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下，佛教复兴运动在社会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佛教的文教事业也得到巨大发展。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伽办学和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办学给近代的佛教运动带来了一线生机。中国佛教总会等佛教团体纷纷出现，支那内学院佛教院校、《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佛教的慈善事业、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些都促进了佛教教育的发展。陈兵和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114]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
6.中国佛教教育的宏观论述
这方面主要表现在针对佛教教育的弊端而寻找新的对策。如陈星桥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理念与展望》[115]中指出，当前我国佛教教育存在不少问题，但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思想观念有待改进。二是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对此，我们在推行21世纪中国佛教教育时应确立全方位教育、素质教育、处理好“学”与“修”的关系。王雷泉在《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116]中也指出，当前中国佛教教育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教育资源；教育范围狭窄，学制管理失序；价权威缺位，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要走出佛教教育的困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开源分流”；在办学力量和教育体制上“公私兼顾”；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因材施教”；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实相符”。黄夏年先生则主要对历史上的“丛林教育”的缺点进行批判，从“学”与“修”关系的处理上，纠正佛教教的不足。他指出，“修”是目的与结果，“学”是方法和手段，要合理把握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学即修，修即学，两者是不二的。总之，我们对学与修的关系，应该给予一个既全向又准确和事实求是的客观理解，避免那种将学与修对立起来的看法[117]。上述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指导佛教教育的走向具有重要价值。
总之，随着新世纪的中国佛教教育呈现出很多新问题，学术界的佛教教育研究视野逐步开阔，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多，这对于推动佛教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六、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是一种文化，同时也是其他各种文化形态的重要载体。佛教的经籍浩如烟海，佛教的故事丰富多彩，佛教的散文、诗歌、戏曲、小说等别具一格，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从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佛教便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印度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广泛借助神通、灵验等民间故事自我宣传。魏晋南北朝时，《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幽冥录》、《冥祥记》、《神异记》、《拾遗记》等志怪小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佛教色彩。此后，唐传奇、宋志怪、明神魔、清人情等小说都与佛教密切相关。所以，佛教和文学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文学创作者积极吸收佛教因素如佛教教义、活动、仪式、组织等，并将其纳入文学创作，这就深刻影响到文学的结构、情节、语言、思维、思想、艺术空间等。同时，僧侣与佛教居士文人又以小说、传奇、譬喻、俗讲、寓言、故事等，使佛教更加深入民间生活，由此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领域与内涵。近代以来，虽然佛教受到学者的批判，但佛教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
佛教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进入新世纪的最初7年，大陆学术界关于佛教文学探讨的论文大致有200余篇，专著有十几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与文学的关系
佛教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佛教与文学的交涉形成佛教文学，佛教文学的最初表现主要是佛典中的譬喻、因缘类作品及本生、本行类故事，这是从文学角度界定佛教文学。实际上，佛教文学范围更宽广，佛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也属于佛教文学的内容。佛教文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佛教影响文学的途径、表现以及佛教文学的价值等。目前，学术界探讨佛教文学主要着眼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而没对文学对佛教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学术界对佛教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多注重一定时期或地域的特殊问题，如张弘的《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1180]，就是对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的探析，而他的《南朝佛教与文学》[119]则更是关于这个时期佛教与文学关系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胡遂的《佛教与晚唐诗》[120]则是关于唐代佛教与诗歌研究的代表作品。张文莉的《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121]奠定了她在宋代佛教与宋诗研究方面的醒目地位。哈迎飞的《“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122]详细论证了五四时期五位代表性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而谭桂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则对20世纪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触及文学与佛学的深刻内涵。弘学的《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123]是一部佛教文学的力作，该书从翻译、音韵、文体、佛教的散文、论著、说唱等方面，对佛教与文学作了横向研究，有很多创新之处。
2.文学著作与佛教
学术界的佛教文学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探讨文学著作中的佛教因素。就佛教文学涉及的文学作品来看，一类是古典文学，如《文心雕龙》、《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这些名著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心雕龙》是仅次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热点作品，2000年以前已有学者说明刘勰《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从《文心雕龙》的结构到思想都能清楚地看出佛教的痕迹。《西游记》与佛教的关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与以往论述不同的是，曹炳建在《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中，以《〈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124]为题，对《西游记》实际所涉及的44种佛教经目进行考证，作者认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不是完全“荒唐无稽”，《西游记》作者不是虔诚佛教徒，其创作的《西游记》并非有意宣传佛教。蔡相宗在《从佛教唯识宗看〈西游记〉人物形象塑造》[125]中，则从佛教唯识宗的思想出发，认为《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四人只是各自代表了人的某一部分，合和起来，才组成一个有血有肉又有情识的完整的人。这是作者在深谙佛教唯识宗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明了学佛主旨，将人按照妄心的特点分成四大部分，最后又借助相关的有形事物将无形的妄心生动地描绘出来，为我们塑造了唐僧、悟空、八戒、沙僧这四位一体的艺术典型。这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类是一般的文学作品与佛教的关系，它实际上涉及作家与佛教的关系。有的作品还将文学著作的诸佛菩萨进行归类。这类论文很多，并且多从具体问题入手分析佛教的影响，作者往往深受佛教的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居士。
3.佛教语言学研究
语言不仅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佛教思维的载体。佛教开始传播依赖于口传，而不同地域的方言又代表着不同的佛教文化因子。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无论是佛教的传播，还是佛经的翻译乃至佛教的思想，与语言都存在莫大的关联。佛教语言学涉及佛教的语言观、佛教对中国语言学和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理论等问题。从事佛教语言学研究需要有较好的语言修养，同时还要精通佛教。因此，研究佛教语言受很多条件的限制。相关的代表文章有《天竺佛教语言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126]、《佛教的语言观》[127]、《“不立名相”与“非不立名相”———佛教的“中道”语言观》[128]等。
4.佛经文学研究
已有很多学者对佛经本身的文学性进行考察，《佛经的文学性解读》[129]应用题材学、主题学方法，同时用民俗学的母题，揭示佛经的文学价值，是佛经文学研究的力著。母题经常被学者作为分析佛经文学的典型。因此，佛经文学研究实际上引入了民俗学方法。《佛教与中国翻译学》[130]认为，我国翻译学正是依赖佛经的翻译，通过借鉴佛教概念范畴、理论命题、思想方法、思维模式四种途径建立和发展起来。中国翻译学正是围绕这一体系在探索，使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一步步走向圆融，使译作趋于圆通。孙昌武的《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131]对佛教典籍翻译所体现的文学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5.从文明交往角度看佛教文学
刘方在《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的《从一则中国佛教故事看宗教信仰的影响、传播与变异》[132]，对“延州夫人”故事做了多角度分析。王青的《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133]是以中印文明交往为背景，对印度佛教影响下的中国小说的演变、佛教深入民间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作了探讨。薛克翘近年来发表的许多论文涉及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的专著《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从中印文明交往的角度，对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具有具体、翔实、系统的特点。而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134]则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展开论述，其中涉及观音、咒语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等问题。
6.佛教文化研究
方立天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佛教文化的内涵与建设》[135]一文中谈到，在信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佛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做得好，当今佛教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佛教作为传统文化，与儒、道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方面。儒、释、道三家中儒家体现了人本主义传统，道家代表了自然主义传统，佛教代表了解脱主义传统，三个传统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神生活的支柱，适应了不同的人，符合不同阶层的需要。这是学术界关于佛教文化的开创论文，对于指导佛教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杨曾文先生在《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之我见》[136]中，回顾佛教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对新世纪佛教文化建设提出了五项任务：整理出版佛教丛书；大力发展佛教教育，培育新世纪佛教人才；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办好佛教文化研究所；提高寺庙的文化品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还有洪修平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137]及吴为山、王月清主编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艺术》[138]等。
总之，新世纪最初7年汉语学术界的佛教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广泛探讨，这对学术界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七、佛教艺术研究
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在碑刻、造像、绘画、塔寺、音乐等方面，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本来是佛教的传播和表现方式。在学科独立后，佛教艺术成为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涉及宗教、哲学、历史、文化、民俗、民族、考古、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
从20世纪初，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佛教艺术，标志着佛教艺术学科的初步建立。20世纪60年代，类型学和现代技术应用于佛教艺术，从而大大扩展了佛教艺术的研究范围。近年来，佛教艺术研究越来越细化和深化，在石窟、造像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就佛教美术和佛教音乐来讲，学术界从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展开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
2000—2006年的7年当中，汉语学术界关于佛教艺术研究的比较流行的著作是张法编写的《佛教艺术》[139]，该书具有宏观、系统、全面的特点，内容丰富，结构完整，作者力图从印度佛教、汉化佛教、藏传佛教的比较中，揭示佛教艺术的一般特点，从文化背景中找寻艺术差异，从文明交往角度揭示佛教艺术的文化内涵，对佛教艺术的渊源、时空、类型、佛塔、佛寺、石窟、佛境都给予观照。我们可以新世纪最初7年中国学术界佛教艺术研究取得的成果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艺术研究的学科建构
以往的佛教艺术研究往往拘泥于具体的佛教艺术问题，而没有从佛教艺术学科方面作论述和说明。彭肜的《“佛教艺术学”引论》[140]在对国内外佛教艺术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主张从主题学、范畴学、形态学、风格学和修辞学五大方面深入探索“佛教艺术”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并以此来建构“佛教艺术学”的基本框架。这种对佛教艺术学的建构，立足点在于从多学科、多方法角度，并借鉴西方的学科分类，对佛教艺术作了高度的归纳。这对于促进佛教艺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志远的《中国佛教表现艺术》一书是近年来在佛教艺术研究领域难得的创新之作。该书提出佛教表现艺术的概念并探讨其内涵，努力建构一种全新的佛教艺术研究体系。
2.梳理佛教艺术的历史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