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他对我们这些记者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作了一次关于国共关系的回顾，从抗日战争前夕直到我们访问延安的时候，他都亲身参与过。我们采访他的日期是1944年10月13日—我们刚从敌后游击区回到延安不久即将返回重庆的时候。在这次采访后不到一星期，突然发生了史迪威将军（时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被免职的不明智之举，这是蒋对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罗斯福不幸同意了。他的这一同意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国共两党战后合作的可能性就为重新爆发内战所取代。他的这一同意对美国未来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支持中国实现战后和平的趋势发生了逆转，转而支持和供应蒋介石打内战；在总的国策方面，这是美国同未来的新中国断绝关系长达22年的前奏，美国为了围堵和扼杀新中国，在外部，不惜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内部，从“谁丢掉了中国”的歇斯底里狂叫发展到麦卡锡主义的瘟疫。他的这一同意甚至对全世界的命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的源头之一。
周恩来从中日战争发生前夕1936年的“西安事变”谈起。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继续进行已历10年的反共内战感到不满，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使他转向国内和平、团结抗日。当时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代表，从中调停斡旋。蒋勉强同意后获得释放，恢复了作为国家和军队首脑的地位。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奋起抗战，由于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保证合作。
1940年，国民党违反合作抗日的行动变本加厉，共产党政治家林祖涵（伯渠）携带了关于加强相互团结的20点建议，从延安到达重庆。但国民党谈判代表不愿意把这一建议呈送给蒋介石，因此改为12点书面建议，其余部分用口头表述。
1944年8月，周恩来发表了回顾“谈判过程”的谈话。
国共谈判的恢复是在新形势下促成的。1944年4月以后，中国中部的国民党战线沉寂已久，这时因日军重新发动进攻而迅速瓦解。但在北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却收复了越来越多曾被敌人占领的农村地区，从而显示出它的能力。只有在缅甸边境，在史迪威将军主持下在印度重新训练和补给的国民党部队表现得比较出色。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加上国内和国际的压力，重庆的政局有些松动的样子。表现之一是国民党勉强准许我们这个记者团去访问延安，稍后又有美军观察组因史迪威的力主和华盛顿急于战胜日本的要求而被派往延安。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国民参政会”中关于国内局势的讨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新展开。“国民参政会”是在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成立的机构，参政员中有少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若干中间派政治团体的人物。
但是，由于国民党设置了无数陷阱，讨论受到很多阻碍，最后事实上趋于停顿。
周恩来在会见我们时对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7月26日的声明逐条加以驳斥。梁的声明故意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国共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两党关系已有改善。
周恩来说，现在正在谈判以往没有讨论的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对的，但是他的意见和梁所说的“种种问题大体上都解决了”的那种意见截然相反：“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没有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关于重建我们在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无线电联系、自由使用邮递、释放被捕人员、停止对共产党造谣污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关于取消封锁和停止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些重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连说这件事简直都是多余的了。”
梁说“政府与共产党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这种讲法被周指责为“蓄意迷惑此地和国外的人民。事实上，两党在原则上表现出巨大的分歧”。周说，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一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加强抗战，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公正、正确解决国共关系和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看法，也是99%的中国人民的看法。“然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当局的看法则不同。从开始到最后，他们一直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再加上限制、削弱和消灭别人的政策（狂妄自大地而且蛊惑人心地坚持别人必须服从和支持所谓统一，而不允许问一问所说的那种统一是否有利于抗战），这就是两党至今仍然谈不拢的真正原因”。梁说共产党保证要合作而行动却相反，周反驳了梁的这种说法，宣布共产党一直遵守1937年的诺言，而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民主动员的政策和真正实现三民主义，而这正是共产党做出保证的必要条件。
他接着详细地叙述了两党谈判的真实情况，这一谈判无论在军事、政治或财政方面，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达成协议。
最后，周恩来评论说，尽管梁说两党分歧正在解决过程之中，并且一再重申，中国确实应当避免内战，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不同。事实表明，上月对边区发生过多次袭击，即阎锡山的61军与日军和国民党军达成一致协议，进攻陕西的八路军；李品仙领导的军队攻击湖北的新四军部队，而这支部队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当时还在进攻日军以牵制日军在正规前线的作战；还有一支国民党军队攻击了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的游击队。“这些事件表明，军事冲突仍在继续，内战危险尚未过去”。
他指出：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两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为此，需要统治当局和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策和那种削弱并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必须立即将民主付诸实施，两党关系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而这是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
我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开始发送第一批新华社新闻电讯。当我问他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如何取得时，他告诉我是他装在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医药都不准供应，所以他常常利用经常来往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我长期为它工作）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针—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来。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1938年在临时首都武汉。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当时是为美国合众社工作），经常到他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去访问，有时直接去拜访他。尽管我当时年轻、不成熟—我还没有满23岁，但他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力、清晰、非常严肃而态度却又非常活泼—没有书生气、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派助手来告诉我各种事件和动向，使我对形势不断有新的了解。还有，正是他介绍我去采访了叶挺将军（即将出任正在组建的新四军军长）。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后来在国外被广泛采用，成为研究新四军军史的重要资料。
后来在重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所获得的最可靠的消息都来自周恩来的办公室，有的是直接取得的，有的是通过龚澎或他的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同外国记者保持着经常接触。
关于周恩来在重庆时的情况，我有一些个人的记忆，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国记者交谈时，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他的回应是对我狠狠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惟一的一次例外。
二是他作为领导人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就来到了会场，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以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马上就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的交谈的主角。
三是他的统一战线意识，即使是在最边缘的场合也不忽视。有一次，我们外国记者同董显光又为新闻检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一个公开的招待会上，他趁同我握手的机会，低声对我说，不要对董过分为难。他这样说是为了对董和他的更反动的上级区别对待，还是只想提醒我不要表现得过“左”，我不知道—不论是为什么，他的话含义是很深刻的。
此外，周恩来同中共代表团中其他同志相处时那种“亲如一家”的气氛，也是很有教育意义和令人难忘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厨师、警卫、通讯员等），他都平等相待。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但是，在工作中，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严格要求的，直到每一个具体细节。
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后来，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敬爱的总理”。其实，早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他就为人们所敬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