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烦人的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的挤压声中，在等待与焦虑的愁绪之中，在似醒非醒的睡梦之中，列车终于又一次进入了伏尔加格勒站。
一下火车，我们就直奔公司设在市中心“劳动宫”的销售办公室。想先在那里休息一下，并与公司总经理柳巴科夫取得联系。
真是比预先约定的还要巧，柳巴科夫此刻正端坐在销售办公室，与销售人员在谈话。
我们一推门入内，他抬起了头，看到两个几天前就已经回国的中国人，又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着实大吃一惊。他急切地问道：“张、盖纳，你们，你们怎么没有回中国？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简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请他能够尽快帮忙解决。对于这种外交、签证方面的事情，“老柳”确实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他也突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两个中国人不能马上回国，对中国人、对奥尔飞公司、对柳巴科夫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事情。
事不宜迟，他带着我们立即上车，赶往伏尔加格勒内务部。经过了解，像我们这样过了期限的签证，确实必须由内务部开出专门的“出境证”才能出境。
内务部要求公司出具介绍信、提供多项证明文件、要求提供本人照片……。于是汽车在公司与内务部之间的公路上来回奔忙。
直至下午4点，我们总算办齐了所有的文件，排队登记取得了“解放证书”！这是一份贴有本人照片、限定出境日期的“出境证。”
我们急忙赶在伏尔加格勒市机票办事处下班以前，改签、确认了第二天从莫斯科飞回上海的航班。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尽快赶回莫斯科。
从伏尔加格勒到莫斯科的飞机早已经飞走了。当我们赶到火车站，当日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票也已经告罄。我们只好抱着最后的希望去汽车站了。谢天谢地，从伏尔加格勒到莫斯科的长途大巴快车，也只剩下最后两张汽车票了。
晚上18点，伏尔加格勒——莫斯科的大巴准时发车。由于我们的座位是在大巴的最后一排，乘坐在这辆长途汽车上，仿佛坐上了剧烈颠簸的“坦克车”。
汽车走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除了上下剧烈颠簸就是左右猛烈摇动！我们不时被颠上去抛下来，又不时被晃得七倒八歪的，再加上几天来睡不好、吃不香的，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上，感觉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痛苦折腾，浑身难受至极。
夜幕下广袤的俄罗斯原野一片漆黑。只有偶尔过往汽车的大光灯射出的几束光柱，给与寂静的荒野一丝生气。
长途大巴在沿途停靠了四次，让受够了颠簸折磨的乘客下车，舒展筋骨活络四肢。每次停车的地方，一般都有几家小店铺，供应一些面包、啤酒之类的食品。除了小店发出的微弱灯光，漆黑的四周、无垠的荒野，成了旅客们的“天然洗手间。”
如此走走停停，经过近十七、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大巴终于开到了莫斯科巴伐列茨火车站的站前广场。
因为有了第一次被挡在安检门外不能上飞机的“经历”，所以我们虽然怀揣“解放证书”，还是不敢有丝毫大意，武晓红早早地就用车将我们送到了机场。
莫斯科——上海航班开始放行了。我们重复了出境的顺序：海关、机场、安检。
当我们依次平安通过边防检查的安全门，立刻就返身，向继续守候在机场入口处的武晓红夫妇俩高兴地挥动双臂——她们也微笑着向我们挥动双臂——只有我们之间才能够体会到那一刻的百感交集！
挥动着的双臂，无声地承载着我们激动万分的感情；默默地表达着我们对武晓红女士的深切感激。也表达了我们对柳巴科夫先生的深深谢意。
TY154飞机发出了巨大的轰鸣，飞机起飞了。几天来一直堵在我心头的巨石落地了！
我在心中默默地呼喊着：
再见啦，武晓红女士！
再见啦，柳巴科夫。阿列山大。尼古拉维奇先生！
谢谢、谢谢啦！
3月26日上午8点，当俄航班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我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妻子，还有同事沈慧英、小陈、小王。一种“到家”的感觉，使我百感交集、如释重负。
回家的路上，妻子对我说：“你回来得正巧，今天上午女儿还在学校里等着我呢。”
“哦，有什么事？”我问。
“今天是女儿毕业的日子。我本来准备去她们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什么时候开始？”
“十点钟开始吧。”
我一看表，已经是九点半了。“还来得及，我们赶紧往她们学校赶。”同事小陈马上将车头一转，就往女儿的学校开去。
当我们赶到学校，焦急地等在门口的女儿，立刻将我们领到会场。
这时，主持毕业典礼的学校领导正在宣布：……上海外国语大学2002年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现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