号上又刊出了《广告与商业道德之关系》。《国货月报》1915年10月号刊出了《广告之活用法》。《商学杂志》在1916年2月号上刊出了《登广告之法》，1919年3月号又刊出了《广告杂谭》。君豪在《广告谈》中警示世人：“近世商战之声浪，若怒涛之澎湃然，各逞其能，各炫其技，以互相角逐于世界，孰胜孰负，变在俄顷。而商人之持以战争者，厥为广告。……广告者，枪炮也。果广告而能得其逞，则枪炮锐利，可操（胜）算；反是则一无所能，拱手让人而已”，徐启文在《商业广告之研究》中也告诫人们说：“广告者，乃攻城略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执有利器，战无不克，故商业之于广告，关系至为密切”，阮之江更是形象地劝喻道“广告之于商业，犹蒸汽力之于机械，有莫大之推进力”，“纵有良法、美货，如果不能藉广告之力进行传播”，“焉能表之于社会，又焉能表之于全国全世界？”。1910年8月19日，《神州日报》上开辟了“广告丛谈”栏目，专门介绍和探讨广告理论，从心理学、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广告。起初，学者是把广告学作为新闻学的一部分来探讨，之后才向独立的学科门类演进。1913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史清翻译的原美国记者休曼的《应用新闻学》，该书第12章《告白之文》、第13章《登载告白》两章专门研究广告和广告业，论述了广告文案的写作方法和报刊广告的刊登事宜。这是我国较早流行的新闻学著作，对我国以后的广告学研究和教育具有借鉴意义。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也把广告作为其研究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1919年12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徐宝璜的《新闻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理论新闻学专著，该书第10章《新闻纸之广告》对报纸广告、发行作了初步论述。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闻学者、报史专家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该书也从多个角度论述广告，指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收集了广告方面的丰富资料，详列五表，对我国当时的广告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许多上海文人也写过以广告为题的文章，登载于各类报纸杂志上，如廖沫沙就在1933年4月2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广告摘要》，梁得所在1929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得所随笔》中就有《广告术》，吕亭在1923年第27期的《红杂志》上有《滑稽广告》。在广告学术著作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甘永龙编译的《广告须知》是最早的一种广告学研究著作，1918年6月初版，1925年11月出版第七版，是作为商业丛书第一种出版的，该书译自美国的How to Advertise。此后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也竞相出版广告书刊，其中，不少是译著，如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心理学》。李培恩还用英文写了一本《新广告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研究广告的著作也陆续出版，显示了中国现代文人参与广告活的实绩。主要有：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蒋裕泉的《实用广告学》，这是我国第一本广告学专著；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蒯世勋的《广告学ABC》；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苏上达的《广告学概论》；1931年南京书店出版了孙孝钧的《广告经济学》；193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刘葆儒的《广告学》；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王贡三的《广告学》；同年，罗宗善的《最新广告学》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到20世纪40年代，又有一批广告学研究著作出版：1940年，陆梅僧所著的《广告》，作为实用商业丛书之一出版；1946年，吴铁声等人编写出版了《广告学》专著；1948年，如来生编著了《中国广告事业史》。此外，不少有关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著述，也都有对广告进行阐述的内容。1936年，我国第一本广告专业杂志《广告与推销》由徐百益编写、华联广告公司出版，尽管因为战争只出了一期，但开启了我国广告专业刊物的先河。
与此同时，广告教育也在我国开始兴起。1920-1926年间，上海的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南方大学、光华大学，厦门的厦门大学、北京的北京平民大学、北京国际大学、燕京大学等近十所大学开设了广告课程，广告学被列为新闻系、科的必修课，推动了我国广告学的研究和广告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现代作家的广告实践
在中国现代文人队伍中，中国现代作家是重要的一支力量。中国现代作家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襁褓之中。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广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新文学正是在广而告之的吆喝声中拉开了帷幕，文坛也随着广告变得生动起来”，“可以说，新文学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新文学广告的出现，它见证了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因此，以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从它进入市场的那一天起，文学广告即应运而生。文学广告作为文坛的一个风向标、晴雨表，呈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曲折走向和复杂内容。“作家亲自动笔为图书写广告，是五四新文学开端之时便形成的好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施蛰存、胡风、老舍、卞之琳、叶灵凤、黎烈文等又是著名的编辑家，他们不仅为自己的作品撰写广告，在编辑生涯中，为了推荐文坛新人，推动新文学作品的销售，也亲自撰写了不少文学广告，参与了新文学广告的制作。中国现代作家参与广告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利用广告对作家、作品进行推介。纪申回忆说：“作家写广告，这在30年代，看来是不算稀奇的事儿吧。那时新文学方兴未艾，作家与出版工作者总忘不了为这一伟大的事业，竭尽全力，争取阵地向广大读者介绍新文化、新作品”。文学要争夺自己的阵地需要广告宣传，文学要向大众普及自己的成果需要广告宣传，书籍作为一种商品走向市场需要广告宣传。因此，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新文学团体，抑或作家个人，都很重视利用广告推介作品、推出作家。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以历史悠久和资力雄厚名噪于出版界。它的“每日一书”，是出版史上很有气派的创举，广告不断。它在几个大报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广告位置。格式是一个长栏，上面三分之一是“每日一书”，有内容介绍，文字简练；下面三分之二则是每周重版书书目，没有文字介绍。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出版公司、亚东图书馆等小有名气的出版社，几乎也是每出一书都要做广告。叶圣陶就曾经说过，当时开明书店的同人都写过图书广告。李济生回忆起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也说：“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个纯文艺出版社，由于创办人都有理想，又都是文化人，他们对于自己编辑出版的书籍的内容介绍极为重视，这些介绍不是出自作者、译者本人的手笔，就是编辑部的同行代为撰写”。
一些小出版社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肯舍得花钱做广告。当时有家民间创办的小文艺出版社“文生社”，成立不久即在《申报》上刊登了一整版的大型广告，其后，又在两期《申报》星期日增刊第一版上刊登广告。创造社、新月社、朴社等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也借助广告进行销售。甲鲁平把广告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宣传形式概括为四种：一是以增订、再版形式策划推出单篇广告，虽不成规模但反映了作品收视率极高、受众喜爱的现状。二是以作品集、系列作品广告形式推出的文学广告，以容量较大、利润较高、满足多方受众需要被广泛采用。三是以文库形式推出的一些经时间考验成为精品的作品，这些广告标志着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四是为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做广告，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世界接轨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将广告推介作家、作品的手段归纳为重版推销法、已故作家作品重新整理推销法、作家自选集推销法、其他卖点推销法几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利用广告推介作家、作品的做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