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边区和新四军，因为他们不仅以此树立了一个范例，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还是中国伟大的游击运动的先锋和最有效的部分。他们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当时，他们在敌后已经建立并在扩大未来新中国的模式。
但是抗日的并不仅仅是未来中国的自觉的先锋队。中国的人民之战和全国统一战线保证这次斗争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其意义和力量在于：没有任何中国军队投降敌人。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没有默默接受侵略者的统治。分散活动的中国流动部队，或者同其他部队保持松散的联系，或者接受中央司令部的命令，不断骚扰日军的后方。在所有的敌占区，中国农民传统的秘密帮派、村镇的自卫组织或者新建立的武装力量都坚持抗日斗争，因为在日军的统治下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
为什么日本人的进攻到处引起爱好和平的居民如此强烈的仇恨和拚命的抵抗呢？只要读读田伯烈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和范士伯（AmletoVespa）的《日本的间谍》这两本书，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两本书具体地描述了侵略中国的日军到处烧杀奸淫的可怕兽行。滥杀和奸淫成为日军的普遍现象，这倒不是因为所有日本士兵都是禽兽，而是他们接受帝国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他们相信帝国主义对中国整个民族的侮辱是正义的，正如同纳粹分子残酷的大屠杀是德国法西斯制度的必然结果一样。
日本人的掠夺也不是偶然的。日本公然宣称，它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其头重脚轻的畸形经济寻找原料和销售市场。但它的经济十分脆弱，以致无法通过“正常的”帝国主义手段来占领这个国家，对它进行投资和加以发展。它必须从中国身上立即榨取利润来为其军事冒险提供资金。所以在它占领的城市中，日军不断掳掠废铁和一切可以变为现金的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在农村，它搜刮了农民最后一点点粮食。上行下效，日本军官和士兵则抢劫民财，中饱私囊。在日本军队中，抢劫不算罪过，而是他们打仗的目的。
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观察这场战争的每一个客观的人士都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远征不仅危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危及每一个中国人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管他是老式中国人，还是新派中国人；不管他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还是军人。
有两个条件使中国人民有可能抵御日本人的可怕侵略。第一是日军的战线太长，他们手中现有的那点兵力不可能防守远离交通线的地方。第二是全中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和武装起来了。像“红枪会”之类的老式农民自卫组织仍然存在华中各地，仅湖南一省就有队员150万人之多。多年的内战使枪支散布于全中国农村。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通过断断续续的在省级军队中服役，通过农村民团和土匪之间的不断冲突、农民和地主武装之间的阶级斗争，学会了使用武器。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民兵组织把这些枪支和人员集中起来，实行了强化训练。主力军撤退时留在敌后的或为组织群众而专门留下的小股正规军人进一步加强了这支力量，使之成为各省游击队的中坚支柱。典型的游击队，甚至“红枪会”游击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员。几乎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或漫画家。演说家其实只不过是老式说书人而已，他们用古老的说唱形式歌颂游击队的事迹。随着时光的流逝，比较现代化的政工人员设法找到经过早期的残酷斗争而幸存下来的游击队。也有一些游击队主动同有组织的中心建立联系。
但是下面写到的，只是一段时间内日军犯下的部分罪行和他们遭到的抵抗，自然不会是中国战事的全部。
东北
中国在东北的有组织的抵抗从1931年持续到1933年，直到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将军领导的军队最后不得不退到苏联境内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无数独立的游击队对侵略者进行了零星的战斗。这些游击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由地主和东北军老将领统率的；有的主要由工人组成，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还有一些游击队，大部分是“红枪会”、“红胡子”帮会成员、武装的农民、东北传统的骑马边匪。日本人发动了许多次“剿匪战役”，但是只不过杀害了一些无辜百姓而已。为了巩固其对农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集体屠杀和无比残酷的行政措施，如在一个地区烧掉所有的村庄，强迫居民集中到一个村庄，由一支驻军看守。
然而游击队继续发展壮大。为了同自由中国的发展相适应，他们也在政治上采取统一战线的做法，实行统一指挥。1936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由前东北军组成的“反日联军”（地主谢文东领导其佃农抗日的“自卫军”、“铁血军”和“救国军”全都合并于李杜将军领导的“反日联军”，他的职务于1937年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确认），还有其他抗日武装，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这支联军拥有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共达15万人之多，其中有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侨居东北并参加抗日的白俄，甚至还有从日军投奔过来的人。后来，它分成12个军，其中的一个军，即二军，主要由朝鲜人组成。联军的弹药给养，一部分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部分是由友好的“满洲国”军队秘密提供的。这些抗日军队依靠人民的同情和自己多年抗击数十万日军的经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各军都设有政治部，许多从城市逃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抗日联军的基本政策很简单，就是收复失地、帮助中国政府军队抗日、没收日本人和伪政权人员的财产资助抗日活动。根据卢沟桥事变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决定，这12个军分别在四个战区作战。在这四个战区内，日军占领了大部分领土。第一战区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管辖，包括辽宁省东部。第二战区包括吉林省东部地区，由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管辖。吉林南部是第三战区，由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管辖。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负责黑龙江省北部的第四战区。
日本作者伊藤在东京的《世界导报》上写道：
“根据官方的战报，在东北事变以后的三年内，日军和义勇军作战共1850次。如果我们把报纸上报道的材料收集起来，从1935年至1938年战斗的次数一定会超过以前三年的战斗总数。”
东北义勇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他们高举斗争的火炬，鼓舞了一代英雄的青年。在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东北义勇军最先实行统一战线，并巩固了这种做法。《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流行全中国的抗战歌曲。
日本人试图对东北实行铁的统治。他们让整个村庄的居民以自己的生命担保没有义勇军的活动。农村地区建筑了许多公路、铁路和堡垒。日本驻军达40万人，“剿匪战役”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甚至亲日的出版物也不得不承认，居民们是坚决爱国的，日本的权力中心不断遭到大无畏的中国人的严重打击。
米切尔在1938年8月一期的《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东北人把中国其他地方叫做‘关内’。关内战争对东北的每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懂得汉语的外国人在乡下旅行时，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的人士一见面，就询问关内战况……当地人民明白，必须把自己称作‘满洲国’的臣民。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他们是完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奇怪得很，我们在中国内地听到的那种团结精神同样传播到了东北中华儿女的身上。”
米切尔还谈到，日军承认1 9 3 7年在东北“剿匪”行动中死伤1300人。任何了解日本军事数学的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意味着日军的死伤人数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倍。
还有一位作者在同年12月一期的《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在沈阳，日军的冬季补给品、军服等等被人放火烧掉，这无疑会影响‘满洲国’实行的羊毛禁运政策……”
东北人民群众也在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1938年底，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色彩的历史性事件。
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越过长城，进入热河和辽宁，同那里的义勇军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开进东北失地。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和平原，响起了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坚强不屈的战士们欢笑着，奔向对方。11月14日，成立了冀热辽边区战区。
根据1939年初重庆中央政府发表的一项命令，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的省政府正式恢复建制。它们在日本入侵后曾一度中止活动。虽然大家认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两股游击队铁流在“满洲国”边界的汇合毕竟为此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
“田中奏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我的奋斗》。在这个臭名远扬的秘密文件中，日本一直把东北和内蒙古视为必须首先夺取的一块基地，然后才能进一步在亚洲大陆实现其野心。事实上，日本用武力占领东北后，便立即把它的触角伸向内蒙古的草原，正如同希特勒德国的魔爪慢慢伸向富饶的乌克兰一样。1931年东北事变后，1933年就轮到热河。接着，日本人就于1935年吞并了察哈尔南部六县而成立了所谓“自治的”内蒙古走廊。1936年，日本人的“蚕食”遭到当头一棒，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大败日蒙“自治”政府的军队，使全中国为之振奋。
当中国管辖的内蒙古终于开始进行抵抗的时候，外蒙古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日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阻挠着它建立一个蒙古帝国的美梦。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它的边界已经受到同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的保护，不受侵犯。当日军于1935年进犯它的领土时，新成立的蒙古军队在贝尔湖教训了他们一顿，对此，他们是不会很快忘记的。
这样一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就只能去征服内蒙古了。早在战争初期，日军就打到了平绥铁路的终点站包头。但是，他们后来再也没有什么进展。马占山的骑兵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军的交通线，消灭其驻军，收复一座座城镇。这位机智灵活、骁勇善战的将军在东北曾使日本人大伤脑筋。
在百灵庙大捷的傅作义将军于1937年10月离开内蒙古开赴山西去保卫太原。他英勇保卫太原的精神，甚至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后来，他回来了。他的军队包围了日军单薄的防线。来自边区以及陕北、陇东、宁夏南部以前苏区的八路军和与它有联系的游击队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参加这次战役的，不仅有中国战士，而且有大批蒙古军队，其中许多人接受过日军的训练。在日军包头阵地以西几英里处，驻扎着马鸿逵将军的半土耳其式的骑兵。
马占山的骑兵在敌后对日军的不断袭击，拖住了大批日军，延缓了他们进攻的速度。自那时以来，这种袭击从未间断过。这些勇敢的骑兵闯入包头和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夺取了日军的补给品和大炮，使日本人在内蒙古的先头部队长期以来无法进一步前进，只能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地位。如果日本人能用现有的兵力继续往前打，他们该多么高兴。西南不远的地方就是陕北及其中心城市延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所在地，它是一切进步事物的象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最仇恨的。通过宁夏往西去，就可以攻打来自苏联的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干线。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日本人只能死死守着铁路线，没有前进一步。
在我们离开内蒙古草原以前，有一件重要的事实必须指出。经常投诚的，不仅有“满洲国”的伪军，而且有日本人训练出来的蒙古军队。这种投诚在1938年11月达到高潮：张家口附近的10000名蒙古兵反正，他们杀死日本军队，骑着马向西投奔马占山。不仅日本人“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略没有成功，而且也未能用蒙古人打中国人。蒙古人在过去中国军阀统治时代，无疑遭受民族压迫，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一度听信了日本人的花言巧语。但很快就不是这样了。现实生活教育了内蒙古的部族、公主、喇嘛、平民百姓，使他们明白，只有全心全意地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的民族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强权政治中的马前卒，每个人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军人的奴隶。与此同时，在陕甘宁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代表机构中，一批蒙古族人体会到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将作为中华民族民主联合体的平等成员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他们还看到，正是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这个未来的美景开始逐步形成。
山西
山西省简称晋，位于绥远以南、日军侵略内蒙古的西线。山西的高原有着丰富的矿藏，是控制华北平原的咽喉，早为日本人所垂涎，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及。正是在这里，中央军、省军和八路军共同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表明它不善于山地作战，对付不了游击战。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省份：那里的地租、利息高得出奇，典型的金融机构是当铺，主要的财源是鸦片；军队吃得坏、装备差，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在内地省级军队中亦属下乘。这次战争爆发后，山西农民仍然一见中国军队来了就纷纷逃走，正像他们听到日军进村赶快逃跑一样。而后来，军民关系则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