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求天志”和“三表法”的决策效果评价
墨子认为决策的正确与否应该用“求天志”和“三表法”来判断。
一、“求天志”
墨子认为法天的理由包括：天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德广无私，爱利万民；天为义之所出；天为政治之最高统治者；天欲义而恶不义；天欲人努力从事；天欲人相爱相利。他在《法仪》篇中说到：“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天的运行广大而无私，他施恩赐惠无穷无尽，他的光明长久不衰，所以圣王以天作治国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动作行事，一定视天而定，天所欲为的去做，天所不欲的就停止去做。然而天所欲和所恶的又是什么呢？天希望人们能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怎么知道天要人们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呢？因为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凭什么知道上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呢？因为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到供养。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国。人无论是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所以没有人不饲养牛马、喂猪犬、酿米酒、制米饼，以敬事天。这不正是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供养吗？天既然宽宏大量让人们有得供养，怎么还可以说天不要人们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天一定降福与他。仇恨和抢夺他人的，天一定降祸给他。每天残杀无辜的人，一定会有祸患降临。”为什么说人们若相互杀害，天一定要降祸患给他们呢？是因为上天要人们相爱相利，而不要人们相互仇恨相互抢夺。）
二、“三表法”
墨子的“三表法”是“求天志”的深化和具体化。墨子在《非命》上、中、下三篇对“三表法”都有所描述。
《非命上》云：“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非命中》云：“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诸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非命下》云：“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做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
综合《非命》上、中、下各篇的不同提法，我们可以归结如下：第一表，本之者：（1）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2）考之天鬼之志。第二表，原之者：（1）原察众人耳目之实。（2）征以先王之书。第三表，用之者：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其中上篇之言最为完整，无天鬼之说，又与现代相通。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要考察先圣大王的历史，考察先辈的间接经验，就是“以史为鉴”。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以其为借鉴，可以见兴衰。换言之，这就是以史为参照系，以史为标准。我们在决策时通过以往案例的分析可学到许多宝贵经验，以史明鉴可以知兴盛。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要观察人们所闻所见的实情，就是要了解人们所获得的直接经验，就是要考察民情，就是要察知人民的实践活动。墨子在《明鬼下》说：“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以为无。若是，何不一乡一里而问之？”（要考察一件事情的有无，必须以众人耳目闻见作标准。如果听到看到的，就必定以为有，不曾听到见到，就必定以为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不到一乡一里去问问呢？）在制定和完善决策过程中要注意群众的反馈意见，及时修正。
“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通过实际产生的社会效果来检验决策的正确性。墨子同时在《兼爱下》篇指出：“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即如果决策的内容不能实现，那么就应该及时调整和修改，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墨子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对认识进行检验的问题，以及检验的标准问题，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用科学哲学的语言讲，“检验具有能够确认理论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这样双重的功能。它不仅对理论的有效性有价值，对其真理性的作用更为重要。”可见，检验是界定认识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环节，检验是通向真理彼岸的航船。标准则是使一切认识显现真伪的试金石。检验参照标准能使正确的认识得到证实，能使错误的认识得到证伪。标准是划清认识之真伪的分界线与分水岭，检验则是“划清”这一活动过程本身。在这一哲学基础上，科学理论就可以建立起来。其实无论是“考先圣大王之事”，还是“察众之耳目之请”，其本质都是实践，即过去的与现在的实践，“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与“合其志功而观”就是考察言论与实践活动的效果。墨子的三表法所界定的真理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很一致的。
第四节以墨子止楚攻宋为例分析墨子的决策
楚国当时是南方的大国、强国，而宋国是中原地区的小国、弱国。楚王为攻打宋国，请公输般制造了一批云梯，准备随时进攻。宋国危在旦夕。墨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一面吩咐禽滑厘带领三百多人前往宋国支援，一面亲自前往楚国，劝说楚王放弃不义之战。楚强宋弱，利、害关系正是楚、宋之间的关系，即楚国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的策略，而宋国只能选择对自己害处最小的策略。墨子要想制止这场战争，关键在于楚国的行动选择。对于墨子代表的宋国来说，楚国主动停止攻宋是最佳选择。在《公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我们来逐步分析墨子的决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