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秋天，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奉命进至札马附近时，始终觉得这一战场对己军不利，便与罗马军队的首领小西皮阿开始谈判，以此达成转移决战场所的目的。
不料小西皮阿看透了汉尼拔的用意，故意书面辱骂汉尼拔，使汉尼拔恼羞成怒，终于硬着头皮决定应战。札马决战，双方的兵力都在四万左右，罗马军队以逸待劳，且占有地利之便，又刚得到优良骑兵的增援；而迦太基军队经过长途跋涉，连续行军，人马劳累，战斗力远不如罗马军队。
汉尼拔很清楚敌我双方的优劣点，为了避开不利地形，他不情愿地将主要突击方向选在罗马军正面的中央方阵上。汉尼拔先放出了战象实施冲击。罗马军沉着应战，在战象接近时，第一列步兵突然吹响号角，强烈的号角声震撼着整个战场。由于汉尼拔的战象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在阵阵号角声中不禁惊恐万状，有的战象竟然折返回去，直奔迦太基军的方阵，倒把迦太基的左翼战马惊吓得狂奔乱跳。有些战象冲入罗马的方阵，罗马军从容让过战象，阵势基本未乱。小西皮阿见到己军已顶住对方战象的冲击，随即下令两翼的骑兵出击。迦太基军的左翼骑兵本来就乱了阵脚，在优势的罗马骑兵面前，再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了，很快就陷入崩溃；迦太基的右翼骑兵苦于数量太少，最终也无法顶住罗马骑兵的疯狂冲击。
汉尼拔目睹这一切，自知毫无办法，便率少量骑兵突围而去。札马决战以迦太基军的彻底覆灭而告终。汉尼拔清楚地知道札马的地形对自己十分不利，那么为什么他还是下了开战的决心呢？
这一决策的主要原因是汉尼拔受舆论所制，因他害怕承担不战而逃的责任，所以产生了侥幸求胜、急于一战的心理，结果反遭败绩。
古今中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例并不少。其主将大多是因势所迫而为之，或悲壮或无奈，而像汉尼拔这样虽觉不利，却又因“舆论”因素而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的做法，实在让人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身为敌方首领的小西皮阿，在窥破了汉尼拔试图借着谈判以摆脱劣势的意图之后，采取激将法及迫使对方就范的做法，以辱骂的方式让对方下不了台，于是，最终取得这场决定性的胜利。
与汉尼拔相比，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魏国大将司马懿可就明智得多。当时，诸葛亮率大军北伐曹魏时，身为同是三国时代名将的司马懿领军迎战。他对诸葛亮灵活多变的战术，常常觉得无计可施，在吃了几次苦头后，干脆就闭城休战，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来对付诸葛亮。因为他认定诸葛亮远道来袭，后援补给不便，只要拖延时日，消耗蜀军战斗力，最后一定可以把握良机反败为胜。
果然，诸葛亮耐不住他的沉默战法，好几次派兵到城下骂阵，企图激怒魏兵，引诱司马懿出城决战，但魏兵在司马懿的严格控制下，仍一直闷声不响。为此，诸葛亮又心生“激将法”，派人送给司马懿一件女人的衣裳，并附上一封信说：“如果你不敢出城应战，就穿上这件衣裳，然后我们就回去。如果你是一个知耻的勇士，希望你堂堂正正地列阵决战。”
这封充满侮辱的信，果然在曹魏的军营里激起很大的反响，那些少年气盛的部将纷纷对司马懿说：“士可杀不可辱，如果我们一味地沉默，未免太懦弱了。我们希望主将快下令，出城和蜀军决一死战。”
司马懿虽然也被这封信激怒了，但他毕竟老谋深算，知道蜀军人人怀着建功的心愿而来，斗志昂扬，在没有力竭以前，这场仗绝不好打，所以他仍勉强把心中的怒气压抑下来，不顾舆论反对，力排众议且劝慰部属，把自己的军心稳住，终于没让诸葛亮的计谋得逞。
就这样又坚持了数月，诸葛亮不幸病逝于军中，此时蜀军群龙无首，只好悄悄退兵。不久，蜀帝阿斗因昏庸无能，胸无大志，受不了司马懿大军压境，竟反过来向曹魏投降，蜀汉就此灭亡了。
想想，当时司马懿如果不能忍一时之辱，在“舆论”的左右下贸然出兵迎战，极有可能与汉尼拔一般，那么，历史是否要重写呢？
人类喜欢争斗，因为古今中外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人们总是宁肯进攻而不肯撤退，宁肯轰轰烈烈打到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肯无声无息地被看成是缺乏勇气的懦夫。汉尼拔当初之所以“硬着头皮”迎战，其因也正在于此。
显然，该前进或撤退，都须以领导者的智谋、气魄来进行决断。真正该进攻时反而畏缩不前，自然要被视为懦夫。问题是像汉尼拔、司马懿所面临的局势，“迎战”显然不是上策，贸然一战反而是不智之举。所以该守就守，该避战就避战，该撤退就撤退，尽管那些看来“消极”的做法会遭受敌人的嘲笑或内部的反对，但领导者的价值，就在于能把这些嘲笑和反对的意见全扛在身上，以无比的气魄坚持自己的原则，静待最好的时机。司马懿虽然不被时人所赞赏，甚至还遭受许多非难与诬蔑，但他获得了最后胜利，成为结束三国鼎立的大赢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身为领导者，应以团体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一时的进退荣辱算不了什么，这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