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使教育投资收益率大大下降甚至成为负数。前面提到的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科生成为正式员工后工资是2000元左右，而一个农民工在成为熟练建筑工后，月收入也在3000-4000元之间。一个普通高校招聘教师会有数千硕士应聘，不少研究生就业后的收入与本专科毕业生没有区别。“上学高成本”和“就业低收入”之间的反差，使教育收益率大大降低。教育成本是因受教育多花费的金钱加上因受教育不能工作而未能获得的收入，教育收益是因受教育而比别人多获得的收入，教育收益率是教育收益的折现值与教育成本之比。有人计算，扩招前的1995年中国平均教育收益率为5.73%。（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只相当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教育收益率的1/3-1/2。扩招后，很多毕业生特别是一些普通院校毕业生，实际也就是因过量扩招而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其教育成本不小，但没有低一等级学校毕业生收入高，成本难以收回，教育收益率大大下降，以后可能出现负数的情况。教育作为脱贫致富途径的功能在很多人身上不再有效。有人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念大学和不念大学，人生前景大不相同，所以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念大学。这是一种典型的认识谬误。一个人可能因为上大学而使自己人生辉煌，但所有的人都能念大学，很多人还是要按照社会的岗位比例需求去从事低收入的最简单的普通劳动。
（8）加剧了教育不公和分配不公。大学生过多导致人均教育经费减少，使学校难以对学习成绩优异的贫困生给予有效的学费减免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奖学金，一些优秀的学生处境艰难甚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经济优裕的学生不仅轻轻松松，还可以多交学费而念“民办”、复读和考研。有学者指出，目前实行的扩招政策，看起来是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这增加的教育机会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富裕阶层成员的后代，尤其在农村绝大部分如此，这将使富者更富，穷者则更穷，实际上不是在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而是在加大这一贫富差距。
公平而又有效率的大学教育经费安排应当是：集中财政经费用于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大学生；培养精英的重点大学学费大幅减免，贫困生发放生活费；非重点高校根据社会需要安排招生总量，加强对贫困生的照顾。有人说，大学扩招可以满足更多人的学习需要。不过，中国的教育经费还没有充足到这个程度。对那些计划外愿意满足自己读书需要的经济优裕家庭学生，如果适当招收，必须按成本收费，甚至高于办学成本，因为他们要争夺优秀教师和优质工作岗位。
（9）加剧了人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就业不公。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过多，极大地削弱了大学学历的选拔筛选功能。现在，机关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人际关系程度的不同在起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多数国有企业（通常被称为垄断行业）、甚至一些私营大公司录用员工，几乎完全由人际关系所决定，有的部门、行业用人基本上是在职工子女内部安排。这些单位用人，一般规定有学历限制。过去有大学学历者人数少，走后门受到一定制约，现在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女在全日制高校毕业已很普及，且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差不多想拿就能拿得到。因此这为走后门者大开方便之门。对青年人来说，找工作，找个好工作，比什么问题都重大，而在当前的就业机制中，在取得了“好”单位准入资格的众多就业竞争者中，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就业者社会资本量。虽然决定大学毕业生工作好坏的因素，要视专业好坏、学校差异、学历层次、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有所偏重，但总的来说，谁的社会资本越多，谁实现理想就业的优势就越大。因此，高校扩招为更多有门路的社会成员的子女提供了不公平竞争的通行证，加上许多低能力者更有可能读取高学历，这使低质量人员占据重要岗位，高质量人才则更多地被排挤和浪费。
（10）压抑了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大学扩招通过收学费增加消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教育消费与家庭的其他开支此涨彼消，教育消费的增加以抑制其他消费为代价。许多的家庭为了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得不节衣缩食，减少消费支出；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为了保证子女上大学的费用支出，要经过一段时间事先储蓄，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之一就是为教育支出做准备；许多农村家庭需要借债支付学费，需要长期后续积累，这样就会在一个较长时期抑制家庭其他方面的开支。其次，教育消费增加的需求小于其减少的需求。增加教育消费后，富裕家庭可能是总消费的净增加者，而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是总消费的净减少者。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预示更多的年轻人可能上大学，用收学费扩大需求预示着上大学要有更多的货币付出，这使更多的其子女不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家庭需要准备更多的存款，从而抑制了更多家庭的当前消费，因此，在需求不足时强调教育消费会使当时的总消费下降。由于货币贬值和消费自身的规律，当前节余的储蓄量未来也不一定变成等量的消费额。最后，普通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其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比较低。实证分析表明，扩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1999年为0.01%，2000年为0.02%。这与扩招前相比（1997、1998年均为0.01%），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大。
此外，认为高校扩招能产生“拉动内需”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增加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值。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第一，这种拉动要付出诸多成本代价和产生副作用；第二，付出资源增加的产值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总之，如果不顾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高等教育当作一种经济手段，希望短期内通过迅速扩大教育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经济的发展。
3.教师队伍面临的问题
（1）师范教育的地位舆论上在提高，实际上在降低。20世纪末，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并轨，教师教育体制改革，师范院校的学生不再享受“免费的午餐”——我国自民国以来师范学生“不缴费，还管饭”的优惠政策被取消了，师范生毕业包分配的政策也没有了——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滑坡。过去，上师范不拿钱，还有助学金，毕业后包分配，那些学业成绩优秀的农家子弟，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哪怕“定向培养”毕业后再回农村教书，他们也会选择上师范。现在，上师范与上其他大学一样缴费，而且不再包分配，因此，富裕人家的子弟不报师范，“弱势群体”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大学，当然也上不起师范。那些倾其家底上了师范的学生，也不愿再回到艰苦的农村教学。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山区、农村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滑坡，迫使师范院校不得不考虑如何摆脱困境，现在普遍的做法是去掉“师”字头、淡化“师范性”，向综合大学靠拢，可以说，“改辙易帜”已经成了师范院校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例如，烟台师范学院更名为鲁东大学，聊城师范学院更名为聊城大学。在国人的心目中，教师教育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滑局面。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所鼓励的综合大学办教育学院培养师资的想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综合大学缺少培养师资的人才、传统和经验，教学中又片面强调“学术性”，“师范性”被视为雕虫小技，结果他们牺牲一流的生源培养出的中小学师资却比不上原来中师培养的教师。
师范教育政策的改变，导致教师教育地位的滑坡；教师教育地位的滑坡，导致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滑坡；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滑坡，带来的是教师教育质量的滑坡；而教师教育质量的滑坡，又必然导致基础教育质量的滑坡。因此，政策误导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师范教育的地位问题了。
（2）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水平理论上在加强，实际上在削弱。我国现行的教师资格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弊端。不管什么专业毕业，只要通过了教育、人事部门组织的教育学、心理学书面考试，就可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许多大学，只要学生选修了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书面考试合格，就发给教师资格证书。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要求被淡化到这样的地步，是新中国教师教育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谁都明白，教师职业的专业化，需要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来保证。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时间保证，教师专业意识的唤醒、专业角色的确定、专业精神的培养、专业道德的修养、专业行为的养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技能的获得就是一句空话。通过书面考试认定教师资格的做法，如同让一个只会死记硬背的人给病人动手术一样危险，所不同的是教育效果具有滞后性，而不像动手术那样，在手术台上就能看到结果。
（3）教师教育改革滞后，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严重脱离基础教育改革实践。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是由国家发起的，而指导这次改革的知名专家，无一例外的都是教育科研部门和教师教育院校的教师教育专家。新课程改革培训搞了一轮又一轮，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就是现在的教师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严重脱离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
理论上讲，教师教育改革相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言应该具有适度的超前性。只有这样，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才能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但现实是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总是落后于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致使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后，很多人不能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
4.高校债务风险凸现
2007年吉林某重点大学在校园网站上发布校内通知，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该校财务处贴出的通知详细介绍了该校债务状况：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每年支付的银行利息高达1.5亿至1.7亿元，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据透露，该校目前负债30亿元，合并以后基建开支和人头费增加是造成债务的主要原因。
该大学未必是全国高校中贷款最多的，但它应该是最早“自愿”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
高校巨额债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国家教育扩招政策、社会转型，又有高校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扩招政策是高校债务风险的直接因素。从时间上看，高校巨额债务起始于1999年扩招政策。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而高等教育长期走精英化的缓慢发展路子，对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有些不适应，且不利于缓解基础教育面临的巨大升学压力，又时逢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为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增加教育消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出台了高校扩招政策。扩招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由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599万人，短短的10年时间翻了两番多。由此，扩建新校区以满足办学需要成为必然。与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增大相伴随的是教育资源增长缓慢，生均教育资源急剧下降。在高校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了校园拥挤、教室紧张、设备不足、师生比降低、食宿条件低劣等现象，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发展步伐。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制定高等院校设置条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评估方案等，对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如校园面积、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师生比等进行了硬性规定。这些文件的颁布并实施，有力地促进了高校自觉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但也把大部分高等院校逼上了扩建新校区的道路。虽然国家每年都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是根本无法满足高校快速建设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