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日志当然也是一种写作，但它和过去人们所写的书面日记有很大的不同。博客使一种相当私密、安静和分散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公开、热闹和集中的行为，使一种主要是面对自己或至多再加上几位至朋好友的私人写作变成了一种面向公众、且主要是面向陌生人的公开写作。
这样，博客就使其写作和传统的写作有了一种质的不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写作，它不再是一种孤独的写作，甚至不完全是一种个人写作，它不断地处在一种流动和回旋之中。写作者随时能看到读者的反应，他也可以回复、链接，可以随时介入争论，可以加入各种博客的圈子。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被看”状态下的写作。博客的写作甚至可以说就主要是为了“被看”，而希望被人看者自然也会“看人”，会看别人的博客，至少也会看看别人对自己写作的评论和留言。大多数人上博客网的时间大概还是更多地花在“看”而不是“写”上面。博客们下“笔”时也总是会意识到别人的目光，他们实际上是在一种众目睽睽下写作。许多博客们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希望引人注目，追求点击率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机。这就使自我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向他人的“传达”，甚至这“表达”有时还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而他们也希望“看”到别人，看到别样的人们，别样的生活，尤其是看到网下不易接触到的名人的生活。
博客可以在网上看到大量别人的写作，由此也许就能触发他自己的写作欲望，而大量的“看”也有助于提升他自己的写作能力，最后乃至达到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一种良好写作状态和水准。一个好的博客作家也许就这样炼成了。写作是需要鼓励和刺激的，需要有发表和得到评论的机会。博客正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正是博客使写作的队伍无比的浩大。
王朔曾经在他的小说中写到过一个极想写作的人，他经常进入一种紧张的构思，但是，他不容易整理清楚自己的思绪，自然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但思绪又常常是需要通过发表来整理的，有时仅仅是一次发表的机会就可造就一个作家。所以，如果这事搁在今天，那位极想写作者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可以尝试做一个博客，不断写自己成文和不成文的东西，如果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还可以用笔名。中国近代以来有两次作者用笔名的高峰，一次是上个世纪之交报刊大兴的时候；一次是这个世纪之交网络大兴的时候。而上次主要还是精英写作，这次则是大众的写作。上次笔名变化还不多，这次各种笔名之丰富和有趣，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蔚然大观”的文化现象。
而不仅是“看”，还有“被看”。一种能够被许多人“看”的感觉刺激着写作，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能够被看到”的动力和机会，千千万万过去普通的写作者——过去他们的写作不会有机会发表，不会被人注意——终于有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过去他们在创作上被轻视乃至根本被忽视，现在他们则可以在网上得到正视乃至重视。他们可以在博客上表达心声，寻求同好。他们不可能都有很高的点击率，但是，也差不多总能引起一些注意，总能找到一些自己的朋友。他们可以相当尽兴地表达自己，而自由表达的感受是美好的。
所以，我以为，至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博客的意义更多的还是在“看”和“被看”，而不是在“写”。这一点在与传统日记的比较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传统日记的写作者主要是写，他看不到别人的日记，他自己写的也不会轻易示人。至多有一二亲朋好友的交流切磋。而博客将一种“互看”发展到极致，它实际上把日志的关键词从传统的“写”变成了“看”。
人们或者会说：“没有写，哪来的看？”的确如此。但对博客来说，还有另一方面，“没有看，哪来的写？”而这后一方面对博客来说也许是更重要的。在博客上，是“看”和“被看”催生了大量的写，刺激了不断的写。博客的“写”是一种由“看”和“被看”提供动力和条件的“写”。所以，至少从今天中国的博客网来看，它还更多地像是一个大看场，而不是一个大作坊。
原载《新京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９日
数量政治与人性差异
任何社会的政治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的。一定数量的人，这是任何社会、任何政治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鲁滨孙，无所谓政治、也无所谓道德。加上一个土人“星期五”，才有了政治和道德，有了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处理才算正当的观察和考虑。
当然，这种两人关系是一种最极端、最起码的使政治伦理成立的关系，现实的关系绝对会比这人数多得多，复杂得多。单独的，突然被抛到文明世界之外的鲁滨孙只是极个别的情况。人类的初民社会并不是由一个个的个人联合而成，而是一开始就生活在人群之中，生活在氏族之中，一开始就有数十、数百以致数千之众。
但是，人类的“群治史”也许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或者分成两个基本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建立在直接接触的初级社会群体基础上的，人数大致只有数千到数万，或再加上一些外围地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小邦政治”，另一个部分是建立在间接接触的社会群体基础上的，人数从数十万到数亿，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国政治”，这里所说的“大国”是相对于“小邦”说的，所以，今天除了很少的几个像欧洲腹地或太平洋上的袖珍国家，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即便像瑞士相对于古代的城邦来说，也还是“大国”。同时，这些“大国”在今天又无一例外地卷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
自然，历史总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实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难于划分或者互相包容或夹带的情况，比如说，古罗马帝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其权力的中枢还是罗马城里的少数人。又比如说，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大国”兴起，但在早期也曾存在过还有像威尼斯、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共和国，甚或分散各处的一些“土围子”。
但我们从比较典型，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西方历史的两端着眼，还是可以分出两种主要的形态：一是古代希腊的城邦，一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西方政治的发展就此也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或部分，一是建立在较少的人数基础上的城邦政治，一是建立在较多人数基础上的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政治。而如果更集中于在这两端都大行其道的民主（多数统治），则我们更注意古希腊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和现代西方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除了政治社会的人数，还有政治社会的统治方式，也可以从人数的角度观察，即究竟是一人统治、少数统治还是多数统治。这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古典的基本政体划分——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基本划分的重要性，在现代也还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方式。由谁统治和如何统治仍然是一个难解难分的问题。它们可以互相组合，尤其是一人统治可以与少数结合，也可以与多数联合；前者一定是等级制，后者则可表现为民主政治。它们也可以三者混合，这种混合政制在斯巴达那里，在古罗马那里都存在过，且被证明是相当稳定有效的政制。
总之，任何社会都包含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必须面对一定数量的人。第二，这一定数量的人按其内在和外在的差异，在任何社会都可以分出多数和少数，而且可能是各种不同的复合的多数和少数、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
前一种事实，即数量的事实在政治上的意义是，这个数量增大到某种程度，可能就引起政体的不同，乃至正是这种规模导致国家的产生，例如从氏族到部落、到国家的过程，再如被普遍推崇的民主制度，由于人数瓶颈的制约，就会有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或直接参与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这一差别。
后一个有关差异的事实，涉及人性的一个根本问题。由各种不同的差异可以分出许多种多数和少数，它们常常是变动不居、人员流动的。会有很多临时的多数和少数，但也会有一些相对比较稳定、乃至不可改变的多数和少数，例如由血统、种族差别所导致的多数和少数。而最重要的一种多数与少数的区分，在政治哲学方面也最具重大意义的区分，在我看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分，这就是根据价值追求和精神状况所作的区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一“多数”和“少数”不是以职业、阶级、种族等标准划分的，它们的具体成员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相互流动的，但这一“多数”和“少数”却可能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即在任何社会里都始终有一个这样的“多数”和一个这样的“少数”，也许比例有所不同，范围有所广狭，但“多数”还是“多数”，“少数”仍是“少数”。一般来说，界定两者的基本标准是：这一“多数”
比那个“少数”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温饱而非自由、独立；更依从权力、权威而非自身的判断；更相信外在的奇迹而非内在的神明。也就是说，这一“多数”和“少数”主要是以人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追求划分的，也可能与人们的天赋气质和才智水平密切相关。
任何研究社会的人也就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正视它们在政治和道德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也主要是考虑它们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意义。
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基本事实经常遭到人们的忽视——也许恰恰因为它们是太明显了而遭到人们的忽视。
原载《权衡》２００６年第７期
