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公司来说在一段持续时间内规定薪酬标准是最优的，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提高消息的信息价值。显然，如果给出的工资只适用于这个即将到来的7月的某一小时，工人将不会关注该工资。1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观点几乎是对第二个观点的重复，除了这里的生产准备成本是由消息的接收者承担的这一点不同。
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解决名义工资相对实际工资的设定问题。
很显然公司为什么不用一篮子商品和礼券来支付他们的工资，更不用说要求使用公司实际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中大部分是中间产品）来支付。但是，公司为什么不用带有应急条款（该应急条款要求，名义工资要按后续测量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成比例地进行追溯性调整）的指数形式来给出工资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可能认为公司将明白被公司认定为对经济均衡是纯货币的和中性的通货膨胀扰动只是产生了工资低迷的错觉，晚些时候工资表上已有的或增加的每位工人都会收到一份补充报酬，所以新增的就业并不是有利可图的。我认为对指数问题的第二部分答案是这样的：在上述被契约论者认可的事后分析不变的模型世界中，当工人与一家公司签署雇用契约时，他就放弃了离开的念头（正如在邦蒂号叛变事件中一样），以被建议的那种经典方式将指数化雇用待遇编入契约中才是最优的。但给毕业生支付动态工资的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费尔纳和我自己（交错范式的支持者），还有理查德·利普西、查尔斯·霍尔特、戴尔·莫滕森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却是高流动性时期之一。在我们看来，这些公司因为竞争雇员而陷入了困境，在工资设定中的首要关注问题是过低的相对工资会导致过高的离职率。如果我们想象公司能如此聪明灵敏地指数化他们报出的工资，我们就会认为（确实也如凯恩斯曾提出过的）每家公司都将工资指数化为下一年国家报告中记录的一般工资水平，或者如果不是指数化为一般工资水平，那么就是指数化到行业水平，或者指数化到其他平行的工资水平。2
但是对我们来说，用这样的指数形式来描述公司工资将会是很不自然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传递信息、接收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公司面对的长期问题就是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吸引劳动力，如果它发出的关于其工资条款的信息是复杂且晦涩的，该公司可能会弊大于利。毕竟，该公司迟早要解释其工资究竟是如何对应指数的—在一个月，或一个季度，或更久之后？是对初始工资付息还是不付？随着人们考虑到道德风险的问题，该公司必须要详细说明指数工资是如何预防欺诈的，以及在发生破产或倒闭事件时指数工资可以提供哪些保护措施？因此，这似乎表示如果其他所有公司都以简单名义工资的方式发布工资信息，那么就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独自选择更复杂的因情况而异的工资并承担其带来的复杂性和焦虑性。3
如果人们接受了以上这些关于公司名义薪酬标准在预先安排的工资审查期中显现出刚性的原因，似乎就很难拒绝该论点的其余部 分：如果我们现在把自己限制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当需求猛增时，公司的最优市场出清价格也有所提升，生产部经理没有理由给自己分配一个更高的劳动力影子价格（名义值）；他没有理由不认为产品工资下降了，也没有理由不提高相应的产出。生产部经理只需使用预先确定的薪酬标准来计算当公司聘请另一名雇员时该公司的成本是多少，以及如果少雇用一个员工或多雇用一个员工时将会节约多少成本。公司出于自利的原因可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这样就有可用的劳动力在那里等待着被雇用。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需求减少会导致市场出清价格降低的情况（如果需求的增加或需求的减少是足够大的，该公司可能会偏离其预定的工资计划，临时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以讨论对薪酬规模的临时调整，这是老生常谈的情况了。
几乎没有模型会不受极端条件影响）。
我希望上述讨论可以十分合理地回应巴罗对新凯恩斯主义纲要所做的批评。尽管人们明白一些理论家不会把批评当作真正的回答，直到有人成功地写出一个宏微观模型以支持我的主张或（找到合适的对这些主张的替代）支持其替代品。我只想在这里评论道，至少对我来说，下面这种做法并不是明显的非最优结果—我们首先在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的形式下应用我们的理论概念来看看它们的逻辑含义是什么，并且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这本身也需要投入相当大的努力（在我们努力用正式方法内生化模型的所有新特性之前）。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用很大的篇幅辩护了以下命题—世界上存在长期的名义工资承诺，并且由于类似的原因，也存在名义价格承诺。我们最终得出命题：这些承诺通常是前后交错的。至少我相信，如果根据理论假定，所有公司的工资都被同时设定，那么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在解释大多数国家的繁荣和衰退时的有用性就是相当有限的。举一个实例，日本著名的春季斗争（spring offensive）使我们能够在日本看到这种几乎虚构般的情形，我们暂且不管“在春天设定好全部工资”的这种机制是否真的会影响真实的日本经济；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表现糟糕，也许比新兴古典模型更糟，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4即使凯恩斯主义信条是完全有效的，它也将仅仅适用于“直到春天为止”的情况而已，并且将无法被月度数据和后来的季度数据证明。
如何证明交错性？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尔沃和泰勒试图构造一个交错的内生模型。他们想法的实质是，如果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在比如每年的9月1日设定工资，那么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动机将别人的行为作为给定的以调整他们自己的计划。该公司通过稍等一下，先看看其他公司选择何种工资或报酬再做决定，并能够从等待中获益。这样该公司就可以规避在它与其他公司同时决定工资时所不得不承担的高估或低估其他公司平均工资水平的风险。显然，考虑在对称的案例中，亚瑟·奥肯推测了工资决策的节奏将会是这样的：这个时间定位（time-location）问题的可能结果类似于一些空间定位（spatial-location）问题的可能结果。这样就会使公司倾向于将工资调整日期的分布情况传播开来（奥肯，1981）。
幸运的是，鲍尔和切凯蒂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精确的分析。他们是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背景中研究价格设定的，并分析是否所有公司都会在同一时期（比如说春天或秋天）做出两期的承诺，或分析他们是否会以交错的方式做出承诺。
下面我将讲到对交错模型的第二个反对。这个反对似乎是针对工资和价格承诺的时间长度的外生性。然而，相比新兴古典主义者，赞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目标却担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基础的学者们更加频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这种关注的结果就是，被称为菜单成本的想法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第二波浪潮。菜单成本的意思是改变餐厅“菜单”上的价格是有成本的，此处以菜单成本作为例子（也可以说是一个隐喻）是旨在说明公司在改变其价目表或薪酬标准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生产准备成本（set-up costs）。在这方面有大量的重要论文，我们稍加限制，只引用其中少数几篇：埃坦·舍申瑟和约拉姆·韦斯（Eytan Sheshinksy and Yoram Weiss，1983）的早期论文显示在菜单成本下可以得到最优的价格制定策略函数Pp，类似于存货策略Ss；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妮特·耶伦（George Akerlof and Janet Yellen，1985）以及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1985）的论文则提出了以下命题：一个小菜单成本可以产生一个工资或价格的无反应区域，该无反应区域足以允许产生一个相当大的萧条或高涨。
当然，认为修改薪酬标准时存在生产准备成本（我强调的是做出工资决策的成本）的这个想法是在论证工资交错模型与价格交错模型时的其中一种联系。但第二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显然仍对工资设定和价格设定是遵循有规律的、预先设定的计划表（如每年1月或者每年春季和秋季）的这个想法不满意。他们认为“你显然同意，如果需求冲击足够大，就会导致工资或价格提前进行重新评估，所以余下的部分为什么不也遵循该逻辑呢？我们继续内生化实际工资和最优工资之间的差距大小，其差距正好大到足以召开工资审查会议以立即公布最优工资，并且摒弃掉你预先固定的那张令人为难的计划表”，年轻的学者都会这样说（或者我也是这样设想的）。
让我立足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此改革运动做出回应，由于我已经进入了太久，或许这个回应会显得过于简略。我相信，公司管理者根据预设的计划表利用预约好的时间来从事复杂的运作以解决各种需要做出决策的问题，这通常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该方法有许多优点。如果按定期计划表有规划地进行操作，就不可能因疏忽而遗漏掉某些方面的决策，也就没有必要将注意力放在不断提醒自己和他人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持续上升的紧迫性上。当到达约定时间时，它会自动被提上议程。其次，当公司做小规模的初步研究以试图暂时估计出现在的实际工资和最优工资的差距或者实际价格和最优价格的差距是否超过了触发点时，该公司不必为此初步研究付出任何成本。在论证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工资设定而产生了生产准备成本（尤其是达成一个决策的成本），让我们继续监控局势，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现自己过早做出这种决定是空想的。这意味着每天都要做出决策。公司决定其工资（和价格）的时间选择是一个次优的问题，鉴于管理者可用的决策时间存在约束限制，所以新浪潮理论家提出的最优解决方案其实并不是最优的。
如果大家承认这些观察是有说服力的（至少对于一些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出新浪潮犯错误的地方。其错误之处在于：公司可能会在一些情况下强烈地怀疑触发点已经被超过了，以至于该公司会被迫提前审查工资或价格。然而也不能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虽然要考虑到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如果它应该发生），但那些因此而扔掉时间计划表的公司也并没有达到最优的状况，所以新浪潮的理论基础仍一如既往地的牢固。
虽然如此，新浪潮通过强调周期性并不意味着绝对刚性的周期（在绝对刚性的周期中周期长度处处都独立于该公司工资和价格的预期趋势路径的增长率），仍极大地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运动。
关键术语
Key Words
staggering mode交错模型
wage-staggering model工资交错模型
super-neutral超中性的
lead time交付周期
working model工作模型
spring offensive春季斗争
time-location时间定位
spatial-location空间定位
set-up costs生产准备成本
注释
Notes
1.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1981）在其专题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时也强调了许多其他观点，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很新颖的。在我1979论文合集的引言中也有对这一点的阐述（我都已经忘记了）。
2.奥斯瓦德于1985年创作的一篇令人关注的论文就是关于该主题的（Oswald，1985）。
3.艾伦·布林德在一篇关于指数化的论文中表达了关于这个相同主题的另一种观点（Alan Blinder，1977）
4.迈克尔·帕金在一些我原以为仍未发表的论文（第5章引用其作为参考文献）中，用日本数据运行了新凯恩斯模型，与新兴古典模型进行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